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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投稿经验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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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投稿经验分享会

《清史稿》是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由于时局关系属于《清史》的未定稿,主编赵尔巽,正是因为是未定稿所以问题较多《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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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清史稿是后人编写的,所以不能叫清史。《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清实录》才是清史:《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清实录》中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风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钜帙。《清实录》记载了清朝300余年皇帝在位期间的执政活动,堪称珍贵的历史典籍。然而这样重要的皇家典籍,却曾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一改再改,隐藏了很多历史真相。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史稿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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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但是清朝是一个二百多年的朝代,必须要有一个史书做史料研究,记载一朝一代的历史,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所以这部未定稿的《清史稿》就暂且作为清朝的正史了。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汗,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齐、南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很多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二十六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史稿是后人编写的,所以不能叫清史。《清史稿》是北洋政府时期,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大型清朝历史史籍,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清实录》才是清史:《清实录》与其他各朝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但《清实录》毕竟汇集了大量原始文件资料,是现存的清史的原始史料宝库。《清实录》中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风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钜帙。《清实录》记载了清朝300余年皇帝在位期间的执政活动,堪称珍贵的历史典籍。然而这样重要的皇家典籍,却曾在伪满洲国时期被日本侵略者一改再改,隐藏了很多历史真相。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史稿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清实录

清史稿 其实就是清史 主要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编写中断了 没有最后完成 所以才加清史稿

盐业史研究投稿经验分享会

该馆收藏有关井盐发展的史籍、文献和档案资料,其中实物和工具等藏品1322件。其中盐井传统钻凿和修治井工具503件,是中国目前唯一保留的较为完整的古代顿钻工具群。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形制和用途的工具,体现了历代盐工创造的井盐技术和工艺,标志着中国钻井技术的发展。馆藏清乾隆至民国时期的井灶经营契约、岩口簿、帐册,对研究科技史和社会经济史具有价值。《井盐生产技术发展史》陈列,从钻井、采卤、天然气开采、制盐等方面再现了井盐生产技术的演进和发展,表现了以深井钻凿技术为中心的古代井盐生产工艺,体现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陈列中的清代凿井机械碓架,靠人力踩动,以铁制钻头冲击井底岩石,可将盐井凿达千米以上深度;用以钻进各种岩层的钻头多达10余种。这些实物是世界钻井史上的重要文物。该馆还在馆外保护和复原了开凿于1772年的小桥井,1835年凿达42米,在世界上率先突破千米深度的□海井。盐运商会馆王爷庙,是反映清代井盐生产和运输的现场陈列。馆刊有《井盐史研究》。

首先,盐是民众必需品,而一般百姓无法自己生产,必须靠购买的方式获得,控制了盐,就等于间接地控制了民众。举个例子,在古代社会剥削较为严重的时候,会产生许多的“流民”,流民就是脱离了户籍,以此来脱逃税赋的人,但是无论流民也好,良民也罢,总归是要吃盐的,如果实行国家垄断盐业,这些流民最终还是要回到官府来买盐,只要对盐抽税,就可以达到控制民众、保证税收的目的。  其次,人人要吃盐,销路十分广阔,具有巨大商机,而盐业的门槛又很高,不是谁都可以卖,有实力的家族才能从事盐的贩卖,这些人于是就有了很好的坐地抬价的机会,往往获得几十倍的暴利。在汉代早期,政府允许民间贩盐,就诞生了许多豪强之家,他们富可敌国,为霸一方。后来政府接管了盐业,第一可以把那部分暴利装进自己腰包,第二,可以打击那些豪强人家,减少贫富差距,缓和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从此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变得聪明了,从不轻易对盐业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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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  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  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  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  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  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  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  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  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  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  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  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  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  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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