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期刊中中国哲学当代意义

2002年1．感性活动之为马克思哲学主导原则的意义，独撰，《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2年第8期全文转载。2．“历史学”何以可能——海德格尔的追问，独撰，《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3．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格建构，独撰，《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2003年1．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第二作者，《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2．马克思关于全球化存在理由的追问，独撰，《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全文转载。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合著，本人撰写5万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4．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独著，22万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2004年1．现实生活过程：人的源始扎根处，独撰，《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2．历史领悟与哲学革命，独撰，《哲学动态》2004年第1期。3．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基本视点，独撰，《安徽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4．马克思历史之思对诠释学真理的洞察，独撰，《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4年第7期全文转载。5．历史哲学的存在论谱系，独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3），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6．人的问题究竟如何道说，独撰，《人学与现代化》（全国第五届人学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2005年1．反对教条主义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二作者，《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转载。2．内在性之为近代哲学基础的秘密，独撰，《学术界》2005年第5期。3．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存在论寓意，独撰，《浙江学刊》200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6年第2期全文转载。4．存在论领域的革命变革，独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4），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5．人学研究的存在论追问，独撰，《人学与现代化》（全国第六届人学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2006年1．人学研究持续发展的自性究诘，独撰，《安徽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2．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第一作者，《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3．论马克思实践原则的存在论意义，独撰，《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4．“现实的人”与人的问题之阐释方向，第一作者，《哲学动态》2006年第8期。5．论唯物史观与史学的内在会通，独撰，《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问题域，独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5），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十分重视知行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其主要观点有：　　第一，行先于知，由行致知。一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大都认为行先于知，主张由行而致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行”放在对知识的掌握(学文)之先。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尚)”。强调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并对“行”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先秦以后，历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都有关于“行先于知”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后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　　第二，知之明也，因知进行。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还辩证地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荀子说，“知明”则“行无过矣”。他认为有两类人：一类人知而后行，以知统行，这是“君子”；另一类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这是“小人”。《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王夫之指出“知行终始不相离”，他既强调“力行而后知之真”，同时又提出“行听乎知”。孙中山提出“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第三，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认为，判断言论是非真伪的标准有三个，即以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运用于社会政治的实际效果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荀子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和言论必定是“有符验而可施行”的。韩非提出以“参验”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参验”的标准既包括事实的排列比较，经验的互相参照，也包括实践效果的验证。王充认为，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要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还要对实际生活产生功用。　　第四，知行并进，相资为用。关于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中国哲学史上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识到知行并举，相互促进。其中，尤以王夫之关于“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论述最为明确和深刻。他既反对在知先和行后之间划一条截然界限，又反对混淆知行差别、取消先后次序的“知行合一”说。至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知行混同，是不可取的，但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这一点还是有合理之处的。如南宋的朱熹说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明代的王守仁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由于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认真总结这些思想，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并可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