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了解传承古代的文化文明，理清汉语文学发展的脉络。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读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去尝试感受古人的心境与思考，重温他们的情感和志向。提高自己的思维方式，让自己的精神得到生长。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和文化素养。因为古代人面对的很多问题，对生命的困惑，在我们现在也是要面对的，你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第一，高度切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实际。本书的初稿草创于1995年，12年来，编著者每年都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讲授该门课程，并在课堂讲授、师生讨论和课外作业的基础上，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订。可以说，本书凝聚着编著者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也凝聚着十多届研究生的学习心得，是师生教学互动的产物。第二，充分体现编著者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是以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基本对象的学科，而古籍整理与研究应该包括文献形态、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编纂、检索等相关的组成部分，由此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编纂学和古籍检索学等，便构成本书自成体系的结构内容。本书对上述各个学术板块的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整合，使全书具有较为严整的逻辑体系和独特的理论色彩。书中将传统的辨伪学并入古籍考证学，辑佚学并人古籍编纂学，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构架中偏重于文学文献学的内容。文献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中属于二级学科，设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称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设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称为“历史文献学”。虽然“文史不分家”，但在学科传统中，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侧重于语言文学文献，后者侧重于历史文献。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基础课，在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作为研究生学术入门的基础。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需要，本书在讲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偏重于介绍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例。当然，本书所说的“文学”，不是指20世纪以来界定的“纯文学”，而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而这也是适合古典文献学自身的时代特征的。同时，遵照启功先生制定的基本方针，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也始终坚持以整理为基础，以研究为导引，古籍整理与古籍研究并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贯通、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结合的学术特色，这一点在本书的撰述中也有所体现。第四，重视传授具体而实用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引导研究生进行科研实践。中国古典文献学既是一门理论课程，也是一门实践课程，正如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开篇所说的：“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因此研究方法应该在这门课程中占据核心地位，并贯穿于教材的各个章节，成为教材的主干部分。比如版本鉴定、古籍校勘、目录编撰、诗文注释、史实考证等，本书大都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为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之梯航。而本书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相关理论的解析，也格外注重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对象，以具体而实用的实例作为理论的支撑。本书在每一节后还设计了一些“思考与练习”的题目，可供学生进行学术实践时参考、选择。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顾名思义 自己i想 这个专业可以报考公务员 就业就。。。。不好说
很长，我粘贴了一部分，剩下你自己看吧！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风书局1956年版）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窃以为侯先生此言过于乐观。不仅5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史界都很难说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解自己的历史”；不仅是侯先生所专攻的中国思想史界，而且在我们古代文论界，其实都是在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事。近日读王先霈教授新著《国学举要·文卷》，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先霈教授是在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 著者在《国学举要·文卷》之“绪论”开章明义，谓是书“所要介绍和评析的，是中国古人提出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这部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专著，为“国学举要”丛书之一种，所举之“要”依次包括历史概要、思想精要和知识辑要。这是一种限定也是一个平台，著者在这个平台上将如何言说？ 古代文论之言说有不同的方式，哲学—美学式的，心理—心态式的，学案—学理式的，或者批评—评点式的。言说方式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本身从特定的角度构成思想。往深处说，言说方式之异取决于言说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之异。《文卷》之言说古代文论，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概括起来说就是大问题，大背景和大手笔。 “文”（文学理论、文学观念），作为国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其“要”何在？那就是，如何理解“文学”这个概念。《文卷》一书，其知识的和理论的出发点或依据是现代文艺学关于“文学”的定义，其观照和研究的对象却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论述和思想，这二者并不能完全对应。作为现代文艺学的关键词，“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它有着特定的所指（所谓“语言的艺术”）；而作为国学门的一个术语，“文学”的内涵和处延极为宽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献典籍”及“精通文献典籍之士”）。二者构成一个悖论，同时也形成一种张力，其间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文卷》的入思方式是：“依据现代文艺学的文学观念，重在概念的内涵而不是表达概念的词语，凡是古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述，不管用什么词语表述，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当然，我们也将注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抓住“文学”这个概念，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文论之言说的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问题；而对“文学”概念的阐释并不以中就西、削足适履，则是著者解答此“大问题”的最佳路径。 《文卷》认为，古汉语词汇中，真正能与“语言的艺术”相对应的并不是“文学”而是“文”和“文章”。文，意谓对文字、言辞的修饰而使其藻丽；章，则是对“文”的修饰含义的强调。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丽和绮靡就是文，就是章，就是萧统《文选序》所言“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认定魏晋是文学独立或自觉的时代，依据的就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艺学的标准。然而，魏晋文学的“丽”和“绮靡”在促成文学独立的同时，却也留下“从质及讹，弥近弥淡”的隐患。后来陈子昂痛斥“文章道弊”、“采丽竞繁”，可见真正有风骨的文章是不能太“文”太“章”的。早在齐梁之际，用骈文写作的刘勰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其《情采篇》有“衣锦耿衣，恶文太章”之喻。不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然而，文学如果太讲究太雕琢语言则最终将无艺术可言。因此，《文卷》言说中国文学思想，虽然也谈语言（第一章第三节题为“独体、表意的文字带来的对文学形式美的特殊追求”），但更多的是谈文学的“言”外之义，谈中国古人对文学的独到理解。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到诗有三境，从兴观群怨到发愤著书到熏浸刺提，思考和言说的都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问题：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能做什么。言说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有异，而《文卷》从中找到一个“基本的模式”，并将其概括为中国古人对文学的三种基本态度：以文为用，以文为哭，以文为戏。以文为用的文学观，主要是所谓社会的“积极成员”所持有和维护的，是中国古代“以文教化”的文化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为“以文教化”，其中又有“上化下”与“下刺上”之别，前者多迂腐训诫之言，读之令人生厌；后者乃为情造文之作，因其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而世代传诵。而社会的“积极成员”之中多有怀才不遇者，他们的“文”连同他们自己并不能为社会所“用”，忠而见疑，信而被谤，能无“哭”乎？心忧而歌且谣，既是个体性的心理排遣或慰藉，也是社会性政治性之怨愤情绪的喷涌或发抒。以文为哭的文学孕育了以文为哭的文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诞生于书斋，而是诞生于人生的苦难和对这苦难的体验与哭歌。长歌可以当哭，和墨可助谈笑，故孔子既讲“诗可以怨”，亦讲“游于艺”。以文为戏，搁置外在的实用的目的，撇开利益得失的考量，或自遣或娱众，其高境界是人性与能力的自由舒展所带来的快乐。如果说，以文为用和以文为哭，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伦理性和抒情性，而以文为戏则强调了文学的超功利性及审美性。《文卷》对三者的的揭橥及其整合，不仅是对“文学”这一“大问题”的破解，而且是对古代文论之言说方式的优选。 汉语言的“文学”一词并不通向“语言的艺术”，而是通向“为文教化”，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学”，均为刘勰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即“人之文”），故二者在语义上是相通的甚至是重合的。《文卷》对“大问题”的言说有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大背景”：自始至终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言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著者指出：“用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思想，能够看得更深透，能够更客观地分析其长处和弱点，认识它在不同情势下的不同作用和不同命运。……从这里出发，可以客观地分析自家的遗产，对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作出全面的解释。”比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论稿》提出许多独到的观点，就在于不是就文学看文学，而是从文化背景出发看文学。前述《文卷》所论“以文为用”，即是文化观照的结果。宗法制度下以伦理为社会意识的核心，文学理论注重教化和功利，“以文为用”遂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宗法制度下的纲纪文化还影响到古代文学对文体的选择，言政教纲常之志的诗文为文体之正，说儿女之真情的小说戏曲则难登大雅之堂，乐天《长恨歌》因叙燕妮之私而被讥为“不晓文章体裁”。与西方文论相比，中国的叙事理论发展滞后，这是中国古代制度文化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的局限。 《文卷》将古代文论之言说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既有孟子式的“知人论世”，亦有陈寅恪式的“了解之同情”。讲唐宋文论的一节，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两代文学理论之异同，指出前者是上升的进取的开放的，后者则趋于收敛、成熟、定型。初唐陈子昂讲“骨气端翔，音情顿挫”，以金石之声表现风骨、传达兴寄，这是“唐型文化”在文学上的纲领。与子昂“音情顿挫”相衔接是杜甫的“沉郁顿挫”，由“音情”而“沉郁”，初唐的激昂奔放，已内敛为中唐的深沉厚重。到了宋代苏轼则为“清壮顿挫”，东坡之“清壮”，既有词风的清新自然、壮阔豪放，亦有人格的旷放达观。而在这词风和人格的背后，则是宋代文化的儒道释兼综，是宋型文化之中文学理论的成熟。《文卷》用“音情顿挫”、“沉郁顿挫”、“清壮顿挫”既将陈子昂、杜甫、苏轼缀为一体并见出三人的同中之异，又最终揭示出唐宋两代文学理论嬗变的文化根源及时代足音，这一原创性言说堪称《文卷》一绝。 《文心雕龙·论说篇》：“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文卷》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精中国古代文论的“大问题”，颇有一种敷理举统、弥纶群言的大师风范。《文卷》中的“群言”，既有本土资源亦有异域资讯，既有先贤旧谈亦有后学新论，著者按辔中外之域，环络古今之际，挥洒自如，开阖有序，有管锥、谈艺之博大而不流于琐细，有金明馆主之通脱而不失之冷涩。比如“绪论”部分论“中国文学思想漫长而辉煌的过去”，并不去谈五帝三代、周秦两汉，而是宕开一笔，从容不迫地叙说起1827年1月31日歌德与爱克曼关于中国小说的谈话。尔后“画面”一转，是歌德的同胞黑格尔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讲授《历史哲学》，给中国历史以极高的评价。这种含而不露的叙述，颇有中国古典小说“染叶衬花”之妙。 言说中国古代文论，若仅仅囿于木土资源则难见庐山真面目。《文卷》对诸多问题的观照，其理论视域在中外之间流转变换，使得学理的探究既是多侧面的又是深层次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一节论刘勰“体性”观，先引用歌德“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之界定，旁证彦和作家风格论是文学理论批评走向审美自觉之标志。彦和标举“八体”，每一体皆有“根”有“叶”，《文卷》又引德国十九世纪文艺理论家威克纳格的风格理论，借以解读“根”、“叶”之所指，并指明刘勰的风格论起到了唤起欣赏力和培养批评力的作用。《文卷》之出入于古今中外如行云流水，自然而然，不露丝毫痕迹。如“思想精要”部分评介庄子文学思想，讲庄子“真画者”的“解衣般礴”，从杜甫的“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说到清恽南《南田画跋》的“作画须有解衣般礴、旁若无人之意”，又说到俄罗斯小说家契诃夫关于文学创作中“个人自由感觉”的妙语：让坎肩敞开，不系领带。读到这里，我们似乎觉得杜甫、恽南、契诃夫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文人，竟能坐在一起讨论庄子的文学思想，真是妙不可言！ 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谓“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此即彦和“觇文见心”之义。读王先霈教授《国学举要·文卷》，不揣浅陋而大胆设身处地代著者立心：先霈教授是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中国古代文论。
文献分类与检索 内容提要】索引的研究、编制与文献流通形式变化息息相关。以计算机为主体的新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广泛应用，对索引理论研究及编制形成冲击，同时也带来变革的要求。10年来我国索引编制研究的起伏波动，说明索引研究应顺应社会文献流通需要而变革的重要性。书目编制、数据库建设及文献标引、检索语言方面等研究的发展趋势，也说明新技术运用对于文献整理带来的新特点、新要求。索引理论研究和编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使索引编制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索引是利用文献的工具，与文献流通形式的变化息息相关。10年来在索引编制理论研究方面发生了波动，说明我们关于索引编制的理念正随着文献整理现代化进步而发生深刻地变化。以往文献以纸质载体为主，索引编制靠人工，编排技术百多年没有发生多大改变，理论研究相对稳定。自从计算机及其相关电子技术应用于文献领域并成为新流通载体后，索引编制手段及索引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传统理念产生很大冲击，这是造成索引研究波动的根本原因。本文就10年(1993-2002)来索引研究的状况进行剖析，以求得一二看法，为索引研究深入发展筹谋。 1 索引理论研究低落，相关研究发展强劲 我国很早就有索引的编撰和理论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索引编制理论和方法传到我国，曾掀起索引编制和研究的高潮，成果辉煌。新中国建立后，安定的社会环境，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氛围，索引的理论研究和编制才真正掀起高潮。虽然文化大革命影响了索引事业的发展，但拨乱反正后，索引研究与编制又蓬勃兴起。尤其是80年代末期中国索引学会成立，领导索引研究，组织索引开发，开展学术交流，使我国索引事业走向规范化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索引理论的高峰期，1996年以后研究数量相对减少。《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报道的信息显示了这种趋势（见表1）。但这种滑动并不表明我国索引研究衰退，而只能说明传统理论研究在减少，这是索引研究走向成熟的转折。能说明问题的是与索引研究相关学科或索引应用理论研究走向强劲。 表1 索引编制理论研究情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总 共 38 44 36 25 20 31 29 0 1 2 226传统编制 37 42 32 25 20 29 28 0 1 2 216自动化编制 1 2 4 0 0 2 1 0 0 0 10 1 书目的编制研究 书目编制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汉代刘向著《七略》麇集众书始，书目便成为人们查检文献的重要工具。其六分群书并以此编排的方法，虽然有些幼稚，但已开索引先河。书目对保存文献并提供文献利用的功能，在两千多年历史中影响巨大。书目功能虽然主要不是用于文献查检，可在漫长岁月中人们主要靠书目来检索文献，以至许多学者将索引理论在中国的不完善归咎于书目的影响。直到现在关于书目编制的研究一直不衰。论述书目编制和数据库的文献就非常之多（不包括目录学理论、各种目录研究、图书馆编目及目录组织等文章，见表2）。尤其是运用自动化手段编制书目的研究逐渐增强。 表2 书目编制理论及数据库研究状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总 共 25 17 32 10 27 51 49 36 56 51 374书目编制 11 6 11 2 5 16 4 9 12 12 88传统编制 11 5 10 2 4 8 4 6 8 6 64自动化编制 0 1 1 0 1 8 0 3 4 6 24数据库研究 3 5 10 6 17 49 41 18 32 27 208 2 书目数据库建设研究 数据库是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献存储后的文献形态，大多数数据库就是电子版的书目。其多种检索途径又使它成为一部多功能索引。对它的研究90年代初期较少，而末期达到高峰，至今不减（见表2）。 3 文献标引研究 文献标引是揭示文献的途径，书目和索引的编制都离不开它。书目标引在于揭示群书篇目，索引标引所揭示的包括文献提名在内的各种知识点。在标引技术上没有本质区别，对它的研究一直是常见的选题。10年来研究文章比较多（见表3，不包括图书馆分类、编目所涉及的标引问题）。计算机技术大规模运用书目和索引编制以来，讨论自动化标引技术的文章越来越多，说明我国文献处理技术的研究已跟上世界发展的趋势。 表3 文献标引研究情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总 共 28 39 34 26 46 64 48 28 50 39 402传统理论 22 36 29 21 42 49 36 16 33 29 313自动化标引 6 3 5 5 4 15 12 12 17 10 89 4 文献检索语言研究 检索语言是人与文献对话的媒介，没有这种语言就无法做到文献规范化处理，就无法与文献沟通。特别是计算机技术运用以后，检索语言成为人机对话的途径。检索语言是具有一定规范标准的人工语言。例如《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以及各种形式的“关键词表”、“著者号码表”等。如今人们又提出用自然语言标引和检索计算机整理的文献，研讨热烈，有许多文章颇有见地，代表了检索语言的方向。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文献检索的探讨日益见多（见表4，数据不包括图书馆日常使用的分类法、主题法等）。 表4 文献检索语言研究状况（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 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总 共 15 37 25 16 41 29 25 35 37 19 279传统理论 15 35 24 15 38 25 21 27 29 11 240自动化语言 0 2 1 1 3 4 4 8 8 8 39 相关学科研究的强劲势头，是索引研究和编制的必然结果，是索引研究实用化的反映，也是索引科学与各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果。它告示我们对应用科学理论的探讨更应注重于实践。 2 索引研究发展曲线描述了电子技术应用文献流通领域的历程 10年中，关于索引编制、书目编制、书目数据库、文献标引、检索语言等研究，都经历了低→高→低的波动。驼峰从1995年开始至1999年，峰顶在1997-1998年。这正是以计算机为主体的现代电子技术在文献出版、存储、流通各环节普遍应用时期。计算机网络已成为人们实际使用的文献形式。其功能齐全、传播速度快、存储量大、收藏丰富、检索方便，准确率高，都是纸质文献所不及，有替代书本式文献之趋势。在人们心理（接受新生事物）、生理（适应并掌握操作技术）上产生了解、掌握、运用的欲望，因此关于新技术运用的研究探讨是必然现象。这种研究的热化，势必对传统理论形成冲击。但也要经历由浅入深、由一般介绍到深刻研究的进程。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和运转稳定后，该方面研究就会减少，因而形成曲线。这个曲线记录着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应用的历程。 1 计算机技术应用对传统索引理论研究的冲击 1994年研究索引理论的文章最多，随之逐渐减少（见表1）。与研究数据库建设、文献标引技术和检索语言的文章从1997年逐渐增多形成反差。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学术界对计算机技术在文献流通领域普遍应用的反映与研究探讨。1994-1996年是这类研究的酝酿、写作、发表周期。传统理论逐渐减少合乎学术研究发展趋势，但“0”发展不正常，重视一种研究而忽视其他研究的倾向不可取。传统索引编制理论是一切新索引编制和索引形式的理论基础，对其研究不可轻视。 2 书目数据库研究的发展曲线（见图1），明显表明计算机及其网络在图书馆和其他文献传播行业中运用的过程 关于数据库研究的文章始见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以介绍其功能作用为主。随着计算机在文献流通领域普及速度加快，文章数量开始增多，探讨数据库编制、检索以及制作技术等方面内容。1995年以后研究文章开始骤增，标志着计算机在以图书馆为主体的文献流通领域大规模应用。之后的三四年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普及应用的高峰，至90年代末基本稳定，于是研究的文章相对减少。 附图 图1 文献标引、检索语言、书目数据库研究情况示意图 3 文献标引的研究与检索语言的研究相依共存，都是揭示文献的方式和手段 检索语言是人与文献载体（印刷体、电子形式等）沟通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或代表这种语言的标识符号，把文献主体概念及其他有检索意义的特征表示出来，作为文献存储和检索的依据。没有检索语言，标引无法做到。不进行标引，检索语言便毫无用处。这是索引编制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文献整理后，这两方面的研究尤为需要。从图1可以看出，研究的高峰恰恰也在计算机技术普遍应用时期，表明了学术界对文献标引及其检索语言编制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学者与时俱进的学风和进取精神。计算机应用是索引理论研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不仅随着文献载体转变而变换其形态，而且关系到编制方法、操作过程等环节的改革与创新，更重要是索引编制的观念必须改变。这是索引编制史上一场重大的革命。 3 索引理论研究步伐不大但视野开阔 索引研究在众学科中是小字辈，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内容大都属于功能介绍、编制方法等探讨。随着科学研究深入发展，人们对文献需求广泛，索引理论研究便向着多元化、专深化发展。特别是新型文献载体的出现，开阔了索引理论研究的眼界。人们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求揭示文献的途径，10年来总体研究步伐迈得不大，但研究视野比以前开阔了许多，这本身就是索引理论研究的进步。 1 总体趋势是传统理论研究在减少，但反映的是对新形势下索引研究的呼唤 索引理论研究在90年代还很稳定。表1中1993-1999年间研究文章数量起伏不大，而且较多。说明我国学术界中有一批学者在关心索引事业的发展。在这较好的氛围中，中国索引学会功不可没，组织学术研究，与国内外学界交流互通，做了许多工作。在90年代中期，中国索引学会编辑了《索引研究论从》丛书，包括《索引的昨天与明天》、《索引技术和索引标准》、《论索引和索引方法》、《报纸索引和新闻数据库》、《索引编制自动化》5个分册，共收论文114篇，聘请相关专家撰写了有关索引编制原理及自动化编制技术、文献标引及自动化标引技术、检索语言编制及计算机语言识别技术、书目数据库技术等方面的论文，论及问题之深，引用资料之多，学术见解之新，是索引理论研究多年未曾有过的，为中国索引理论发展起了导航作用。但近几年研究文章骤减的状况应该引起学术界注意，反思以往的研究是否适于新形势、新局面的需要，如何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建立起新技术研究体系等，为网络环境下索引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2 索引研究视野逐步扩大，适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10年间报刊上共发表研究索引编制理论的文章203篇（这个数字是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内容包括索引编制的一般理论、自动化编制、国外索引编制、各种类型索引研究、索引史研究、对著名索引学者和编制机构研究、索引专著研究、各种检索工具索引编制、古籍和现代著作索引编制等（见表5）。一般理论研究只占5%，其他专门研究占2/3还强。在64篇理论文章中谈功能作用类27篇，编制原理类26篇，论索引事业发展8篇，对中外索引编制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3篇。从各种角度来研究索引编制，反映出索引研究的生命力，能够适应科学技术进步而发展。 表5 1993-2002索引理论研究分类状况（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 项 一般 自动 国外 索引 学者 索引 索引 检索 古籍 现代 总目 研究 化 索引 类型 机构 史 专著 工具 索引 著作 共数量 64 12 13 62 6 7 22 10 3 4 203 3 索引类型的研究数量较多，表明了索引学仍是一门实用科学 只要社会需要文献就有使用索引的要求。不论什么时候索引都是使用文献最便捷的途径。研究各种类型索引编制的文章62篇，几乎占1/3，论述了10多种索引的编制（见表6）。虽然平均文章不多，但反映出学术界给予的关注。这些索引功用不同，但都是人们所需要的。 表6 类型索引研究情况（按原始文献发表时间统计） 附图 4 计算机技术趋于稳定后，自动化方面的研究会减少，而研究索引类型、为学术著作编制索引会增多 新文献载体出现，文献利用形式发生变化，对这方面的研究必然要出现，但一旦普及并趋于稳定后，介绍或说明性文章就会减少，而逐渐转向深层次探讨，文章数量就要下落。研讨数据库文章逐渐减少就是例证。而在书目编制、文献标引、文献编排、检索语言等领域自动化研究逐渐增多则表明人们正在摆脱一般理论的研究，转向实用理论、专门编制方法的探讨。这也是计算机技术从应用到理论研究进展的过程。因此研究计算机应用于具体领域的文章会逐渐增多，逐步加深。 5 对索引史、索引研究与编制方面有贡献的学者或机构的研究逐渐减少，而对索引著作和检索工具索引编制研究的增多，反映出学术界更重视索引应用理论的研究，重视索引检索功能的探讨 虽然近3年这方面研究出现空白，但是暂时现象，是由于文献载体变换中出现的调整期。当计算机技术运行稳定后，由于机编速度快、抽词准确、编排规范等优点，节省大量编制成本和人工，势必会出现编撰索引的高潮。包括为古今中外各种学术研究而编制索引。索引成果不一定是印刷型，但功能一样。 只要文献功能没有消失，索引作用就不会消亡。从索引功利性能上讲，计算机在文献领域里广泛运用，为索引编制开辟了无限光明的前景，以往可望不可及的鸿篇巨著的索引编制，如今可能在俄倾之间，轻松愉快之中成就。文献使用步入了崭新的时代。 4 走出“理论”的困惑，建立大索引观，放眼于索引的实际应用 索引是“完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备文献”应该是既有原始文献又兼有检索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索引就是检索工具，依附于文献而存在。如今文献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索引研究也要洗心革面，使其适应新形势下人们对文献的需求。就索引研究的现状有几方面应引起我们重视。 1 应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创新思维 深刻研究当今人们利用文献的特点，研究计算机及其网络发展对文献传播的影响，网络环境下人们对文献使用的需求，以使索引编制适应人们未来利用文献的需要。索引理论研究既要适应文献形式变化，也应符合人们对所用文献的了解认知、心理适应和使用习惯。不能固守传统理论不放，理论与实用脱节，而失去指导实践的意义。建立创新思维，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建立一套完备的新理论，应该树立新的思维方式方法，敢于创新，敢于超前，以社会需求为研究目的，充分发挥索引在揭示文献上的作用，为文献利用提供快车道。 2 冲破“太平研究”的藩篱，增强其理性探索 现在许多研究是以发表文章为第一需要，所以在理论探讨上，都愿说“套话”，打“贯腔”，生怕新东西叫不准，新提法不被编辑认同，因此众云亦云，以求太平。还有个倾向，不论什么样内容都把它写成“理论”型，带有“理论”味，把特征、规律、功能等大谈一番。这实不可取。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要拘于一定的形式，内容深浅皆可，只要论述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好文章。索引是一门实用科学，应注重编撰技术的研究与探讨。可在10年中关于书目、索引编排技术（不包括图书馆目录组织）的研究只有44篇（见表7），这个数量是讨论索引编制和书目编制理论314篇文章（见表1、2）的14%，占这次在《全国报刊索引》查阅1 247条信息的5%，表明对编制技术方面的忽视。重“理论”，轻技术，是理性不足的显现。反映出业界习惯于约定俗成的运作，不善于开发与创新。 表7 关于书目索引编排技术研究（按《全国报刊索引》报道时间统计） 年代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共计总共 4 2 5 5 3 6 2 6 2 9 44传统 3 2 3 4 2 3 0 4 1 2 24自动化 1 0 2 1 1 3 2 2 1 7 20 3 相当研究人员对先进技术了解不足，对索引未来发展认识模糊 表1中研究传统理念数量与研究自动化编制之比为216:10，不能不说明学术界对新技术反映生疏。许多选题和论述，都不谈计算机运用于文献整理后产生的影响，而谈那些已被许多人谈过的问题。这是因为对新技术运用不甚了解，自然就不会对未来发展有清醒认识。90年代初期计算机在我国应用较少，而西方先进国家已大规模使用，这时理论界就应有个介绍的高潮，可实际上这种文章很少。说明我国索引界对新技术应用反映不够，学术研究相对滞后。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不然的话我们索引研究与编制就会落伍，就会影响国家和民族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4 首先要深刻了解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我们不时地更新、探索、追求，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为文献充分服务于社会保驾护航 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对文献的需要，开发出实用性强的索引产品，为社会服务。索引研究和编制要因时、因书、因人、因社会需求而宜，真能如此，社会怎不认同。 5 理论研究要与时俱进，与实践相结合，以社会实际需要为前提 对于原理的讨论是必须的，而专门编撰理论的研究更为重要。索引编制不顺应时代，脱离实际需求，就分文不值。要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建立需求→研究→新需求→新研究的机制，研究有针对性也就有了生命力。编制方法有了科学性，索引成果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 6 树立大索引观，开阔研究领域，为振兴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及经济建设服务 一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印刷型文献，虽然电子型文献目前人们不常见，但它终会成为文献主流载体，所以要加强数据库检索方式方法研究的力度，使电子文献更科学的为人们服务。二不能只重视社会科学方面文献的索引编制，要把眼界扩展为流通于整个社会的文献，比如经济建设、工业生产、商业服务业等方面，凡是能通过整序而流通于社会的文献，或者说通过整序后有利于社会流通的文献，都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比如产业名录、商品名录等。三要注重与索引研究交叉学科的研究，这些学科间研究目的相近，技术相关，功能相连。诸如文献的分类、编目、标引、校仇、考证以及数据库制作技术等。虽然整理目的不同，但许多技术相近，可以相互利用，共同完成文献的揭示与整理。 7 中国索引学会应加强力量引导学术研究 除组织学术活动外，更应该在索引理论研究方向上起导向作用，介绍世界上先进的编制技术和索引研究动态，引进成果，翻译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加强学术交流，使社会各界了解索引的新发展。学会也应吸收工商界有关技术人员参加，使索引研究更加实用化，直接与工农业生产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挂钩，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总之，10年来索引研究有喜也有忧，忧中也有喜。喜，研究成果颇丰。忧，后几年传统研究滑坡。滑坡的原因是社会对新技术广泛应用的关注，人们要有个了解熟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对传统技术进行重新审视、评价、借鉴并与新技术融会。后几年传统研究减少就是新旧技术融会调整的时期。今后定会出现个新理论蓬勃发展期，因此忧中又有喜。让我们做好理论准备，迎接新索引编制高潮的到来。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历史教学
顾名思义 自己i想 这个专业可以报考公务员 就业就。。。。不好说
经过孔子几十年的工作，他亲手完成了六种古籍的整理和编纂。(一)《诗》：后称《诗经》，包括“颂”(周、鲁、宋的宗庙祭祀乐歌)、“雅”(贵族创作的歌诗)、“风”(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诗)，编集了距今两千五百年至三千年之间的歌诗共305篇。这是中国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名著。孔子不但对这本诗集的歌诗进行收集、整理、校勘，还进行正乐(校正音律)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论语》中有他教学生读《诗》以及他用《诗》和讲《诗》的记录。(二)《书》：即《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上起尧舜，止至东周，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录了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六百年间的若干政事活动，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法律、地理、历法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古史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资料。据《纬书》说，《尚书》原有3240篇，经孔子辑佚整理，得120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时还有100篇，经魏晋南北朝又有散佚，现仅传58篇，包括《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三)《易》：即《周易》。原本是卜筮用书，但它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许多社会史料和文学资料。孔子不迷信鬼神，也从不占卜。他五十岁时钻研《周易》，发现了它的哲学价值。《论语述而》第十七章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读《易》曾“韦编三绝”。据说，他为讲解《易》，写了《周易大传》，发掘《易》的哲学内涵，孔子是第一位把《易》作为哲学来读、来讲的学者，从而确定了这部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四)《礼》：又称《礼经》，实际指《仪礼》17篇。(后来“十三经”中的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周礼》是战国人编的，《礼记》是汉代人编的礼学论文集。)这17篇，全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记录婚、冠、丧、祭等礼节仪式的过程及其具体安排，其中保留了我们民族原始礼仪的若干成分。《仪礼》是孔门弟子从事司礼活动的依据，其中若干成分一直沿袭到现代的礼俗活动之中。(五)《乐》：又称《乐经》。孔子特别爱好音乐，也精通音律。他认为音乐的功用是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情感。如何运用音乐，既关系人的意志，也影响社会风气和国运兴衰，所以他推重一些乐曲，也坚决反对一些乐曲。《乐经》是他推崇的乐曲的曲谱，也有一部分理论说明文字。到汉代时，《乐经》已经失传。(六)《春秋》：《春秋》本来是鲁国历代史官逐年逐月大事记的名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记，参考其他国的史册，以鲁国纪年及十二公年次为序，进行整理修纂，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间各国史事1800多条。因为孔子编著的这本书，中国历史分期便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孔子将其作为教学用书，就是当时的近代史教材。它用的鲁国纪元，记的是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各国之事，书中记的都是原始记录，经后人考证，所记的天象一一符合现代的科学推算，再验证出土文物和他国史书，记事可作为可信的历史资料。孔子编修《春秋》，并非只是抄集各国的史官记事，也非单纯记述史事，而是“以述代作”，在记述中表现出他的政治主张。司马迁《史记》说：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后人把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称为“春秋大义”；把他一字不苟、字寓褒贬的严谨笔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的义理和笔法，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春秋》文字简约，最长的一条记事，也只有23字，读《春秋》必须有“传”、“记”作解释和补充，才能够明了。通行的传记有《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后世将经和传合编，《春秋》三传均列入“十三经”。学者孔丘整理编修以上六种古籍，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珍贵的上古文献，而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成绩巨大的古文献整理专家。教师孔丘用这种教材教授学生，用《诗》作文学和语言教材，用《书》作政治教材，用《易》作哲学教材，用《礼》作礼仪教材，用《乐》作音乐教材，用《春秋》作近代史教材。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