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刀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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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优雅0811
汉文大藏经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典日渐浩繁，经后人整理编辑成藏，内容非常庞大。中国最早的佛教藏经是东晋时的道安法师编辑的[众经目录]大大早于道教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后来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武帝在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共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据称这是佛经有藏的开始。自汉至隋唐，佛经都靠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的刻本。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在汉传佛教两千年间，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编成“藏”的，中国可考的有十余次（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明五次、清三次）；国外可考的，高丽三次，日本八次。汉文大藏经从开始的五千多卷，发展到后来的一万卷以上，除了因为汉译佛经数量有所增加以外，历代编纂者不断收集增补了以中国佛教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出新见的佛教文献及相关资料。隋代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知苑、智苑、净琬），因恐佛经毁灭失传，乃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之遗愿，誓言刻经卷成石碑，遂于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及其弟萧瑀协助下，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历经隋、唐、辽、金、明五个朝代，前后达千余年始完成，此为《房山石经》。宋太祖开宝（968年-976年）四年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开宝藏》，中国始有板印大藏经。《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目录为依据。后历代的大藏经，都以宋代《开宝藏》为基础。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元朝至元六年（1278年），《普宁藏》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曾刊刻十多种大藏经。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在南京蒋山寺点校开刻大藏经，至洪武三十一年雕板圆满，历时27年。名《洪武南藏》。全藏收经1600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清乾隆版《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史称《龙藏》。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竣工。全藏724函。全部经版有79036块。近代比较完备的汉文大藏经大正藏，全名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13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在1934年印行，85函，共收集13520卷。80634页。由于近代又发现了大量敦煌手抄经卷，1984年开始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内容多于历代藏经。1997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全部106册。收集了经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约一亿多字。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碛砂藏、嘉兴藏、辽藏、赵城金藏、元官版藏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万历藏、卍字正藏、卍字续藏、高丽藏。汉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西夏语和日语，见西夏文大藏经和日文大藏经。现存汉文大藏经，其编纂者的主观目的是保存佛教经典的汉译。不过事实上，其中亦有很多婆罗门教等非佛教的的文献，比如《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等。近代以来中文世界的印度学研究者很注重使用这些资料。[编辑]西夏文大藏经主条目：西夏文大藏经是西夏于公元1038年根据汉文大藏经翻译印刷的，共3579卷，但由于西夏亡国，大部分已经毁损，只是近代考古发现部分残卷，有许多流失保存在各国的博物馆中。[编辑]日文大藏经主条目：日文大藏经[编辑]藏文大藏经主条目：藏文大藏经是在公元7─8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从梵文和汉文经典中逐渐翻译形成的。到9世纪时编纂了《丹噶目录》，共收集约700种20个门类的大乘佛教经典。13世纪以前都是手抄本。公元1313年雕版印刷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以后陆续出版了11种版本。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三部分：正藏（甘珠尔），包括经藏、律藏和密咒；副藏（丹珠尔），包括论藏和赞颂、经释、咒释；杂藏（松棚），主要是藏、蒙佛教徒的著作。最全的官刻藏经是1683年开雕的北京版，收集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3962部，松棚945部。藏文大藏经中关于密宗的论述比汉文大藏经要全，此外尚有许多关于天文、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法和医药等方面的著作。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藏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蒙语和满语，见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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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经伊朗、南达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至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克什米尔地区及中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着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着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中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详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也就从这时起，玄奘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译经事业和有新译的特点，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扬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介绍了不少南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对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按照中国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专家杨廷福先生提供的资料，西方国家最早开展《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其中以德国和英国为首。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1851年法国学者M·斯坦拉·儒莲翻译出版了《慧立、彦（宗）的玄奘传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传》）一书。以后又在此书的基础上，于1857年将《大唐西域记》译成法文并出版，在东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开创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时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由于有了M·斯坦拉·儒莲的《大唐西域记》法文译本，枯宁汉姆得以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24卷《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部法译本的出版，与之内容相配的地图也得以绘出来。1862年俄国学者Klass0sky根据法译本转译成俄文本出版。英译本则是由S·比尔在1884年将儒莲的法译本译出后完成的。1904至1905年托马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译《大唐西域记》。因了《大唐西域记》的各种译本，与此相关的学术争论和有关资料也受到重视，如针对儒莲的译文与后出的R·Grousset法译本的译文比较，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各种相关资料的研究专著不断出版，而有关的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日本学者的研究稍晚于欧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三藏年谱》，是为最早的论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大唐西域记考异》，2年后堀谦德出版《解说西域记》一书，是为日本最早的专著出版。1926年高桑驹吉出版《大唐西域记》与东南印度地理研究的书；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卷本，代表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但直到1972年，此书才由水谷真成译注的《大唐西域记》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译《大唐西域记》。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中国学术界受到国外学术成果的影响，开始对《大唐西域记》和中亚地理进行研究，1904年，当时在《史学界》第6卷2期上曾经刊出了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撰写的《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见到的都货罗国和〈汉书·西域传〉中所见到的月氏国之考证》一文，这大概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与《大唐西域记》研究有关的文章，虽然此文为外国学者撰写，但是它却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揭示了国外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进入到中国，正在引起国内学界人士的注意。1915年学者丁谦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发表了《西域记考证》，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后收入在《浙江图书馆丛书集成》第二集之“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到50年代前，国内学者发表了有关与《大唐西域记》地理有关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陈寅恪、陈垣和冯承均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又以冯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国内学者还译介了一批国外学者的著作。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就谈到了玄奘研究的问题，当南京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传》后，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梁先生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开了20世纪研究玄奘年龄之先，对后世起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佛学在中国一度复兴，佛教界内外有不少人对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近代佛学研究的主流。但1950年以前，有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太多，但为后来的研究找下了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到1956年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学术界的活动也较为繁荣。1957年后，中国受到了来自“左”倾思想的干扰，与玄奘研究有密切关系的佛教被视为唯心主义，佛教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许多领域被人们视为禁区。但是《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却时而有之，到1960年以前，大陆学术界出版的有关《大唐西域记》的书籍约26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学术研究的活动基本停止，佛教乃至《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活动不再进行。1978年后有关玄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主要课题，并且围绕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学科的研究，涉及了广泛领域。最早发表成果的仍是有关《大唐西域记》的内容。1982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中华书局）出版，表示中国学术界再次开始了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越二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在考证和研究，作者对《西域记》里所载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描述，对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料运用上，也较为丰富，既有中国历代古籍，也有欧、日等国的著名学者和著作，还辑录了各种观点，便利于学者通盘地鸟瞰。如在“（去曷）盘陀国考”节里，作者不仅列举了各种资料对此地的称谓，着重指出，该地现所在的位置，而且还将（去曷）盘国与迦含罗国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区别，强调“玄奘所述葱岭，虽范围较广，但仍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脉）区别开来。”（第194页）以说明葱岭与雪山有时也是特定的二个不同的山岭，不能混淆。作者最后认为，现存各种版本的《西域记》里都题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辨机撰”或题“唐释玄奘译 辨机撰”，应改为“唐释率奘撰辨机编次”为妥。季羡林等人集体合作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其特点是主要表现在校注精到，详释，在版本学上有一定的价值。参加本书具体工作的学者均为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体现了现阶段学术研究集思广益，发扬集体力量的优势，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总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范祥雍所写的“校勘例言”对现存的各种版本做了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士的专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资料的集辑方面，具有新的特点。但是，该书在介绍国内外《西域记》研究情况方面还很不够，读者不能了解有关这方面情况的发展过和程和线索，太遗憾了。倒是谢方的《〈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将整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一文对此有些简略介绍，可弥补《校注》一书的不足。中国对《西域记》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谦。笔者认为，还可将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间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发端。此外，季羡林等人还对《大唐西域记》做了今译，章巽、芮传明等做了导读等有益的工作。有关《西域记》的藏文资料也有论文面世。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常年刊有这方面的文章。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认为《大唐西域记》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