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寳呗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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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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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变文中的助词系统》,《语言研究》1992年第1期。2.《“要是S就V了”句式语义语用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3.《现代汉语“形+宾”现象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4.《现代汉语“形+动态动词”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5.《《汉语常用词汇与日语相应汉字词汇对比》,《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1991。6.《日汉语气助词系统对比》,《汉语言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8、《“全速、大力”一类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及词类归属》,《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同义单双音节形容词对比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4期。10.《从分布上看副词的再分类》,《语言研究》2002年第2期。11.《对外汉语教学释词的几个问题》,《汉语学习》1991年第3期。12.《试谈中高级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任务》,《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13.《广播新闻听力课教学论略》(执笔),《汉语学习》1994年第3期。14.《论语感的性质、特征及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15.《〈新编汉语教程〉的设计、实施及特点》(执笔),《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16.《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理论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7.《论功能及相关问题》,《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汉语文化双向教程〉的设计与实施》(执笔),《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19.《〈骆驼祥子〉中所见的语言文化现象》,《中国语言学报》第九期,商务印书馆,1999。20.《加强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必要性》,《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言研究》2001年增刊。21.《试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原则》,《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北京分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2.《有关语言教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归属》,《汉语学报》2001年第3期。23.《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1期。24.《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2期。2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上),《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期。26.《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下),《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4期。27.《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3期。28.《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趣味性》,《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29.《语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相关问题》,《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首届国际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0.《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汉语学习》2003年第3期。31.《论第二语言教材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2.《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问题》,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研究的跨学科探索——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33.《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汉语学习》2004年第1期。34.《第二语言教材的属性、功能和基本分类》,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5.《论对外汉语教材的针对性》,《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2期。36.《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基本程序》,《海外华文教育》2004年第2期。37.《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通用原则》,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编《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4。38.《音形容词祈使句及相关的语法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9.《汉语重叠的连续统现象——兼谈单音形容词重叠的性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汉语教学学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试论现代汉语完句范畴》,《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1期。41.《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述评》,《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2期。42.《汉字研究与汉字教学研究综观》,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3.《单音形容词重叠的形式和语法意义》,《对外汉语研究》第二期,商务印书馆,2006。44.《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综述》,《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5.《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综述》,《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6.《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综述》,《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7.《对外汉语课程、大纲与教学模式研究综述》,《对外汉语课程、大纲与教学模式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8.《论对外汉语教材的实用性》,《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49.《单音形容词构成的主观评价句》,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0.《汉语国际化进程中学科建设问题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3期。51、《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研究综观》,《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4期。52、《文化教学的刚性原则和柔性策略》,《海外华文教育》2007年第4期。53、《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偏误分析》,袁博平主编《TheoreticalandEmpiricalApproachtoAppliedChineseLanguageStudies》,CypressBookCUKL2007。《论对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4期。55.《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纵览》,《海外华文教育》2008年第4期。又收《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六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汉语国际推广》(合作),《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上编),商务印书馆,2008。《普通话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汉语学习2009/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关于建立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构想》世界汉语教学2009/《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目标与教学理念探讨》语言文字应用2009/《教学模式与分技能设课教学模式思考》,《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书评1、《现代汉语研究的成功途径—读〈北京话初探〉》(合作),《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2.《分析缜密总揽全局—读赵金铭〈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译文1.《使成复合动词的形成过程》,[日]志村良治著,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语言论集》第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2.《‘这’和‘那’——中古新的指代词体系》,[日]志村良治著,《汉语言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文章1、《汉语中的“V是不(没)V”格式》,《学汉语》1991年第11期。2.《“尽管”和“不管”的用法》,《学汉语》1992年第2期。3.《“动词+好+了”和“动词词组+好了”》,《学汉语》1992年第3期。4.《“也好”的几种用法》,《学汉语》1992年第5期。5.《比较“据说、听说、说是”的用法》,《学汉语》1992年第10期。6.《“再说”的几种用法》,《学汉语》1993年第8期。7.《“有什么好+V+的”格式》,《学汉语》1993年第10期。8.《汉语交际功能项目230项》,《学汉语》1996年第1——12期连载。9.《口语中的“真有你的”》,《学汉语》1998年第3期。10.《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教案设计,《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案设计》,华语教学出版社,2003。11.《关于构建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构想》,《世界汉语教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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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似水9999

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JR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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