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喜剧片以接近生活,接近自然
相关资料：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4%，发展到1995年的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产业背景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4%，发展到1995年的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19951997199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21992 111993 231994 351995 131996 21997 521998 181999 722000 62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1、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电影学专业的电影创作理论与历史考研考：(101)思想政治理论(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701)艺术与电影基础理论（学术型）(833)电影文化与创作综论2、北京电影学院官网查看硕士专业目录即可了解。
终于完成论文了，这是我目前写的最长的东西！ 回想起自己找资料的艰辛 发给以后的同学共享吧！引言在世界电影史上，以婚外情为题材、探讨爱情与义务主题的电影众多，可是，由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此类型电影，早已存在一个被受众期待、被设定的结局，所以很难获得艺术的再次突破，特别是关于中年人的婚外情故事，更多只是在单调地重复家庭温情、社会伦理。但是，在20世纪却突现了两部不同一般的婚外情电影，一部是美国《麦迪逊之桥》（又名《廊桥遗梦》），它细腻的情景描绘以及对社会伦理的尖锐质问，获得了空前成功与热议；另一部是法国《偷情桥》，这部晚四年推出的作品，则充满了法国的浪漫精神与欧洲的文艺腔调。 （一）简介《麦迪逊之桥》（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是1995年根据美国畅销书《廊桥遗梦》（Robert �6�1 James �6�1 Water著）改编而来的电影，由著名导演Clint Eastwood亲自执导并主演。 影片讲述了，在1956年的夏天，一位过着传统乡村家庭生活的、意大利裔家庭主妇Francesca Johnson（Meryl Streep饰演），在丈夫与孩子们外出参加比赛时，遇到一位来当地拍摄廊桥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Robert Kincaid（Clint Eastwood饰演），之后二人迅速地坠入爱河。他们相处的四天，成了各自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却没有交汇。直到晚年，Francesca将这段经历用日记记录下来，并且要求自己的孩子在她死后将骨灰与Robert同葬，而地点就是他们萌生爱意的廊桥。 这部电影直接描写了中年人的婚外情生活，Francesca与Robert之间的爱是情爱、性爱与爱情的和谐统一。虽然影片情节单调、进展缓慢，但是，通过两位演员精湛的演技，将那弥漫的爱意、一生的认定以及分别的焦虑刻画的真实细腻、淋漓尽致。虽然两人的爱是如此肯定且不可取代，但是为了维系家庭，Francesca放弃了与Robert出走，选择了将这份爱珍藏在心中。直到Francesca去世后，通过她生前所写的日记，才将这份爱公之于众，并在获得子女谅解后，完成了她与Robert合葬的心愿，在挥洒的骨灰中，Francesca终于得以全面地、彻底地拥抱了自己的爱人和爱情。 而拍摄于1999年的《偷情桥》（Un Pont entre deux rives），在时间跨度上虽没有《麦迪逊之桥》那么长久，但同样保证了故事题材的完整性、主题的鲜明性。 故事发生在1962年的诺曼第，Mina（Carole Bouquet饰演）是一名建筑工人Georges（ Gérard Depardieu饰演）的妻子，她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她喜欢看电影，为了家庭的生计，她坚持要出去打零工。比起丈夫，她更喜欢与自己15岁的儿子一起消磨时光。由于种种机缘，她认识了来修桥的外地工程师Matthias（Charles Berling饰演），两人一见钟情，在儿子的鼓励下，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婚外情。直到被Georges（ Gérard Depardieu饰演）揭穿。而后，Georges的威胁、恳求都没有阻止Mina抛子弃夫的出走行动。影片结尾，夫妻二人加油站的偶遇，美丽的Mina重获新生，显得更加迷人自信，而Georges也从婚恋挫败中走出来，最后两人各怀心愿，迈向不同的方向。 该片情节看似波折起伏，可表述方式却是异常的平静，就连Georges在听到Mina与Matthias的叫床声，也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只用一句话“我连把你的脑袋拧下来的心都有” 一带而过，然后平静地离开。 影片中浓郁的浪漫气氛、洒脱的人文情怀，以及心酸的黑色幽默，都使得这部影片少了一些反省的深刻，却多了一份哲学的人文思考，它更像是法国人对《麦迪逊之桥》的致敬，向世人宣布人性至上、真爱无敌。 （二）理论阐述与影片分析 凡�6�1第根认为，“相同主题学的作品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不并妨碍拥有同一思想却选取不同结论的倾向。” 《麦迪逊之桥》与《偷情桥》，两部相同题材、同一主题的影片所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念。Francesca放弃爱情，坚守婚姻义务；Mina奔向爱情，抛弃婚姻义务。但是，两者的选择却得到了肯定。如果说，文学作品之间的不同，取决于作品的内容与意义，而内容与意义的不同，则表现在主题与观念。那么何谓“主题”？ 图松在引论中提到：“(人们)为什么要经常不断地为祖先的传说编制目录呢？是为了研究其历史，沉思其无穷兴衰的奥秘，也为了理解其自身的奥德赛，其中有的至高至贵，同时也往往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每一个忠实与正义的心灵中，都有一个安提戈涅……这些英雄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在他们心中：他们同我们共命运，而我们发现自己反映在他们形象之中……我们的神话和传说中的主题具有多重效用(polyvalence)；它们是人性的标志，是人类悲剧命运的理想形式、人性现状的指征。” 根据以上解释，主题虽是抽象的，但在某些作品中，主题却被实实在在地与人物绑在一起，不再飘忽不定，人们可以抓住它，而人物就是最好的捕网。人物将抽象的主题具化成与之对应的观念。影片中，具体化主题的人物，显而易见地，就是Francesca和Mina。 Francesca和Mina与传统的红杏出墙者相比，两人都没有令笔者产生厌恶的感觉，反而在笔者看来，Francesca似悲壮自省的自我牺牲者，而Mina则似冲破传统束缚，勇于行动的先锋。她们都勇于担当，是爱情与婚姻中的英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这部作品和以往的作品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不一样。以往的作品，多以题材引出情节，固守于特定的框架内，注重情节的完整性，以情节来阐释主题、却忽略了人；而这两部电影是则以题材来加强人物形象，再用形象的独特性来深挖主题。在这两部电影中，都痛斥了婚姻义务对爱情的束缚、对人性的压抑，但是也都肯定了两位女主角的最终选择。更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大众对她们的选择又给予了她们不同的时代定位。 1、 影片中的时代定位： Francesca是实际的典型，而 Mina是理想的典型。 Francesca生活在60年代的美国乡村，一提到60年的美国，多数人想到的是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等，而这些都属于反文化运动。其实，Francesca这位传统妇女，才是当时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表，所以说，在影片时代中，Francesca是实际的典型，是守护家庭、恪守婚礼誓言的实际典型。 而Mina却是理性的典型。Mina生活在70年代初的法国小镇诺曼底。在法国的1965到1980年间，家庭危机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时候也是女权主义与先锋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Mina的出逃，也有对这两种文化潮流的肯定。在影片时代中，Mina是理想典型，是出逃成功并获得幸福的理想典型。 2、上映后的时代定位： Francesca是想象的典型， Mina是实际的典型。 根据《20世纪70年代对今日美国影响》：“1978年的美国，百老汇上演了一场戏，戏剧主题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古怪，讲的是男女混住的宿舍里所发生的一切荒诞的事。这正是七十年代美国年轻人价值观的典型反映，说明了性解放所带来的变化在俗世的平凡生活中又是如何体现的，没有比婚姻更能反映这种变化的了。1910年，已婚家庭占全美家庭总数的80%，1970年，仍有69%的人已婚，自那以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2000年只剩下52%。” 再看法国，“法国现代家庭结构的特点之一是独居者人数大幅度增长，丧偶者、离婚者和独身者构成的单身家庭占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尤以年长者为最。巴黎仿佛成为独身者的首都，平均每二户人中就有一户是’单身户’”。 20世纪所兴起的女性解放、女权主义、性解放、先锋精神等随着全球化进程，渗透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它们的本意是尊重人性、解放妇女，但是，却渐渐地成为解构家庭的另一推动力。21世纪，是一个信仰丧失、家庭破裂、男女关系混乱、同性恋剧增的世纪，这个被经济关系扭曲、被工业机器大生产异化的时代，人们大多奉行利益至上、利己主义、及时享乐的观念，大多数人都为自己想得过多，他们的自私也变得理所应该、他们的贪婪更加肆无忌惮，而自我牺牲却被忘得一干二净。社会上到处都是出逃的Mina，而Francesca却成了人们昔日怀念的对象。所以说，在影片发行的21世纪，Mina是实际的典型，而Francesca却成了理想的典型。 不仅如此，从上你会惊奇地发现，Francesca和Mina时代定位居然是互相循环的。这种循环时代定位，再次说明了爱情与义务并不是两个矛盾，而是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他们之间对立统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社会婚姻的状态，就由它们中占主要地位的那一方决定。20世纪后期的社会，婚姻家庭的状态就像那摇摇欲坠的比萨斜塔；到了21世纪，婚姻家庭的风崩离析就变成一股不可阻挡势流。这其实就是爱情与义务，这两个主次方面在进行的转换与重心偏移时，在人类社会中的显像表现。 图松在亚类主题研究中的英雄主题，也提到了类似观点，即那些所谓的英雄角色“由于适应性强、变化性大、有多种效用，不受叙述框架的约束，�6�1�6�1�6�1�6�1�6�1�6�1能够把自身结合进某一世纪的思想特点和习俗趣味中去，能够实际上呈现出各种甚至是极端矛盾的意义，能够通过包容一切变异，使自身适应当代生活的各种细微差异。这样主题学就同时成精神史。” 这两部电影女主角的选择，不就是人类婚姻精神史的一个侧面吗？他们从服从到反抗，再从放纵到收敛，不就是人类精神史重复的最好证明之一吗？精神的重复，反映到客观世界中，就是社会思潮、思想主义的循环往复。这所有一切，又再次论证了人类的历史是重复的。 （三）总结综上所述，借助图松对主题学的研究理论，笔者通过分析两部影片的中女主角的的形象与时代定位，发现片中婚姻与义务的主题冲突都集中在了这两位女性人物的思想冲突上，其实质就是对遵从人性与坚守婚姻道德的纠结。同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大众对于婚姻与义务的选择、或大众的审美需要也是不同的。这体现在，影片所设定的60、70年代，Francesca是实际的典型，而 Mina是理想的典型；而影片发行的21世纪，Francesca是理想的典型，而 Mina是实际的典型。这种选择怪圈、或审美怪圈，其一说明了爱情与义务并不是两个矛盾，而是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他们之间对立统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且它们的每一次转换与重心偏移都给人类社会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变动；其二也是人类精神史循环往复的表现，人类行为重复的结果。所以，只要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爱情与义务将是永恒不变的社会文化主题。
百年简史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第一个产业时期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第二个产业时期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
之前有个同学是英语专业的，写的就是电影名称的翻译。。。这个比较好写，入手点儿有很多
盲山 盲井的导演 李扬 你可以先看看这两部电影我觉得不错
写周星驰！！！！！！！！写一个天生的喜剧天才为了自己的理想沦为文艺片的奴隶一个天生的演员为了自己的导演梦放弃观众和搭档其实我超级喜欢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让我很失望啊
撕批而拨格
我眼中的俄罗斯电影，以接近真实的故事和情感为血肉，以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化为精魂，点缀以极具西伯利亚风情的景色和音乐，生动而丰富，扣人心弦。 一、俄罗斯电影中的文化 俄罗斯电影，无论题材如何，时代背景如何，故事情节如何，都无一例外淋漓尽致的表现和还原出了俄罗斯文化的内涵以及俄罗斯这个古老民族的民族性格。所以说，俄罗斯电影是以文化为标签的，通过电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的品质——博大，宽广，豪迈奔放，坚毅自强等。下面就结合电影，谈谈其所体现的俄国文化特征。 1、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当五个女战士英勇牺牲她们花一样的生命时，她们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无畏、果敢和光荣，让我不禁潸然泪下。永远无法忘怀那一幕，热妮娅高歌着在丛林中穿梭与德国兵周旋。她直面敌人的勇敢，她倒下时依然扬起的嘴角，为我们展现的不仅是这个人物的伟大的爱国情怀，更是无数俄国人的赤子之心。同样无法忘怀的还有《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中，贫苦的俄国底层人民在呼啸的西伯利亚寒风中，一个个跪倒在皑皑雪地上宣誓誓死效忠俄罗斯民族，在弹药已尽的战场上他们以血肉之躯抵挡枪林弹雨死死逼近敌人。在这一刻，我忘记了政治，激荡胸间的只有俄罗斯人对这个民族生命一般的信仰。 2、坚毅自强的精神：《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卡捷琳娜，在遭受爱情事业的双重打击时，并没有消沉。她凭借着自身超凡的毅力克服生活的困难，终于在迈入中年时，迎来了人生的春天。卡捷琳娜身上的坚忍并不是个例，而是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坚强的特征。同样的品质，我们在《雁南飞》女主人公薇若妮卡身上也能看到。 3、其他的民族特性，如悲悯的情怀，风趣幽默的性格，乐观以及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都能在俄罗斯电影中体现出来。 俄罗斯电影，真实的反映了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使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传播和介绍俄罗斯文化的媒介，同时也使电影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征。 二、俄罗斯电影的取材 俄罗斯电影的题材十分丰富，如果我们跟随电影回到其制作的年代，就不难发现，它们中的许多其实就取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然而尽管如此，电影却并没有因其而体现出过多的政治色彩或商业色彩。如梁赞诺夫的《办公室的故事》，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但它以小人物的视角，描述了处在这种模式中的人们的生活，因此仍保持了俄罗斯电影一贯的诗意和隐喻的特征。 其次，一部分俄罗斯电影以著名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题材，再现当时的社会背景。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我们现在电影中的过分扭曲夸张历史不同，俄罗斯电影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严肃的。以《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为例，在讲述这个人物的一生时，电影不过分夸大哪一方面，甚至不人为的加上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不过多引导，而只是客观真实反映历史，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三、俄罗斯电影的取景和音乐 相信很多人都对电影《西伯利亚理发师》中开场那一片广袤的西伯利亚原林印象深刻吧。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上郁郁葱葱的针叶林，生机勃勃，让人顿觉心胸开阔。诸如此类的独具俄罗斯风情的景色在俄罗斯电影中不在少数。无论是泥泞冰冷的沼泽，茂密的原始森林还是狂风肆虐的雪地或结冰的伏尔加河，还有寂静无人的红场和街边美丽的白桦树，这些富有特色的景色在烘托电影情节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俄罗斯电影的又一个标签。 经典的俄罗斯电影除了具有情节真实感人这一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伴随着十分好听的音乐。《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主题曲《亚历山德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首歌不仅曲子优美动听，其歌词也十分贴近电影的主题，为电影博得了更多的喜爱。“万事并非与生俱有，莫斯科不是一天建成。莫斯科不相信话语，但相信爱情”娓娓道来的歌词伴随着优美的曲调，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又一记忆点。 四、俄罗斯电影的新发展 随着电影《守日人》《守夜人》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电影追求突破和发展的努力。怪诞的场景，独具一格的故事，特殊电影手法的应用，血腥的场面，幽默风趣的对话，都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好莱坞大片的影子。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魔幻电影把以往在好莱坞影片中出现的虚幻的超级都市背景变换成了当代莫斯科的真实景象，同时还加入了伏特加、黑面包和拉达车之类的俄罗斯生活细节，使得电影又与一般好莱坞影片有所不同。 当然，这只是俄罗斯电影走向复兴的第一步。与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科幻片相比，俄罗斯国产影片还是显得比较稚嫩。情节老套，过于血腥，同时有依靠装神弄鬼来博取噱头的嫌疑。然而，不论怎样，这样的尝试，依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相信有苏联经典电影的辉煌为指引，俄罗斯电影会重新找到它的方向，涌现出更多带有鲜明俄罗斯特色的好电影。 五、思考与借鉴 反观目前中国的国产电影，我不禁感慨颇多。中国国产电影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为何困难重重，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不够中国化。当然，所谓的中国化不是一味的武侠动作，也不是气宇轩昂的宫殿或昂贵的华服，而应该更多的包含文化的元素。通过电影完整的表现中华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这些东西若能以细节的方式融入到电影的方方面面，自然会带上独特的民族魅力。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要向苏联电影借鉴的。 另一方面，目前的国产电影，商业化气息太浓。依靠强大明星阵容博取眼球，以扭曲历史为代价赢得噱头，斥巨资打造却内容老套的中国电影始终显得过于浮夸，明显后劲不足。我一直觉得一部电影，只有当它不再依赖于明星、导演、资金、服饰等一切外在条件时，才有可能真正完成它作为电影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不能试着把电影当作一种艺术品，创造出像苏联电影一样的诗一般的影片呢？ 【总结】无论经历怎样多么漫长的岁月，俄罗斯电影就像历史天空中的璀璨明星，带着那个年代的特殊味道，在无数人的心中留下了一种名为苏联情节的东西。我心目中的俄罗斯电影，像普希金的诗，像托尔斯泰的小说，触动人的灵魂，给人以思考，历久弥新。
首先，介绍电影的初始产生。中外产生都需要讲解。然后分别对中外的早期电影特点及其发展进行阐述，加一些例子引证。然后感想。
给你推荐一个网站，那里有不少相关论文，都是公开发表的专业论文，及博硕士毕业论文，你上去搜搜，参考一下就有了中国知网你上去输入关键词“广播电视编导”，搜索一下就有了 容器与火把——创办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回顾吴保和 文献来自: 戏剧艺术 1999年 第06期 CAJ下载 PDF下载我们凭什么和这两所学校竞争而兴办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呢?我们认为,我们的优势,就是上海戏剧学院50年艺术教育的经验、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视和对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传统。另外,由于艺术院校特有的艺术氛围熏陶,我院培养的学生在新闻的敏锐性方面也许不如北 被引用次数: 0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广播电视文艺沉思录周华斌 文献来自: 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2000年 第04期 CAJ下载 PDF下载电影也划归广播电视系统。1986年1月,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90年代,国家教委正式确认并新增“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设学士、硕士、博士生专业。同样在80—90年代,正当广播电视系统提出“自己走路”和“扬独家 被引用次数: 2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对我国广播电视集团核心竞争力的思考樊士德,张春华 文献来自: 声屏世界 2004年 第11期 CAJ下载 PDF下载在国外传媒大鳄纷纷抢滩中国、国内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市场化步伐日渐加快的今天,国内广播电视集团面临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笔者认为,广电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由传统的节目竞争、广告竞争转变为核心竞争力的较量。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 被引用次数: 2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广播电视评论工作的新起点——新型广播电视评论探析罗弘道 文献来自: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95年 第09期 CAJ下载 PDF下载就是对广播电视评论如何搞,对于运用广播电视手段,真正发挥广播电视自身传播特点,这样的思路没有打开。因此,广播电视评论作者们的精力仍然集中投放在撰写的套路中。这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包括评论)历届评选中 被引用次数: 3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论新世纪广播电视发展的战略魏文彬 文献来自: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99年 第06期 CAJ下载 PDF下载在广播电视国际化的过程中,让内陆大省的广播电视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贡献,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广播电视节目已经上星的内陆大省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必须立足本省实际,冷静面对这种急剧变化的格局,增强历史责任感和社 被引用次数: 2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略谈广播电视编导演播和语言修养——纪念老舍先生辞世三十周年路宝君 文献来自: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996年 第08期 CAJ下载 PDF下载略谈广播电视编导演播和语言修养——纪念老舍先生辞世三十周年路宝君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编采人员、曲艺编演、电视剧编导和演员、专题节目编导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话语信息的传播者,并且大多是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人,按理说 被引用次数: 0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类型化——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必由之路林晖 文献来自: 新闻记者 2001年 第09期 CAJ下载 PDF下载《外国广播电视受众调查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9期 被引用次数: 6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付程 文献来自: 现代传播 2003年 第04期 CAJ下载 PDF下载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体其社会使命是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 ,语言是广播电视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广播电视在向社会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向大众传播语言。作为一种语言职业的广播电视 ,承载着信息传播和语言传播的双重使命。语 广播电视在传播语言的同时 ,也在传播语言规范。广播电视语言本身就是在传播语言的各种规范?被引用次数: 1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广播电视要面向农村黄工华 文献来自: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1年 第05期 CAJ下载 PDF下载“广播电视节目是为城里人办的,我们看不顺眼也听不进耳。” 广播电视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全国农村人口就有10亿之多,这是广播电视最大的受众群体。农民文化素质较城市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精神文 被引用次数: 1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 广播电视受众短信参与的危机与出路张晓岩 文献来自: 新闻记者 2005年 第10期 CAJ下载 PDF下载还详细规定了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的有奖竞猜类广播电视节目的范围和竞猜内容的播出次数等,这些条款有助于规范短信对广播电视的参与活动。巧妙利用广播、电视的媒介特点。短信的运用,归根结底是为了广播、电视节目获得更多效益,所以必须尊重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和节目的 被引用次数: 1 文献引用-相似文献-同类文献查广播电视 的定义搜广播电视 的学术趋势翻译 广播电视编导搜索相关数字中国新闻广播节目制作时间中国专题广播节目制作时间中国文艺广播节目制作时间
划来做，最好是贴近生活，比较好调
1 论新闻播音主持的社会责任感 舒文萍 科学咨询(决策管理) 2008-08-10 期刊 0 0 2 后现代教育理念对播音主持教学改革的启示 李卫中 电影评介 2008-08-08 期刊 0 2 3 我国播音主持专业教育现状思考 栾洪金 当代传播 2008-07-15 期刊 0 0 4 谈播音主持之“气” 林鸿 中国广播 2007-03-15 期刊 0 39 5 “学院派”播音主持问题出在哪里? 师杰; 孙立强 中国广播 2007-04-15 期刊 0 35 6 浅谈播音主持创作中的个性 马彩虹; 庄毅 科教文汇(上旬刊) 2007-10-10 期刊 0 27 7 浅谈播音主持的细节把握 游锦红 东南传播 2007-09-30 期刊 0 40 8 关于播音主持专业技能培养的思考 胡文静; 解丽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7-10-15 期刊 0 28 9 “说新闻”:播音向主持蜕变 应天常 声屏世界 2007-11-15 期刊 1 20 10 维汉双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素质教学的思考 刘惠彬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7-10-15 期刊 0 39 11 论播音与主持 李静 新闻爱好者(理论版) 2007-10-20 期刊 0 29 12 播音主持20年 喻梅; 杜晓莉 中国记者 2007-04-01 期刊 0 25 13 论播音主持创作中的个性特征 孔庆潮 科技资讯 2007-11-03 期刊 0 30 14 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方法探究 郭艳玲 文学教育(上) 2007-05-15 期刊 2 27 15 播音主持专业考试模式改革的探索 郭艳玲 文学教育(上) 2007-06-15 期刊 0 12 16 谈电视播音主持的语言表现力 吴昱 电影评介 2007-07-23 期刊 0 69 17 播音主持专业实践教学初探——颠覆大众生活的视觉文化 李聪聪 电影评介 2007-07-23 期刊 1 34 18 对播音主持艺术的思考 赵思扬 消费导刊 2007-11-15 期刊 0 38 19 论艺术类专业教学情感场的构建——兼谈播音主持专业的以情带教 曲海泓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7-11-20 期刊 0 20 20 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类三大奖项 新闻传播 2001-08-10 期刊 0 1 上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页 共有记录163条
我赞成你的那句 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