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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苯教史名著〈嘉言库〉》，《青海教育》6，西宁。二、 《论藏族现代文学的发展》，青海《民族语文工作》1，西宁。三、 《论〈旋努达美〉中的佛家出离思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西宁。四、 《〈诺桑王子〉研究》，《青海教育》6，西宁。五、 《论梵语文学对藏族古典小说的影响》，《藏学论文选编》（硕士论文选）第二辑。2，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六、 《论七赤天王时期佛教始传吐蕃》，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 (Tibetan Studies) 第二辑。七、 《论藏语普通话》,1992年在意大利参加第二届国际藏语文学术讨论会时的会议论文，先收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后在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编的《藏语文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9）转载。八、 《甘孜州藏传佛教寺院志》中十一座寺院历史的研究和撰写，作为内部资料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印出，1999。北京。一、 《〈智美更登〉初探》，《西藏研究》3，拉萨。二、 《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苯教》，《中国藏学》1，北京。三、 《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中国藏学》1，北京。四、 《意大利的藏学研究及藏传佛教》，陈庆英主编《藏族历史宗教研究》 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8，北京。五、《西藏历史文化词典》有关苯教辞条，王尧和陈庆英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6。六、《宗教大辞典》苯教辞条，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8。七、《苯教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日本召开》，《中国藏学》4，北京。被译成藏文发表在《中国藏学》藏文版4，北京。八、《雍仲苯教的文献》，论文，《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第108-200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北京。九、《苯教塞康文化再探》，《中国藏学》3，北京。十、《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琐议》，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250页。北京。十一、《苯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发展》，《西藏研究》2。十二、“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晋升学位问题专题研究”课题获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度特等奖，本人承担其中甘青部分十三、《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1一、 《古老的象雄文明》，《西藏研究》藏文版3，拉萨；《西藏研究》汉文版2，拉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西藏研究》英文版(《Tibetan Studies》),1，拉萨。二、《藏文起源新探》， 《中国藏学》藏文版1；《中国藏学》汉文版1，北京。三、 《试论苯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藏文版3；《中国藏学》汉文版3，北京。四、 《苯教文献及其集成》，《西藏研究》藏文版4，拉萨；《中国藏学》汉文版2，北京。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Thesis on Tibetology in China》），1996，北京。一、 Dralag Monastery and its Tribes （《扎拉寺及其部落》）。论文，第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第二辑。奥斯陆，挪威。二、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 （《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论文，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1999，印第安那，美国。三、“Lama”of Bonpo Tradition in Amdo and Khams （《安多和康区苯教传统中的“喇嘛”》），论文，1999年日本大阪召开的国际苯教学术讨论会提论文。载该会议论文集《New Horisons in BonStudies》大阪，日本。2000。四、《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参加第八届国际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召开）论文五、《A New Bonpo Center---Shar-rdza Hermitage》（《一个新的苯教中心---夏尔扎修炼地》），论文，为第九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0，莱顿，荷兰。发表在该会议论文集，劳然司·艾坡斯坦编《康巴史》（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Place and Authority,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六、《Monastic Education of Bon in sNang zhig》（朗依寺的苯教寺院教育），为第十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3年，英国，牛津。七、《A Survey of Bonpo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s》（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苯教寺院神殿研究），合著，大阪，日本，2003。八、《A Catalogue of the Bon Kanjur》（苯教大藏经目录研究），专著（合著），大阪，日本，2003。一、 《La Religione Bon e I suoi Rapporti con il Buddhismo in Tibet》（《苯教及其 与藏传佛教的关系》），1992年“基督教与 藏传佛教的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有关藏族佛僧的对话》（Monachesimo tibetano in dialogo），1995，罗马，意大利。
西藏文化散论作者：次仁央宗 著出版：中国藏学 出版日期：2007年12月 本论文集是作者涉足藏学研究工作十多年成果的一个总汇，作者运用了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文学等学科的思维方法，对西藏的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西藏文化散论》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的。实地调查、入户访谈是每一篇文章写作的基础。 查阅档案和文献资料是每一篇文章的理论支柱。作者非常珍视自己走过的每一步也非常珍视每一篇文章。作者简介次仁届央宗，拉萨人，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相关的藏学著作有：《西藏贵族世家》，《拉萨鲁固居新华书店网店新华文轩有卖的
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JR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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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写毕业论文吧，我的给你参考下 课题名称 从《太阳照常升起》浅谈美国迷惘一代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太阳照常升起》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战后荒原的画卷，生活在其中的荒原人不仅身体千疮百孔，精神也失去了家园。他们迷惘的，痛苦的，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着。研究《太阳照常升起》的目的是为了分析美国迷惘一代对于战争和生活的态度：他们之所以对生活失去信念是由于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失去对人性的渴望。在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的背景下，研究迷惘一代的悲剧生活，意义在于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发扬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精神，指导我们的生活。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美国青年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脊椎受伤，失去性能力，战后在巴黎任记者时与英国人阿施利夫人相爱，夫人一味追求享乐，而他只能借酒浇愁。两人和一帮男 女朋友去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斗牛节，追求精神刺激。夫人拒绝了犹太青年科恩的苦苦追求，却迷上了年仅十九岁的斗牛士罗梅罗。然而，在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 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施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夫人最终回到了巴恩斯身边，尽管双方都清楚，彼此永远也不能真正地结 合在一起。这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藉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并以此书开创海明威式的独特文风。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及预期目标 研究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都是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间的反战情绪。这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研究迷惘的一代人的共同点：他们目睹了那场人类空前的大屠杀，生活经历种种苦难，深受“民主”、“光荣”、“牺牲”口号的欺，对社会、人生大感失望。结合现状谈谈研究迷惘一代对现实意义。 四、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 根据作者海明威创作《太阳照常升起》时期的经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思想，对美国迷惘一代形成，发展，表现进行全面分析。 五、任务完成的阶段内容及进度安排 论文初稿阶段，为期 40 天，阅读相关文学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分析、论证，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确定论文提纲，开始撰写论文；论文二稿阶段，为期 60 天，根据导师对初稿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注意论述层次，调整文章结构。论文终稿阶段，为期 30 天，根据导师对二稿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注意语言表达，规范论文格式。 七、完成论文所具备的条件 收集了有关《太阳照常升起》的资料及相关学术论文，本科阶段学习了英美文学课程，基本掌握文学作品分析批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从选题开题到初稿阶段学生在校，能当面指导文献检索和科研方法，解答理论理解和运用方面的问题；能够方便使用图书馆、阅览室和校园网。
在十四行诗中，诗人抒发了爱情给人带来的欢乐，欣喜，痴狂和忧伤，无助与悲痛，表达了诗人对爱情忠贞不渝，海枯石烂誓死不变的信念，歌颂心灵美与外在美的统一，爱情可以给出身卑微的人的带来幸福，自信和勇气，给意志消沉，郁郁不闷的人带来希望和快乐的。即使是爱情悲剧，诗人也把自己的血化为红宝石，将自己的泪凝成亮珍珠，闪烁着崇高的、美的光彩。 莎士比亚处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贯穿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其基本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个人奋斗”、“恋爱至上”、“及时行乐”、“人生无常”等消极观念也流露于字里行间。但除去这些消极的观念，诗人对爱情和美的向往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莎士比亚的爱情诗中，作了很多关于爱人的美的描述，也用了一些“意象”的手法。他把他所爱的人比作太阳，比作夏天等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但作者认为它们都有自己的缺点，都不能跟他完美无缺的爱人相比，这一切对于形容她的美和表达他对她的爱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怎么能够把你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他可爱也比他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他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给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 在英国的夏天，温暖而不炎热，是最宜人，美丽的季节，诗人把他的情人比作夏天这个美丽的季节，还认为不够，因为夏天仍有它的缺点，远不如他的情人美丽，温柔，可爱。在夏天有时狂风会作践可爱的嫩蕊，它残酷无情，远没有他的爱人可爱，温婉。有时炎炎烈日当空时酷热难忍；乌云又常会遮蔽太阳，而且夏天的时间太短。夏天虽美但仍有如此多的缺点。而他的情人比夏天更温柔多情，夏天很快会过去，但她的美丽永存。 但你的长夏将 永远不凋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在，并且赐给你生命。 人生无常，命运不济，厄运或许会随时降临。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所以死神夸口说，人的生死命运都随时操纵在他手里，即使是那样，你也不用害怕，只要我把你的美丽写进了不朽的诗篇，你就可以随同我的作品流传人间与“时间”共存不灭，永不凋落，你的青春与美丽将会随着诗篇永传人世，被人们所赏识。青春和美丽都是短暂的，诗人想用这种方式留住对情人的爱和情人的美，表现了他对爱和美的追求、向往和珍惜。《你的长夏永不凋落》是首富有哲理性的抒情诗。通篇以夏天为喻，说明美借诗而永存的道理。诗人认为自然界的夏天尽管美好，仍有许多缺陷，难于长久。“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那么，人的美好的青春自然也将逝去。但他坚信：人类是不朽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学是不朽的，因而美好的事物（包括诗人情人的美，可以借助于文学而永远流传下去。它是当时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即充分肯定人的价值，赞扬人的尊严，高贵，歌颂人的巨大创造力和对美的追求。 诗以言志，诗人可以借助诗来表达爱情，含蓄而真挚，爱情就像严寒中的一把火，干渴时的一滴甘露，能带给身处困境或自暴自弃的人以信心和光明。例如下面一首《你的甜爱就是珍宝》。 我一旦失去了幸福，又遭人白眼，
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维克多·雨果可以说是最璀璨的一颗明星。他是伟大的诗人，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小说家，又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这部伟大的作品《巴黎圣母院》是他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小说，它的文学价值和对社会深刻的意义，使它在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之后，还是在今天被一遍遍的翻印、重版，从而来到我们的手中。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了强烈的“美丑对比”。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夸张和强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而奇异的画面，形成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 波希米亚少女爱斯美拉达是巴黎流浪人的宠儿，靠街头卖艺为生。她天真纯洁，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因为不忍心看见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她接受诗人甘果瓦做自己名义上的丈夫，以保全他的生命；看见卡西莫多在烈日下受鞭刑，只有她会同情怜悯，把水送到因口渴而呼喊的敲钟人的唇边。这样一个心地高贵的女孩，竟被教会、法庭诬蔑为“女巫”、“杀人犯”，并被判处绞刑。作者把这个人物塑造成美与善的化身，让她心灵的美与外在的美完全统一，以引起读者对她的无限同情，从而产生对封建教会及王权的强烈愤恨。 至于副主教克洛德和敲钟人卡西莫多，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形象。克洛德表面上道貌岸然，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而内心却渴求淫乐，对世俗的享受充满妒羡。自私、阴险、不择手段。而加西莫多，这个驼背、独眼、又聋又跛的畸形人，从小受到世人的歧视与欺凌。在爱斯美拉达那里，他第一次体验到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从此便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美拉达的身上，可以为她赴汤蹈火，可以为了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种推向极端的美丑对照，绝对的崇高与邪恶的对立，使小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卷走我们全部的思想情感。这也许正是浪漫派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了巴黎最下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却拥有远远胜过那个所谓有教养、文明的世界里的人的美德。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美德。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梅拉达攻打圣母院的场面，悲壮、激烈、慷慨、惊心动魄。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这部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雨果把善恶美丑做了鲜明的对比。 但这种对照却不是按传统的方式不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在两类不同的人物身上，或是根本回避丑怪的一面，而是让他们互相交错：外表美好的，其内心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其内心未必不美，未必不善。 巴黎圣母院，威严赫赫，以其不朽的智慧，在它存在迄今八百多年中，默默注视着滚滚河水、芸芸众生，曾经是多少人间悲剧、人间喜剧的见证！在雨果的这部小说中，它仿佛有了生命的气息，庇护爱斯美腊达，证实克洛德的罪行，悲叹众路好汉尝试打击黑暗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壮举，惊赞卡席莫多这“渺不足道的微粒尘芥”把一切豺狼虎豹、一切刽子手踩在脚下的侠义行为；它甚至与卡席莫多合为一体，既是这畸形人灵魂的主宰，又是他那怪异躯壳的依托。在雨果的生花妙笔下，它活了起来，同时也以它所铭刻、记述并威武演出的命运交响曲增添了伟大作家的光辉。美丽的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建筑艺术的珍品。雨果早在少年时代就对建筑艺术——尤其是哥特建筑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及至青年时代，他至少进行了三年的准备，熟悉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屡次亲身钻进圣母院的旮旮旯旯，同时广泛阅读有关资料，掌握了法国人引以为荣的这座建筑物所有的奥秘，便于1830年7月着手写稿。他假托在那两座巍峨高耸的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中世纪人物手刻的希腊词：命运！说是这个支配人类的命运，事实上支配那愚昧时代一切人的黑暗之力亦即魔鬼，它无所不在的宿命寓意深深打动了作者。确实，《巴黎圣母院》这本书就是为了叙说“命运”一语而写作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寻求的是命运的真实内涵。无论是克洛德，还是卡席莫多，他们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他们内心的分裂、冲突，反映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神权与人权、愚昧与求知之间，庞大沉重的黑暗制度与挣扎着的脆弱个人之间的分裂、冲突，终于导致悲剧中一切人物统统死光的惨烈结局。我们在这部巨著中看见的命运，就是在特定环境即中世纪的法国首都，愚昧迷信、野蛮统治猖獗的那个社会之中，发挥其横扫一切的威力。《巴黎圣母院》作为一部浪漫主义代表作，正是由于作者力求符合自然原貌，刻画中世纪的法国社会真实生活，以卓越的手法和浪漫的形式，依据动人的情节发展，凝聚、精炼在这部名著中而呈现出它们的生动面貌和丰富蕴涵，赢得了继《艾那尼》之后浪漫主义打破古典主义死板桎梏的又一胜利。这是一部愤怒而悲壮的命运交响曲。
艾晚吓得差点扭了脚二老走后男耗尽全身力气可眨眼她把这条狗拐跑了
关于哪方面的？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范文如下： 浅析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论文摘要：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心必须要从以往培养学术型人才转向以培养适合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本文先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出现的主要问题入手，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清晰定位、构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课程体系，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 论文关键字：汉语言文学 应用型人才 培养建议 一、引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中文系中最常设的一个专业，也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的学生供不应求，可以从事社会人文领域的很多工作。但随着学科门类的增多，专业的细化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才市场开始倾斜。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本身原因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的缺陷，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一大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教学内容重纯文学，然而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内容偏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集中的问题。 1培养目标不清晰 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一度非常辉煌，学生能够拥有稳定的职业，一度拥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与专业自豪感，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失去了过去的专业优势。 再加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多高校依然抱着传统优势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找准定位，更没有考虑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反差。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并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优势专业成为了劣势专业。 2教学内容重纯文学轻社会学 教学内容是对教学计划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步骤。因而教学内容的设置必须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然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大多是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作品等，教学内容脱离了社会，远离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科，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与社会格格不入，脱离实际，只会做文字游戏。 教师所教、学生所学，都是闭门造车，对于热点的生活，广阔的实践，基本没有接触。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都陈旧落后，极大地约束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顺应时代和就业的需求，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到综合应用型现代化人才上。当代社会各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定位。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重应用，对专业进行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另外随着现代化媒体技术的发展，熟练运用现代媒体，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要有过硬的写、说能力，还懂得编辑与制作，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融会贯通，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四、汉语言文学应用型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行厚基础、多方向、因材施教、灵活多样的育人模式，建立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新体系，对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调整。 1基础课程 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科研的能力，是一个应用型模块。主要开设语言教育提高系列课程，设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研究方法、教师发展研究、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语文课件制作、语文教学艺术、语文教材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现代职业礼仪、演讲与口才等课程。 2提升课程 主要提升专业理论，训练科研能力，着眼于学生升造。可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逻辑学、汉语语法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影视艺术欣赏、杂文创作艺术论、外国文学专题等类课程。 3应用行文课程 开设应用行文相关的理论、实务、实践系列课程，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工作能力。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 五、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议 1全程辅助职业生涯规划 在大学一年级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契机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对二年级则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这个年级阶段我们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还是企事业单位工作者，或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个别辅导等形式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对准备就业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2增加实践环节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除了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各门课程都要围绕这一主旨有重点地训练学生某方面的能力外，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充分锻炼，增强能力，以适应、胜任未来的工作。 从大三开始分专业方向，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将来的就业意向，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添加实践内容。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落实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如公务员、教师方向的，其秘书学、行政管理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设置三分之一的实训课程，主讲教师一边讲理论，一边带学生到实习基地观摩、见习、实习，从而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见习、实习让学生查找理论学生中的不足，在后续的课程学习中加以弥补。 依托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每一个实验中去。进一步强化学生办公技术和制作等方面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