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部经的名字，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般若（bō rě）：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智慧”。经文及解释详见：
佛教的每一本经典，都值的我们好好的研究。但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大藏经阅读一遍，这也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问题。因此，阅读佛经，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条件，有的重点选择一些经典来阅读。若想开阔眼界，最好读一读《华严经》；若想修持佛法，对佛教的修行原理和过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握，最好读一读《楞严经》；若想看一看佛对人心理现象的剖析，那就得好好看一下《楞伽经》；若想了解一下宗教性的佛教，最好系统看一下《地藏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若想直探无上究竟正觉，那就应该看《金刚经》和《心经》，若想了解一下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发挥，就要看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若想严格约束身心，认真修行，那《梵网经》和《十善业道经》非读不可；若想了解一下佛陀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你就要读一读《长阿含经》中的《世记经》。其实，佛教经典中值得认真阅读和研究的经书，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佛学爱好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自己能看得到的、能看得懂的那些经书看起，在看的过程中，自然会滚雪球式的想看的佛经，到那时，看什么，不看什么，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看佛经，要有一种不探究竟，誓不罢休的大丈夫气概。这样才不枉学佛一场。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法藏文库45，2001年8 月，再版 《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中村圭尔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年，待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光和六年诤田自相和从书〉考释》，《汉帝国制度与社会秩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待刊《东汉洛阳南郊刑徒墓的性质与法律依据——从〈明钞本天圣令·狱官令〉所附一则唐令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2011年，待刊《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待刊《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简帛研究2007》,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51-《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总第82期），页62-《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页127-《朝廷视野中的“民众”——北朝的观念与实践》，收入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34-《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总第93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页57-《北魏申洪之墓志考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页207-《西汉长安“孝文庙”位置考》，《简帛研究200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06-《〈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所见史事考》，《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页262-《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从〈大代持节豳州刺史山公寺碑〉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页168-182，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1期，页3-《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辑（总第84辑），页5-《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页4-28,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8年第11期，页57-《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页61-82，收入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页40-《长沙走马楼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12月，页14-《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教化述论》，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1月，页453-《长沙三国吴简三州仓吏“入米簿”复原的初步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二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9月，页1-《走马楼竹简的限米与田亩记录——从“田”的类型与纳“米”类型的关系说起》，同上，页157-《吴简所见“折咸米”补释——兼论仓米的转运与吏的职务行为过失补偿》,同上，页176-《长沙走马楼吴简“肿足”别解》，同上，页214-《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页213-《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页3-《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1 期，页10-20；亦见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页117-《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页53-《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205-《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与“乡吏”》，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页87-《三国吴简中的“鋘钱”》，同上，页230-《长沙吴简所见盐米初探》，同上，页249-《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观念——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一》，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0-《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 期，页33-《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页16-29；修订稿收入佐藤智水主持：《4～6世纪における华北石刻史料の调查·研究》（平成13年度～平成16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盤研究（B）（1）研究成果报告书,课题番号 13571028），页37-《北朝村落考》，《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61-《长沙三国吴简所见“私学”考——兼论孙吴的占募与领客制》，《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514-《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282-《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页172-《东晋南北朝佛教天堂地狱观念的传播与影响——以游冥间传闻为中心的考察》，《佛学研究》1999年刊，页247-《当代中国史学如何规范？如何发展？》，《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1日，第9版《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55-《<如来在金棺嘱累清净庄严敬福经>的整理与考释》，《藏外佛教文献》第4辑，1998年11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页373-《东晋南北朝“释氏辅教之书”性质及作用新探》，《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页273-《十六国北朝时期僧人游方及其作用述略》，《佳木斯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页28-《论南北朝时期造像风气产生的原因》，《文史哲》1997年第5期，页60-《<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造像部分补正》，《北朝研究》1997年第2期，页38-《东晋南朝小农经济补充形式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页18-《东晋南朝江南地区封山占水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页97-106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评介》,《中国中古史年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11年，待刊《读〈从平城到洛阳〉》，《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第21版《评田余庆〈拓跋史探〉》，《中国学术》2005年第1辑，总第21辑，页248-251；英译本收入CASS Journal of Humanities（《中国人文学术》）V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8,321-《别出心裁的断代经济史——评何德章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2期，页28-3210．《〈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评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 期，页162-《一点遗憾》，《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9月10 日，第7版《评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唐研究》第9卷，2003年，页534-《阎步克著〈乐师与史官〉读后》（与许兆昌合著），《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 期，页149-168；收入沈志华主编《史学新书评2000-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28-526．《气贺泽保规教授〈复刻本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页30-《传统中国城市的多彩画面——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读后》，《书品》2001年第5期，页52-《节日：社会的透镜——〈中国中世纪的鬼节〉评介》，《国际汉学》第六辑，页508-《读汪桂海著〈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页27-《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议》，《中华读书报》1998年8月19日，第11版《一部成功的中国史学史教材——评〈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6期，页90-92札记、短论与综述《从方法角度看中国古代专制说的论争》，《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26日第9版“Recent Research in China on Wei-Jin Nanbeichao History”, Asia Major The third V XXIII Part 1(2010), 1-《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页9-16，收入邴正、邵汉明主编《中国学术三十年：1978-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517-535；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3期，页45-《卷首语》，《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13 “Recent Research in China on Wei-Jin Nanbeichao History”, Asia Major The third V XXIII Part 1(2010), 1-《卷首语》，《唐研究》第1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喜撰史书与弃置档案：我国史学传统中历史意识的偏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5月10日第3版《三国魏（两）晋南北朝史研究》，陈高华、张彤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69-《西汉初律令中的母、妻——母方亲属地位的新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 月29日，第3 版《〈文馆词林〉载“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页《〈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美国中国史研究动向》，《学习时报》2003年3月3日第8版《〈魏书〉〈通鉴·梁纪〉勘误各一则》，《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页10（署名东波）《〈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五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页《〈隋书〉标点勘误及校勘补遗四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页《跨学科交流： 中国史学发展的战略构想》，《社会科学管理》2001年第3 期，页50-《北朝民间佛事活动与民众佛教信仰》，《文史知识》2000年第8期，页15-《魏晋南北朝研究50年成果斐然》，《中国教育报》1999年9月7日，第9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补正》，《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21日，第3版《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页2-《20年历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教育报》1998年12月29日，第8版《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页6-《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页20-《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页1-8
《文化苦旅》中有独到的见解～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佛教的经典总分三藏十二部经典分别是：「经」「律」「论」统称为《大藏经》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也叫作「一切经」，又略称「藏经」。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佛教三藏的分类，起源很早。相传佛灭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了遗教的结集，即通过会议的方式，把佛说的话加以统一固定下来。佛教的经藏是经过几次结集（编纂）会议才形成的。
其中“般若”读作bōrě，音“波惹”《大般若经》有多处经文与《心经》相近或相同，如卷四相应品第三之一，又卷四百零三观照品第三之二亦有同样经文。 见释东初著，《东初全集·般若心经思想史》白石真道著，《白石真道佛教学论文集》，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京美出版社，1998。此论文集收录梵文本共14本。 其内容为：“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长诵此经，无愿不果。”见于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方广锠依据敦煌遗书“伯三九一九号”、“北李五三号”、“北始55号”、“北海七七号”、“斯五四四七号”、“伯三九零八号”、“伯三三三二号”等录文、校勘、标点而撰成此本。据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11~12页记载，敦煌遗书心经部份共有五号，其中以S2464号最完整，收于《新修大正藏》第八册。敦煌遗书S2464号、房山石经藏不空、慈贤的汉字音译本，应是同本异译。 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九二五九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八七一七此经收于《日本大藏经》之《梵汉般若心经异本集》方广锠编著，《藏外佛教文献》收录 松原泰道著《般若心经入门》，此书自1972年初版至1993年，21年间即发行了24版，可见此书在日本相当流通。此书在台湾有中译本，松原泰道著，正醒法师译，《般若心经入门》，1980，台中、慈明杂志社。Donald SLopez，J,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utr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将八篇释论译成英文集结成书。谈锡永编著的《心经内义与究竟义》书中，则有吉祥狮子、无垢友、阿底峡所撰释论的中译本。 禅宗六祖惠能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有相关的解说，见《六祖坛经》。
藏传佛教的经典是《甘珠尔》。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藏传佛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八千多年前的古象雄王朝，古象雄的王子幸饶弥沃如来佛祖（释迦牟尼佛前世“白幢天子”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而慈悲传教了“古象雄佛法” ,也就是 "雍仲本波佛法”（简称"本教"），“雍仲本教”是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所传的如来正法。 雍仲本教的《甘珠尔》就是藏族一切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滥觞与源头，是研究藏族古代文明的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也是任何藏文化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一块重要领域。甘珠尔 ，西藏名意译为教敕译典，为西藏所编有关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包括经藏与律藏两大部门。“本教”的经书文献资料内容涉及佛学、哲学、逻辑、文学、艺术、星相、医学、科学、工程等领域，是总汇藏民族本土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是青藏高原本土宗教文献和经典的总结，相当于古象雄时期藏地的全景式百科全书，至今仍对西藏人民的生活、文化习俗、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这是部经的名字，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般若（bō rě）：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智慧”。经文及解释详见：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与徽州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1 敦煌学6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17窟）。但敦煌当地的富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文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14年至1915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4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打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义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8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中国敦煌学发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文献的整理和刊布。 1981—1986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由台湾新丰文公司出版，共140巨册，影 敦煌学印英国、法国、中国大陆及已经刊布的敦煌汉文文书。1990年台湾和大陆合作出版了63册的《敦煌大藏片经》，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兼及英法所藏的部分敦煌写经。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英国图书馆合作编辑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大型图册15卷，图册利用最新摄影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及国内有关部门合作，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刊出的是《俄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等图录。 二：是系统系列的研究著作。 如周绍良主编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6年）是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的高水平著作，作者付出了十几年劳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和《敦煌丛刊》，作者有大陆、台湾和外国人，主力作者是大陆学者。 三：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藏外佛教文献》丛书。 四：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 这部由季羡林先生主编、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撰稿的著作，可称得上百年敦煌学的总结性之作。 五：是敦煌石窟保护和艺术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和它的前身敦煌艺术研究所和国内的其他有关科研单位合作，完成了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在清洗烟熏壁画方面也取得进展，使被日俄匪军烟熏黑的初唐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褪变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对壁画起甲原因也进行了研究和防治。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对石窟顶部的固沙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 六：是敦煌文献的利用也有新的突破。 沙州归义军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众多的敦煌学者。我国学者已基本搞清了自张议潮起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姓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对归义军政权与于阗、甘州回鹘通婚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敦煌出土的唐代均田、差科、赋役、户籍等文书，以及手工业、商业等有关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文书的分类及综合研究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姜伯勒《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七：是对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成绩斐然。 敦煌文学研究歌辞、诗歌、变文、俗赋等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概念及范围的探讨。 另外，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科技及宗教的研究也获硕果。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龙珠多杰）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734f书名：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作者：龙珠多杰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份：2016-4页数：214内容简介：在藏传佛教教义中，建筑寺院和佛塔都是一种有功德的宗教行为，从选址到工程竣工，每一道工序都会有相应的仪式和仪轨，通过对这些仪式的研究和分析，能够更深入地探明藏族建筑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本书主要从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历史脉络、建筑类型、建筑选址、空间布局、外部装饰和内部陈设六个方面出发 ，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作者简介：龙珠多杰，藏族，1975年出生，青海省贵德人。2005—2011年，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藏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藏族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藏传佛教历史与文化。
其中“般若”读作bōrě，音“波惹”《大般若经》有多处经文与《心经》相近或相同，如卷四相应品第三之一，又卷四百零三观照品第三之二亦有同样经文。 见释东初著，《东初全集·般若心经思想史》白石真道著，《白石真道佛教学论文集》，日本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京美出版社，1998。此论文集收录梵文本共14本。 其内容为：“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长诵此经，无愿不果。”见于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方广锠依据敦煌遗书“伯三九一九号”、“北李五三号”、“北始55号”、“北海七七号”、“斯五四四七号”、“伯三九零八号”、“伯三三三二号”等录文、校勘、标点而撰成此本。据方广锠编著，《般若心经译注集成》11~12页记载，敦煌遗书心经部份共有五号，其中以S2464号最完整，收于《新修大正藏》第八册。敦煌遗书S2464号、房山石经藏不空、慈贤的汉字音译本，应是同本异译。 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九二五九北京图书馆藏房山石经拓片录文－塔下八七一七此经收于《日本大藏经》之《梵汉般若心经异本集》方广锠编著，《藏外佛教文献》收录 松原泰道著《般若心经入门》，此书自1972年初版至1993年，21年间即发行了24版，可见此书在日本相当流通。此书在台湾有中译本，松原泰道著，正醒法师译，《般若心经入门》，1980，台中、慈明杂志社。Donald SLopez，J,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utr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将八篇释论译成英文集结成书。谈锡永编著的《心经内义与究竟义》书中，则有吉祥狮子、无垢友、阿底峡所撰释论的中译本。 禅宗六祖惠能对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有相关的解说，见《六祖坛经》。
佛教的经典总分三藏十二部经典分别是：「经」「律」「论」统称为《大藏经》大藏经是汇集佛教一切经典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古时也叫作「一切经」，又略称「藏经」。其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佛弟子们为阐明经的理论的著述。「藏」有容纳收藏的意义。佛教三藏的分类，起源很早。相传佛灭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永久保存佛所说的教法，开始进行了遗教的结集，即通过会议的方式，把佛说的话加以统一固定下来。佛教的经藏是经过几次结集（编纂）会议才形成的。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后分化为大乘、小乘两派。小乘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正式名称“巴利语经典系佛教”。约在公元3至6世纪，佛教由印度或斯里兰卡传入缅甸，再从缅甸传入西双版纳。佛教传入之初称“摆坝派”，没有被傣族群众 接受。后传入的一派称“摆孙派”，即被群众所接受，成为普及派。由于佛教宣扬的消极、忍耐、调和、轮回、因果报应等有利于维护傣族封建领主的统治，受到统治者的赞扬、拥护并极力推广，所以成为傣族、布朗族信奉的宗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教义有四缔五蕴、十二因缘、三法印、轮回、业报。其经典总称三藏：一、《经藏》，傣语“苏点大比打嘎”；二、《律藏》，傣语“维乃压比打嘎”；三、《论藏》，傣语“阿皮坦玛比打嘎”。另外还有许多藏外典籍。南传上座部佛教要求僧侣、信徒严格遵守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说谎（不记前仇）、不酗酒、过午不食、不观听歌舞、不戴花不抹香水、不坐高处、不积蓄金银财宝。西双版纳的佛教建筑主要是佛寺、布萨堂（戒堂）、佛塔三大建筑，特别是佛寺和佛塔遍布傣族、布朗族居住的村村寨寨，其中不乏国内外有名的精品，成为西双版纳的一大景观。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事活动和佛教节日名目繁多，主要有如下9项：1、傣历6月份的浴佛节，就是傣历新年，外地人称“泼水节”。2、“毫瓦萨”（傣历9月15日）和“卧瓦萨”（傣历12月15日），即“关门节”和“开门节”。整整3个月为净居斋戒期。3、赕，即布施。是信众对寺僧的捐献活动。节日繁多，一年内至少赕7次以上。4、“毫干”，即禁忌日，时间在傣历2月份。5、“播帕”，即升和尚。6、“痕帕洼”，即祭佛山。7、“松桑卡”，时间傣历 5月15日，为比丘集结日。8、“播董”，即竖旗杆。9、“机光罗”，即烧白柴堆，祝贺帕召升天。傣族、布朗族的每个男子到七八岁左右，都要到佛寺当一段时间和尚，才有结婚、成家立业的权利和义务，否则，被人瞧不起。当和尚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则终身为僧。西藏佛教的起源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佛教是在古印度奴隶制度下，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印度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一批城镇小邦兴起（迦毗罗卫国就是当时的一个小邦），经常互相侵并，发生冲突。在政治上，雅利安人自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土著民族后，创立了野蛮的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称为婆罗门）为最高的社会阶层，奴隶（称为首陀罗）是最下贱的阶层。首陀罗是非雅利安人，受着极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被婆婆罗门随意驱逐甚至残害。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不仅被订在法律中，还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义中。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生产下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得不到温饱和安定。痛苦、失意、无望、颓废是当时一般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也使作为一个小邦王子的悉达多受到感染，他思想日益苦闷，产生了消极厌世的念头，不愿继承五位，便外出寻道。开初他也想从婆罗门教中皖出解除苦难的方法，但终于不合心意，便舍弃了婆罗门教，闭居山林静坐。经过几年的冥思苦想，一天他坐在一棵毕钵罗树（后被称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下终于悟出了解脱苦难之道，便宣布自己成了佛了。后来他便到中天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组成僧侣集团，逐渐形成了佛教。到他死的时候，佛教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精细的唯心主义体系，后来由于不断的传播，发展成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教义就显得更为杂乱了。“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称是释迦牟尼最初说教的内容。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真理”。所谓“苦谛”，就是说人世间一切都是苦的，人生一世会遇到生、老、病、死……十六苦（或说八苦），没有丝毫乐处，引导人们去厌恶人世。所谓“集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集”是“原因”的意思）找来找去佛教徒找到了两条原因：一条叫“业”（干事情），这是致苦的正因；一条是“惑（烦恼）”，这是致苦的助因。业和惑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和惑，苦果自然随之断绝，就可以达到“寂灭为乐”的境界，这就叫“灭谛”。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就必须修道，这就是“道谛”。佛教所说的“道”就是涅盘之道。所谓“涅盘”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就是死的化名（这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修行，以涅盘为极目的，其实就是引导人们去求死。四谛之中，苦、灭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最苦，涅盘最乐，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思想。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敢触动，仅以消极厌世和追求死亡的说教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苦谛以生老病死等作为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些苦难，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这就很巧妙地掩盖了阶级矛盾，抹煞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造成被压迫人民痛苦的根源。这种说教当然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诚然，剥削阶级也会遇到生老病死等问题，但他们是从剥削阶级的贪欲本性来考虑这类问题的，即如何才能长寿，如何在来生来世也能保住荣华富贵的地位等等。而这种说教，不仅迎合了剥削阶级的贪欲心理，还为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剥削阶级在纵情享受的同时，分出一部分财物施给寺庙，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佛教正是这样向剥削阶级廉价地出售进入天国的门票。佛教在进一步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说。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的，离开了条件，也就无所谓存在。人生命的起源和过程也是依赖于条件的，这就是十二因缘。即无知（“无明”）引起意志（“行”），由意志引起了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身体的精神和肉体（“名色”），有了名和色，就形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心）等感觉器官的“六处”，六处引起和外界接触（“触”），由触引起感受（“受”），由受引起贪爱（“爱”），由爱引起对外界事物的追求索取（“取”），由取引起生存的环境（“有”），由有引起“生”，再由生引起了“老死”。所以说到底，人生的痛苦是由无明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佛教经典又把十二因缘说解释为“三世因果报应”说。即：无明、行是过去因，感现在果；识、名色、六处、触、受是现在果；爱、取、有是现在因，感未来果；生、老死是未来果。宣扬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善业”或“恶业”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这就为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荒淫无耻地进行享受提供了根据，把劳动人民由于剥削制度造成的苦难亦解释为合情合理的事情。这种说教起着掩盖剥削阶级的罪恶和让劳动人民服服帖帖当牛作马的反动作用。根据“因果报应”，佛教又提出“轮回”的说教。“轮回”的原意是“流转”的意思。佛教沿袭婆罗门教的说法而加以发扬，宣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会永远在所谓“六道”中生死相续，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一样。根据佛教经典所谓“六道”是指：天、人、阿修罗（一种鬼怪恶神）、地狱、饿鬼、畜生。人若做了善事（指信佛等），死后就可升入天界。人若做了坏事（指不信佛，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触犯了他人的利益等）死后就会变成畜生，变成饿鬼，或堕入地狱。这种说教，实际上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恫吓劳动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释迦牟尼死后百余年间，佛教发生分裂：一派称为“上座部”，主要由一些长老组成；另一派称为“大众部”，拥有广大的僧侣，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又由大众部的一些支派组成“大乘佛教”，并且称呼非大乘佛教的教派为“小乘”。大乘宣称自己这个教派是“普渡众生”的，说小乘是只管自己修行得道，得了道就当“罗汉”，不管别人，所以很不可取。他们把罗汉称之为“自了汉”，是带有一点轻蔑的意思的。大乘打着普渡众生的招牌，宣称自己宁愿入地狱渡人，也不愿自己先解脱。这是很能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的，所以大乘比小乘具有更大的欺性。大乘佛教中又有“空宗”和“有宗”的不同派别。空宗（又称“中观宗”）是公元三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一个派别。空宗宣扬“一切皆空”的教义，很有导致把佛自身也否定掉了的嫌疑，所以遭到了另一些佛教徒的反对。后来世亲、无著才创立了“有宗”。有宗又称“瑜珈宗”是针对空宗来的，认为不能象空宗那样讲，不是一切皆空，佛还是真的、有的。有宗宣扬“万法唯识”的教义，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佛性的表现，最终也都要归到佛性一来，主张的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意识论。传说龙树是大乘佛教的祖师，他不仅创立了大乘空宗，而且还把佛教某些教义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义、仪式相结合，创立了“密宗”，（或称“密教”）。后称密宗以外的教派为“显宗”（或称“显教”）。所谓密宗，一是主张秘密传教；由一人直接传授给另一人，弄得很神秘；一是搞惑世欺众的巫术和烦琐的宗教仪式。密宗是比其它宗派更秽浊的污水。佛教出现了密宗以后，就走入绝境了。孔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4-185年），佛教被定为印度的国教。当时印度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关系活跃，国家甚至发动佛教传教士远赴国外以扩大政治影响，佛教由此便逐渐向亚洲其它各国传播。南从印度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经帕米尔高原，在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再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南传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以后佛教便一步步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佛教传入各国各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思想意识、宗教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显得相当活跃。但在印度，中世纪后佛教便逐渐为印度教所融化，到十三世纪就衰落了。西藏的佛教是在公元七世纪，同时由我国内地和印度、尼泊尔传入的。由我国内地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由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密教。佛教传入西藏后，曾经为苯教所不容，佛教和苯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神祗和仪式，并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西藏佛教，后来被外地人俗称为“喇嘛教”。
佛教的分类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内部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和阐发，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按照其教理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形成时期的先后，可归纳为大乘和小乘两大基本派别。 “乘”是梵文yana（音读“衍那”）的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法济渡众生，象舟，车能载人由此达彼一样。“小乘”（Hinayana ，音读“希那衍那”），原为大乘佛教（Mahayana，音读“摩诃衍那”）出现后（约公元一世纪左右），对以前原始佛教（指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时期，释迦牟尼及其三、四传弟子时的佛教）和部派佛教（指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时期上座部、大众部各部派佛教）的贬称，而“大乘”则为该派对自己的褒誉。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各国，所传为小乘系统佛教，但至今他们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现行一般佛教史著作中沿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等称谓，则并不寓有褒贬之意。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主要可以从信仰修证和教理义学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信仰修证方面来说，小乘部派佛教奉释迦牟尼为教主，认为现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即释迦牟尼，不能同时有两个佛。信仰者通过“八正道”等宗教道德修养，可以达到阿罗汉果（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迥）和辟支佛果（观悟十二因缘而得道），然不能成佛。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个。信仰者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称“菩萨”，意为具有大觉心的众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又，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所以大乘佛教讥讽他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自称佛法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他认为，修证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因此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要适应世间，开大方便门，以引渡众生。 其次，从教理义学方面来说，小乘佛教总的倾向是“法有我无”，即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而不否定法我的实在性。而大乘佛教则不仅主张人无我，而且认为法无我，即同时否定法我的实在性。在乘佛教对“法无我”的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为初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学派（在我国称为大乘空宗）。它主要阐发诸法“性空假有”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诸法）都是因缘（各种条件）而起，是无自性的，因而是空。但这种空又不是虚无，其假有的现象还是有的。所谓假有是针对小乘认为诸法在概念上是实有的理论而发的，也就是说诸法只是一种“假名”而已。龙树、提婆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诸法，既不着有（实有），也不着空（虚无的空），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观”。二为中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由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在我国称为大乘有宗）。它主要阐发“万法唯识”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均依“阿赖耶识”（亦称第八识，藏识等）缘起，阿赖耶识能发生一切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法都存在于认识之中，认识无非是心意识的分别作用，因此整个宇宙除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外，再没有什么实体了，因此叫做“万法唯识”。公元七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走向衰微，密教（后期大乘）代之而起，已无重要义理可言了。 此外，大小乘佛教都有各自编集的经典作为立论之依据。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以汉译名称）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则有：《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盘经》、以及《大智度论》、《中论》（龙树造）、《瑜伽师地论》（传为弥勒造）、《摄大乘论》（无著造）、《唯识三十论》（世亲造）等等。 佛教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我国，至东汉末，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有两位著名的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译出大量小乘经典，支则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然而，就佛教以后在我国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小乘佛教虽也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只是备参考而已。 大乘佛教在我国可以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而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则已不能简单地用原来印度大乘某派的说法予以框范了。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以至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了。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多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则可说有宗色彩稍多些。至于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则更是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佛教有众多的分支，详细的分类请参考佛教宗派。单按照传播路线，佛教可以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大致是佛教上座部，又被大众部称为小乘佛教（称呼含贬义），认为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佛陀，其他人修炼最高可以称为罗汉，不能成佛。北传佛教大致是佛教大众部，包括大乘佛教（主要是汉传佛教），以及金刚乘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不同，大乘佛教认为人人可以成佛，释迦牟尼只不过是众多佛陀中离我们年代最近的一个。 大乘佛教有三大分支: 北川佛教 南传佛教 藏传佛教 北川佛教就是汉传佛教,演变到后来唐僧取经归来的大乘佛教,主要传播地域是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宗系汉传佛教的八宗（一说汉传佛教十五宗）三论宗天台宗贤首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真言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唯识宗)成实宗藏传佛教的教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觉囊派希解派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见中国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