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 是山东大学创办的刊物 详情看%CE%C4%CA%B7%D5%DC&ch=14&tn=myie2dg&bar=还有就是文史哲基地班，综合了文学、历史、哲学三门学科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冯友兰的比较好
中国哲学史没有统一的书各高校使用的都不一样一般,丁祯彦\臧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这本教材用的多一些我读过,的确经典华南\华中\华东地区很多学校都用这个 冯友兰的那本确实是最经典的不过那个难度大,系统性不强,适合研读,不适合教学
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版，用纸不错，不过比较厚。（小心“商务”早年的一种红封面的，那是盗版） 三联书店的“冯友兰作品精选”版，精装本，但是有腰封。 中华书局的“三松堂全集”版，其中还有少量的钤盖闻一多刻的冯友兰印，可以考虑收藏。 其实，冯晚年的《新编》也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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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十分重视知行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观点有： 第一，行先于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大都认为行先于知，主张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行”放在对知识的掌握(学文)之先。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尚)”。强调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并对“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先秦以后，历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都有关于“行先于知”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后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进行。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还辩证地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荀子说，“知明”则“行无过矣”。他认为有两类人：一类人知而后行，以知统行，这是“君子”；另一类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这是“小人”。《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终始不相离”，他既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同时又提出“行听乎知”。孙中山提出“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第三，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认为，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有三个，即以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运用于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荀子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和言论必定是“有符验而可施行”的。韩非提出以“参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参验”的标准既包括事实的排列比较，经验的互相参照，也包括实践效果的验证。王充认为，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要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还要对实际生活产生功用。 第四，知行并进，相资为用。关于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识到知行并举，相互促进。其中，尤以王夫之关于“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论述最为明确和深刻。他既反对在知先和行后之间划一条截然界限，又反对混淆知行差别、取消先后次序的“知行合一”说。至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这一点还是有合理之处的。如南宋的朱熹说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认真总结这些思想，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并可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有益借鉴。
中国哲学，最初是从原始宗教中逐渐分化出来的。早在原始社会(距今约170万年～公元前2100年)就已经孕育着哲学的胚芽。原始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了解自然界，有了唯物论萌芽的基础。主要体现在阴阳五行的观念上。远在公元前1000余年，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人们有了现在、过去、未来的时间观念，称当今为“今”，过去的日子为“昔”，旬内之某日为“翌”，次旬之某日为“来”。同时为了区分土地，进行商业交通和军事征伐，人们也有了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空间观念。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人们除了时空观念外，还产生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阴阳观念记载于《周易》。人们长期观察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和人类自身的生殖现象，于是概括出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的对立。再观察鸟兽，有牝有牡；观察草木，有雄有雌；观察人类，有男有女。所以就把阴(一一)阳(——)的对立看作宇宙间普遍的根本的对立。五行观念记载于《尚书?周书?洪范》。所谓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这些反映人们对衣食住行所必需的五种物质资料及其性能的认识，具有唯物论的因素。可以说，阴阳五行观念，是中国原始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胚芽。但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知识的贫乏，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便产生了原始宗教观念，如对天、地、日、月、风、雨、山、水、鸟、兽等的多种崇拜和对祖先神的崇拜，有了哲学思想的萌芽。然而，哲学作为对整个宇宙认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通过文字记载的世界观，只能产生在奴隶社会。在早期的奴隶国家——殷商(约公元前1562年)，有了文字典籍《尚书》。中国史学界比较一致断定：商(殷)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尚书?商书?盘庚》以后各篇和殷墟小屯发掘出来的甲骨文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史料。，《诗经?商颂》说：“帝立子生商。”商代统治者自认为是上天的子孙，是代表上天来管理臣民的。周灭商时，周统治者宣称：“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意即文王创立了灭商事业，是受天命保佑的，周天子是上天在天上的投影。《庄子?天下篇》也指出：这时期的哲学思想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这道出了哲学同宗教、伦理的结合。但是这时的哲学思想，只是处在萌芽状态，尚未形成哲学学派，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哲学体系，因而没有什么著名的哲学家。’ 中国现代哲学，就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哲学思想作为中国旧哲学的结束和新哲学开始的转折点，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哲学承上启下的哲学家；鲁迅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哲学家；毛泽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旗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总结。作为中国哲学史，本书主要从春秋战国写至近代。对现代哲学家就集中介绍其代表人物毛泽东、李大钊、鲁迅和等。
中国人学中国哲学无可厚非。
我是一般读者，很喜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读其书，如享大餐，有滋有味。如临美景，赏心悦目。冯先生语言平实不张扬，娓娓道来，多有睿智，见人之未见，道人之未道。如论孔子，"可知孔子之所谓天，乃一有意志之上帝，乃一`主宰之天`也。"有人反驳冯友兰此论，引"天何言哉"之言为证。，冯说，这句话正证明天能说而不说，否则这句话就没有意义。我们不说石头不说，也不说桌子不说，因为石头桌子，本来就是不能讲话的物品。这样，反驳冯友兰的人举证，反证明了冯友兰立论的正确。读来，真为冯的睿智忍俊不禁。:但我想，冯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其学术思想未仔到充分发展，这是揣测。
我个人推荐【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共有两个版本，分别是【张岱年和冯友兰】所著的。 张岱年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讲述的内容有：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先秦哲学、封建制时期的哲学、秦汉时期的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的哲学、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中国近代哲学、中国哲学的特点。 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陈寅恪曾评此书，以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骄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紫阳之学，宜其所系统而多新解”。 此书的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书的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等），均为前人所未发，后人所不能改，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哲学史,全书分为上、下册。第一篇是子学时代，第二篇为经学时代。全书史料丰富，翔实，观点新颖深刻，分析透彻。本书理论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供广大读者参考。 希望帮到你！！
哲学 哲学传统包括了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研究。这些学科试图回答对于世界起源，知识如何获得，以及善恶等观念的问题。基本上，哲学的基本方法是运用理性对于这些问题提出论证。但是，哲学的实际范畴与定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哲学是什么?”在哲学传统之中是充满分歧与倍受争议的。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 (philo-sophia)转变而来,意思为“爱好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另外，哲学较不正式的用法可能是指一种特别的方法或是信念。 哲学的历史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不管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正确，但是他们的想法之所以有别于迷信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他们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伦理学的问题，至今依然。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他们三人做注脚而已，仍离不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数千年后，我们依旧在试著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也代表著我们依然为这些问题或是这些问题所延伸的更多问题而感到困惑。 “哲”一词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世“哲学家”，“思想家”之谓。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东周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当中，已经开始讨论哲学问题。 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哲学的基础 古希腊哲学家透过问问题来进行哲学实践，他们所提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类为三类，这三类问题分别形成了哲学的基础学科，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知识论(Epistemology)以及伦理学(Ethics)。 最初的三类问题分别是: * 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 * 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 * 有关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 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三门主要学科并非壁垒分明，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他们互相覆盖到彼此的领域，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形而上学主张不可能忽略知识论的理论基础。同样的的知识理论就是在架构主体与形而上学事实之间的关系。而道德的实践往往与道德真理的存在与否和我们怎么去了解它息息相关。哲学的困难在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通常必须在形而上学与知识论都有良好的说服力。多数的哲学家不是只有专精一个领域，或是是他在形而上学领域的主张很具说服力，知识论上却无法说服我们。只有少数具有热情与天赋的哲学家才能精通各个领域并且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只有这样的哲学家才能名留青史，她们的理论通常非常具有说服力并且横扫历史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不具有或很少具有“现世”用途。有人认为，离开哲学，各门学科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或者会更好。哲学并不关注各门学科中实例、概念或定理的具体内容，它所关注的，是这些具体科学的“基本常识”，或是其中被人们惯常使用因而视作理所当然的概念、准则、定律等。这包括：促使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在哪些范围上有效？它们的威权是由什么来得到保证？它们是否已经是这门具体学科中所要求的足够的基本前提？它们对人有什么意义？等等。以及将这些疑问运用于哲学自身。 因此： 物理学研究物体现象、结构和运作规律，寻求一种解释现象的客观最优方法；而形而上学要求对规律的有效性以及最优方法何以成立作出说明。 知识多被视为经验以及方法的整合；而知识论关注的是知识自身是否可以获得、是否可以划界以及是否具有意义。 数学利用逻辑形式来研究数量、结构以及模型；而逻辑学则关注那保证推理有效的威权是什么、逻辑推理的可靠性和完备性。 社会学试图以某种普适定律来概括并预测人类群体或其中个体的行动；而伦理学则更加关心这些行为的自由度与道德责任的相关性、其内在动机、意义所在以及如何使人们的行为朝向一个最优的趋势发展。 政治学关注权力的转移；而政治哲学对权力何以能够出现并成立更加关心。 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魅力，却不曾说明这魅力的由来；而美学则追问美的本质和意义。 哲学的价值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理论 利他主义 —— 反现实主义 —— 佛教哲学 —— 儒家思想 —— 享乐主义 —— 唯物主义 —— 唯心主义 —— 理想主义 —— 非现实主义 —— 逻辑正确主义 —— 悲观主义 —— 道家思想 —— 自我主义 —— 悲观主义 —— 理性主义 —— 现实主义 —— 唯美主义 ——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 辩证唯物主义 —— 客观唯心主义 —— 主观唯心主义 —— 非理性主义 —— 斯多噶主义 ——存在主义——形而上学——功利主义 — 哲学分支 由于研究领域的不同，哲学有很多分支。 * 哲学史 o 东方哲学史 + 印度哲学 + 中国哲学史 + 伊斯兰哲学 + 日本哲学 o 西方哲学史 + 古希腊哲学 + 中世纪哲学 +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 德国古典哲学 + 俄国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o 辩证唯物主义 o 历史唯物主义 o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 科学哲学 * 现代哲学 o 生存哲学 o 分析哲学 o 人文哲学 o 解释学 o 符号学 o 实用主义哲学 * 伦理学 o 医学伦理学 o 教育伦理学 o 政治伦理学 o 家庭伦理学 o 生命伦理学 o 生态伦理学 * 美学 o 美学史 o 艺术美学 o 技术美学 * 形而上学 * 现象学 * 过程哲学 * 知识论 * 死亡哲学 * 人生哲学 * 法律哲学 * 心灵哲学 * 墨家哲学 * 当代英美哲学 * 比较哲学 * 当代法国哲学 * 哲学哲学 与哲学相关学科 * 相对论 * 量子力学 * 混沌学 * 弦理论 * 思维科学 * 人工智能 * 心理学 * 信息论 * 语义学 * 科学社会学 * 逻辑学 * 科学学 * 控制论 * 机械论 其他与哲学相关的学科 * 宗教哲学 * 政治哲学 * 法律哲学 * 物理哲学 * 天文哲学 * 化学哲学 * 语言分析哲学 * 佛教哲学 * 教父哲学 * 教育哲学 * 语言哲学 o 日常语言哲学 * 自然哲学 * 经济哲学 * 同一哲学 * 思辨哲学 * 生物学哲学 *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 历史哲学 * 易学 * 经学 * 玄学 * 灵源泛哲学体系 * 诸子哲学 哲学命题 * 自由意志 * 决定论 * 因果律 * 随机性 * 白马非马 * 百姓日用即道 * 悖论 * 变化日新 * 辩者二十一事 * 仁为万物之源 * 体用一源 * 天不变道亦不变 * 天道自然 * 万物皆备于我 * 物极必反 * 心统性情 * 心无本体 * 新故相除 * 形质神用 * 性即理 * 性日生日成 * 一分为二 * 一物两体 * EPR悖论 * 坚白相盈
才15分，去死
陈景润是世界著名解析数论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即对高斯圆内格点问题、球内格点问题、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的以往结果,作出了重要改进60年代后,他又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 ·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凋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陈景润共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