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经典总分三藏十二部经典分别是：「经」「律」「论」统称为《大藏经》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也叫作「一切经」，又略称「藏经」。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佛教三藏的分类，起源很早。相传佛灭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了遗教的结集，即通过会议的方式，把佛说的话加以统一固定下来。佛教的经藏是经过几次结集（编纂）会议才形成的。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后分化为大乘、小乘两派。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正式名称“巴利语经典系佛教”。约在公元3至6世纪，佛教由印度或斯里兰卡传入缅甸，再从缅甸传入西双版纳。佛教传入之初称“摆坝派”，没有被傣族群众 接受。后传入的一派称“摆孙派”，即被群众所接受，成为普及派。由于佛教宣扬的消极、忍耐、调和、轮回、因果报应等有利于维护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受到统治者的赞扬、拥护并极力推广，所以成为傣族、布朗族信奉的宗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教义有四缔五蕴、十二因缘、三法印、轮回、业报。其经典总称三藏：一、《经藏》，傣语“苏点大比打嘎”；二、《律藏》，傣语“维乃压比打嘎”；三、《论藏》，傣语“阿皮坦玛比打嘎”。另外还有许多藏外典籍。南传上座部佛教要求僧侣、信徒严格遵守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说谎（不记前仇）、不酗酒、过午不食、不观听歌舞、不戴花不抹香水、不坐高处、不积蓄金银财宝。西双版纳的佛教建筑主要是佛寺、布萨堂（戒堂）、佛塔三大建筑，特别是佛寺和佛塔遍布傣族、布朗族居住的村村寨寨，其中不乏国内外有名的精品，成为西双版纳的一大景观。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事活动和佛教节日名目繁多，主要有如下9项：1、傣历6月份的浴佛节，就是傣历新年，外地人称“泼水节”。2、“毫瓦萨”（傣历9月15日）和“卧瓦萨”（傣历12月15日），即“关门节”和“开门节”。整整3个月为净居斋戒期。3、赕，即布施。是信众对寺僧的捐献活动。节日繁多，一年内至少赕7次以上。4、“毫干”，即禁忌日，时间在傣历2月份。5、“播帕”，即升和尚。6、“痕帕洼”，即祭佛山。7、“松桑卡”，时间傣历 5月15日，为比丘集结日。8、“播董”，即竖旗杆。9、“机光罗”，即烧白柴堆，祝贺帕召升天。傣族、布朗族的每个男子到七八岁左右，都要到佛寺当一段时间和尚，才有结婚、成家立业的权利和义务，否则，被人瞧不起。当和尚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则终身为僧。西藏佛教的起源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隶制度下，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印度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一批城镇小邦兴起（迦毗罗卫国就是当时的一个小邦），经常互相侵并，发生冲突。在政治上，雅利安人自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土著民族后，创立了野蛮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称为婆罗门）为最高的社会阶层，奴隶（称为首陀罗）是最下贱的阶层。首陀罗是非雅利安人，受着极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被婆婆罗门随意驱逐甚至残害。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不仅被订在法律中，还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义中。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生产下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温饱和安定。痛苦、失意、无望、颓废是当时一般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也使作为一个小邦王子的悉达多受到感染，他思想日益苦闷，产生了消极厌世的念头，不愿继承五位，便外出寻道。开初他也想从婆罗门教中皖出解除苦难的方法，但终于不合心意，便舍弃了婆罗门教，闭居山林静坐。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到他死的时候，佛教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精细的唯心主义体系，后来由于不断的传播，发展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教义就显得更为杂乱了。“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称是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真理”。所谓“苦谛”，就是说人世间一切都是苦的，人生一世会遇到生、老、病、死……十六苦（或说八苦），没有丝毫乐处，引导人们去厌恶人世。所谓“集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找来找去佛教徒找到了两条原因：一条叫“业”（干事情），这是致苦的正因；一条是“惑（烦恼）”，这是致苦的助因。业和惑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和惑，苦果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这就叫“灭谛”。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就必须修道，这就是“道谛”。佛教所说的“道”就是涅盘之道。所谓“涅盘”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就是死的化名（这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修行，以涅盘为极目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去求死。四谛之中，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最苦，涅盘最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敢触动，仅以消极厌世和追求死亡的说教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苦谛以生老病死等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些苦难，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这就很巧妙地掩盖了阶级矛盾，抹煞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造成被压迫人民痛苦的根源。这种说教当然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诚然，剥削阶级也会遇到生老病死等问题，但他们是从剥削阶级的贪欲本性来考虑这类问题的，即如何才能长寿，如何在来生来世也能保住荣华富贵的地位等等。而这种说教，不仅迎合了剥削阶级的贪欲心理，还为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剥削阶级在纵情享受的同时，分出一部分财物施给寺庙，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佛教正是这样向剥削阶级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的门票。佛教在进一步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人生命的起源和过程也是依赖于条件的，这就是十二因缘。即无知（“无明”）引起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身体的精神和肉体（“名色”），有了名和色，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感觉器官的“六处”，六处引起和外界接触（“触”），由触引起感受（“受”），由受引起贪爱（“爱”），由爱引起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取”），由取引起生存的环境（“有”），由有引起“生”，再由生引起了“老死”。所以说到底，人生的痛苦是由无明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佛教经典又把十二因缘说解释为“三世因果报应”说。即：无明、行是过去因，感现在果；识、名色、六处、触、受是现在果；爱、取、有是现在因，感未来果；生、老死是未来果。宣扬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善业”或“恶业”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这就为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荒淫无耻地进行享受提供了根据，把劳动人民由于剥削制度造成的苦难亦解释为合情合理的事情。这种说教起着掩盖剥削阶级的罪恶和让劳动人民服服帖帖当牛作马的反动作用。根据“因果报应”，佛教又提出“轮回”的说教。“轮回”的原意是“流转”的意思。佛教沿袭婆罗门教的说法而加以发扬，宣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会永远在所谓“六道”中生死相续，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一样。根据佛教经典所谓“六道”是指：天、人、阿修罗（一种鬼怪恶神）、地狱、饿鬼、畜生。人若做了善事（指信佛等），死后就可升入天界。人若做了坏事（指不信佛，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触犯了他人的利益等）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变成饿鬼，或堕入地狱。这种说教，实际上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恫吓劳动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释迦牟尼死后百余年间，佛教发生分裂：一派称为“上座部”，主要由一些长老组成；另一派称为“大众部”，拥有广大的僧侣，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又由大众部的一些支派组成“大乘佛教”，并且称呼非大乘佛教的教派为“小乘”。大乘宣称自己这个教派是“普渡众生”的，说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当“罗汉”，不管别人，所以很不可取。他们把罗汉称之为“自了汉”，是带有一点轻蔑的意思的。大乘打着普渡众生的招牌，宣称自己宁愿入地狱渡人，也不愿自己先解脱。这是很能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的，所以大乘比小乘具有更大的欺性。大乘佛教中又有“空宗”和“有宗”的不同派别。空宗（又称“中观宗”）是公元三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一个派别。空宗宣扬“一切皆空”的教义，很有导致把佛自身也否定掉了的嫌疑，所以遭到了另一些佛教徒的反对。后来世亲、无著才创立了“有宗”。有宗又称“瑜珈宗”是针对空宗来的，认为不能象空宗那样讲，不是一切皆空，佛还是真的、有的。有宗宣扬“万法唯识”的教义，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佛性的表现，最终也都要归到佛性一来，主张的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论。传说龙树是大乘佛教的祖师，他不仅创立了大乘空宗，而且还把佛教某些教义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仪式相结合，创立了“密宗”，（或称“密教”）。后称密宗以外的教派为“显宗”（或称“显教”）。所谓密宗，一是主张秘密传教；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弄得很神秘；一是搞惑世欺众的巫术和烦琐的宗教仪式。密宗是比其它宗派更秽浊的污水。佛教出现了密宗以后，就走入绝境了。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185年），佛教被定为印度的国教。当时印度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关系活跃，国家甚至发动佛教传教士远赴国外以扩大政治影响，佛教由此便逐渐向亚洲其它各国传播。南从印度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经帕米尔高原，在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再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南传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以后佛教便一步步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传入各国各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思想意识、宗教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显得相当活跃。但在印度，中世纪后佛教便逐渐为印度教所融化，到十三世纪就衰落了。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同时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神祗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外地人俗称为“喇嘛教”。
佛教的分类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内部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和阐发，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按照其教理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形成时期的先后，可归纳为大乘和小乘两大基本派别。 “乘”是梵文yana（音读“衍那”）的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法济渡众生，象舟，车能载人由此达彼一样。“小乘”（Hinayana ，音读“希那衍那”），原为大乘佛教（Mahayana，音读“摩诃衍那”）出现后（约公元一世纪左右），对以前原始佛教（指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时期，释迦牟尼及其三、四传弟子时的佛教）和部派佛教（指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时期上座部、大众部各部派佛教）的贬称，而“大乘”则为该派对自己的褒誉。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各国，所传为小乘系统佛教，但至今他们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现行一般佛教史著作中沿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等称谓，则并不寓有褒贬之意。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主要可以从信仰修证和教理义学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信仰修证方面来说，小乘部派佛教奉释迦牟尼为教主，认为现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即释迦牟尼，不能同时有两个佛。信仰者通过“八正道”等宗教道德修养，可以达到阿罗汉果（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迥）和辟支佛果（观悟十二因缘而得道），然不能成佛。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个。信仰者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称“菩萨”，意为具有大觉心的众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又，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所以大乘佛教讥讽他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自称佛法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他认为，修证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因此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要适应世间，开大方便门，以引渡众生。 其次，从教理义学方面来说，小乘佛教总的倾向是“法有我无”，即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而不否定法我的实在性。而大乘佛教则不仅主张人无我，而且认为法无我，即同时否定法我的实在性。在乘佛教对“法无我”的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为初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学派（在我国称为大乘空宗）。它主要阐发诸法“性空假有”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诸法）都是因缘（各种条件）而起，是无自性的，因而是空。但这种空又不是虚无，其假有的现象还是有的。所谓假有是针对小乘认为诸法在概念上是实有的理论而发的，也就是说诸法只是一种“假名”而已。龙树、提婆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诸法，既不着有（实有），也不着空（虚无的空），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观”。二为中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由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在我国称为大乘有宗）。它主要阐发“万法唯识”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均依“阿赖耶识”（亦称第八识，藏识等）缘起，阿赖耶识能发生一切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法都存在于认识之中，认识无非是心意识的分别作用，因此整个宇宙除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外，再没有什么实体了，因此叫做“万法唯识”。公元七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走向衰微，密教（后期大乘）代之而起，已无重要义理可言了。 此外，大小乘佛教都有各自编集的经典作为立论之依据。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以汉译名称）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则有：《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盘经》、以及《大智度论》、《中论》（龙树造）、《瑜伽师地论》（传为弥勒造）、《摄大乘论》（无著造）、《唯识三十论》（世亲造）等等。 佛教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我国，至东汉末，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有两位著名的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译出大量小乘经典，支则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然而，就佛教以后在我国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小乘佛教虽也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只是备参考而已。 大乘佛教在我国可以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而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则已不能简单地用原来印度大乘某派的说法予以框范了。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以至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了。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多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则可说有宗色彩稍多些。至于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则更是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佛教有众多的分支，详细的分类请参考佛教宗派。单按照传播路线，佛教可以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大致是佛教上座部，又被大众部称为小乘佛教（称呼含贬义），认为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佛陀，其他人修炼最高可以称为罗汉，不能成佛。北传佛教大致是佛教大众部，包括大乘佛教（主要是汉传佛教），以及金刚乘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不同，大乘佛教认为人人可以成佛，释迦牟尼只不过是众多佛陀中离我们年代最近的一个。 大乘佛教有三大分支: 北川佛教 南传佛教 藏传佛教 北川佛教就是汉传佛教,演变到后来唐僧取经归来的大乘佛教,主要传播地域是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宗系汉传佛教的八宗（一说汉传佛教十五宗）三论宗天台宗贤首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真言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唯识宗)成实宗藏传佛教的教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觉囊派希解派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见中国佛教）。
三藏是指“经”“律”“论”，“经”是佛和菩萨所说之法。“律”是指佛所定之戒律，由于菩萨还有细微的障，只有佛才有无碍遍知的智慧。“论”为诸菩萨所作。三藏十二部，浩如渊海，具体写出经书的名字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了。
不久前，著作已圆满发行，而寺院亦渐渐上了轨道，至此才稍稍有些空闲。前几日，有佛友前来拜访，以藏传佛教中几点问题请教于我，我为之一一解释后，其很满意，遂建议将之整理成文，因恐时下有此惑者颇多故，我也就同意了。我回复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藏传佛教名称问题，现今有人对西藏地区佛教或称之为“藏密”，或称之为“密宗”，这都是极不妥当的，易致人产生以为西藏除密宗外无有其他教法的想法，汉藏佛法之间隔阂会更加增大！实际上，在藏传佛教中是显密是并存的，藏文大藏经中记载的十分丰富，并不都是密法。八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编有《丹迦目录》，收有从梵文、汉文译出的经典四千余部，后世又陆续补译增添。藏文大藏经分为三部，即甘珠尔，意译佛语部，相当于汉文大藏经的经、律、秘密藏三部；丹珠尔意译祖师部或论疏部，为历代佛教著作，相当于汉文大藏经的论集、经疏、律疏、论疏、使传等等；松绷意译杂藏，乃藏、蒙佛教大德之一些著述。由于汉地信众不知藏传佛教之详情，误以为西藏只是流传密法，遂将之目为异类，如果不从称名上纠正过来，误导性是极大的！因此，我认为应称为“藏传佛教”为妥，这样就能显密兼顾，又突出了“藏传”这一特色。另外，有人称藏传佛教为喇嘛教，这也是有失妥当的，最初国外即是如此称呼，后来国内亦有大部分人盲从之，甚至有些人一见西藏来的僧人就称为喇嘛。“喇嘛”是藏语音译，译成汉语可名“上师”，藏传佛教对通达佛经，有较深修持而能指导人修行的僧人才称为喇嘛，与汉地法师大略相同，而一般的学法僧只能称为扎巴、拉日、呷秋、额多或贝恰瓦。扎巴是指学经未毕业的普通僧人，无权外出念经化缘，更不具备指导人修学的资格；拉日在格鲁派是在大寺学经十年以上，尚未考取格西学位而担任堪布的称谓；呷秋是在大寺学经三、五年，知晓一些佛学的人；额多是格鲁派对50岁以上，未赴大寺学经的老扎巴之称谓；贝恰瓦是书生之意，指藏传佛教中初级学生之僧尼。此如同汉地对未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人只称“沙弥”一般，称之为“法师”就不妥了，如将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那么西藏的学法者岂不是都是上师了，没有了教导与被教导者！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不可小视的，假如西藏来一个僧人大家就称其为喇嘛，那么后果是极为堪忧的，就容易出现以盲导盲的现象，自未于佛法得利之人岂能教导好他人？由上述问题引申开来，就有了第二个问题，藏传佛教讲显密并修，先显后密，如印度大班智达后赴藏的噶当派祖师阿底峡尊者指出：密咒乘胜过波罗密多乘，是属于更上一层楼的修法。因此，阿底峡尊者在《菩提道灯论》中讲说波罗密多乘以后，即在最后一段宣说密咒乘，大乘中的最上乘。其内容指出：欲速疾圆满福慧二资粮而修学密咒法门的人，必须先承事上师，令上师欢喜，得求灌顶和随许后才能修习。有一些法师在讲经解论时，误解此句，云“先显后密，未学显不能学密，因此不必去西藏，可于内地先学显教”。未学密先学显这是没错的，但这个“显”是不是汉地的显教？这就有必要说明了。首先，我们已明了藏传佛教是显密并存的，非独只有密法，所以去西藏不一定只能学到密宗。如海公上师率弟子入藏，将弟子分为两类，学法相（显宗）者，自谋生活，靠寺庙供衬；学仪轨（密宗）者，随弟子自愿参加，由师来自教导。另外，西藏所谓的显宗，亦不同于汉地显宗，并不是说汉地学了显宗的入藏即可学密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可不知。以格鲁派为例，所谓显宗学法即是五部大论，即弥勒《现观庄严论》、月称《入中论》、法称《释量论》、世亲《俱舍论》及德光《戒律本论》。依格鲁派规定，学经僧尼学五大论分为十三级（或十五级），一般要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然后考取格西。格西是藏语“格威西联”的略称，意译善知识，可理解为显宗佛学博士。考取格西后，才可入拉萨最高密宗学院上、下密院继续深造，修证密法。上、下密院并无等级差别，只是称名之不同，下密院在拉萨北京东路，上密院在小昭寺，上下密院是格鲁派最高密法中心。我在浙江天台曾得小昭寺资赤塔青上师灌顶传法，并蒙上师恩许可整理他的传记，传法之余，曾多有请教，亲闻上师说：“过去格鲁派手印正规与否，是以上、下密院为标准的”。由此可见，上、下密院于密法中是权威象征，格鲁派法主甘丹赤巴亦是属于上、下密院的人接任。当然，亦有未考取格西位而直接去上、下密院学法者，但只能算是旁听生，称仁吉巴；已考取格西而学密法者，称左仁巴，有资格在密院中按年资升迁，旁听生则便无此资格。当然，除了上、下密院外，格鲁派其它诸大寺中也有属于自己的密院，但这些密院亦是修学显宗后才可以去学的，直接入学者是很少有成就的。由此可见，西藏所谓的先显后密并不是先学汉地显教才去学密法，这个“显”是指教理部分，然后去修密法五大金刚的生圆二次第，理极则事圆，易证菩提而无惑！不然恐一上来就修无上密法，因不知密乘表法之作用，而将大威德本尊误为牛头怪兽，遂对佛法无上密产生怀疑，便成为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了。如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大师早年曾阅密法仪轨，因不解表法作用而有贬谤，后读《大日经疏》方知密法深义，深生惭愧，后来在一次演讲时说：“此宗是佛教最为高深者，未尝穷研，不可诽谤”。他基于自己切身之经验，劝人学密切不可先修仪轨，应先通读理论。由此总结，西藏先显后密是讲求先学教理后修无上密法，并非是先学汉地显教然后才可去西藏学密法，因为西藏的佛法本就是显密并存的，并且显宗教法亦有自己独特的传承讲解，并不认为只念几句佛号便是已修了显宗了。第三个问题与实修有关，即中脉之有无。佛友言，中脉如有，为何显教不谈、人身中不见？如无，为何密宗诸经广说，并云特别重要？我的回复很多，因为内中涉及一些深广的密宗要义，为不泄密，只得从略介绍。我说，从佛法上讲，中脉是中观性的，亦空亦有。说它空是因为人的肉眼不可见，因其为细脉故；说它有是因它确有作用，修者便知。依无上密部所讲，人身共有七万二千道脉，其中重要者有一百二十脉，更重要者有二十四脉，其中最为主要者为左中右三脉，而三脉之中，又以中脉最极重要，故称为命脉，古云“气不入中脉，而云得证菩提者，绝无是处”。中脉名词并非是藏人编撰出来的，而是古印度就已存在。中脉梵文名阿哇都帝，藏文译为武嘛，噶当派祖师阿底峡尊者有百余位师尊，其中有一位阿哇都帝巴上师，即是有名的修中脉得证师，即以修中脉闻名者。那么中脉为何有而又不可见呢？依密法典籍讲，俗人之身体上还有粗身、细身、微细身之分，我们的肉体是粗身，有形有质，肉眼可见；细身就是密法中所讲的脉，有人说脉不可见便不存在，这是非常武断的，试问声波、细菌和极白之光也不能被肉眼看到，能因此就否定它们的存在性吗？不论佛典中所说之脉，即我国中医亦言有奇经八脉，解剖时同样不可见，但未见有人说中医是宗教迷信怪论！大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作者）便指出：“内景隧道，唯返观内视者能照查之”。至于微细身，即佛法身是也，佛是中脉已成就者，当然身为最细而不可见了，可见者乃为化身。至于为何显宗不谈？这个问题亦不奇怪，大乘所云者不仅有许多方面为小乘所缺，更有斥小乘为非法者，难道小乘就因此可断定大乘非佛法乎？即便是大乘法中，所宣亦有种种区别，中观与唯识所讲即有很大差异，唯识言心外无境，中观应成派言心外有境（但无自性），你能据此争论就认为佛所说法是自相矛盾乎？无上密法为佛内证功德，密咒只八地以上菩萨才能通达其义，密法中有显宗所无者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盖以显宗讲即心即佛，而密宗倡即身成佛，一个追求净心之境界，一个追求身体之转化，是故显宗多他心通、预言、授记等心灵功效，而密宗却多肉身飞腾、虹化、隐形等身体神通，因为一个是修心之果，另一则为修身之成效。对于重视心净则国土净的显宗行人来讲，佛说法自然不特宣气、脉、明点，而云身是我执、臭皮囊；而对于欲求以身证道之人来说，佛就会讲身安则道隆，身成佛亦成，毁身为大罪！忆我初学佛时，亦曾以气脉问题质询一位大恩上师，谓为何佛不于显宗讲气脉？上师答道：初学佛法，讲破我执为主，而我执之起因为执于身，世人便是以身为宝贵，如佛初始既言气脉，则不仅信众迷惑，俗人更加执矣！以为世尊亦同意人身为好，不求上进了。然不讲之，却又不可或缺，故变化身来讲或秘密说，所以有显密分别也！有人可能会想，藏僧求身成而不求往生，是执于身也。实际上密宗行人不作此想，虽然密宗亦有下等往生成就、中等中阴成就，但他们更欲追求上等的即身成就，因一身中有无量无数之微生命，如能即身成佛，那就已是广度众生了！如果说肉身有变化就是执身见，那么释迦佛留牙舍利、发舍利、指舍利，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肉身不腐，是不是执着呢？换言之，牙、发、指及肉身能不坏，是不是气脉之作用呢？如非气脉作用，头发上无神经，又已离于肉身，是什么令其不坏呢？实际上显密二宗修持者无非都是一样的肉身，并非显宗人无气脉，而只密宗行人才有，只不过是显宗典籍不明宣讲罢了，不然岂非显密二宗之佛身佛果有不同矣！因篇幅问题，不再多谈，有关其他问题，留待今后有缘再论及。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三藏是指“经”“律”“论”，“经”是佛和菩萨所说之法。“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若以经典流传之地域别之，则北传方面，自印度经由西域，或经南海而传入我国、朝鲜、日本，或自印度传至西藏、蒙古；南传方面，则自印度传至锡兰、缅甸、暹罗（泰国）、柬埔寨（高棉）等东南亚诸国。由于地域之不同，遂形成各自独特的佛教思想与文化。又因各种语言文字之翻译流传，及历代祖师之种种著作，佛教典籍因而内容分歧、数量庞大。被收入大藏经中之佛典各有其特色，其中传承于我国、日本之汉文佛典，其质、量最大。其次，能与之抗衡者为流传于西藏、蒙古之藏译佛典及喇嘛教圣典。锡兰、缅甸、泰国、高棉等地所传承之巴利语三藏，则具有圣典之一贯性与纯粹性。至于梵语佛典，其量远不及前三者（汉藏、藏文佛典、巴利藏），然因收入大乘经典及各种重要论书，故对佛教研究甚为重要。梵语佛典主要自尼泊尔传来，其他从喀什米尔、西藏之古僧院、古塔，及西域发掘之窟院中所发现者亦不少。据传，佛陀入灭后，以摩诃迦叶为首之五百弟子，于王舍城召开第一次经典结集，编纂佛陀之言教。此次结集恐系聚集多数佛弟子合诵佛陀之圣句，而非在此时成立圣典。据现存资料推定，在阿育王时代，即有圣典之单行本出现。杂阿含经卷四十九中记载牟尼偈（梵Muniga^tha^ ）之名，又阿育王碑文中亦发现牟尼偈之文，由此可见西元前三世纪已有单行本存在。然其时非以编纂经典为目的，乃为便于讽诵佛语之故。此由西晋白法祖所译之佛般泥洹经所载，及阿含经中随处有佛弟子晨朝诵经之记录可以得知。今日所谓之巴利语三藏乃后世所编纂者。经、律、论三藏成立以前，曾将佛典分为九分教、十二分教。三藏之中，律藏成立最早，时代约在阿育王之时，其次为经藏。从第一次结集至部派佛教时代之间，分成四阶段，随后次第附加，以至于现存之型式。论藏为三者中成立最晚者，此因部派佛教时代盛行对佛陀教说之研究，致力于说明、注释、整理分类、除去教说中相互之矛盾，由此遂产生诸种论书。早期佛教并无记录之经典，虽称结集，然不用笔录，仅合诵而择其义而已。此因当时之印度认为笔写有渎经典之神圣，故以口授相传。至阿育王时代渐次出现笔录之佛典。现今之佛典，从语文之流传上可分为：(一)巴利文佛典：为南方各地区所传持之佛教圣典，有经、律、论三藏及藏外典籍。三藏之中，经藏称为尼柯耶（部），相当于汉译之阿含，共有五部，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律藏分为经分别、犍度部、附录三部，为研究原始佛教教团之重要资料。论藏有法聚论等七论。藏外典籍大凡可分三期：第一期有指导论（Nettipakaran!a ）、藏释（Pet!akopadesa）、弥兰王问经（Milindapan~ha^）、岛史（Di^pavam!sa ）等。其中弥兰王问经为说明印度与希腊文化交流情形之典籍，极为重要。第二期有三藏注释书（At!t!hakatha^）与大史（Maha^vam!sa）。第三期有三藏注释书之注及小史（Cu^l!avam!sa）等。此外尚有文典、辞典、史书、教理史等大量文献。(二)梵文佛典：贵霜王朝之迦腻色迦王于喀什米尔召开第四次结集之际，决定其后以梵语为圣典语。初期之梵语佛典并非采用古典梵语，乃是用佛典特有之佛教混淆梵语。佛教徒以古典梵语著作或始于笈多王朝，即四至五世纪以后。梵语佛典大多属于大乘，极少数为小乘，不若巴利语佛典之系统化，内容亦无秩序而多歧异，大部分在十九世纪初以后才由西欧探险家所发现。日本学者山田龙城将各种梵语佛典分类为：(1)原始─阿含类、毗奈耶（律）类、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佛文学。(2)大乘─般若经类、华严经类、法华经类、涅盘经类、宝积经类、大集经类、诸经集类。(3)诸论─毗昙类、中观论书、瑜伽诸论、后期诸论。(4)秘密─所作经疏、行瑜伽类、无上瑜伽、秘密拾遗。其中，阿含类仅残留断片，毗奈耶类21世纪以来次第刊行戒本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之律典，这些律典与佛传、譬喻文学有密切关系。名之为阿波陀那（Avada^na）的譬喻文学，系由印度通俗文学中寻求主题，再穿插佛教教理，以教化民众为目的之佛教文学。其梵文写本之数量仅次于秘密部，内容亦极重要；譬喻百集（Avada^nas/ataka，汉译撰集百缘经）、天譬喻（Divya^vada^na）、宝鬘譬喻（Ratnama^la^vada^na）为其主要者。佛传文学有大事（Maha^vastu）、方广大庄严经（Lalitavistara）、马鸣之佛所行赞（Buddhacarita ）等。赞佛文学有马鸣所作歌咏难陀出家与成就之孙陀罗难陀诗（Saundarananda-Ka^vya ）、摩咥里制吒（Ma^tr!cet!a）之四百赞，及克歇门德拉（Ks!emendra）之作品等。大乘经典有十万颂般若、二万五千颂般若、八千颂般若、金刚般若、七百颂般若、十地经、入法界品、法华经、极乐庄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明菩萨会、悲华经、金光明经、月灯三昧经、入楞伽经等。另有大般涅盘经、大集经等诸种之断片等。诸论有俱舍论，龙树之中论、回诤论、宝行王正论，及提婆之四百观论等之中观论书。瑜伽论书有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现观庄严论、究竟一乘宝性论、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等。后期论书有月称之中论注净明句、寂天之大乘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经、寂护之摄真实论、法称之量评释、正理一滴等。属秘密部之梵文写本现存三百多部，包括各种陀罗尼、仪轨、成就法、怛特罗等。(三)西域佛典：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之际，途经西域、中亚等地，遂有下列各种语言所写经典之流传，即：和阗语、龟兹语、回鹘语、吐火罗语（Tukha^ra）、粟特语（ Sogdh）等，此等经典直至二十世纪才被探险家发现，其现存者皆为断片，翻译及书写年代均很早，为研究佛典、佛典史之重要资料。(四)西藏、蒙古文佛典：藏语佛典包括大藏经及藏外文献，前者大多译自梵语佛典。西藏大藏经分成甘珠尔（Bkah!-h!gyur）与丹珠尔（Bstan-h!gyur）两部分，前者为经部与律部，后者为论部与经律之注疏、赞歌、仪轨，及与历史、论理、语言、医学、工艺等有关之著作。藏外文献有喇嘛教之新旧诸宗派圣典，及喇嘛传记、寺志、史书、文法书、历法书、医学书、赞歌、仪轨、誓愿文、信等。蒙古民族自十三世纪信仰佛教以来，除由藏文大藏经翻译成蒙古语大藏经之外，用蒙古语所著作之书、注释书等，数量亦很庞大。(五)汉文佛典：分为印度传来的佛典之汉译及我国所撰述者二种。前者之原本除梵语佛典外，另有西域等地之方言及混淆俗语之典籍。后者为经律论之注释书、讲义书，及我国祖师之撰述，与对此等之注释书及研究书等。其数量随时代而增加，为其他佛书所不能比拟者。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之印度撰述与中国撰述两部分，印度撰述部分包括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盘、大集、经集、密教、律、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十六部分；中国撰述部分则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目录等（史传、外教两部包含若干印度撰述，目录部则包含部分日本撰述），总计二二三六部，九○○六卷。我国祖师撰述之典籍中，最具代表性或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经疏有僧肇之注维摩经十卷、智顗之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各二十卷、法藏之华严探玄记二十卷、一行之大日经疏二十卷、善导之观经疏四卷等，律疏有道宣之四分律行事钞十二卷等，论疏有普光之俱舍论记三十卷、法宝之俱舍论疏三十卷、吉藏之中观论疏二十卷、窥基之成唯识论述记二十卷、法藏之起信论义记五卷等。其次，有关各宗特色者为僧肇之肇论一卷、慧远之大乘义章二十六卷、吉藏之三论玄义一卷、大乘玄论五卷、窥基之大乘法苑义林章七卷、法藏之华严五教章四卷、宗密之原人论一卷、智顗之摩诃止观二十卷、道绰之安乐集二卷、德辉重编之敕修百丈清规十卷，及宋代禅僧之各种语录等。史传部自印度翻译者有异部宗轮论，为部派历史、教义之概说，其他如阿育王、龙树、马鸣、提婆、世亲之各传记等。我国所撰述者为梁代慧皎之高僧传十四卷及唐、宋、明各代之高僧传及高僧之别传、往生传、寺志、地志之类，法显传、西域记等。齐梁以后，抄写大藏经要旨之风盛行，现存者有梁代宝唱等之经律异相五十卷、唐代道世之法苑珠林一百卷、诸经要集二十卷等。又入藏诸经之解题有宋代惟白之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八卷。为研究大藏经而作之音义有唐代玄应之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唐代慧琳之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等。此外，有关解说梵语字义者有宋代法云之翻译名义集七卷，有关大藏经名数事项之编集者有明代寂照之大藏经法数七十卷等。外教部中则有真谛所译之金七十论三卷，系数论学派之论书；玄奘所译之胜宗十句义论一卷，系属胜论学派之论数；此外，尚有道教之老子化胡经等。(六)日本之佛典：可大别为五种：(1)有关经律论之注释。(2)各宗派之典籍。(3)史传、目录等。(4)法语、御词、闻书、语录等宣扬宗义信仰之文书。(5)用于教化民众之唱导、赞歌、和赞、讲式及通俗文学等。其中，较具日本佛教特色之代表作为圣德太子之三经义疏、最澄之守护国界章九卷及显戒论三卷、空海之十住心论十卷、即身成佛义一卷及辨显密二教论二卷、淳和天皇敕撰之天长六本宗书、源为宪之三宝绘词三卷、源信之往生要集三卷、庆滋保胤之日本往生传一卷、源空之选择本愿念佛集一卷、高辨之摧邪轮三卷、荣西之兴禅护国论三卷、道元之正法眼藏九十五卷、莹山之莹山清规二卷、亲鸾之教行信证六卷、唯圆编之叹异抄一卷、日莲之立正安国论一卷、凝然之八宗纲要二卷、师炼之元亨释书三十卷、莲如上人御文五卷、师蛮之本朝高僧传七十五卷、良遍之观心觉梦钞三卷、白隐之夜船闲话一卷等。又属于说话集者有西行之撰集抄九卷、鸭长明之发心集三卷、住信之私聚百因缘集六卷、无住之沙石集十卷等，皆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六卷以下，或大日本佛教全书一百五十卷中，及各宗派圣典全书之中。另有昭和七年（1932）小野玄妙所编佛书解说大辞典，其书网罗和语、汉语佛书共六万五千五百余部，共分：(1)藏经，(2)全书，(3)古写本、古刊本之单行本，(4)单行本，(5)古逸书类。又自大正六年（1917），日本陆续有国译大藏经三十卷、国译大藏经四十八卷、国译一切经一五六卷、国译禅学大成二十五卷等，以和文翻译大部汉文经典之佛书问世。此外，昭和十年至十六年所刊之南传大藏经七十卷为巴利语三藏之全译。又各宗派所出版之全书亦为日本佛书近数十年来之特色，有天台宗全书二十五卷、真言宗全书四十二卷、净土宗全书二十卷、真宗大系三十七卷、日莲宗全书二十六卷等。（参阅‘大藏经’893、‘中文大藏经’1001、‘西藏大藏经’ 2588、‘南传大藏经’3748、‘南传佛教’3750）
常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消灾减难，增长福德，转危为安，功德无量！想转运，多学佛，佛的智慧是无穷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注音)bō rě bō luó mì duō xīn jīng般若波罗蜜多心经guān zì zài pú sà , xíng shēn bō rě bō luó mì duō shí，zhào jiàn wǔ yùn jiē kōng, dù yī qiē kǔ 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shè lì zǐ, sè bù yì kōng ，kōng bù yì sè , sè jí shì kōng , kōng jí shì sè。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shòu xiǎng xíng shí，yì fù rú shì。受想行识，亦复如是。shè lì zǐ, shì zhū fǎ kōng xiāng,舍利子，是诸法空相，bù shēng bù miè, bù gòu bù jìng, bù zēng bù jiǎn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shì gù kōng zhōng wú sè, wú shòu xiǎng xíng shí,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wú yǎn ěr bí shé shēn yì, wú sè shēng xiāng wèi chù fǎ, wú yǎn jiè,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nǎi zhì wú yì shí jiè, wú wú míng , yì wú wú míng jìn,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nǎi zhì wú lǎo sǐ, yì wú lǎo sǐ jìn。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wú kǔ jí miè dào, wú zhì yì wú dé, yǐ wú suǒ dé gù。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pú tí sà duǒ yī bō rě bō luó mì duō gù xīn wú guà ài。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wú guà ài gù, wú yǒu kǒng bù, yuǎn lí diān dǎo mèng xiǎng, jiū jìng niè pán。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sān shì zhū fó, yī bō rě bō luó mì duō gù, dé ā nuò duō luó sān miǎo sān pú tí。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gù zhī bō rě bō luó mì duō, shì dà shén zhòu, shì dà míng zhòu,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shì wú shàng zhòu, shì wú děng děng zhòu。néng chú yī qiē kǔ, zhēn shí bù xū。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gù shuō bō rě bō luó mì duō zhòu。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jí shuō zhòu yuē：即说咒曰：jiē dì jiē dì, bō luó jiē dì, bō luó sēng jiē dì, pú tí sà pó hē。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佛教的经典总分三藏十二部经典分别是：「经」「律」「论」统称为《大藏经》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也叫作「一切经」，又略称「藏经」。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佛教三藏的分类，起源很早。相传佛灭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了遗教的结集，即通过会议的方式，把佛说的话加以统一固定下来。佛教的经藏是经过几次结集（编纂）会议才形成的。
其中“般若”读作bōrě，音“波惹”《大般若经》有多处经文与《心经》相近或相同，如卷四相应品第三之一，又卷四百零三观照品第三之二亦有同样经文。 见释东初著，《东初全集·般若心经思想史》白石真道著，《白石真道佛教学论文集》，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京美出版社，1998。此论文集收录梵文本共14本。 其内容为：“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长诵此经，无愿不果。”见于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方广锠依据敦煌遗书“伯三九一九号”、“北李五三号”、“北始55号”、“北海七七号”、“斯五四四七号”、“伯三九零八号”、“伯三三三二号”等录文、校勘、标点而撰成此本。据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11~12页记载，敦煌遗书心经部份共有五号，其中以S2464号最完整，收于《新修大正藏》第八册。敦煌遗书S2464号、房山石经藏不空、慈贤的汉字音译本，应是同本异译。 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九二五九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八七一七此经收于《日本大藏经》之《梵汉般若心经异本集》方广锠编著，《藏外佛教文献》收录 松原泰道著《般若心经入门》，此书自1972年初版至1993年，21年间即发行了24版，可见此书在日本相当流通。此书在台湾有中译本，松原泰道著，正醒法师译，《般若心经入门》，1980，台中、慈明杂志社。Donald SLopez，J,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utr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将八篇释论译成英文集结成书。谈锡永编著的《心经内义与究竟义》书中，则有吉祥狮子、无垢友、阿底峡所撰释论的中译本。 禅宗六祖惠能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有相关的解说，见《六祖坛经》。
藏传佛教的经典是《甘珠尔》。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藏传佛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八千多年前的古象雄王朝，古象雄的王子幸饶弥沃如来佛祖（释迦牟尼佛前世“白幢天子”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而慈悲传教了“古象雄佛法” ,也就是 "雍仲本波佛法”（简称"本教"），“雍仲本教”是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所传的如来正法。 雍仲本教的《甘珠尔》就是藏族一切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滥觞与源头，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的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也是任何藏文化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一块重要领域。甘珠尔 ，西藏名意译为教敕译典，为西藏所编有关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包括经藏与律藏两大部门。“本教”的经书文献资料内容涉及佛学、哲学、逻辑、文学、艺术、星相、医学、科学、工程等领域，是总汇藏民族本土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是青藏高原本土宗教文献和经典的总结，相当于古象雄时期藏地的全景式百科全书，至今仍对西藏人民的生活、文化习俗、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这是部经的名字，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般若（bō rě）：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智慧”。经文及解释详见：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与徽州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 敦煌学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 敦煌学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龙珠多杰）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734f书名：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作者：龙珠多杰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份：2016-4页数：214内容简介：在藏传佛教教义中，建筑寺院和佛塔都是一种有功德的宗教行为，从选址到工程竣工，每一道工序都会有相应的仪式和仪轨，通过对这些仪式的研究和分析，能够更深入地探明藏族建筑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本书主要从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脉络、建筑类型、建筑选址、空间布局、外部装饰和内部陈设六个方面出发 ，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作者简介：龙珠多杰，藏族，1975年出生，青海省贵德人。2005—2011年，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藏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藏族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藏传佛教历史与文化。
其中“般若”读作bōrě，音“波惹”《大般若经》有多处经文与《心经》相近或相同，如卷四相应品第三之一，又卷四百零三观照品第三之二亦有同样经文。 见释东初著，《东初全集·般若心经思想史》白石真道著，《白石真道佛教学论文集》，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京美出版社，1998。此论文集收录梵文本共14本。 其内容为：“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长诵此经，无愿不果。”见于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方广锠依据敦煌遗书“伯三九一九号”、“北李五三号”、“北始55号”、“北海七七号”、“斯五四四七号”、“伯三九零八号”、“伯三三三二号”等录文、校勘、标点而撰成此本。据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11~12页记载，敦煌遗书心经部份共有五号，其中以S2464号最完整，收于《新修大正藏》第八册。敦煌遗书S2464号、房山石经藏不空、慈贤的汉字音译本，应是同本异译。 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九二五九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八七一七此经收于《日本大藏经》之《梵汉般若心经异本集》方广锠编著，《藏外佛教文献》收录 松原泰道著《般若心经入门》，此书自1972年初版至1993年，21年间即发行了24版，可见此书在日本相当流通。此书在台湾有中译本，松原泰道著，正醒法师译，《般若心经入门》，1980，台中、慈明杂志社。Donald SLopez，J,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utr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将八篇释论译成英文集结成书。谈锡永编著的《心经内义与究竟义》书中，则有吉祥狮子、无垢友、阿底峡所撰释论的中译本。 禅宗六祖惠能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有相关的解说，见《六祖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