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会要作法》《辽东文献徵略》（八卷），吉林，排印本，1937年《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通检一卷，图二幅）， 排印本，1931年辽阳金氏干华山馆，1934年 东北释名 1930年1月 东北丛刊第一期成均摭言 1930年5月 东北丛刊第六期国学会听讲日记 1930年7月 东北丛刊第七期辽金旧墓记 1930年7月 东北丛刊第七期东北讲学之今昔观 1930年9月 东北丛刊第九期编印东北丛书刍议 1931年1月 东北丛刊第十三期知无忘录 1931年1月 东北丛刊第十三期熊岳出土古泉考释 1931年4月 东北丛刊第十六期东三省舆地总略 1931年7月 东北丛刊第十九期四库全书原本提要解题 1932年辽海先贤王庭筠传 1932年 附辽海丛书黄华集后辽海先贤王浍传 1941年 志林第一期大元大一统志考证 1933年附辽海丛书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后大元大一统志续考 1937年 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称谓通释 1939年 经世季刊第一期东丹王陵考察记 1933年 排印本隋舍利塔铭跋 1940年 志林第一期三台县千佛岩造象及赵岩之考查 1940年 志林第一期宋代国信使之三节 1941年 文史杂志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 1941年 志林第二期东北榷名 1943年 大公报又东北集刊苗可秀论 1940年 东北集刊岳飞战功考实 1943年 中央大学文史哲集刊辽会要作法 1944年 志林第三期国史商例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一期释记注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一期读清史稿札记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三期民国碑传篇目表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二期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补充 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 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略说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 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寺院经济 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论文 《奉天通志》（二百六十卷，系多人集体之作，最后由金先生汇纂成书)，排印本，1929-1935年《辽海丛书》（十集八十三种一百册），辽海书社排印本，1931--1934年《金王庭筠黄华集辑本》（八卷） 编入辽海丛书第八集，1933年《王庭筠年谱一卷》（附黄华集），1933年《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四卷）编入辽海丛书第十集，1934年《清王尔烈瑶峰集》（辑本二卷）编入辽海丛书第六集，1933年《清李锴含申集》（辑本二卷） ，编入辽海丛书第六集，1933年《辽陵石刻集录》（六卷），奉天图书馆，1932年《宣统政纪》(四十三卷)，大连辽东书社，1934年《四库全书原本提要》(据盛京文溯阁本编纂) ，辽海书社排印本，1934年《东北通史》（上编六卷），五十年代出版社排印本，1936年《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8年《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中国史》，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东北文献丛书》 1942年《辽海书徵》二册，东北大学石印本，1943年《东北文献零拾》一册，东北大学石印本，1943年《东北古印钩沉》一册，东北大学石印本，1943年《东北要览》，三台东北大学排印，1944年《辽海引年集》(此集是金静安先生友人为庆祝他六十生辰而编写的) ，和记印书馆排印本，1947年《满文老档》，1947年《内阁大库史料(明代)》两册，沈阳博物院排印本，1949年《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二册，沈阳东北图书馆，1949年《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主编)，1951年《太平天国史料》（与田余庆等编），中华书局，1955年《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科学出版社，1956年《静晤室日记十册》（附索引一册），辽沈书社，1993年《千华类稿》（杂著及诗），1945年编，稿本未刊
中央十套可以看看
除了人民币、国家文物、古董不能随葬外，一切东西可以随葬，包括在商城买的金银首饰，也包括死者的丈夫！一句话，只要不违法就行！
探索发现
13、故宫博物院院刊
没有停刊。关于该问题，考古杂志今天08:56在官方微博上做了解释，全文如下:【关于《考古》、《考古学报》订阅的说明】:由于信息上报延迟，导致两刊未在各地邮局的目录上出现，也不能通过订阅，给各位读者造成了不便，敬请谅解!该问题有望近日解决，一有消息将在微博告知。明年《考古》版式和纸张升级，价格调整为每期￥5，全年￥150。《考古学报》价格不变。多谢各位!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 《国学论丛》 (清华国学研究院出版)第1卷1期。《古诗十九首考》， 《立达》(季刊)第1期。次年又经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6卷65期重载。《评<中国文学变迁考>》， 《一般》(上海出版)第2卷3期。《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第24卷18号。《王静安先生传》， 《东方杂志》第24卷3号。《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 《文学周报》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第5卷1、2期合刊。《追忆王静安先生》，同上。《王静安先生致死之原因》，同上，署名史达。《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 《历史研究》本年第5期。《先秦史讲义》；在川大历史系授课，本年及1963年均编撰有油印本。 《巴蜀文化初沦》，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对<金文编》的几点意见》， 《考古》本年．笫7期。《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的问题》， 《考古学报》本年第3期。 《四川彭县檬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 《文物》—本年第6期。《<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历史教学》本年第11期。又载所编·《左传选》，中华 书局1963年出版。《论自然经济，阶级和等级》，四川大学第4次科学讨论会油印本。 《孔子的政治思想》， 《成都晚报》本年1月3日。《左传选》，编选一百六十余篇，写有后序，注释标点由罗世烈担任，中华书局于9月出版。 《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又载云南《思想战线》本年第2期．《西周墙盘铭文笺释》， 《考古学报》本年第2期．《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 (笔谈摘要)， 《文物》本年第6期。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本年3月创刊号。又载《史学史资料》本年第3期。《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殷周史的几个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夏史初曙》， 《中国史研究》本年第3期。《西周史论述》 (上、下)，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3期4期连载．又本文补充，见同上刊1980年第1期106页．《中山三器释文及宫堂图说明》，与伍仕谦合撰， 《中国史研究》本年第4期。 《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家属称谓》，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 《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 《历史教学》本年第4期。《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2期。《夜郎史迹初探》，与唐嘉弘合撰， 《贵州社会科学》本年7月创刊号。《<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本年7月出版。《锌于与铜鼓》，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本年第5期．又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古代铜鼓学会编，文物出版社本年出版。《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与唐嘉弘合撰，收载《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四川民族研究所本年编印。《<西夏史稿>序》， 《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本年8月12日．并见吴天墀著《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初版本及1983年增订本。《<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 《四川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4期。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一书，先生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第1版，线装本上、中、下三册。1981及1982年第 2版第3版，均合订一册。 《周原甲骨初论》，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本年5月出版。《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问题》， 与唐嘉弘合撰， 《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本年第5期。《论巴蜀文化》，系汇集有关巴蜀文化论文六篇成书，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出版。《经今古文问题综论》，本年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征稿撰写，巴蜀书社即将出版。 《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 《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本年7月出版。《怎样考释古文字》，香港中文大学编《古文字论集》，本年9月出版。又《先秦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期(总3期)摘要转载，四川辞书出版社《辞典研究丛刊》 (6)于1985年5月重载，文物出版社《出土文物研究》于1985年6月重载。《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与唐嘉弘合撰，收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杜本年6月出版。《<羌族史稿>序》， 《历史研究》本年第1期。为冉光荣等著《羌族史稿》作．此书后改名《羌族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唐嘉弘合撰，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2月出版。《夏商之际夏民族之迁徙》 (讲稿)，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本年印本。《徐中舒史学论著辑存》，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选收论文60篇，约90万字，先生委托吴天墀编辑，至本年夏间告成。 《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 《四川文物》本年第1期。《怎样研究古文字》， 《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本年出版。《殷周金文集录》，由先生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本年2月出第1版，1986年2月出第2版。《青川木牍简论》，与伍仕谦合撰于本年，中华书局《古文字研究》，即将刊出。《<两汉及唐代地方行政史>序》，系多年前为著者黄绶所撰，存有手稿，未刊。 《关于夏商研究—<夏商史论集·序言>》， 《郑州大学学报》 (社科版)本年第1期。《关于夏代文字问题》，与唐嘉弘合撰，齐鲁书社《夏史论丛》本年第1版。《<人类学考古学论文集>序》，为著者冯汉辑《人类学考古学论文集》作，文物出版社本年第1版。 《<山海经>和“黄帝”》，与唐嘉弘合撰，载《<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本年1月出版。《汉语大字典》，先生担任主编，四川及湖北辞书出版社于本年10月出第1版。 《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载《辞典研究丛刊》 (8)，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我的学习之路》， 《文史知识》本年第6期。 《甲骨文字典》，先生主编，本年1月交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现已出版。
在大多数考古院系的科研认定中，《考古学报》是权威期刊，《考古》、《文物》是核心期刊，考古学报更难发一些，虽然三本杂志都很难发。至于哪个好这个东西不太好定义，你上知网看一下三本杂志这些年的文章被引频次状况，以及影响因子评价。
明代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提高，宋元时期，瓷器以单色釉为主，到了明代，五彩，斗彩以及各色彩釉才逐渐流行起来。整个明代，先后有十七个皇帝在位执政，共经历二百七十六年。到目前为止，除洪武、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泰昌末发现写有皇帝年号款的官窑瓷器外，其它各期均有遗存实物为证。明代各个时期的瓷器，其品种之间，既有称为“大明器”的相同风格，又有各个时期不同的特征。其造型、胎釉、纹鉓等方面的共同特点，概述如下：造型：一般都显丰满，浑厚，古朴，器型线条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胎体：琢器都较厚重，圆器的胎体也较清代的厚重。永乐、宣德器里很规矩，俗称“净里”，其他时期的盘碗类，内壁欠平整，有凹凸不平感。琢器的腹部有多至两层的衔接痕迹。弘万历及明末各期，胎体接痕特别显露，民窑器物尤甚。明代所有瓷器露胎处(底足，器口等)多有火石红痕的现象，俗称“黄衣”，其胎质虽不及清代康熙时细腻，坚硬，便仍夙具坚致缜密。釉面：最大特点，为釉质肥厚，滋润。青花品种除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少数器物釉面洁白外，其余皆为青白色，俗称“亮青釉”。这种白中闪青的釉面，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始末。除“亮青釉”。这种特点以外，釉面大多匀净，少有桔皮纹现象(宣德另论)，器口及足边微有重釉痕迹，又因釉质凝肥，偶见缩釉裂斑。纹饰：深受当时的画风影响，多为写意。既无工笔画之板滞，又无图案画之拘谨，画面豪放而潇洒，笔意醋畅而纯熟，构图疏简而高古。所画龙纹状多凶猛，晚期龙纹有苍老之态。前期所绘凤纹与元代一样，颈部无发毛。因明代崇尚火德，故在龙、狮及兽身上多带有火焰纹。并且，带宗教色彩的纹饰较为流行。嘉靖以后所画儿童形象，头部很大，额角及后脑凸出。器足：大件器物多为砂底，有名的永乐，宣德大盘，均为质地细腻，光滑湿润的白砂底。明代早期和晚期的圆器足底，常有塌底，沾砂、放射状刮削刀痕，到了末期更为严重。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内敛圈足、卧足、台阶式圈足、高足等。款识：明代以前，景德镇瓷器多不书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物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干支款，图记款，吉祥款等。弘治、万历朝有篆书款以外，其余多为楷书款。一般格式为“大明乂乂年制”；成化、正德时亦有少数“造”字款识，隆庆官窑多写“大明隆庆年造”。民窑款识，多随意书写，草率不规。
在大多数考古院系的科研认定中，《考古学报》是权威期刊，《考古》、《文物》是核心期刊，考古学报更难发一些，虽然三本杂志都很难发。至于哪个好这个东西不太好定义，你上知网看一下三本杂志这些年的文章被引频次状况，以及影响因子评价。
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被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
国内最主要的三大刊物：《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 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为夏鼐、 陈梦家。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简报，考古研究的一般性论述，考古工作简讯，考古技术工作，书刊译介，学术动态等。创刊于1955年，原名《考古通讯》。1955～1957年为双月刊，1958年为月刊。1959年改名《考古》，出至1966年第 5期停刊（其中1960年出10期）。自1972年复刊至1982年为双月刊，1983年改为月刊。《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原名《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初，本是文物局资料室编辑的内部通讯性刊物，内容包括文物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 3个方面。1951年，编者改为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并公开发行，但有关考古的内容仍然较少。从1956年开始，内容不再包括图书馆方面。1959年改名《文物》，有关考古的文章进一步增多。1966年6月停刊,至1972年复刊，内容改为专一于古代文物，不再刊载革命文物方面的文章。该刊与《考古》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刊登考古发现与研究外，还注重碑帖、书画、版刻和各种传世文物。《考古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季刊。出版地点北京。夏鼐主编。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的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它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第 1册。该刊1947～1949年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出版了第2～4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考古研究所编辑,于1952年出版了第5册。1953年改称《考古学报》,为半年刊，至1955年出版了第6～10册。1956～1960年改为季刊,1962～1965年复为半年刊。1960年下半年、1961年和1966～1971年停刊。1972年复刊至1977年为半年刊（其中1972年仅出1期），1978年起重新改为季刊。其他：刊名 创刊日期 出版频率 主办单位 附注考古与文物 1980年1月 双月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华夏考古 1987年7月 季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学报 1957年 1967-1972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于1957年创刊英文版季刊，刊名为Vertebrata PalAsiatic, 1959年创刊中文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两刊合并，刊名沿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停刊，1973年复刊（1966和1973年均只出版了两期），1984年起刊名改为《古脊椎动物学报》江汉考古 1980年4月 季刊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学会 农业考古 1981年 季刊 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 史前研究 1986年4月20日 季刊，停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 人类学学报 1982年8月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化石 1972年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53年 年刊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编辑委员会 辽海文物学刊 1986年5月 半年刊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辽宁省博物馆 江西文物 1989年8月 季刊 江西省文化厅 由《江西历史文物》与《江西革命文物》合并而成。1992年起改名《南方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年 半年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方文物 1985年2月 季刊 黑龙江文物管理局 原名为《黑龙江文物丛刊》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1年10月 1984年11月停刊 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 改名为《北方文物》 四川文物 1984年1月 双月刊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世界 1999年11月 季刊 山西省文物局 原名为《文物季刊》 文物季刊 1989年5月 季刊 山西省文化厅文物局 1999年11月改名为《文物世界》 中原文物 1981年3月 双月刊 河南博物院 原名为《河南文博通讯》 广东文物 1996年8月 半年刊 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58年 双月刊 故宫博物院 博物馆研究 1982年12月 季刊 吉林省博物馆学会，吉林省考古学会 东南文化 1985年10月 月刊 江苏省考古学会 原名为《文博通讯》 文博通讯 1975年5月 1984年停刊 南京博物院 1985年10月改名为《东南文化》 文博 1984年7月 双月刊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1989年6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 鉴赏家 1995年5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鉴赏家》编辑部 收藏 1993年1月 月刊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新疆文物 1985年 季刊 《新疆文物》编辑部 福建文博 1979年8月 半年刊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博编辑组 故宫文物月刊 1983年4月 月刊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文物 2002年2月 双月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考古》《寻根》（这个主要针对民俗文化现象）
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此外还发掘了大批各时期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通过这些工作，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 《考古学报》 《考古学报》 获。
以上是李锦山先生根据调查所撰写的《中陈郝瓷窑遗址》。1987年9月1日至10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由于遗址面积较大，发掘分南北两区进行，北区位于村北100米处，东临蟠龙河，共开5×5米探方八个，编号为T1、60、89、135-138、160。南区位于村南中陈郝小学东，共开5×5米的探方三个，编号为T51、125、126。实际发掘面积198平方米。这处遗址的发掘报告发表在1989年《考古学报》第三期。题目为《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P383），由于此报告内容较多，现只将报告的“结语”部分摘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结语 中陈郝瓷窑遗址堆积时间较长，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都较丰富，根据地层堆积遗迹的地层关系和出土物的不同，我们把中陈郝瓷窑址分作六期，对各期年代作如下推断。第一期：地层堆积为北区第6层，出土瓷器有ⅠⅡ式碗和胡人头像；出土窑具为Ⅰ式三足支钉筒状支具和不规则形窑具等。其中 Ⅰ式碗和临淄北朝崔氏墓出土的碗接近，Ⅱ式碗和山东大学新校西门北齐墓出土的碗十分类似，高鼻深目的胡人头像与青州北齐武平年间的石窑墓中线雕的胡人像风格相同，Ⅰ式三足支钉在淄博寨里北朝瓷窑遗址中也有出土。因此，第一期的年代大约是北朝晚期。第二期：包括北区第4、5层和H4、C1、Y2等遗迹。出土瓷器的组合为Ⅲ、Ⅳ式碗，Ⅰ式罐，Ⅰ、Ⅱ式盘，Ⅰ式盆，Ⅰ、Ⅱ式高足盘，Ⅰ、Ⅱ式钵、杯，Ⅰ、Ⅱ式盘口壶，Ⅰ式器盖砚；出土窑具的组合为Ⅱ、Ⅲ式三足支钉，Ⅰ式支柱，Ⅰ式托座，Ⅰ式匣钵、垫圈、五齿支具和蹄足卯模。瓷器、窑具种类齐全，与其它隋代瓷窑遗址出土的瓷器，窑具十分接近。T138第5层出土的一枚隋“五铢”铜钱，为该区的断代提供了较可靠的证据。出土物中的Ⅲ式碗跟济南洪家楼隋墓出土的瓷碗一致，Ⅱ式盘口壶与嘉祥英山隋开皇四年徐敏行墓，曲阜宋家村隋代窑址出土的 系盘口壶完全相同，圆形多足砚也是隋代常见的器物。因此，第二期的年代应为隋代，其下限可能到唐代初期。第三期，其堆积为北区第3层，遗迹有Y1和H1-3。出土瓷器的组合为Ⅴ式碗，Ⅱ-Ⅴ式罐，Ⅱ、Ⅲ式盆，Ⅲ式盘，Ⅰ式瓶、执壶、水盂；出土窑具的组合为Ⅳ式三足支钉、Ⅱ式支柱、Ⅱ式托座、Ⅱ式匣钵、垫饼。虽未发现可资断代的文字资料，但所包含的瓷器，在山东地区的唐代墓葬和遗址中经常出土。Ⅴ式碗跟山东大学新校汽油库发现的唐墓中与三彩足罐同出的碗近似，执壶Ⅰ式瓶等都是唐代中晚期常见的典型器物。因此，第三期的年代大体可以定为唐代，其下限可能晚到五代。第四期：地层堆积为北区第二层，包含的遗迹有M1-3。出土瓷器有Ⅵ、Ⅶ式碗，Ⅵ、Ⅶ式罐，Ⅲ、Ⅳ式钵、壶，Ⅰ式灯和埙；出土的窑具有Ⅴ式三足支钉、垫饼和垫板等。M1中出土的咸平元宝祥符元宝铜钱M3中出土的熙宁元宝铜钱，均北宋所铸。瓷器中的Ⅰ式灯和淄博磁村瓷窑址出土的北宋时期的灯相同，Ⅵ式罐，Ⅲ、Ⅳ式钵也是北宋墓葬中常见的典型器物。因此，我们初步把第四期定为北宋时期。第五期：发掘中未发现层堆积，仅有南区Ny1属于这一期。出土瓷器的组合为Ⅷ、Ⅳ或碗、Ⅷ式罐、Ⅳ式盆、Ⅳ式盘、Ⅰ式鸡腿瓶、缸和Ⅱ式灯；出土窑具的组合为Ⅲ式Ⅳ式托座、Ⅲ式匣钵、圆座状窑具等。NY1的平面形状乃至大小都与山东淄博磁村金代瓷窑炉十分相似，出土的瓷器和窑具有金代瓷器和窑具的特征。因此，第五期的年代应为金代。第六期：包括南区第二层堆积及NF1、NC1和NH1等遗迹。出土瓷器种类较多，其组合为X1、XⅠ、XⅡ式碗，Ⅸ、Ⅻ式罐、Ⅴ、Ⅵ式盆，Ⅴ、Ⅵ式盘，Ⅴ式钵，Ⅱ式鸡腿瓶，Ⅱ式瓶，Ⅱ、Ⅲ、Ⅳ式器盖，Ⅲ式灯小瓶、人物像、骑马人物像、狗和棋子；出土的窑具组合为Ⅴ式托座、圆箍形支具、钵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杵等。瓷器中不但有日常生活瓷器，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瓷玩具。山东地区其它元代窑址出土的瓷器也具有这种特点。其中Ⅵ式盘小瓶跟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瓷盘和小瓶风格相近。骑马人物像的人物造型和服饰都具有蒙古族和蒙古族服装的特征，是元代造型中常见的形象。因此第六期的年代应为元代。 中陈郝瓷窑址烧造瓷器的时间，上自北朝晚期，下迄宋元，前后近千年。地层、遗迹叠压，打破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在北方地区的古代瓷窑遗址中尚不多见。各期瓷器和窑具的特点明显，为山东境内其它地区发现的古代瓷器和窑具的断代提供了可资对比的资料。T137内发现的北朝晚期地层，是山东地区首次明确的发现，也是北方地区古代窑址的重要发现。虽然出土物较简单，也未发现窑炉等遗迹，但出土的扁平三足支钉和筒状窑具较多，证明早在北朝晚期这里已开始烧造瓷器。瓷器中的碗，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底子留有线割的痕迹，证明是一次拉坯成型；造型浑厚，均为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涮釉两种；釉汁不纯，含杂质较多，厚薄不均，且色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足支钉烧痕。和同期窑具结合分析，这时期的装烧技法主要流行底层用筒状支柱，上部叠放器物，器物与器物之间垫三足支钉的裸烧法。Y2的发现，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Y2不但是地层关系明确，而且出土较多典型的隋代瓷器和窑具。根据其窑灯、窑壁倒塌的痕迹，大体上可以复原。这是北方地区的首次发现，为探讨我国早期烧瓷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第二期瓷器齐全，既有生活用具碗、杯、罐、盆、盘、高足盘、钵、盘口壶等，也有文房用具砚等。胎质细腻，厚薄均匀，器表修整较光滑，造型规整端秀。碗、罐、盆、杯、壶等，都有较高的实足，足底周边削棱一周，足心内凹，是这时期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碗、盆、杯多是深腹，壁较直。罐多是直口，肩安四个与口沿平齐的复式耳，椭圆腹。盘口壶是这期典型的器物，装饰简单，多数仅在口沿或肩部饰一至三周凹凸弦纹。釉色有青绿、青黄之分。青绿釉器、釉层较厚，釉面较洁净光亮，多有垂釉和积釉现象，积釉深处多呈天蓝色或深绿色，可能是烧成温度较高所致。青黄釉器，釉层较薄，胎釉烧结不好，多有脱釉现象，第二期的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圆柱形支柱、匣体和垫圈等。结合同期瓷器上的烧痕和粘在瓷器上的三足支钉、支柱、垫圈等分析，其装烧方法仍流行前期的叠式裸烧法。有一些釉色较好的小型器物，如碗、杯等，可能是装在匣体内烧成的。第三期的瓷器主要有碗、罐、盆、盘、壶、执壶、水盂等。瓷器胎体厚重，胎质较粗，含细沙粒较多，呈砖红色或青灰色，造型由前期的修长变得矮肥圆浑。碗多圆唇、敞口、浅腹和较矮的大实足，并出现了壁形足。罐、盆多为平底。釉色仍以青釉为主，出现了少量的褐釉，釉汗杂质较多，光泽度不如前期好，少数罐、壶、水盂的肩部有釉下褐彩斑饰。第三期的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垫圈和匣体等。和前期相比多变得粗矮、宽肥，可能是与瓷器造型变得矮肥有关，但其装烧技法没有大的变化。属于第四期遗迹的M1和M2，墓葬用窑具砌成墓圹，颇具特色。第四期的瓷器主要有碗、罐、钵、壶、灯等，胎体比较薄，多呈乳白色或肉红色。瓷器造型比较轻巧、规整，碗、钵等流行宽圈足。四系罐明显减少，多见双系，为条形或宽带形，有的没系。釉色以白釉为主，青釉次之，也有少量的褐釉。白釉器多施护胎釉，但烧结不好，脱釉现象较严重。常见刻花、剔花或印模等装饰。第四期的窑具主要有小型支柱、三足支钉、垫板和垫钉等。结合同期瓷器上的烧痕推测，这期的装烧技法主要流行层层隔烧法，即利用小型支柱，支撑垫板四角，垫板与垫板之间放置瓷器，瓷器与垫板之间用垫圈或垫饼固定，瓷器与瓷器之间用三足支钉或垫钉隔开。第五期遗存发现了NY1。窑炉中出土的碗、罐、鸡腿瓶、缸和灯等，胎体较厚，火候较高，多呈灰褐色，造型粗犷，大小不甚规范，和前期瓷器造型的差距非常明显。碗、盆、盘等多敝口、斜壁，腹较深，圈足较高且外撇，中心有一突起的小乳钉，内底有较大的刮圈，口径与足径之比7:1，通高与足高的比较为6:1。盆折沿较宽，底多凹呈璧状。鸡腿瓶是这期新出现的器物，肥硕浑圆，釉色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青釉较少。施釉方法除常见的蘸釉、涮釉外，还有刷釉，流行白釉黑花装饰，内容有鱼、花草、波浪等。第五期的窑具以托座和匣体为主，其次为圆垫饼、垫圈等。结合同期瓷器上的烧痕分析，这时期可能主要流行用托座托烧和匣体装烧两种，前者仍是一种叠式裸烧法，推测可能将托座放在窑床上，然后在托座上叠放较大的器物，如罐、盆等；后一种匣体装烧法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到这时才流行起来。匣体多呈桶状或盆状，底部有孔，可能多是装烧碗、盘之类的瓷器，这些器物内底有刮圈，装烧时可以直接叠放在一起，不用其它垫具隔开。刮圈新工艺的出现，可以提高烧造瓷器的产量和质量，消除了内底的支烧痕。第六期瓷器最为丰富，其中有生活用具碗、罐、盆、盘、钵、瓶、鸡腿瓶、缸、器盖、灯和玩具小瓶、人物、动物、棋子等。胎体多轻薄，胎质细密，呈白色或肉红色。器物造型规整，富于变化，同一种器物不但有大小的差别，而且也有造型上的不同。碗的造型基本同前期，但辞圈明显缩小，显不如前期稳重，口径与足径的比例为3:1，通高与足高的比例为11:1。瓷玩具较多，皆小巧玲珑，动物、人物生动可爱，釉色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褐釉和青釉少量。釉质较纯正，光泽度较好。白釉器上流行墨绘和题诗，绘画内容主要有弦纹、波浪纹、牡丹、荷花、兰草等，运笔度较好，显得生动而富有生活情趣。这一时期仍流行托烧法和匣体装烧法。参加中陈郝瓷窑址发掘的有宋百川、刘凤君、郭景新、李光雨、徐加军、石敬东、赵天文、冷艳燕、郑岩、徐龙国、陈永刚等同志，领队宋百川、刘凤君，器物摄影刘统爱，本文执笔刘凤君、宋百川、徐龙国、郑岩、冷艳燕。通过以上摘录和中陈郝瓷窑遗址的文物调查及考古发掘的结语，我们可知此遗址延续时间长（从北朝到金元）达千多年，面积大（约4至5平方公里），出土文物多（仅1996年，该村村民在建房时，一次就出土瓷碗312件，筒式匣钵两个）。平常征集的就更不胜枚举，仅“鲁南民俗馆”李天丰同志在社会上征集的瓷玩具就达百件以上。更可喜的是，他征集到了中陈郝遗瓷窑烧制的动物交媾的小动物玩具，这可真是少有的发现。从他征集的动物玩具看，中陈郝烧制的瓷玩具，形象独特，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从而可以看出，中陈郝烧制玩具的技艺是十分精湛的。由于烧瓷业的不断兴旺，中陈郝在这一阶段，也就成了这一地带（邹、滕、峄）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的皇权机构，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司”，知县张栾建，隆庆间知县王琰，设陈郝集公馆，内额省方亭，今废。开设了集市贸易，烧香拜佛之人来往不绝，现在传说中的“九庙”还仅存一庙，即奶奶庙，还依然享受着人间烟火。十桥中的一桥即罗锅桥，依然承受着人来车往之役。七十二座罐瓦窑，已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枣庄博物馆解剖数座。埋藏地下千多年之久的各类瓷器又重见了天日，从而又依希再现了当年这座古村镇的光彩。古老的中陈郝，又招来了瓷器考古者不断光顾，仅日本瓷器考古的学者，不论是官方还是私人，多次来此考查，为瓷器烧制业的研究，提供了一所宝库。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先说一下新时期时代：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 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2～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参考书目: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我觉得易经是一种哲学。如果你相信这门哲学，你就会认为这门哲学是科学的，其他哲学是迷信的。就像佛教徒不会相信太上老君一样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能够存在几千年我想是有很大的道理的，不要老是那中国的传统哲学当迷信来看带，要知道它们也我们老祖宗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总结的思想精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相信他是有科学根据的!还有就是它是哲学，不要老是把他看成算命之类的!
有，而且非常的 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