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文字创制之初都不可能十分完善，需要在运用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规范，日益完善，藏文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在历史上曾进行过3次较大规模的厘定规范，分别是8世纪中叶—9世纪初叶，9世纪中叶，11世纪初叶。从8世纪中叶墀松德赞（730—797）至9世纪初叶墀德松赞（？—815）时期，是藏文的首次厘定规范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九大译师，其中白若杂纳根据当时译语的发展和规范需要，编写了规范译语的翻译工具辞书《梵藏词典》。这是藏文辞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热巴巾，803—841，即汉文文献《唐书》所记的可黎可足）时，集藏、印著名译师，专设译场，统一译名，规定译例，校订旧译经典，新译显密经典，进一步对藏文进行规范。藏史称此为第二次厘定规范。这次规范中形成的藏文结构、拼写规则、创造新词语、表达新概念的规则至今未变。规范：藏文史籍如《贤者喜宴》中记载得比较详细，主要内容有：第一，颁布厘定新词术语的“法令”，确定工作主持人为钵阐布·贝吉允丹和定埃增二人。第二，确定了翻译的三大原则，即翻译要符合声明学理论原则；译文要忠实原文；译文要通顺易懂。第三，制定了音译、意译、直译和改译的方法。其中音译规定：难以解释的虚字词或声明理论不宜意译的采用音译；多义词不能按它的某一义来译时，采用音译；一些词意容易使人发生误解或有歧义的，采用音译。第四，规定4条注意事项。尤其规定，各译场不得按各自方言土语翻译和创造新词术语，必须使用厘定规范了的语言；若确要创新字词，必须理由充足而有根据，新创造字词必须由赞普下诏批准后，方能使用。文字厘定，严格而谨慎，成效很大。当时噶瓦·拜则、焦若·鲁益坚参、相·益西德针等藏族译师与印度班智达兹纳米扎、达纳希拉对旧译典籍进行修订，同时就显密乘典籍如何译法提出了处理方法，撰写了《语合二章》，确立了声明理论与藏语文互相吻合而又易懂的翻译原则。还对藏文词汇不规范以及译语中存在的混乱现象，搜集整理编辑了一部标准的藏梵文对照词典《翻译名义大集》，共收词语9565条，分283个门类，此书后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部杂部。这一时期，吐蕃从印度聘请了很多班智达来藏，与本土大译师一起，按照规范了的藏文翻译编写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墀祖德赞时期对藏文的新规范，影响很大。现通行的藏文基本保留了这一个时期修订后的文字体系。某些原则和规定，至今仍闪烁着光芒。如上述第二条内容完全符合现代翻译要求的“信、达、雅”三原则；关于音译的原则规定也完全适用于现代。吐蕃末代赞普达磨的五世孙阿里古格王意希沃之子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同入藏的印度班智达善护、德护、智护一起，共同修订文字，厘定新译语。藏史称此为第三次厘定规范。藏族历史上的几次文字改革，采取了调整藏文字母体系、简化正字法、规范词语，并立法推行等措施，不仅促进了藏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还对藏文的统一和推广应用，以及藏族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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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基本原则
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历史文书，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遗物，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这批写卷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共存三件，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窃运海外，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中大事纪年部分记录了唐朝苏定方与吐蕃军在乌海的一场战争，为传世汉文和藏文史籍所不载。（乌海：今青海省玛多县冬给措纳湖，又名托索湖、黑海，海拔4100多米，位于著名的唐蕃古道上） 1940年，巴考、托马斯等著名藏学家以巴黎、伦敦收藏的敦煌吐蕃写卷整理编辑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80年代后，大陆藏学泰斗王尧等人远赴巴黎、 伦敦二地校对了原卷，并参考了其他有关史料，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进行译注和考释，同时增补了一些内容，纠正了巴考书中的错误，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汉文译著。2000年，黄布凡、马德编著的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吐蕃文献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译释。相关译著的汉文翻译参考如下：一、“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659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 二、“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一年。” 唐军于乌海大败达延这一记载已被范文澜、蔡美彪所著的《中国通史》和1989年出版的《吐蕃史》所收录。此外，美籍华裔学者张琨于1959年发表的英文著作《敦煌本吐蕃纪年之分析》（其汉译本见《唐·吐蕃重要文献选辑》）则记为达延战死，阿柴人口从八万减到一千（注：吐蕃称吐谷浑为阿柴）。 敦煌遗书中的乌海之战虽不为传世文献所载，但在多部西藏史书中却记录了唐军攻至吐蕃国都一事。据《西藏王臣记》记载：【伦布噶（即大相噶尔东赞）为报此恨，又率领藏军十万，大袭唐军，噶尔卒于军中。此后又盛传唐军入藏，急将觉阿释加像迎至神变寺，藏于南镜门内，以泥封门，别绘一文殊像以掩之。未儿，唐军果至，纵火烧布达拉宫，未能将觉阿佛像迎走，乃将不动佛像运至半日程地】。《新红史》中也有噶尔（即禄东赞）率兵十万攻唐死于军中及唐军直入吐蕃，纵火烧红山的类似记载。《资治通鉴》667年则记有吐蕃入侵“生羌十二州”的战事。值得一提，噶尔·东赞和663年后担任安集大使防备吐蕃的唐军统帅苏定方二人卒年皆在乾封二年（667年），如果此项记载属实的话，他们这个时间似乎有交手的可能性（亦可能他派遣其他将领入藏）。 但从敦煌遗书、《西藏王臣记》和《新红史》的记载可看出，670年唐蕃双方在大非川交战前几年便爆发了冲突。
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发挥关键部分的作用推动整体发展。传承与发展藏文古籍需要统筹全局，运用系统综合的方法，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开发利用的关系。②事物是永恒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量变和质变的统一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传承与发展藏文古籍，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把握发展的实质，坚持对藏文古籍的创造性转化。
用藏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公元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国中推行一套新创成的“蒙古新字”，或者叫“八思巴蒙文”，就是在藏文字母影响下产生的。藏文典籍的印刷首先要按传统方法刻板。刻板是用细密坚硬的上等桦木制作的，刻板制成后，灵巧的工匠便在上面雕刻文字和图案，雕刻的文字图案，点画清晰，刀深光洁，功力深厚，堪称藏族文化一绝。经板的制作工序是十分繁杂的，主要 经过三道工序：一是把秋天刚落叶的红桦木伐来劈成一块块的板块，用桦木屑烧火熏干，然后放在羊粪中沤一冬天，取出洗净，经水煮后，捞出烘干刨平，制成毛板。二是在加工好的板子上一刀一刀，一个字一个字一丝不苟的雕刻。为了提高雕刻质量，主管规定工匠们每人每天只准刻一寸板面。当一个板面刻完后，必须进行严格校对，如发现雕错，要及时进行修补。三是把雕刻好的经板在煮化的酥油中浸泡一天，取出晾干后，用“苏巴”草根熬成的水洗刷干净再晾干，此时，雕板加工才始告完毕。 印刷书籍的纸张是特制的，是用一种藏语叫“阿补扎补” 的草根皮制成的，其特点是纸质韧性强，有毒性，虫不蛀、鼠不咬，久藏不坏。书籍的印刷也是非常讲究的，重要经典一律用朱砂印刷，一般的书籍也要用白桦墨印刷。 木刻印版的板有一手柄，两面均雕刻有十分工整的藏文正楷字体。这些板子，久藏不朽，久印不损，光洁耀目。印版的规格均根据佛教刻经量度而确定，长印版每块长110多厘米，宽70多厘米，厚约3厘米；中等印版每块长60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短印版每块长40多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尤其是雕刻卷首佛像和佛画时，必须严格遵循《丹珠尔工巧明》的准则。藏文书籍根据自身的特点，运用卷本和梵夹本的形式，均采取横书右行，书面成长方条状，横行字数多竖距较大，清朗舒目，便于翻页和诵读。十九世纪前的藏文书籍，一般均采用黑墨印刷，并没有彩色插图等文样之类的装饰，个别也使用朱砂印刷。其中，贵重的经典、卷首页各以花纹和佛像装饰，并配以插图，然后用金银、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印刷。书籍上下夹以木板，夹板均为红漆描金，制作精细，有的夹板还镌刻有佛像、火焰宝和吉祥八宝等彩色图案。在雕刻中莲花运用最为广泛，佛教把莲花视为纯洁、高尚的象征，并有吉祥、神圣之寓意。此外，有些贵重的佛教经典用深黄的锦丝锻包裹数层，上下夹以檀香木板，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带捆扎，当作神品供奉。在携带经典书籍时，普遍取势胸前，托抱或肩托手扶以示恭敬。
藏文化丰富多彩，为大家列举一二。阳光：因为离天空最近，西藏是最受阳光眷顾的地方，全年日照时间长达3000小时以上。笑容：藏族人的笑容会让所有摄影师兴奋，并拍下个人摄影生涯最棒的照片。这样的笑可以用金子来形容。布达拉官：没去过西藏的人也早在无数影像和文字中熟悉了它，不过真正见到时感受完全不同。大昭寺：据说能在大昭寺的殿顶悠闲地待上大半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背包客。转经轮：藏族人用转经轮来代替念经，除了寺庙里的大经轮，最常见的就是手摇小经轮，游客最爱买的礼物之一。长明灯：在西藏，有寺庙就有长明灯。信徒们表达敬意的方式之一就是给每一盏长明灯添酥油，边添边诵经，默默祈祷。八廓街：拉萨最古老的街道，著名的汇聚各地朝拜者的转经道，拉萨的地标之一。磕长头：口诵六字真言、三步一拜、每拜必五体投地的伏身叩拜者在西藏随处可见。他们的虔诚让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六字真言：藏传佛教著名的“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就是如来佛把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那六个字，韩红在歌里也反复哼唱过密宗：密宗又称藏密，因其神秘性而多附会，武侠小说就最爱用密宗双修法来说事。雅鲁藏布江：西藏第一大河，藏人的母亲河，正如郑钧所唱，雅鲁藏布江有着把心洗清的能量。神山圣湖：朝拜神山圣湖是藏族人的人生目标之一。神山圣湖中最神圣、最受尊崇的是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冈仁波齐：在印度教、藏传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看来，世界的中心就是这座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的山峰。转山／转湖：朝圣者最常采用的方式，很多藏族人一生中总要有几次转山／转湖的经历。唐卡：唐卡即藏语卷轴画之意，唐卡是供奉的圣物，绘制完工后要经由开光、加持，使之具有灵气，才算完成。哈达：尽管蒙古族也献哈达，但远远没有藏族人用得那么普遍。藏人出门总要随身带上几条以备不时之需。藏民族：传说神猴与罗刹魔女结合而繁衍出藏族先民。远古的传说竟与猿变人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奇迹。藏语：除了扎西德勒和金珠玛米，“锵”(青稞酒)恐怕就是内地人最熟悉的藏语单词了。藏医：神奇之处甚多，比如对胚胎学的认识甚至早于西医，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难道真是神示的结果?藏香：是西藏宗教生活不可缺少的必备品；藏区之外，它成为情调的发散装置和保健用品。
网址：%B2%D8%D7%E5%CE%E8%B5%B8%C9%F3%C3%C0&qid=a757d13a01315065&p1=3只是有点长，但稍作删改就可以了！还有简短点的，但是我想单独成段还是可以的。时而豪放、时而羞涩。时而激情、时而端庄……藏族舞蹈像一只开在雪山上的白莲花，让你难忘藏族舞蹈像展翅在高海拔上的雄鹰，让你难忘藏族舞蹈像草原上奔腾的骏马，让你难忘……只有亲身经历，亲身体验，才能感受 到藏族舞蹈所传达出来的美那就是藏民族的 勇敢、豪迈、热情、奔放、豪放、不羁、以及多变……希望您能满意，谢谢！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经伊朗、南达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至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克什米尔地区及中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着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着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中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详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也就从这时起，玄奘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译经事业和有新译的特点，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扬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介绍了不少南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对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按照中国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提供的资料，西方国家最早开展《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其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1851年法国学者M·斯坦拉·儒莲翻译出版了《慧立、彦（宗）的玄奘传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传》）一书。以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57年将《大唐西域记》译成法文并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开创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时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由于有了M·斯坦拉·儒莲的《大唐西域记》法文译本，枯宁汉姆得以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24卷《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部法译本的出版，与之内容相配的地图也得以绘出来。1862年俄国学者Klass0sky根据法译本转译成俄文本出版。英译本则是由S·比尔在1884年将儒莲的法译本译出后完成的。1904至1905年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译《大唐西域记》。因了《大唐西域记》的各种译本，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也受到重视，如针对儒莲的译文与后出的R·Grousset法译本的译文比较，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各种相关资料的研究专著不断出版，而有关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日本学者的研究稍晚于欧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谱》，是为最早的论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大唐西域记考异》，2年后堀谦德出版《解说西域记》一书，是为日本最早的专著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卷本，代表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但直到1972年，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译《大唐西域记》。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中国学术界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开始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大唐西域记》研究有关的文章，虽然此文为外国学者撰写，但是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揭示了国外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1915年学者丁谦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发表了《西域记考证》，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后收入在《浙江图书馆丛书集成》第二集之“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大唐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谈到了玄奘研究的问题，当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传》后，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开了20世纪研究玄奘年龄之先，对后世起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中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但1950年以前，有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1956年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术界的活动也较为繁荣。1957年后，中国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佛教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许多领域被人们视为禁区。但是《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却时而有之，到1960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大唐西域记》的书籍约26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1978年后有关玄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主要课题，并且围绕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涉及了广泛领域。最早发表成果的仍是有关《大唐西域记》的内容。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中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和著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如在“（去曷）盘陀国考”节里，作者不仅列举了各种资料对此地的称谓，着重指出，该地现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将（去曷）盘国与迦含罗国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强调“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第194页）以说明葱岭与雪山有时也是特定的二个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作者最后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西域记》里都题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辨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 辨机撰”，应改为“唐释率奘撰辨机编次”为妥。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但是，该书在介绍国内外《西域记》研究情况方面还很不够，读者不能了解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发展过和程和线索，太遗憾了。倒是谢方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将整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一文对此有些简略介绍，可弥补《校注》一书的不足。中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笔者认为，还可将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发端。此外，季羡林等人还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今译，章巽、芮传明等做了导读等有益的工作。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认为《大唐西域记》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汉文大藏经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典日渐浩繁，经后人整理编辑成藏，内容非常庞大。中国最早的佛教藏经是东晋时的道安法师编辑的[众经目录]大大早于道教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后来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武帝在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共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据称这是佛经有藏的开始。自汉至隋唐，佛经都靠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的刻本。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在汉传佛教两千年间，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编成“藏”的，中国可考的有十余次（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明五次、清三次）；国外可考的，高丽三次，日本八次。汉文大藏经从开始的五千多卷，发展到后来的一万卷以上，除了因为汉译佛经数量有所增加以外，历代编纂者不断收集增补了以中国佛教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出新见的佛教文献及相关资料。隋代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知苑、智苑、净琬），因恐佛经毁灭失传，乃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之遗愿，誓言刻经卷成石碑，遂于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及其弟萧瑀协助下，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历经隋、唐、辽、金、明五个朝代，前后达千余年始完成，此为《房山石经》。宋太祖开宝（968年-976年）四年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开宝藏》，中国始有板印大藏经。《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目录为依据。后历代的大藏经，都以宋代《开宝藏》为基础。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元朝至元六年（1278年），《普宁藏》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曾刊刻十多种大藏经。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在南京蒋山寺点校开刻大藏经，至洪武三十一年雕板圆满，历时27年。名《洪武南藏》。全藏收经1600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清乾隆版《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史称《龙藏》。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竣工。全藏724函。全部经版有79036块。近代比较完备的汉文大藏经大正藏，全名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13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在1934年印行，85函，共收集13520卷。80634页。由于近代又发现了大量敦煌手抄经卷，1984年开始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内容多于历代藏经。1997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全部106册。收集了经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约一亿多字。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碛砂藏、嘉兴藏、辽藏、赵城金藏、元官版藏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万历藏、卍字正藏、卍字续藏、高丽藏。汉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西夏语和日语，见西夏文大藏经和日文大藏经。现存汉文大藏经，其编纂者的主观目的是保存佛教经典的汉译。不过事实上，其中亦有很多婆罗门教等非佛教的的文献，比如《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等。近代以来中文世界的印度学研究者很注重使用这些资料。[编辑]西夏文大藏经主条目：西夏文大藏经是西夏于公元1038年根据汉文大藏经翻译印刷的，共3579卷，但由于西夏亡国，大部分已经毁损，只是近代考古发现部分残卷，有许多流失保存在各国的博物馆中。[编辑]日文大藏经主条目：日文大藏经[编辑]藏文大藏经主条目：藏文大藏经是在公元7─8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从梵文和汉文经典中逐渐翻译形成的。到9世纪时编纂了《丹噶目录》，共收集约700种20个门类的大乘佛教经典。13世纪以前都是手抄本。公元1313年雕版印刷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以后陆续出版了11种版本。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三部分：正藏（甘珠尔），包括经藏、律藏和密咒；副藏（丹珠尔），包括论藏和赞颂、经释、咒释；杂藏（松棚），主要是藏、蒙佛教徒的著作。最全的官刻藏经是1683年开雕的北京版，收集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3962部，松棚945部。藏文大藏经中关于密宗的论述比汉文大藏经要全，此外尚有许多关于天文、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法和医药等方面的著作。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藏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蒙语和满语，见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
是宋代开宝年间刻印的《开宝藏》，该版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版本。经过岁月的侵害，世界上仅存十余卷，所以开宝藏的字数就无从考证了。
《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是现代第一次公开出版发型的佛经。精装本80册。
勘验、校正的意思
校是订正，考订。勘是核定，校对的意思。校勘就是对书籍等错误、错乱的字词进行纠正，对不同版本中有异议、异字等进行梳理考订。
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即校勘常用的四种方法。(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者，即是此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优点是还祖本以本来面目，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只要与祖本相异，即照祖本改正。对校法的底本选择，最佳者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写定本。历来各本都是从它直接或间接传抄刊刻出来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这就是校勘珍贵宋元旧刊的原则。底本确定后，再考查所用对枝本与祖本的渊源递增关系，校记异同作区别对待。与祖本同源之对枝伞主要作参答，与根本不同源之本的异同为校记重点，这样才能使校记简洁。(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行文互校互证，以决择其异同，校正讹误。此法适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则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则不能本书前后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旧文，西汉部分多用档案，且又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统一异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显著成绩的宋吴经的《新唐书纠谬》和清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其所纠谬可视为史学研究，但不能据此去改动原错：因校勘是恢复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错。(3)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本书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法用力较劳，范围较广，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书不严谨，常有删节和改动，又类书、古许皆经过转手，摘引亦多不严谨。除非大误或有版本根据，一般不宜以他书校改本错，可以备列异同写入校勘记以供参考。(4)理校法。即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这种方法最难，也最容易出错误。陈垣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校勘之事，看似雕虫小技，仿佛人人可为，实则确非易事，它要求从事校勘之人，应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识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