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之间的文化不同文化主要包括语言及非语言行为、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四个方面，它们对商务谈判的影响很大。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日本人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偏向封闭、内向型，而中国人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更侧重外向、开放型。在日常交往中日本人多采用含蓄的方式委婉地表达本意，有较多正面承诺、推荐和保证，不常使用“不”和“你”。中国人说话或回答否定问题时则相对直截了当。日本人经常保持一段沉默，常用“以心传心”的无言方式保持着某种默契。在社交活动中，日本人爱用自谦语言，如“请多关照”、“粗茶淡饭、照顾不周”等，谈话时也常使用谦语。除非特殊情况，中国人则一般很少沉默不语。日本人缺乏幽默而中国人说话则很风趣。日本人的面部表情，总是给人一种有所保留的感觉。中国人多数都会将自己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人之间问候时，鞠躬是最基本的礼节，在中国，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都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风俗习惯风俗习惯主要包括一些社交活动。日本人将送礼看作是向对方表示心意的物质体现。礼不在厚，赠送得当便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与热心到朋友家或亲戚家做客、与主人亲如一家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则有些过于注重礼节。日本人接待客人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会议室、接待室，他们不会轻易领人进入办公机要部门。日本不流行宴会。商界的宴会是在大宾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中国则可在办公室、会议室和接待室接待客人，为了表示欢迎还一定要大宴宾客。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受一定规范的制约。在正式社交场合，男女须穿西装、礼服，忌衣冠不整、举止失措和大声喧哗。而中国人虽然也注重这些礼仪规范，但要求并不太苛刻。思维差异日本人对现实持容忍态度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日本人默默地承受现实给予的一切。日本人持有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忽视甚至背叛制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社会规范。中国人采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较日本人更具浪漫主义色彩。中国人思维虽然也重视人际关系，但也不会忽视社会规范的制约。价值观在日本人的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位置的是“工作场所”。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如日本的大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职工对企业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相对较为多元化，既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又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日本男人依旧尊崇的传统的等级观念。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男性地位比女性高，男主外，女主内。中国人之间等级的差别相对较小，家庭分工也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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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异非常大，他们的文化主要是自行形成的。从形式上倒是有类似的，但是在内核上，非常的不同。这就谈到道德规范的问题了。中国有一句：文以载道，这个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从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看，中日两国的道德规范有着巨大差异。中国文化对”忠“，别说这个是中国人传过去的，“忠”是一种可完全自发的价值观，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也能自发形成这种价值观。中国的忠，忠于的对象是唯一的最高君主，而日本的忠，则是忠于直接的领主，这和中国不同，倒接近欧洲。对“勇”的看法，在中国，“勇”几乎不算是一种美德，在日本却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出于武士社会的影响，日本人对“儒”是反感的，在中国的儒却成为正义的标准了。对“家”的看法，日本人的血统观是淡薄的，更重视“家名”。他们的姓可以很随便的变换，只为提高自己的“家格”，如果他们的祖上不是那么高贵，日本人的倾向是认一个高贵的祖宗，而不是提高祖宗。他们认为继承者的关键不是因为继承者的血统，而是因为继承者的能力---因此养子继承非常的流行。他们的“家”更多是靠技艺维持。日本人的佛教，很少是遵守戒律的。念着佛，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无所不为。本愿寺的住持，就娶了大名的女儿，日本人不以为怪。既然有道德规范的巨大差别，日本文化反映的内核，就和中国有巨大的不同了。如果只看形式，则我们现在的文化，也同样在用汉字，也同样有着古装戏，但现在的文化内容和过去已经有巨大差别。
一、 中日习俗文化比较1、中日两国都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中国是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与人初次见面,熟人久别重逢,告辞或送行均以握手表示自己的善意,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见面礼、告别礼。有时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向人表示祝贺、感谢或慰问时；双方交谈中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共同点时；或双方原先的矛盾出现了某种良好的转机或彻底和解时习惯上都是以握手为礼。这样既可以表现出人们的基本礼仪，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礼仪来化解一些矛盾，使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而在日本,鞠躬是最基本的礼节。鞠躬也有很深的学问,地位低的人首先鞠躬,而且鞠得最深。鞠躬鞠得愈深,鞠得愈久,所表示的尊敬、感谢、诚恳、敬意、谦恭、悔悟等等的程度就愈强烈。日本人初次见面对互换名片极为重视。初次见面不带名片,不仅失礼而且对方会认为你不好交往。互赠名片时,要先行鞠躬礼,并双手递接名片。通常是地位、年龄低的人先递名片。到日本人家里作客或到公司拜访客人,要预先约定时间，还有日本人有赠送礼物的习惯,拜访亲朋好友、出席宴会、旅游带回来的お土产(土特产),通常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礼不在厚,礼物的包装就很花心思,为的是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心意。 中国人送礼成双,喜欢2、6、8、9等数字。日本人送礼一般是奇数，通常用1、3、5、7等，并且日本人很忌讳“9”和“4”。按日本习俗,向个人赠礼须在私下进行,不宜当众送出。日本人禁忌绿色,礼物忌送手帕、梳子、荷花等;探病的时候不能送带根的植物。 中国人也注重礼仪规范，在正式场合也要正装,要求并不太严格，而日本人非常注重礼仪和服装。不同的场合要求不同的服装，特别是男性,必须穿一套正规的西装。在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参加婚礼和葬礼的时候,男性都是穿一套的黑西装。怎样分辨才知道是参加婚礼还是葬礼呢?要从男士所佩戴的领带来区分。参加葬礼的都必须系黑色的领带;参加的婚礼的就会系一个蝴蝶结领带,或其他颜色的领带。2、在对神灵的信奉方面，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是很强烈的，虽然虔诚,但也敬畏着。相比较下，中国的神灵就比较"友善"，因为神话也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在我国，神灵的塑造和西方基督教比较类似，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坚忍"。日本人也同样很坚忍，但是这还是有不同的。前面说了，中国的神灵趋向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强调众生平等，神灵的形象也被塑造得很高大完美。但说开去，这又和西方宗教、神话的神灵那样性格棱角分明不同。因此，中国的神灵是很具特色的。二、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在地理与文化上紧密联系的国家，在饮食这个关键问题上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当然，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饮食与日本饮食，同属东方文明的产物，具有含蓄，优雅的特点。在日本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承袭自中华文明，饮食也不例外。然而，大和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思维的民族，特定的地缘环境，有限的自然资源，促使他们不断创新，进而独树一帜，这都源于大和民族对自然，对人的独特领悟。以下是中日两国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比较，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两国文化的观念，传统在饮食方面的体现。 日本料理尊重的是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却不善生食，原料往往要经煎煮炒炸卤炖烤烧烩等多道工序的制作方能起锅、装盘、上桌。在不同火候的烹调下，原料被定型，原味得以提升，口感也更丰富。所形成著名的八大菜系，其中万般滋味，千秋典故，身为中国人，也只能感受其博大，难细言其精妙。有人说，中国料理是火功文化，日本料理是刀功文化。很多国家认为火是人类文明开化的起源，生食则过于野蛮。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日本人把外国料理的好的部分积极地引进，根据自己的味觉重新改进。日本人对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好奇心很强，只要觉得好吃，即使是外国的东西也积极地引进并加以改良。他们往往以缜密的心思，精细的做工和与众不同的思维出奇制胜。现在日本制作的面包有些比西方的面包还要好吃；苹果是从美国进口的，经过品种改良以后制作了日本的新品种“富士”，获得了世界的好评。但是关于中国料理，从现状来看，他们还不能做出令中国人感叹的东西。不过在拉面领域，日本倒是技高一筹。日本料理还妙在渗透进了对季节的感觉。日本人很喜欢品尝“季节”。比如，春天到了，就品尝一种山菜天妇罗，喜欢让五脏六腑都充满春天的气息。另外，把季节的花儿点缀在盆子边上，日本人也津津乐道于这些细节。中国人则讲究饮食适时，适温而食，实质上大同小异。国人善于养生，饮食与中药学联系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食疗”，寓保健于日常饮食，便哉妙哉。 日本料理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对器具的讲究很深。日本人不仅用嘴，还用眼睛吃东西。同样是气韵宜人的陶器，瓷器，中国人更愿意拿在手中把玩，对于食具却欠缺考究。在日本，有句话这样说道：“菜肴是盆子的装饰，美丽的盆子里盛放的菜肴就是那样被提炼出了美味。”这样说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但我也觉得有一半是真的。所谓品尝，的确是需要视觉和味觉的协调合作。而眼睛所见的，决不仅仅是菜肴本身，还有食具。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向日本饮食学习。朴素，自然的味道与洗炼的文化的结合——这就是日本料理的真髓。而中国料理中包含着哲学，这在世界范围看是很稀有的。经常说中国有4000年历史，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可以令人感受到这种重厚的背景。可以说，中国饮食在表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在里则如浩瀚海般博大深邃。进入21世纪，各国文化将在世界大舞台上同台竞技，历史积淀是优势，创造革新也是优势。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挖掘传统饮食的深度和潜力，把中华饮食发扬光大。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再研究中日两国文化之间异同的同时，也对日本这个国家或多或少有了一些了解。作为中国人既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要深入地了解外国的文化，这样才可以跟外国人有更深的交流，才能更好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从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点滴可见一斑，比如使用的筷子两国就有不同。首先不同的是，在日本，男用筷子比女用筷子粗，可是在中国没有这种区别。还有筷子的长度，中国的筷子和日本的比起来长得多。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吃中国菜的时候，大家围着大桌子吃，桌子上往往有很多菜。如果用长筷子的话，远处的菜也可以轻松地夹到，而且还可以帮自己旁边的人夹菜，表示礼貌和好客。日本菜就不同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菜，夹菜毫无困难，也用不着帮别人夹菜。所以中国的筷子长，日本的筷子短。另外，日本筷子的头儿是尖的，相对来说，中国筷子头儿是粗的。我想，这是因为日本四面都是海，主要吃鱼，那么，吃鱼时就必须用尖尖的筷子剔出鱼骨头 再就是语言习惯上，我们中国人对别人的邀请答应就直接说“不”，或者是“好的”可是日本人不会直接说出来的，就算是不行他们也不会直接说出来，而是说“我有事”之类的让对方领悟他不能去了。还有就是吃饭时当人家再让他吃的时候他会说“けっこうです。”是好了的意思，也就是不吃。可有的时候他吃也说这句代表好的再来点。这就要根据表情及情景来判断了。那从信奉神的角度讲也不同，日本信的神是大自然，所以他们很爱护环境，而我们中国信的是有道教衍生的神。
是民族文化？不是战争啊？儒教，佛教在日本扎下了根，而在中国失去了很多。因此，礼貌不同，道德不同。
从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点滴可见一斑，比如使用的筷子两国就有不同。首先不同的是，在日本，男用筷子比女用筷子粗，可是在中国没有这种区别。还有筷子的长度，中国的筷子和日本的比起来长得多。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吃中国菜的时候，大家围着大桌子吃，桌子上往往有很多菜。如果用长筷子的话，远处的菜也可以轻松地夹到，而且还可以帮自己旁边的人夹菜，表示礼貌和好客。日本菜就不同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菜，夹菜毫无困难，也用不着帮别人夹菜。所以中国的筷子长，日本的筷子短。另外，日本筷子的头儿是尖的，相对来说，中国筷子头儿是粗的。我想，这是因为日本四面都是海，主要吃鱼，那么，吃鱼时就必须用尖尖的筷子剔出鱼骨头 再就是语言习惯上，我们中国人对别人的邀请答应就直接说“不”，或者是“好的”可是日本人不会直接说出来的，就算是不行他们也不会直接说出来，而是说“我有事”之类的让对方领悟他不能去了。还有就是吃饭时当人家再让他吃的时候他会说“けっこうです。”是好了的意思，也就是不吃。可有的时候他吃也说这句代表好的再来点。这就要根据表情及情景来判断了。那从信奉神的角度讲也不同，日本信的神是大自然，所以他们很爱护环境，而我们中国信的是有道教衍生的神。
这个课题非常大，如果要说清楚，可以写一本书了，但是可以总体来说日本虽然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属于我们的附属国，始终在向我们学习，但是，这个民族确实也曾经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别出心裁的日本文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他们的文化在吸取了汉文化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中国和日本：道文化和忍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化重于“道”，在于个人修养的提升，重要的是天人和一，内圣而外王。中国的文化在于改变自己的内心，控制欲望，重视给予和和谐。日本文化重于“忍”，说实话，日本人没有学会中国人的“道”的境界，不知道控制欲望，重视给予是需要让人改变观念，真正愉悦的接纳的，只以为要想做到最高境界，就是自我压抑和自我克制。结果发展出来“忍”文化，这种文化让这个民族的心理产生了扭曲和阴暗。
文化差异那就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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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相距并不是很遥远，但是却也是隔海相望。由于中国是属于大陆，而日本四面环海，在气候与地理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在饮食文化上却相去甚远。 气候（干冷地区重油腻，潮湿地方喜辛辣）地理（内陆地区喜食猪牛羊，沿海区域鱼贝海物大善）历史（中国是以内陆汉人为主在不断和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综合了各家所长，日本是四面环海以海产为长，并在明治时期受到了美国的饮食文化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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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沾沾自喜于日本人学习了中国，因此，推论日本的发展是学中国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日本在明治以前绝不是同中国相似，而是更相似于西方的贵族政治，这是日本西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中国极大的科举制未到日本，就是极明显的例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日本又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不同于中国，其思想具有杂拌性，而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日本没有坐标轴式的思想核心，相比之下，欧美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儒学都在相应国家占据着思想核心的位置。日本的思想，包括了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以及被改造了的欧美思想。佛学和儒学，都成了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中国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民族情绪、等级礼教的专制观念，都成为日本的武器。 明治时的伊藤博文，在引进君主立宪制时，确定以天皇为国家权力中心，视为“现人神”，并以此为“国体”建立日本的思想核心，为儒学服务于天皇打下了基础。明治以后，儒学和军人结合，武士道成了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人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思想（西周甚至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夫”）。《军人敕谕》渗透了儒学的观念，其内容在“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的前提下，提出军人精神的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对忠节的阐释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对礼仪的阐释如“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为不暇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得有失恭敬奉戴之节”；等等。敕谕称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归结为一点，就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与《军人敕谕》类似，天皇侍讲元田永孚1879年起草的《教学大旨》强调：“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礼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致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儒学融入“国体精华”，同时又强调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以及1918年在斯文学会基础上重组的斯文会，均把儒学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斯文会会则第一条就是：“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纟肱一宇之皇谟”。而儒学中原有的自由、民本思想则被抛弃，甚至孟子都被排斥。中国儒学的“以孝为本”演变成日本儒学的“以忠为本”。研究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流变，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儒学。 明治时期，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代表，但入欧恰恰体现了它的亚洲性，以亚洲为本使它又走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之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以后的日本，极推崇军人。1899年，梁启超在东京上野，恰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1904年秋瑾在横滨，也看到了与梁启超类似且更为狂烈的镜头。其后到二战时期，无不是举国若狂，同梁启超看到的日本“征清”、秋瑾看到的日本“征露”（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译）无任何差异。在陷入中国泥沼、对华战争已倍感疲倦的日本国民那里，又因为对英美开展而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包括左派也支持战争。战后又因为保留了天皇制度而没有（也不能）反思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在70年代以来所做的谢罪和反省，都是出于“为了和他国交往而不得不道歉”（日本学人语）的动机不纯态度，在回避之中，日本人保持了和平态度但完全继承了以前的帝国性。而帝国性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90年代，日本开始放弃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由泥沼下的冬眠变为惊蛰后的蛙鸣——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死亡，所以也就无所谓复活。一本“日本人是去参战，还是逃避战争？”的漫画，在年轻人中销售几十万册。从文化上剖析，有助于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民族性。 另外，日本人具有极大的两面性，其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这也是研究日本问题必须注意的。
文化差异那就差得远。
中国和日本在教育上差异性很大，日本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与他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比两国儿童教育观，既能进一步了解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也能在研究中给中国的儿童教育提供指导性的建议。笔者将从中日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学校教育方式两方面来进行论述中日教育文化的差异。以此分析中日教育模式下所教育成果的差异。一、中日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异价值取向每个中国家庭中的孩子都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中国人口多而资源相对有限的社会，只有不断完善自我才可以有一日得以出人头地。因此，中国众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令孩子通过快人一步的超前学习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从而出现了每到周末各大补习班都人满为患。院子中越发见不到孩子们的身影，窗台的台灯亮至深夜也越来越平常。日本家庭教育理念中更注重于礼仪和素质教育，父母更关心孩子在学校中是否开心，是否能够融入学校的环境。相比于地位、金钱，团队意识在日本人的心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因此，父母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多的投入在如何融入班级，融入小团队。他们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人在团队中的表现。因此，中国的“个人本位”教育理念与日本的“他人本位”观念的差异导致中日教育方式的不同，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发展中，人口基数大而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导致竞争相对激烈。并且教育水平的落后导致中国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稀少，也迫使如今许多中国家长不得不以抹杀儿童童年玩耍的权利而进行高压的精英教育。日本相较于中国教育水平非常发达且平均，小学中学不存在重点之分，师资力量的平均化也使得学生能更好的拥有相同的教育资源，从而减少其竞争压力。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教育思想，所以导致了孩子整体发展中的不同表现。教育方式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讲究以家庭为基础，因此在教育模式上以家庭为主。但是中国家庭教育更多提及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却忽视了孩子相关品性的教育，过度放纵、宠溺孩子使得如今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反观日本，日本家庭更侧重于教育孩子意志磨练方面，从小就被教导要服从、忍耐、自省。日本幼儿园的传统之一便是冬日裸跑，以此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及身体。中国家长则更多的对此现象表示无法接受，中国以防止为主，预防感冒、害怕冻伤因此对孩童的保护做的无微不至，却让其失去了抵御寒风的能力；日本以适应为主，无论是天气还是社会环境，都强调适应大环境，适应社会，以此完善自我。在教育方式中，日本的教育方式显然更加适合增加孩子们身体抵抗力以及离开家庭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教育观念在中国，家长更习惯于使用：“乖、听话、有爱、有礼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这些词汇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家中要听父母的话，对待长辈要有礼貌，但是如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却在很多家庭中很少见到，过度的溺爱以及传统礼教的实施不力导致中国的孩子对于自己独立性人格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所欠缺。在日本，“不妨碍他人”是为人处事的主旋律，这使得在日本社会中个体更具有责任感，自己份内的工作必须自己完成，不会给他人添麻烦。但是相应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日本老人无人赡养以及年轻人不堪重负而轻生的现象无减反增。这种“不妨碍他人”的思想也体现在不妨碍子女的生活，子女不用照顾老人，因此老人晚年的生活幸福保障力度不足。因此，教育观念的不同是不同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互相取长补短，方能有所改善。二、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评价体系在中国，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主要由其学业成绩的高低来评判。只要小孩子学的好，不管干什么都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这也导致了在一些中小学校中，分数高的同学可以肆意歧视分低的同学而不受到他人的指点的现象，也导致了新年过节倘若成绩不理想便无法面对亲朋好友的自卑感。在这个过程中，会使一些学生的心态开始扭曲，渐渐打下“只要成绩好就可以获得圆满的人生” 的人生观。然而在日本，学校评判一个学生的好坏更多的是看其对于集体的融入程度以及通识教育。他们在幼儿园阶段没有课本，只有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英语等课程，因此日本的小孩子在幼儿园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更多的能令他们真正的玩起来，通过玩耍教会他们融入集体，学会微笑，学会说谢谢。不同的评价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中国填鸭式教育培养了非常多的高技术人才，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拥有着不凡的学术能力，但是他们的社交能力以及为人处事能力相比于日本青年则逊色许多，这也导致了许多高校中存在着只会自己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与他人合作的现实，制约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日本教育的评价方式使得其学生拥有更好的为人处事的能力，但是专业性却不如中国人。他们依赖于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因此在集体的努力下，往往面对诸多困难时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有利的推动社会的发展。教育实用性许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学校中学了很多知识，如今步入社会后能用上的知识寥寥无几。以军训为例，中国 儿童接受的都是最简单的站军姿、队形之类的训练， 整个军训的时间也不长。而日本儿童的军训方式却不一样，不光没有家长的全程陪同，而且在军训内容上也和部队正规军训一样。比如日本儿童模拟战争时人员受伤的抢救场面，两个儿童全身军装用担架抬着伤员，一个女孩子模仿医务人员进行抢救治疗，而且是在雪天进行。可以看出日本儿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更注重实用性，并非像中国一样注重形式。他们在校期间每 一项活动及课程的设置都有明确的目的，都能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更早对于相关能力的培养与投入也使得日本人在步入社会后更加适应。
日本文化就是华夏－汉族文化的分支。但还有很大区别，主要原因是：1，日本的文化主要是六朝、唐朝、宋朝、明朝时期从传播过去的，再经过他们自己消化吸收，自然有所变动。2，中国在宋朝、明朝灭亡的时候，受到异族统治，文化遭受重大毁灭（尤其是满洲清国的文字狱），丧失了大部分文化，因此，现在的中国，没有保留多少传统文化。而中国人长期当亡国奴，因此，人的本性也改变了，称为了一盘散沙。3，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有绝对的优势。而日本则地理位置不好，资源贫乏，因此有绝对的劣势。注意，我用的是绝对，而非相对。因此，多数日本人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做事认真；而多数中国人没有危机意识，做事得过且过中日文化在于本质上中国文化是包容却有脉络和原则的，而这个原则是理性和道义的；日本文化只是善于模仿却有另一种狭隘的固执情节在里面，他们首先是神道文化的根底和中国文化儒学昌明天道自然佛家大智慧的平等清净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是人为本敬天爱地自立立人的文化是，日本的文化是有一定固执和偏见情绪的文化，缺乏包容，有表象而无精神实质的传承，喜欢走捷径有大贪心嗔恨心，所以造就一定文化思想上的痴．比如禅宗在日本被搞的不伦不类，他们还自己觉得傻不错呢？可以外行，打扳子狮子吼什么的表象容易，提到具体实质就完全背道了．日本文化的根脉在他们的神道文化上，学习中国文化是形似而非究竟理地．至于这位先生的奇异观点，好象是说中国文化善于同化，所以亡国也没什么被日本占了也未必不好，此言甚是浅见．一个恶劣的学生是不可能学到老师精华的思想和行动的．元朝没有清朝也是一半，他们运气好遇到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重视文化善于运用文化思想作政治手段的皇帝罢了，文化衰落国家的兴盛是假向经不得实际历练的；一二百年的盛衰弹指一瞬算什么，大家要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目光的长远和发心立地的不同处．中国文化的衰落就在宋明清这三代上，朱熹是有很大过失的，真正的儒学基本上毁在他手下。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u]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u]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