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你问的问题就很大~ 不长篇大论都怪了~！
蒙元时期是野蛮民族对文明民族的统治。因此文化遭到大规模破坏。蒙古统治者开始打算把华人都杀了，耕地改为牧场。后来有人劝说蒙古大汗：留着华人收税比放牧更实惠。于是蒙古开始对华人横征暴敛。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鲜明的无神论观点。《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单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各种宗教斜教横行。蒙古人没有文化，因此更容易信仰各种宗教。尤其是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非常流行。蒙古人只需要聚敛，不知道怎么合理统治，更不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因此知识分子的地位非常低下，甚至不如娼妓。因此，文人和底层人民在同一地位。文人无法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治国安邦上，智能在民间文艺上发挥自己的能力。于是元曲发达。文化的毁灭，文人的堕落，导致中国文明在蒙古统治时期大规模倒退。明朝赶走蒙古人后，虽然明太祖洪武黄帝有计划有步骤的企图恢复中国文明。但也没有完全成功。明朝只能称为部分的恢复了中华文明。和宋朝比，明朝文明要落后很多。明朝知识分子也的素质也比宋朝差很多。
地方 行省制 宣政院 管 西藏对内 分4等人 文化 元曲 小说繁荣
元代文化 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 。 文学艺术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 。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杂剧是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是元杂剧鼎盛时期。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著名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负荆》等。14世纪初至60年代，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离魂 》等。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到元代后期 ，杂剧由盛转衰，南戏则得到了发展，以高则诚的《琵琶记 》成就最高。元代诗词总的说来较平庸，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被称为元诗四大家。长篇小说兴起于元末。施耐庵和罗贯中分别于元末明初创作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绘画、书法的成就较为突出，前期书画家以赵孟�为最著名，后期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称元画四家。元代壁画艺术也很出色，现存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壁画是极其珍贵的实物。简单介绍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_asp?Subject_ID=34&BBS_ID=20070227733016&bPage=1去看看吧,希望能帮到你,^_^
摘要：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有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她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
高丽贡女制度是元代特殊的文化现象,是高丽王国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大量向元帝国献纳本国女子供通婚或役使的国家行为,是元代统治者强权政治、实施民族压迫的一种手段。由于资料匮乏,此前国内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更未见一篇论文;就是朝、韩学者也很少谈及。2003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喜蕾博士的专著《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钩沉历史,发凡疏证,在学术探讨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独特的价值。 在学术探讨方面:第一,该书综合分析了元代初期的社会历史,还原了大批高丽贡女出现及高丽贡女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联姻关系构建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古来如此。蒙古汗国在实现了对中亚、西亚的军事攻掠后,把视线转向东方。为了集中力量与占据江南富庶地区的南宋政权较量,必须建立庞大的后方基地。在北方,蒙古在灭亡了金、西夏以后,朝鲜半岛的稳定对其至关重要。高丽王国虽小,但依山傍海,蒙古曾对其用兵二十余年仍未能将其占领。为了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忽必烈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将亲生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高丽元宗子。同年,即位为忠烈王,元公主为高丽王妃。自13世纪中晚期起至14世纪中后期八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八位蒙古公主下嫁到高丽。而高丽元宗借助蒙古势力平息了王室内乱,重掌了王权,为了不使高丽成为蒙古新的行省,元宗也被迫接受了政治联姻。该书认为,高丽贡女制度是在蒙古对高丽久取不得,高丽王室为避免亡国灭种而不得不做出决断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二,该书廓清了高丽贡女制度确立、发展、转折、衰落的过程,揭示了贡女制度的实质。自1275年起的六十余年里,高丽王国向元帝国献纳宗室女、贵族之女乃至贫民之女仅高丽正史记载就有五十多次,人数众多,形成一种献纳本国女子的“贡女制度”。除了蒙古汗廷与高丽王室的联姻,元朝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乃至民间都在大规模求娶高丽女,原因是蒙古连年发动战争,人口缺乏,为了安抚南宋归附的军人急需大量妇女,而高丽女性由于具备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又深受汉文化影响,成为蒙古统治者索取的首选对象。起初,高丽向元朝献纳的女性多为闾井、逆贼之女,后来献纳的高丽女性的出身、地位不断提升,变为寡妇、处女。自元代权臣阿合马求娶高丽美女并且“非名族,不受”开始,高丽王公大臣显贵之女进入元朝上层社会。随着元朝对高丽掠夺和政治控制的步步加深,高丽也被迫设“结婚都监”,专门负责向元朝贡女事务,以后又下“始嫁的禁令”,搜索寡妇、处女为元归附军之妻,并把“寡妇处女推考别监”改为“归附军行聘别监”,把专管贡女事宜的机构职能化、制度化。高丽贡女制度推行了百余年,1335年,元朝御使台“申赐禁之”,然而,贡女制度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明朝。该书通过大量史实概括出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是元王朝控制高丽王朝的一种措施和强权政治,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手段。第三,该书揭示了贡女制度对朝鲜半岛及元朝社会的影响。近百年的贡女制度给高丽和元朝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高丽“生女或不欲举,年长者不敢适,人愤怨感伤,无所申诉”。而带给元朝社会的不仅是在民间出现了“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童”的现象,而且,在朝廷内形成了高丽宦官与高丽贡女两股势力结合并左右朝政的局面。该书不仅大量反映了进入元朝上层社会和平民社会的高丽女性的身世、地位,还专辟一章,论述元朝宫廷中的高丽宫女与后妃及元宫中高丽贡女群的后援———高丽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突出,然而正史中有关元代宦官政治势力的影响却很少有记载。该书的研究表明,元朝宫廷之中不仅存在着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宦官政治集团,而且,这股势力还延伸到海外。高丽贡奉入元的宦官们,不仅直接参与元朝的政治活动,大权在握,而且为“汉、南阉人所未及”,形成一股盘踞在元朝中央、无所不在的强大政治势力,高丽国“每有奏请,必赖其力”,势力之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第四,该书汇集了大量有关研究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及其元代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资料,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作者精心编制的几个表格可以说是该书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作者以《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元史》为主要依据,广泛搜集史料,编制了《元代高丽贡女年表》。该表汇总了1231-1362年记载高丽贡女的资料、贡女人数并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据该表保守的统计,元朝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25次,高丽主动献纳贡女32次,贡女达1479人,而出身高丽显贵人家的贡女还要带来随侍、婢女,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该书对入元时间存在疑问的高丽贡女以“高丽贡女入元疑年考”的形式加以考辨,附录于正文后。这两部分内容使分散在各种史书间的关于高丽贡女的资料形成了较为可信的历史脉络。另外,其《高丽贡宦活动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览要表》收录了1300-1391年间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高丽贡宦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的史料,为人们了解元代高丽宦官的情况提供了直接、可信的资料。书中还有《蒙古公主与高丽王、高丽沈王联姻关系表》、《蒙古诸王与高丽贡女联姻表》、《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婚姻关系一览表》等。通过这些表格,读者便可通览百余年间高丽贡女制度的基本脉络。该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蒙古民族、高丽民族,它还从纷繁的史书记载中搜集了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通婚的个案,通过这些个案分析,提供了民族学信息:大量的高丽贡女进入元朝,除与蒙古族通婚外,还与回回、畏兀儿、吐蕃、钦察等多个民族通婚。 2007-1-13 13:12 回复 中国驻朝巡检司 0位粉丝 2楼书中有一个高丽贡女婚配侨居元朝的印度马八儿王子并由此引发马八儿遣使高丽与之交往的个案,揭示了这种族际婚姻的地域空间的拓展,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该书虽然只是一些个案介绍,但可以启迪后来者循着这一线索进一步探索其中的民族学意义。以上几点,可以彰显《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该书采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多视角、多层面地阐释了高丽贡女制度的文化内涵,拓宽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作者没有把高丽贡女制度研究作为一个纯史学课题来对待,而是从更广阔的视角引入了历史民族学或称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即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借助阐释人类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理论,在大量搜集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使研究围绕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即特殊的女性群体的文化展开,以占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对元代高丽贡女制度进行了文化阐释。作者分析了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 着重探索了高丽贡女入元后所经历的身份同化、语言同化、生活习俗同化、宗教同化等过程,以及由此给元朝社会带来的观念、制度、宗教、饮食、服饰、艺术、工艺等影响和文化变迁。该书全面展示了以高丽文化为母体文化的高丽贡女群体与蒙古游牧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等各种民族文化的碰撞、对接和融合所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归纳了贡女制度的文化属性。这也是该书最具特色的一点。另外,撇开该书将“贡女制度”作为政治行为的本质所做的研究,它还深入探讨了文化人类学中很少有人涉足的一个分支———女性文化人类学。该书选取了从元代宫廷到市井一群特殊女性并描述了她们的生活图景:高丽贡女一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恪守“三从四德”,且能歌善舞,有茶艺、烹饪技艺。少数嫁入元贵族官宦家的高丽贡女一般出身高贵,在元朝官宦家庭中也相应受到礼遇。另有个别贡女因机遇与天赋而改变了卑微的地位,如顺帝皇后奇氏因以绝妙的茶艺受到顺帝宠幸从宫女升至皇后。而大部分高丽贡女则作为国家贡品,是元朝蒙古及其他各族官僚享乐的工具。年轻时因“婉媚、善事人”取悦于人而偷生,年老色衰或心灰绝望又不能返回故乡只好皈依佛门,有的在夫死后还要被强迫转房,等等。通过对这些女性命运的关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深入研究这些女性的文化特征,作者得出的结论是:(1)尽管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女性观、婚姻观上存在差异,但无论蒙古的族外婚、抢婚、收继婚还是农耕民族的媒妁婚,封建社会婚姻中的女性总是处于被动、受伤害的地位。高丽贡女的命运自不必说,忽必烈为了笼络高丽国王,不惜葬送亲生女儿的青春幸福,将16岁的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年近五旬的高丽王子的事实更能反映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2)特殊女性群体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也能够带来文化上的变革,开展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能拓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入元朝宫廷或官僚家庭中的高丽贡女,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平衡元朝与高丽王国国家关系的政治功能。无论出于个人感情、民族感情还是家族利益,每当高丽面临宗主国的灭国威胁时,她们总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帝王朝夕相伴的便利条件,施加有效的政治影响。同时,她们的饮食起居、服饰、语言、歌舞、技艺等异族文化也在宫廷和上流社会形成一种亚文化并逐渐扩散开来。客观地说,高丽贡女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的文化含量十分广泛,该书只是做了一些有限的研究,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原因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如没有亲赴朝、韩两国进行调查等。愿这种遗憾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得以弥补,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回答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课题最好是结合本地实际和从事的具体工作，再好的课题没有支撑都没有。 比如 1、中学XX探究学习方法运用的研究； 2、将研究学科性学习引入中学XX教学初探 3、范例教学法在XX课堂中运用的研究 4、中学XX学科反思教学促进教师成长的研究 5、中学XX情景---体验教学法 6、初高中XX学科衔接的研究 7、初中XX活动课的研究 8、中学XX课堂情景教学模式的运用研究 9、常规教学中如何发挥好自学指导的教学功能 10、XX课程资源的开发与信息技术整合 11、校本课程、地方课程的研发与应用 12、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验； 13、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指导与效果检测研究； 14、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效果的方法、途径研究； 15、教学环节的高效创新研究； 16、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有效途径研究； 17、营造班级良好XX学习氛围的研究 18、小学XX预习能力培养研究 19、小学XX课堂生活化教学研究 20、拼音、识字教学研究 21、提高低年级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实践研究 22、空白艺术在小学高段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3、口语交际教学中，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应对能力的研究 24、习作教学研究。 25、作文教学中增强批改实效性的研究 26、培养课外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的研究 27、小学XX作业优化设计的研究 29、小学XX教学评价研究。 提问 我的课题名称是否妥当 回答 妥当的， 没什么问题呀 提问 你能看到我的课题名称吗？是基于核心素养下初中生物课外实验课程开发与研究，不通顺可以怎么改 回答 新颖的题材。 1，农村孩子的出路 2、校园设计之我见 3、关注青少年上网聊天 4、扬州市的建筑风格 5、诗词雅韵 6、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大话《三国》 8、撩开图书馆神秘面纱 9、80年代新生活调查 10、 被遗弃的角落 11、中外科幻文学的发展 12、有关低龄出书的思考 13、我们生活中的广告 14、广场文化 15、书店管理与图书馆规划 16、怎样评价林黛玉与薛宝钗 17、古典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及文学考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你的课程在哪里？我没有看到的， 在什么网址， 我有时间去看一下 更多50条
哪方面的？
高丽贡女制度是元代特殊的文化现象,是高丽王国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大量向元帝国献纳本国女子供通婚或役使的国家行为,是元代统治者强权政治、实施民族压迫的一种手段。由于资料匮乏,此前国内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更未见一篇论文;就是朝、韩学者也很少谈及。2003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喜蕾博士的专著《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钩沉历史,发凡疏证,在学术探讨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独特的价值。 在学术探讨方面:第一,该书综合分析了元代初期的社会历史,还原了大批高丽贡女出现及高丽贡女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联姻关系构建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古来如此。蒙古汗国在实现了对中亚、西亚的军事攻掠后,把视线转向东方。为了集中力量与占据江南富庶地区的南宋政权较量,必须建立庞大的后方基地。在北方,蒙古在灭亡了金、西夏以后,朝鲜半岛的稳定对其至关重要。高丽王国虽小,但依山傍海,蒙古曾对其用兵二十余年仍未能将其占领。为了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忽必烈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将亲生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高丽元宗子。同年,即位为忠烈王,元公主为高丽王妃。自13世纪中晚期起至14世纪中后期八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八位蒙古公主下嫁到高丽。而高丽元宗借助蒙古势力平息了王室内乱,重掌了王权,为了不使高丽成为蒙古新的行省,元宗也被迫接受了政治联姻。该书认为,高丽贡女制度是在蒙古对高丽久取不得,高丽王室为避免亡国灭种而不得不做出决断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二,该书廓清了高丽贡女制度确立、发展、转折、衰落的过程,揭示了贡女制度的实质。自1275年起的六十余年里,高丽王国向元帝国献纳宗室女、贵族之女乃至贫民之女仅高丽正史记载就有五十多次,人数众多,形成一种献纳本国女子的“贡女制度”。除了蒙古汗廷与高丽王室的联姻,元朝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乃至民间都在大规模求娶高丽女,原因是蒙古连年发动战争,人口缺乏,为了安抚南宋归附的军人急需大量妇女,而高丽女性由于具备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又深受汉文化影响,成为蒙古统治者索取的首选对象。起初,高丽向元朝献纳的女性多为闾井、逆贼之女,后来献纳的高丽女性的出身、地位不断提升,变为寡妇、处女。自元代权臣阿合马求娶高丽美女并且“非名族,不受”开始,高丽王公大臣显贵之女进入元朝上层社会。随着元朝对高丽掠夺和政治控制的步步加深,高丽也被迫设“结婚都监”,专门负责向元朝贡女事务,以后又下“始嫁的禁令”,搜索寡妇、处女为元归附军之妻,并把“寡妇处女推考别监”改为“归附军行聘别监”,把专管贡女事宜的机构职能化、制度化。高丽贡女制度推行了百余年,1335年,元朝御使台“申赐禁之”,然而,贡女制度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明朝。该书通过大量史实概括出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是元王朝控制高丽王朝的一种措施和强权政治,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手段。第三,该书揭示了贡女制度对朝鲜半岛及元朝社会的影响。近百年的贡女制度给高丽和元朝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高丽“生女或不欲举,年长者不敢适,人愤怨感伤,无所申诉”。而带给元朝社会的不仅是在民间出现了“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童”的现象,而且,在朝廷内形成了高丽宦官与高丽贡女两股势力结合并左右朝政的局面。该书不仅大量反映了进入元朝上层社会和平民社会的高丽女性的身世、地位,还专辟一章,论述元朝宫廷中的高丽宫女与后妃及元宫中高丽贡女群的后援———高丽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突出,然而正史中有关元代宦官政治势力的影响却很少有记载。该书的研究表明,元朝宫廷之中不仅存在着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宦官政治集团,而且,这股势力还延伸到海外。高丽贡奉入元的宦官们,不仅直接参与元朝的政治活动,大权在握,而且为“汉、南阉人所未及”,形成一股盘踞在元朝中央、无所不在的强大政治势力,高丽国“每有奏请,必赖其力”,势力之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第四,该书汇集了大量有关研究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及其元代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资料,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作者精心编制的几个表格可以说是该书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作者以《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元史》为主要依据,广泛搜集史料,编制了《元代高丽贡女年表》。该表汇总了1231-1362年记载高丽贡女的资料、贡女人数并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据该表保守的统计,元朝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25次,高丽主动献纳贡女32次,贡女达1479人,而出身高丽显贵人家的贡女还要带来随侍、婢女,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该书对入元时间存在疑问的高丽贡女以“高丽贡女入元疑年考”的形式加以考辨,附录于正文后。这两部分内容使分散在各种史书间的关于高丽贡女的资料形成了较为可信的历史脉络。另外,其《高丽贡宦活动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览要表》收录了1300-1391年间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高丽贡宦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的史料,为人们了解元代高丽宦官的情况提供了直接、可信的资料。书中还有《蒙古公主与高丽王、高丽沈王联姻关系表》、《蒙古诸王与高丽贡女联姻表》、《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婚姻关系一览表》等。通过这些表格,读者便可通览百余年间高丽贡女制度的基本脉络。该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蒙古民族、高丽民族,它还从纷繁的史书记载中搜集了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通婚的个案,通过这些个案分析,提供了民族学信息:大量的高丽贡女进入元朝,除与蒙古族通婚外,还与回回、畏兀儿、吐蕃、钦察等多个民族通婚。 2007-1-13 13:12 回复 中国驻朝巡检司 0位粉丝 2楼书中有一个高丽贡女婚配侨居元朝的印度马八儿王子并由此引发马八儿遣使高丽与之交往的个案,揭示了这种族际婚姻的地域空间的拓展,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该书虽然只是一些个案介绍,但可以启迪后来者循着这一线索进一步探索其中的民族学意义。以上几点,可以彰显《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该书采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多视角、多层面地阐释了高丽贡女制度的文化内涵,拓宽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作者没有把高丽贡女制度研究作为一个纯史学课题来对待,而是从更广阔的视角引入了历史民族学或称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即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借助阐释人类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理论,在大量搜集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使研究围绕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即特殊的女性群体的文化展开,以占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对元代高丽贡女制度进行了文化阐释。作者分析了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 着重探索了高丽贡女入元后所经历的身份同化、语言同化、生活习俗同化、宗教同化等过程,以及由此给元朝社会带来的观念、制度、宗教、饮食、服饰、艺术、工艺等影响和文化变迁。该书全面展示了以高丽文化为母体文化的高丽贡女群体与蒙古游牧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等各种民族文化的碰撞、对接和融合所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归纳了贡女制度的文化属性。这也是该书最具特色的一点。另外,撇开该书将“贡女制度”作为政治行为的本质所做的研究,它还深入探讨了文化人类学中很少有人涉足的一个分支———女性文化人类学。该书选取了从元代宫廷到市井一群特殊女性并描述了她们的生活图景:高丽贡女一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恪守“三从四德”,且能歌善舞,有茶艺、烹饪技艺。少数嫁入元贵族官宦家的高丽贡女一般出身高贵,在元朝官宦家庭中也相应受到礼遇。另有个别贡女因机遇与天赋而改变了卑微的地位,如顺帝皇后奇氏因以绝妙的茶艺受到顺帝宠幸从宫女升至皇后。而大部分高丽贡女则作为国家贡品,是元朝蒙古及其他各族官僚享乐的工具。年轻时因“婉媚、善事人”取悦于人而偷生,年老色衰或心灰绝望又不能返回故乡只好皈依佛门,有的在夫死后还要被强迫转房,等等。通过对这些女性命运的关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深入研究这些女性的文化特征,作者得出的结论是:(1)尽管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女性观、婚姻观上存在差异,但无论蒙古的族外婚、抢婚、收继婚还是农耕民族的媒妁婚,封建社会婚姻中的女性总是处于被动、受伤害的地位。高丽贡女的命运自不必说,忽必烈为了笼络高丽国王,不惜葬送亲生女儿的青春幸福,将16岁的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年近五旬的高丽王子的事实更能反映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2)特殊女性群体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也能够带来文化上的变革,开展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能拓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入元朝宫廷或官僚家庭中的高丽贡女,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平衡元朝与高丽王国国家关系的政治功能。无论出于个人感情、民族感情还是家族利益,每当高丽面临宗主国的灭国威胁时,她们总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帝王朝夕相伴的便利条件,施加有效的政治影响。同时,她们的饮食起居、服饰、语言、歌舞、技艺等异族文化也在宫廷和上流社会形成一种亚文化并逐渐扩散开来。客观地说,高丽贡女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的文化含量十分广泛,该书只是做了一些有限的研究,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原因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如没有亲赴朝、韩两国进行调查等。愿这种遗憾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得以弥补,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 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之一，全部内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反映。有关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封建的身分等级制、对民众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划分等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地产、土地买卖、租佃等有关土地关系的资料，对研究封建制度十分重要。户计文档提供了关于元代居民结构和居民对国家的封建义务的重要资料。元朝的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在书中有清楚的反映。各种差发科敛都有详细的记载。名目繁多的捐税文档，不仅记载课税制度，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许多细节。有关钞法、物价和钱债的各条，提供了元代币制、货币流通和高利贷盘剥的具体情况。这些都是价值很高的史料。吏部各卷中收有关于元代官僚制度的大量文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系统的资料可查。全书中篇幅最大的是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大量的诉讼文字和判例从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生活，尽管元廷镇压和防范，人民的反抗连绵不断；贪赃枉法屡见不鲜，揭示了元朝统治的腐朽；各式各样的犯罪活动，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社会心理、风习的特点。这些都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过程。《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能在《元典章》中得到更为详细明确的印证或补充。现存的有关元代社会的各种史料，可以说以《元典章》最为丰富、集中和具体生动。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我国古代文bai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即du单本的图书、零zhi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dao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是通过汇入、编入丛书和类书等途径保存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史书、方志、笔记、别集、杂著、诗赋。文献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当时，记言记事有的刻在龟甲兽骨上，有的刻在铜器上，也有的刻在石头上。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中主要的胚胎形式，主要有“青铜书”和石头书。在纸出现之前。在纸出现之前，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策、帛书、版牍。纸出现以后，出现了写本纸书与印本纸书。写本纸书的形态主要有三种：(1)卷轴式，东汉至唐通行。(2)经折装(也称梵夹装)，即把长卷正反折叠，使之成为方形的书本形式前后用硬纸保护。(3)旋风装，即把长卷折成经折装，再用纸把首末页相连，可以循环翻阅不致失散。印本纸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全新质态的书籍形式。雕版印刷术对于书籍形态的更新说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书籍的发行量，更主要地是极大提高了书籍形态的质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印本纸书形态始于唐代中后期，中经宋代的普及与完善，至明清时终于达到了我国古代书籍形态的最高水准。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四、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七、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期刊库
论文的参考文献包括：图书、新闻、报纸、期刊、学位论文、会议集要 等！！而期刊 ，只能指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