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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史学研究投稿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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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史学研究投稿经验分享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由孔明的“三哭”谈起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以其智,以其情,以其义,展现了一代蜀相伟大的胸襟气魄,令天下人为之敬仰,让我醉,让我痴,令我狂。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再如用魏延。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头后有“反骨”,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还是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鲁迅在评价诸葛亮时认为他太神而近乎于“妖”。对前人的评价,我不能深入领会。在我看来,即为“妖”,那意味着贬义。我以为不然,尽管诸葛亮的才智近乎神话,但称其为“妖”不免过于尖酸刻薄,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重情义的人。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这是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的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看,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素对其有好感,抹不开面子,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其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孔明二哭,当参军蒋琬求情时,孔明流涕而答曰:“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这一哭,又交织着多少情感。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奈执法严明,为不得不斩而哭,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这一哭,多少悲愤涌上心头,眼前曾经的茅林溪水;沙场点秋兵;与先帝纵马与广袤的田天地之间,谈古论今往事历历在目。思旧恩,悔自己不听先帝之言,枉费先帝一片苦心。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说孔明不“明”,我认为只有一点。先帝白帝城托孤之时曾说:“幼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万不得已之时,丞相可取而代之,兴我汉室。”然尽管先帝如此之说,孔明决不违“情”犯上,依旧忠心耿耿,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怎可“情义”二字所能尽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后世有评诸葛亮云: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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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史学研究投稿经验总结

内容提要 20世纪红学界对林黛玉形象的研究异彩纷呈,纵观上个世纪, 林黛玉评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2、文学的典型评论;3、文化与美学探索。这个时期,对黛玉的原型和曹雪芹佚稿中的黛玉之死也作了深入探讨。虽然评论的视角、评论的方法几经变化, 但至今仍无定论, 其原因在于这一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及其永恒魅力。  关键词 世纪 红楼梦 林黛玉研究  《红楼梦》自诞生至今已近两个半世纪, 人们对林黛玉的评论也进行了二百多年, 但林黛玉形象的本质特点至今仍无一致意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林黛玉研究的专论就有三百多篇, 还不包括对这一形象有所涉及的著作。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以期对林黛玉评论流变的主脉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史的一般流程为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文学的典型评论和文化与美学探索三个阶段。20世纪林黛玉评论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时间上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 50年代至70年代, 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  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  20世纪前半期的林黛玉研究  20世纪的前五十年论者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 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年)问世, 这是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发端之作。其中对林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悲剧进行了论述:“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 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 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 闻黛玉‘ 不是东风压西风, 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 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 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 信誓旦旦, 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 则普遍之道德使然, 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 而金玉以之合, 木石以之离, 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在王国维看来, 林黛玉的性格、出身及当时道德因素注定她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派别—索隐派。其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他们的目的在于寻求小说所“ 隐去” 的“ 本事” 或“ 微义” , 而实质是穿凿附会地去求索《红楼梦》所影射的某些历史人物。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出版)认为《红楼梦》全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 林黛玉即董鄂妃董小宛。1917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 林黛玉, 影朱竹垞也, ” “ 绛珠影其氏也, 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生于秀水, 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年出版)赞成林黛玉即董小宛的说法。他说“ 书中之宝玉, 黛玉,皇帝与后妃也。”( 《释真》二十二回)但他又说林黛玉写的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 曹氏之林黛玉非他, 乾隆之原配嫡后, 由正福晋进位, 后谥孝贤皇后富察氏也。” 《释真》二回紧接着又自相矛盾, 说林黛玉不是别人, 是方苞。“ 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 混之以方苞。苞也, 灵皋也;绛珠, 仙草也甘露也, 泪也。一而二, 二而一也。” (《释真》二回)林黛玉一下子变成了董小宛、孝贤皇后富察氏、方苞三个人。综观索隐派对林黛玉的研究, 不仅是牵强附会的, 而且本身往往是矛盾的。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于1923年刊行, 他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 通过对原作的比勘, 提出了“ 书中钗黛每每并提, 若两峰对峙, 双水分流, 各极其妙莫能相下, 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 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的著名观点, 即“ 钗黛合一”论。尽管“ 钗黛合一”论早在《红楼梦》产生之际就已产生,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即言“ 钗、玉名虽二个, 人却一身” , 但是, 俞平伯先生却是现代首先明确提出“ 合一” 说的学者。他对林黛玉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个人的范围之内, 也不再限于对人物进行伦理判断。此后, 林黛玉评论开始了文学评价、美学评价的历程。  1935年5月24日的《北平晨报》刊发了李辰冬的《林黛玉》一文。李辰冬认为“ 林黛玉的人生观完全同宝玉一样, 只求一个爱。贫富贵贱, 兴衰际遇,也是不闻不问。”他说林黛玉“ 幼而失母, 继而丧父” ,寄居的生活环境“ 养成她的伤感性” , 而薛宝钗的出现所形成的这一特殊环境, 又引起了黛玉的“ 善妒” 。“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两位妒的典型人物, 一是潘金莲, 一是林黛玉;然将她二位对照, 就可发现前者为资产社会的, 言谈粗鲁, 后者为绅士阶级的, 辞调文雅。”李辰冬在分析中谈及了林黛玉某些性格特点形成的环境的原因, 是有道理的, 但他把林黛玉的性格形象, 集中概括为一个“ 妒”字, 却是十分片面的  1944年第1期、第2期《现代妇女发表了太愚的《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他在《林黛玉的恋爱》中说“ 这个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 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 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 也可以说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姻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 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 宝玉的心在向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 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惟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戟敌人和伤害中立者, 以使得敌人戒备, 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 估计敌情越强, 地位越孤立, 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 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他又在《黛玉之死》中指出“ 黛玉为什么死?是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是完全背驰的。宝钗在做人, 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 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 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 黛玉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 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 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太愚可以说是开始读懂林黛玉形象的第一个学者, 他的精辟的观点为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所继承。  周华的《林黛玉——从一个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看中国式的贵族生活》(天津《大公报》1947年12月16日)一文认为“ 林黛玉是一个接受了很多出世哲学的个人主义者, 她善良、‘ 率性’ , 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渴望平等自由, 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 她对封建势力主要采取妥协逃避的对策。她的源于贫乏的贵族生活的精神生活充满着脆弱, 温情主义使她不能反抗任何迫害, 只能到处乞求依靠, 由此可看出她的精神生活是不健康的。”  这段时期, 索隐派完全把林黛玉看成了现实生活中某个实在人物, 没有把她作为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来对待, 是一种误读。有些论者对这一形象进行了一定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太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林黛玉的第一人, 其观点影响深远。  文学的典型评论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林黛玉研究  1954年, 国内学术界对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进行了批判, 标志着《红楼梦》研究过程中的某种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希凡发表了《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新观察》1954年第23期)。文章认为“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性格, 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力量。林黛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追求着美好生活的理想, 要求个性自由发展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矛盾, 最终造成她的悲剧命运。而薛宝钗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 封建礼教所要求的‘ 德’与 ‘ 才’兼备。”据此, 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的“ 钗黛合一”论, 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  否定“ 钗黛合一”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刘大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2日)。文章认为“ 林黛玉这一悲剧典型,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最优秀的妇女典型。” “ 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 清醒的哲学头脑, 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 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馅上骄下, 不贪图富贵, 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 不屈服不投降, 不同流合污, 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与幸福的爱情, 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 “ 这一典型形象, 是长期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才华与苦痛的总结。” 作者认为宝钗在思想性格上,与宝黛二人是对立的, “ 钗黛合一”说难以成立。  李希凡、刘大杰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后几年间出现了舒芜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期), 鞠盛的《从宝玉挨打看林黛玉与薛宝钗》(《文艺学习》1955年第1期), 以及杨柳的《贾宝玉、林黛玉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光明日报》1955年2月13日)和兰心的《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见1963年《散论红楼梦》一书)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李希凡、刘大杰等人基本保持了一致, 即把林黛玉定格在“ 封建叛逆者” , 她与薛宝钗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  当学术界、读书界对林黛玉的评论基本趋于一致的时候, 何其芳于1956年底完成了《论红楼梦》的长文, 并发表于次年的《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该文第四部分指出“ 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的特点,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 那就未免也过于笼统了、有些文章说她是‘ 具有浓厚解放思想的人物’ , 说她‘ 几乎兼有崔莺莺、杜丽娘的柔情和祝英台、白素贞的勇敢坚强’ , 这正是一种忽略了这个典型的个性和特点的结果。我们还是看在生活中, 人们是怎样用林黛玉这样一个共名。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种理解虽然是简单的, 不完全的, 或者说比较表面的, 但也并不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林黛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点在发生作用《红楼梦》也是反复地描写了这个特点的。” “ 自然, 人的性格总是复杂的。作者也曾写到了她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写她冰雪一样的聪明。写她孤高自许。写她有时候也心直口 快, 而且善于诙谐。写她对于爱情是那样执著, 那样痴心。写她并不只是‘ 好弄小性儿’ , 对于她所爱的人有时也是很温柔的。然而她的性格上的最强烈的色彩却是悲哀和愁苦、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何其芳指出在她身集中了许多不幸。她首先是一个女子, 这就使得她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与贾宝玉有很大的区别。“ 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主要是以这样一种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 她却仍然没有屈服, 仍然在企图改变她的命运;尽管她并不能粉碎封建主义对于她的心灵的桎梏, 她却仍然在和它苦斗, 仍然在精神上表现出来了一种傲岸不驯的气概。”何其芳的观点打破林黛玉形象评析简单化的局面。它告诉人们“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的性格, 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  蒋和森的《林黛玉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 既不是对林黛玉作道德上的判断, 也不是简单地给她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 而是非常详尽地分析了她生活的典型环境, 指出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 由于先天的体弱、母亲的早丧, 使林黛玉的童年生活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 她不安于依人为活的命运, 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 使她敏感、自尊、气量狭小, 率真。” “ 林黛玉的痛苦, 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 更不是由于自尊, 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 并压迫这种自尊的私有社会制度。” “ 阶级的影响, 在这个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优裕的剥削生活所培养出来那许多贵族小姐的清高、娇贵、脆弱、生活情调等等, 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许多闪射着光彩的东西一样, 自然地、纠缠在一起地从她的各种表现里流露出来。” “ 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 艺术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致, 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而是用来感受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才禀在这个少女身上, 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 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细的社会折磨。”她执著地追求着排他的真爱, ‘她为爱情而生, 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 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但封建传统观念又时时威胁着她渴慕爱情的心, 以致她把封建家族的当权者看成自由婚姻的保护者, 这必然造成她悲剧的结局。“ 即使宝黛如愿以偿地结为终身伴侣, 这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 总是由于在世纪的中国土地上, 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 “ 林黛玉的悲剧, 是性格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恩格斯)”。同时,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林黛玉的悲剧之中, 也包含着她所依附的那个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 金闺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无力摆脱的悲剧。” 作者认为, 通过这一形象, 曹雪芹对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提出了广泛的怀疑。何其芳和蒋和森的文章是他们运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得出的结论, 有别于李希凡等人的阶级典型论, 从而使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论日臻完善。  综观这段林黛玉研究的历史,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论者摈弃了现实的人的伦理判断方法, 开始了对形象的文学思考, 把林黛玉与作者的创作思想甚至艺术手段结合起来, 着眼于人物的性格、思想、时代、阶级内涵这一文学形象层面。  十年“ 文革”期间, 由于受四人帮“ 阴谋红学” 的影响, 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产生了一些荒谬的观点,那是一场非学术的喧闹, 此不赘述。  文化与美学探索  —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的林黛玉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 随着思想的解放, 研究方法发生了变革。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进入以文化与美学的探索为主流, 兼有哲学的、心理学的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 使20世纪林黛玉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 从典型论到文化、美学探索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对林黛玉形象的认识总体上没有出现反复, 但在局部上存在正、反、合过程。林楠《论黛玉的觉醒和宝玉的蛰眠》(《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把过去一向认为的黛玉宝玉这对反封建礼教和叛逆的战友分了开来:“ 叛逆路上林黛玉找到正确的出路。” “ 而贾宝玉只是一个可以觉醒, 但尚未觉醒, 正处在觉醒边缘的形象。”张锦池的《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 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 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 “ 二者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从人生哲学上说, 就是黛玉的谁尊重她, 她就尊重谁的处世原则, 这种处世原则包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从政治思想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从婚姻观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 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这三者, 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 何永康的《林黛玉性格世界透视》(《红楼梦研究集刊》1985年第12辑)则认为林黛玉的主导性格是叛逆精神, 但还有着“ 敏感多疑、傲岸不驯、贵族情调、诗人气质” 。周蕙的《林黛玉别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则认为“ 她是一个介于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 第三种人’ , 四十二回之前她是贾宝玉的同路人,四十二回之后, 她成为薛宝钗的同归者。”  正当研究者在品格、道德、时代、阶级内涵等结构这一层面反反复复而无多大进展的时候, 有不少人试图由文学的思索转向文化和美学的思索, 开始探索这个形象的内在蕴涵和魅力。曾扬华的《论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就是这方面的较早尝试。他认为林黛玉“ 是一个可以与屈原形象实质相媲美的形象, 她是一个内外皆美, 而且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人物, 竹、莲芙蓉、菊象征其美好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 心灵朴实而又纯净,豁达而气量恢宏, 心地善良, 不为俗屈。” “ 其思想性格亦具有时代特征, 即要求尊重人, 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裹读。”吴颖的《红楼梦十二人物论之一林黛玉》(《花城》1983年第5期)中的《林黛玉》一文认为“ 林黛玉的家庭生活环境和‘ 半封闭’ 的贾府, 孕育、形成了她追求人性解放觉醒, 追求自由爱情的性格。” “ 林黛玉的性格美, 高尚而纯粹, 清丽而丰实, 含蓄而深沉, 而且是表里澄澈的。”  继这两篇文章之后, 出现了大量以文化、美学为视角的研究, 形成林黛玉形象阐释中的主旋律。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艺境探微》(《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1期)认为“ 敏感的诗人气质是林黛玉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的重要因素, 诗的境界、诗的氛围培育了她的风神秀骨, 使她在十二钗‘ 群像’ 中, 始终荡漾着清新雅丽的特殊韵味, 博得读者的同情与爱怜。林黛玉艺术形象这一渗透着诗情的个性特征, 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独特的创造。” 吕启祥的《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涵和造型特色》(《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期)指出“ 林黛玉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 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看做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着本民族文化的华粹精英。”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明白昭示这是一部为闺阁传真的作品。如果说, 他把天地间灵秀之气所钟的女儿喻之为花, 那么, 林黛玉就是花的精魂如果说, 他把生活心灵化而流泻为诗, 创造了充满诗意的真正的艺术, 那么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形象最富于诗人气质, 是诗的化身。” 同时他认为, 林黛玉形象所包含的文化蕴涵既包括承传的方面, 又包括新质的方面。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来看, 林黛玉形象超越群芳花的精魂之新质在于自主意识或个性意识的觉醒, 那些传统的东西同新的素质结合, 强化了人物性格的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徐子余《美及其向崇高的转化和两者的毁灭—论悲剧形象林黛玉的审美价值》(《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生活和个性是‘ 诗化’ 的, 而宝钗的生活是‘ 散文化’的。”“ 人生悲剧的经历者林黛玉具有美, 因‘ 真’ 而美, 美在‘ 真’ 的基础上升华为‘ 崇高’等多种美。”  邸瑞平的《“ 孤标傲世偕谁隐”——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之林黛玉》(《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期)认为“ 曹雪芹用优选法, 把封建时代文人蔑视权贵、敢于抗争的精神光明磊落、率真坦荡的性格嫉恶如仇、救弱扶倾的作风聪颖俊逸、高雅调悦的气质等等, 甚至对虚伪造作的唾弃, 对自然纯真的追求这些为人所称道, 难能可贵的品格。集中起来, 把封建文人所擅长的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等艺术经验, 都调动起来, 完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林黛玉。” 王忠《试论林黛玉的精神美》(《怀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提出林黛玉的吸引人乃在于她的“ 横溢才学美” 、“ 独立人格美” 、“ 坚贞情怀美”   李兰、杜敏的《冷月清窗话黛玉——关于林黛玉形象的情旨、意蕴的思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 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的一个艺术的精灵, 并非生活中的所有, 而是生她, 育她, 摧残她, 埋葬她的那个时代中、人鬼两域里均不曾有的情旨意蕴的升华。” “ 她身上的诗一般的气质、素养、格调、品性将与明月清光永存。” 杜景华的《黛钗性格与道德评估》(《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期)指出“ 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具有传统道德, 薛宝钗思想中具有很深的封建道德观念, 而林黛玉身上体现着我国优秀文化的结晶。林黛玉是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俞平伯先生评价她的‘ 真’ 、‘ 刚’ 、‘ 热’ 、‘ 天真’ 等正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这和宝钗的‘ 曲’ 、‘ 冷’ 、‘ 世故’形成鲜明对比。她和宝玉一样, 追求一种合乎人生意义的新道德, 而抛弃另一种旧道德。”  薛瑞生的《捧心西子玉为魂——林黛玉论》(《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指出林黛玉性格魅力在于其真率:“她只能在真中找到知己, 也只需在真中找到知己。谁也不会爱林黛玉的缺点, 但谁也不会因林黛玉身上的缺点而拉开与她的距离。这也正是真的魅力, 林黛玉的魅力” 。“ 贾宝玉是批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是感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则是用她的女性的深细与诗人的锐敏来感伤的。父母双亡与爱情受阻这两颗苦果所酿成的个人情绪与时代情绪的相互濡染, 才使得黛玉的忧郁感伤显得更加沉重与动人。” 曲沐的《红楼“ 骚” 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以‘ 死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源于屈原之《离骚》,《红楼梦》则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妇女的死亡, 但最“ 惊采绝艳” 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借‘ 师楚’ 的写作方法, 将其理解到的‘ 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 使之闪现出更多的‘ 楚人’风采。因之, 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 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  刘相雨的《情的追求与爱的失落——论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结》(《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 前世情缘—一悲剧命运与神话预警(绛珠草还泪报恩和娥皇、女英的传说)” 与“ 今世情缘”—“ 情情” 的黛玉以己执著、真诚之心赢得“ 情不情” 的宝玉的挚爱, 使林黛玉之“ 情” 具有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林黛玉之情所具有的时代性——她对情九死不悔的追求表现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对个体生命和青春的高度重视, 反映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某种背叛和超越。”鲁小俊的《宝黛爱情悲剧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提出“ 二玉之恋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自由伦理下的爱情。没有了‘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式的冒险刺激, 没有了‘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式的惊心动魄, 一切都回归到日常生活。同样是刻骨铭心, 同样是叛逆世俗, 宝黛之恋却体现了自由伦理下爱情的脆弱——对两个个体在爱欲中完全契合的渴望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圆满实现。与此同时, 中国人以‘ 赤子崇拜’ 为核心的人格取向在宝黛爱情上得到了最为生动也最为残酷的体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悲剧, 也是一场关于纯洁, 关于崇爱,关于怜惜, 关于自卑, 关于真诚, 关于永恒的人格悲剧。自由伦理和传统人格关照下的宝黛爱情是一首理想的而非现实的、回归的而非进取的歌。”

形象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比如研究一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而比较文学形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的差异在于,它研究的是“他者”的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如“近代中国文学中国的西方形象”、“伏尔泰笔下的中国形象”等。

形象史学研究投稿经验怎么写

读完厚厚的一本三国演义,不禁感叹历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真的为读者生动活现地演义了一个历史故事,也让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之道。 先来说说曹操这个人物带给我的启示。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大胆型的人物,也是十分奸诈的。他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人,最后明知错了,还要继续杀了吕伯奢,其无情无义至此,陈宫便离他而去,曹操后来说的那句话耐人寻味:“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但反过来想想,如果当时他不赶尽杀绝的话,吕伯奢若真带了些人过来追杀他,可能曹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奸诈带来的只会是一时的小利,一直是奸诈的话,自然会遭到报应。后来董承一伙人便刺杀曹操,可惜事败了。后来陆续都有一些人刺杀曹操,但都因一些意外而失败了,否则这位曹阿瞒也不会叱咤风云了。曹操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狡诈。 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他以仁义当先,他热爱百姓。刘备一生的行为都与曹操相反,曹操奸诈,刘备仁义。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一个新野,或是徐州,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爱戴。 但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曹操失了一个吕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哭吕韦。他的谋臣郭嘉死后,他也十分痛心。刘备则更重视人才了,起初赵云并不是刘家的将军,但他十分器重赵云,几次留他,后来终于归到了刘门下,才使得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两次脱险。徐庶被曹操“拐”到那边,在送别时,刘备哭着送别,还要砍掉挡在前面的竹林,后来徐庶才又回来推荐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才的典范。 所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招兵买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创建事业,这才是成功之道。与之相反的例子便是袁绍了,照说袁绍与曹操一战的时候,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袁绍为人不重视人才,有许多忠臣在身边也不知道。他如果听忠臣的话,那曹操怎么可能胜得了他呢?而他却听信一些小人的话,致使败给了兵力较少的曹操。 三国演义还让我学到:要善于听取好的意见,忠言逆耳。曹操赤壁之战为什么会败?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听信好的意见,面对新来的庞统这个外人,他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连环计”,而面对另一个臣子对他的忠言,那位臣子大致说的是:“若敌人用火攻,如之耐何?”曹操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这个季节,不会刮东南风,如果用火攻,那便是烧他们自己的营了”。这也怪不了曹操,他又不像孔明这个气象专家能知风雨。但既然有人提了建议,曹操也应该有所警觉呀,不然也不会败了。另外一次就是刘备在一片靠近水的树林中安七百里连营,早有臣子向他提出建议,说敌人如果用火攻怎么办?但他没有接受,致使后来真的被陆逊七百里火烧连营。所以,能否正确听取他人的意见,往往决定着事情的最终成败。 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也给我许多启示。那些贪财,贪色的人,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董卓与吕布之所以会兵刃,还不是让一个小女子貂婵在中间挑拨离间,所以董卓便是败在了自己的好色上。曹操也有点好色,张绣投降后,曹操在营中寻乐,便找了张绣老婆来玩弄,后来张绣当然恼火,便暗算曹操,曹操幸亏命大,否则也被张绣结果了。 曹操修了铜雀台后,还要把东吴的“二乔”放于台上,于是便让孔明用这点激了周瑜,让周瑜决心出兵打曹操,曹操才有赤壁一败。三国中还有一些卖主求荣的一些人,也得不到好结果。与之相反的则是关羽了,他不贪财也不好色,得到了曹操的敬佩,也得到了千千万万读者的敬佩。若不是因为他一点点的骄傲,以及刘封的见死不救,他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所以,我又知道了,为人不能贪财色,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刚正不阿的人。 三国演义中,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比如研究历史的规律,分析人物性格,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成败原因。毛泽东就曾经读了五次三国演义,原因大致也在这吧。名著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推敲的,好的名著伴人一生成长。

【端午节习俗】 端午节的佩饰 健人,旧时江浙一带端五时妇女的一种饰物。一般用金银丝或铜丝金箔做成,形状为小人骑虎,亦有另加钟、铃、缨及蒜、粽子等的。插在妇女发髻,也用以馈送。《清嘉录》云:“(五月五日)市人以金银丝制为繁缨、钟、铃诸状,骑人于虎,极精细,缀小钗,贯为串,或有用铜丝金箔者,供妇女插鬓。又互相献赉,名曰健人。”健人一说与艾人同意,只是以帛易艾,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骆虎状,妇人皆戴之,”似此则当有驱邪辟疫之作用;一说即古时的步摇,纯为妇女装饰品(蔡云《吴献》注)。 豆娘,旧时端五节妇女的头饰。多见于江南。一些地区亦称作健人。此物一说源于古代的步摇,一说即艾人的别样形式。《清嘉录》引《唐宋遗纪》云:“江谁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缯销翦制艾叶,或攒绣仙、佛、合、乌、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类。绉纱蜘蛛,绮榖凤麟,茧虎绒陀,排草蜥蜴,又螳蜘蝉蝎,又葫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贯以串,名曰豆娘,不可胜纪。” 艾虎,旧时端午节驱邪辟祟之物,也作装饰品。我国古代视虎为神兽,俗以为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宁。《风俗通》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亦辟恶”。故民间多取虎为辟邪之用,其中尤以端午节的艾虎为最具特色。艾虎或以艾编剪而成,或剪彩为虎,粘以艾叶,佩戴于发际身畔。端午节饰戴艾虎的风习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宋陈元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王沂公《端午帖子》诗:‘钗头艾虎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又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 画额,时端午节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云可驱避毒虫。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王”似虎的额纹,又虎为兽中之王,因以代虎)以镇邪。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领及鼻耳间,以避毒物。”除在额头、鼻耳涂抹外,亦可涂抹他处,用意一致。山西《河曲县志》云:“端午,饮雄黄酒,用涂小儿额及两手、足心,……谓可却病延年。” 长命缕,时端午节厌胜佩饰。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别称’百索、’辟兵绍、五彩缕等,名称不一,形制、功用大体相同。其俗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结而成索,或悬于门首,或戴小儿项颈,或系小儿手臂,或挂于床帐、摇篮等处,俗谓可避灾除病、保佑安康、益寿延年。此类节物的形制大体有五:简单的以五色丝线合股成绳,系于臂膀;在五彩绳上缀饰金锡饰物,挂于项颈;五彩绳折成方胜,饰于胸前;五彩绳结为人像戴之;以五彩丝线绣绘日月星辰乌兽等物,敬献尊长。此俗始于汉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佚文》:“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绍”。以后相沿成习,直至近、现代。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记当时风俗:“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续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葚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其中唐宋时,更有宫廷赐大臣此种节物之事。史载唐代宗兴元元年端节,宫廷曾赐百索一轴。又《宋史·礼志十五》:“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 戴香包,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用中草药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奈、甘松、高本行制成),佩在胸前,香气扑鼻。 陈示靓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以及另一种“蚌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蒂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竽、斗鸡赶免等。青年人戴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二枚别致的香包,赶有节前送给自己的情郎。小伙子戴着心上人送给的香包,自然要引起周围男女的评论,直夸小伙的对象心灵手巧。 端午的禳解、祛除及避五毒 如上所述,端午在古人心目中是毒日、恶日,在民间信仰中这个思想一直传了下来,所以才有种种求平安、禳解灾异的习俗。其实,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加上蛇虫繁殖,易咬伤人,所以要十分小心,这才形成此习惯。种种节俗,如采药,以雄黄酒洒墙壁门窗,饮蒲酒等,看似迷信,但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端午实在可算是传统的医药卫生节,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今天这些卫生习俗仍然是应发展,并应弘扬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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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投稿经验分享

普通人肯定可以的,和一般的投稿的格式应该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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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学术论文的方法从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到作为研究人员,几乎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如何写好一篇学术论文的问题。在读书期间,导师一般是交给学生专业知识和获得专业知识的方法,而不会叫给学生写好论文的方法,从事研究之后,大多数人又忙于写论文,给予发表论文,而不会去考虑撰写论文的方法。因此,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拿学位、为职称、为获奖而撰写论文,基本上不会去考虑如何使自己的论文有学术创新。结果,都很难发表出来,而为了发表出来就走关系,找熟人。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学术就永远拜拜了,什么学术研究、学术创新,都不过是人生目的的手段而已,根本就不是目的。因此,有学术责任感的学者越来越少,甚至根本没有,而为学术之外的目的来捞取学术功名的确比比皆是。也难怪有中国学术大多数是垃圾之说了。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撰写好一篇学术论文,必须要掌握好撰写学术论文的方法。本人从事研究二十余年,从事学术刊物的主编已有近十年的经历。从事学术研究使我有专业的眼光来看待学术问题,而作为主编则使我有机会抛弃学术研究的浮躁而冷静地从刊物的角度来思考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因而,我可以有机会把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角交织在一起来谈谈如何撰写好一篇学术论文的问题。一、选题选题是否成功是研究成功的前提。有一种说法,哲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没有成功与不成功之说,只要愿意去做,最后必然成功。此话谬矣。没有好的选题,即便是洋洋洒洒数万言乃至数十万、数百万言,结果都是无用的废话。这就不能视为成功的研究。成功的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成功的选题之上的。那么,什么是成功的选题呢?简而言之就是选题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是什么呢?一是指研究的目标取向。成功的选题应该是揭示研究的目标取向,也就是要使研究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研究的目标取向所反映的是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研究。因此,从选题来看就可以知道该问题研究的状况和可能发展的趋势。如果选题没有揭示研究的目标取向,而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那么就意味着该研究不值得研究,或者说前人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在目前的状况下已经没有深入的可能了。这种选题就不应该去选。二是指研究的具体范围。成功的选题应该是范围具体,不是大而全的。也就是选题不能过大,过大的选题会使研究无法深入下去,只是如蜻蜓点水。另一方面是题目太小,研究就会过于沉迷于琐碎的细节,从而使研究失去了价值和品位。特别是有的细节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能真正反映事物发展的趋势,但由于研究者的视野太小,没法从细节中发现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做历史史料研究的往往都有这样的毛病。三是要对一个学术问题产生质疑,或者说要有争鸣性。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真理更是无止境的。很多学术观点在当时是对的,或者说是真理,但时间和条件都变化了,因而其真理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选题一定要敢于质疑,但质疑必须要有理有据,而不是随便怀疑。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的怀疑,这样的选题一定是有价值的。总之,选题是很讲究技巧的。选题实际上是积累后的第一次思想井喷,没有积累就无法进行选题。好的选题可以使研究事半功倍,好的选题是论文成功的前提。在选题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题目的表达,即怎样把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里也有几个讲究:一是题目不宜太长,太长表明作者缺乏概括能力和抽象能力,题目要求精炼、简洁,要力求达到多一个字太长、少一个字太短的水平。二是核心概念不宜多,最多两个,最好一个。这就必须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核心概念超过两个,论文到底研究什么就非常难把握了,而且概念太多通篇很可能就是在解释概念,实质性的内容就被冲淡了。三是表达要精准,题目如果引起歧义,或者模糊不清,那么论文在写作是很可能出现跑题现象。二、文献梳理和文献的使用文献是写好论文的材料,也是研究的基础。它反映的是研究者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能力。没有文献,就相当于造房子没有砖块一样;同时,没有文献也像在空中造房子一样没有基础。文献是学术传承和学术伦理的载体。尊重文献就是尊重前人的研究,尊重文献,也体现了学术发展的脉络。因此,文献在撰写论文中至关重要。在撰写论文之前,一是要对文献进行必要的梳理,二是要善于使用文献。(一)关于文献梳理1、梳理文献的目的是什么?选题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对文献的阅读和分析,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二是基于既有的研究而发现问题。梳理文献的目的在于:其一,梳理所选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发展脉络,不了解学术发展的脉络就不能对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然而才能预判这个问题的未来发展方向可能是什么。不仅要梳理这一问题国内研究是的现状,而且还有梳理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从而全面把握这一问题研究的基本状况。如果打开电脑就直奔主题,对某一具体问题洋洋洒洒地写下去,也不去查阅相关文献,结果可能是低水平重复的东西。这样的论文时没有任何价值的,即便发出来,也仅仅是作为工作量或评职称的成果而已,并不代表它对学术有什么贡献。在学术论文中,开头就直奔主题的论文,一般都不是好的论文。人贵在直,文贵在曲。论文的贵也在曲。而这种曲是通过对前人既有研究的追述和分析表现出来的。其二,梳理文献是充分肯定前人所做的学术贡献。任何人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这就是牛顿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研究中,这个巨人不是具体的一个人,而是所有对该学术问题作出了贡献的前人。学术的传承就是要尊重历史,不尊重前人的学术贡献,就难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也难以对学术研究进行深入研究。不尊重历史,我们同样会陷入盲目自大的学风,以为别人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水平,从而最终也会陷入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故事,浪费学术资源。其三,梳理文献最根本的目的是发现前人研究中的问题,从而为自己的研究找到突破口。学术问题大多不是一代学人就能解决的,一代学人只能解决那一代学人的认知水平之下所能解决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存在着研究的疏忽和漏洞,也会因主观能力的不足而存在着研究的缺陷。因此,后辈学人就是要反复不断地阅读、比较和分析前人的既有研究成果,从中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这样,自己的选题就有可能或者延续前人的研究使之深化,或者发现前人研究的漏洞和不足以进行弥补,或者在原有的问题领域发现新的研究处女地。这才真正体现了所做选题的研究价值。2、如何梳理文献?不少作者喜欢在引言中一口气把所有相关的文献都罗列出来,认为这就叫文献梳理。但是,把所有相关文献罗列出来肯定会占据了论文的篇幅,会导致宣兵夺主的论文结构。文献罗列太多,正文就要腾出篇幅来,结果正文想写下去但发现篇幅越拉越长而不敢深入下去了。这种文献梳理方法是最不可取的。正确的文献梳理方法是:其一,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献,即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权威论著,这些论文论著代表了学术发展的基本状况。不能把那些不入流的刊物上的文章都罗列出来。其二,选择有代表性的作者的论文,也就是权威学者,或者是活跃在学术界的作者的论文、论著。这些论文论著同样也代表了学术发展的基本态势。其三,选择研究的视角来梳理文献。也会是结合你要研究的视角特别是具体的问题来梳理文献,这样范围就大大缩小,也有利于作者把握文献。其四,不一定千篇一律地要在引言中进行文献梳理,引言可以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适当阐述,在正文撰写的过程中,可以对具体的观点进行文献追述。这种方法要求作者对学术史特别是前人的学术观点十分清楚,对论文的写作已经有娴熟的技术。这就不是一般的新手能够把握的了。(二)如何使用文献?在文献的使用上,相当多的作者以为文章有注就是使用了文献。但是,论文究竟使用了什么文献?还有就是所用文献是否与所引用观点具有一致性。在使用文献上有以下几种错误倾向:1、为文献而文献,也即是在文献上凑数。用一大堆文献来吓唬读者,显示作者是看阅读了大量文献的,但仔细看后,会发现文献与论文的观点关联度不高。实际上就是假文献。一般的审读者可能不会认真看文献,但作为编者,特别是主编第一眼就是要把我好文献关,决不能让作者在文献上鱼目混珠。2、文献与所引用的观点属于张冠李戴,引用的观点本来是张三的,但作者因有惰性不愿意去查对,只是在二手文献中看到了李四用了该观点,于是就以为这个观点就是李四的。这种情况非常严重。3、绝大多数是自引文献,完全回避其他学者的研究。这种情形体现作者的是自傲,以为这个问题没有人超过自己,因此不愿意引用他人的观点。甚至为了突出自己,把自己在非常不起眼的刊物、报纸上发表的小文章都自引出来。这种情形表明作者有沽名钓誉之心。因此,使用文献是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方法上的,必须老老实实。使用文献体现了一个学者治学是否严谨,研究是否下功夫。因此,使用文献时:1、切忌文献堆砌,使用文献的价值在于体现论文的研究深度和严谨性,而不是通过堆砌文献了炫耀自己的专业知识多么广博。如果是这样,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2、切勿张冠李戴,一定要去查找文献的源头,如果是经典著作的文献,就更加需要去阅读和查对。比方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合在一起的,但有的作者没有去读他们的著作,而是从别人的引用中直接就引过来。同时由于没有弄清楚究竟是马克思的观点还是恩格斯的观点,可能会弄错了。这样就成为学术笑话了。切记要查阅文献,不可“人云亦云”。尤其是外国文献有的作者不愿意阅读,而别人引用之后,自己在没有阅读的情形下而引用了,甚至还想用外文形式来冒充。这在学术界是有公案的。张冠李戴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引用观点时是一个学者,但注释文献时却是另一名学者。这表明,作者根本没有读过背阴观点的学者,而是从注释文献归属作者的论文中看到了这句话,同时又不愿意花时间去查对,所以也是一种张冠李戴的情形。3、切勿用网络文献、报纸文献。学术的浮躁与否,学术的严谨与否,从文献的使用上一看就清清楚楚。如果通篇文章的文献都是网络文献或者是报纸文献,这样的论文无论如何都是不深入的。有的作者会说,网络文献、报纸文献表明论文时最新的观点。但是,网络文献和报纸文献并非是学术观点,也并非是经过严格论争的学术观点。或者说,这样的观点没有学术底蕴。因而,这些文献不能支撑一篇学术论文。当然,网络文献、报纸文献是否就不能用了呢?那也未必。有的数据必须通过网络来发布,如一些统计机构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等都是从网络上发布的。简而言之,权威机构的网站、权威学术机构的学术网站、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网站等,这些网络文献完全可以用。4、切勿想当然地使用文献,包括弄错出版时间、引用内容错误、页码错误、作者和译者错误等。这些会导致论文出现严重的硬伤。三、论证的逻辑研究是一个论证的过程,论证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然而,当前众多的论文缺乏这种思维,大多数用发散性思维来写论文的,因而论文就缺乏深度。论争的逻辑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层次感,而不是平面感好的论证逻辑一定是立体的、有层次感的,而不是平面性。世界是平的,这只是一种臆想,论文的论证逻辑是立体感的,这是一个刚性的现实要求,而不是臆想。好的论证逻辑就像博洋葱,一层一层拨到中心,最后才知道洋葱中心究竟是什么。而平面性的论证逻辑缺乏新奇感,就像摊大饼,一开始就知道大饼中是什么内容了,所以这样的论证不会给人遐想,也不会带来新奇。好的论文,同样要给读者带来出人意料的结果。2、缜密性,而不是一盘散沙论证真缜密性体现的是作者的思维能力,也体现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程度。专业基础扎实的,其逻辑思维能力肯定要强。相反,没有扎实的专业根基,那么其论证肯定是碎片化的。因为,他掌握的专业知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碎片化的专业知识,只能导致碎片化的论证逻辑。有不少学者,虽然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专业基础并不扎实,所以在撰写论文时,基本上就是用1、2、3、4……进行罗列,而缺乏缜密的逻辑推理和逻辑证明。这种状况可能还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代人的问题。因为,中国又一代学人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不多,且能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缺乏专业素养,但通过自己的努力也的确跻身于知名学者之列,但这种缺陷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弥补。所以,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碎片化的知识结构中提出一些碎片化的观点,而不可能成为治学严谨、有深厚学术底蕴的学者、思想者。3、科学性,而不是宣传性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大量的事实或史料经过逻辑论证之后才能得出结论。正是这样,学术才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然而,当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缺乏这样的精神,做历史研究的不愿泡图书馆、档案馆,做现实研究的不愿做田野调查,用的是二手材料和二手数据,并且先预设一个价值立场,用这些材料和数据来证明这个预设的立场或观点。殊不知,同样的材料和数据可以证实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这样,学术研究因没有按照学术规范而导致学术失去了科学性和真理性。反过来,预设一个观点,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相应的材料和数据来证明这个观点,这同样也会导致难以找到学术的真理。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对学术的伤害,即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学术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尊严,也无所谓学术权威可言。正确的方法是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而形成新的观点,然后再回到材料通过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的科学性。预设观点然后来找材料这是宣传的基本方法。当前学术的科学性越来越被宣传性所取代,原因在于:一是当今行政干预学术的现象非常严重,学术质量(评奖)、学术水平(各种学术称号)、学术考核等都是行政领导来评价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行政级别与学术水平成正比。在行政干预之下,学术就越来越多地为行政服务,从而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为政治宣传服务。二是一些学者为了尽快地提升自己的行政级别而不断做政治宣传的“学问”,学理性的研究被束之高阁,应景性的宣传文章则一挥而就,但往往是正确的空话、无用的废话。三是宣传性的“研究”比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容易出成果,而且也轻松。看积分报纸,浏览几个主流网站的文章,就马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篇文章。而且,只要政治正确,这类文章不愁没有地方发表。学术界的浮躁也就可想而知。4、学理性,而不是口语化学术论文肯定是学术性很强的,它必须要超越日常生活的口语化表达。口语强调是能让读者听得懂,所以具有随意性。而学术论文并不是要大众听得懂,而是要有专业背景的人才能听得懂。如果都能听得懂,那就不是学术论文了,那就是日常的讲话了。有一种观点在嘲笑,学者的论文时在自娱自乐,别人都看不懂,这种论文对社会根本就没有用。我觉得这种观点实在是肤浅可笑。学术论文都听得懂、看得懂,那就不叫专业学术论文了,学术论文肯定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懂;而且学术论文传承的不是一般的文化,而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发展最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它的影响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当前的普罗大众能不能看得懂和听得明。当然,学术的思想肯定要进行大众传播,这时候就需要用通俗的口语化方式来跟大众交流。5、严谨性,而不是随意性学术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因而需要研究者必须在论文写作中要有严谨的态度。当前学术的浮躁特别是科研管理部门要求快出成果,从而助长了学术上的各种不端行为。例如,一是随意使用数据。学术论文在使用数据时一定要是权威性的数据,也就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然而,由于当前数据发布的机构比较多,一些作者在选取数据时太随意,不去研究一下机构本身的权威性,结果所用的数据被学界所质疑。有的甚至因找不到数据的来源而随意改动数据,导致数据时去了真实性。包括所用材料和文献也是一样,近年来,外国著作引进翻译太多,翻译也太随意,甚至译著中曲解了原著的意思的都有,但作者在使用这些翻译著作时没有认真挑选,手中有什么就是用什么,结果把错误的文献内容引入自己的论文中,导致论文出现一些硬伤。此外,研究的严谨性还可以从使用文献中体现出来。有的丛书文献出版时间是不一样的,而引者可能会想当然地就整套丛书都是同一出版时间,这也是论文的严重硬伤。如《邓小平文选》(1-3卷)其出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关于调查的可靠性在于,调查的手段是否可行,抽样的方法,以及统计的方法等。6、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论证,而不是学术散文天马行空学术论文肯定有一个核心观点,因而在论证过程中就必须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所有的材料的目标都是指向这个核心观点的,而不是从核心观点延伸出去。一旦延伸出去就有可能偏离主题。然而,现在不少作者完全是为了凑字数,为了这个目的,论文的关键词非常多,几乎是每一小节讲述一个关键词,整篇论文很有可能是一个拼盘,而不是在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核心观点统领之下的论文。结果,篇幅很长,但不知所云,完全是如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拉不回来。这样的文章之可以说是学术散文,而不是学术论文。四、论文的修改与查证文章不厌百回改。这是研究的一种态度。如今大多数人不愿意修改,也不愿意查证文献和材料。这显然缺乏对学术研究的认真和严谨性。作者自己修改文章的要求:其一、对文章的总体结构在进行斟酌。主要是看是否在结构上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如虎头蛇尾;或者是结构上的不相称性(把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其二,对文章的逻辑进行梳理,看是否存在逻辑上的不连贯性。其三,对文句进行斟酌,看表达是否存在问题其四,对文献进行查证,是否存在着文献的错误其五,对数据进行核对,看是否存在数据的错误其六,对注释进行核对,看是否存在差错如何对待编辑部的修改意见其一,在正常情况下,编辑部提修改意见就意味着此文有可能经过修改后达到发表的水平。而没有任何新意的情形下和没有人脉的情况下,编辑部不会对没有任何新意的文章提修改意见。其二,编辑部看问题一般视野要宽一些,看问题的视角要大一些,提出修改意见,作者尽可能满足编辑部的要求其三,如果编辑部的修改意见确实不妥,作者可以回信阐述自己的观点,编辑部认为说的有道理的话,一般也会尊重作者。其四,不要以为编辑部可以刁难,多次的来往只能回使论文跟家完善,而不是在修改多次后否定作者的文章。即便有的修改时多余的,编辑部也会反复推敲的。五、论文的结尾论文的结尾既是整篇论文的点睛之处,也是揭示学术在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因而,结尾一定要有气势,气势磅礴的结尾,往往能够凸显论文的整体品质。从当前的学术论文来看,结尾主要有以下几种问题:其一,论文根本就没有结尾,当论证完毕后,论文就嘎然而止。这是典型的虎头蛇尾。其二,没有对前面的研究进行总结,而是离开前面的研究谈体会,因而没有体现结束语的作用。其三,对前面的研究泛泛而谈,没有集中到观点上来,从而显得太平淡。其四,太简单,有结尾与没有结尾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结尾就没有意义。那么,什么样的结尾才是好的结尾呢?我认为至少要体现一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能够从宏观上对论文进行观点性的总结。前面主要是论证,证实或者证伪,但尚未突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结尾来提炼作者的观点,使读者更清楚作者的观点。二是要有大气磅礴之势,有行云流水之气。前面的论证是一个小心求证的过程,不能展示作者的文笔,但在结尾部分,可以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可以充分展示作者的文采来归纳和抽象论文的要义。三是结尾除了归纳观点外,也可以对该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以及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六、遵守学术规范,信守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学者必须要按照学术规范从事学术研究,而不可随心所欲题“想法”。如果仅仅是提“想法”,没有被证明的“想法”,仅仅是一个假设而已。一个假设性的观点决不能代表一种学术水平。只有用理论方法进行了符合逻辑的证明之后,如果这个“想法”具有创新性同时又符合学术逻辑,那么这个“想法”才转变为学术观点,这个观点就代表了学者的学术水平。当前,社会的浮躁也同样渗透到学术领域,使学者不再沉寂与象牙塔,而是通过学术论文的大跃进而成就自己的虚名,从而获得各种各样的学术荣誉和学术奖项,最终捞取相应的学术地位。结果,有的就不折手段,通过各种学术不断行为和学术腐败进行学术制假造假。当前,学术不断、学术制假造假行为在论文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抄袭剽窃或抄袭观点,或抄袭材料,或抄袭段落,或抄袭文献,或将别人的文章略作改动整体性剽窃,或仅仅是把题目改动署上自己的名字。2、强行在他人成果上署名这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形:一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导师规定学生发表文章必须把导师的名字署上,甚至要求署名第一作者,但导师并没有审阅文章,一旦文章被人举报,导师就千方百计回避;或者公然宣称自己不知道,是学生自作主张署上的。二是上下级同事关系,尤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或者是下级刻意为领导捉刀代笔;或者是上级借用行政权力强行要求3、篡改文献和数据、故意断章取义这主要是不愿意去核对数据和文献,而自己的论文可能又特别需要这样一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结果只好对边缘有数据进行为我所用地篡改,或对文献的观点进行刻意地曲解,或断章取义地引用,以迎合自己研究的需要。4、注释有误或做“伪注”,如前面所说的张冠李戴5、低水平重复不愿意去阅读文献,因而不知道学术发展动态,导致自己的研究在重复着前人的研究,甚至重复着同辈学人的研究。6、转引二手文献并且未核对导文献导致以讹传讹7、只引证自己的论文,自我吹嘘8、阅读中文文献却引用外文表达文献,结果弄巧成拙9、源于外文书刊却译成中文,结果牛头不对马嘴10、转引外文注释却不注明原出处,让人难以查找原文献,难以辨认其真伪11、一稿多投,有的甚至是略作一点“乔装”后就投给不同的多家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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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投稿经验分享

上下五千年

《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清史稿是后人编写的,所以不能叫清史。《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清实录》才是清史:《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清实录》中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风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钜帙。《清实录》记载了清朝300余年皇帝在位期间的执政活动,堪称珍贵的历史典籍。然而这样重要的皇家典籍,却曾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一改再改,隐藏了很多历史真相。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史稿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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