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审美差异及原因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他们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各有其不同发展史,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美学理论体系。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是经验美学、伦理美学和社会美学。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是理性美学、宗教美学和心理美学。中西方在审美方式上、审美心理上和审美理想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一、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古代在审美思维方式上是实用理性,“贵悟不贵解”②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神与象交”、“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因此,主体在审美观照中,只注重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对阴晴晦明、风霜雨雪、月落乌啼、水流花谢等种种自然现象,都不采取细致分析的态度,而是以心灵去冥和自然,畅我神思。西方古代在审美方式上是思辨理性,“贵解不贵悟”,强调理解、思辩,主张审美主体要注重理性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完整性。二、在审美心理上中国审美心理偏重于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内容的和谐。中国儒家美学将美看作是美和善的和谐结合,就是要在审美活动中用来束缚情感,从而将审美情感纳入特定的伦理轨道,让情在理智的约束下有限的活动,从而使先天的情感欲求符合后天的伦理规范。西方审美心理偏重于心灵与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形式的和谐。西方传统美学将美看作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用灵魂束缚肉体,用理性压抑感情,认为“最高的美不是感官所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的”。中国在审美体验中,往往以理节情,注重向内心和向无限的超越:渴望从有限中发现无限,所以中国人喜欢登高远眺,喜欢极目抒怀,强调澄怀观道,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西方更讲人的天才禀赋,而中国更重积学修身。中国讲“养气”,重“虚静”,协调内心,不致过度激烈。中国审美体验的最高范畴是“畅神”、“悦志悦神”,更重视内在美的人格修养。西方最高的美是上帝,是神,更重视非理性的外在美。三、在审美理想上中西方在审美理想上都以“和谐”为美的最高理想,然而不同的是:中国人对儒家的“中和之美”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主体的心理属性；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超验的和谐理想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其实,无论在中国的心理结构还是在西方的物理结构的背后,都还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中国的“人人之和”和西方的“人神之和”。中国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来把协调人心、稳定社会看成是审美活动的最高理想。西方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只有当灵魂受到宗教的洗涤与净化之后,才可能透过物体和谐直观上帝的和谐,从而在精神上与上帝融为一体,这种最高的审美理想,就是人与神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与西方审美文化剧烈碰撞之际,审美意识彼此相互融通之时,进行中西审美差异的比较,进而探索中西方人格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的美学思想体系,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从而建立起既符合经验传统,又具有现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西审美差异产生的原因产生中西审美差异的原因要从中西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理想的发展演变来看。儒、道思想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强调以文权体制为中心的宇宙间的一切的普遍和谐，“中和”的宇宙是一个以现实政治和人伦社会为中心的整体和谐的宇宙，它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心灵，正是这种心灵决定了中国诗画中的那种“提神太虚”“散点透视”的空间构造和它的宇宙感，人生感。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道家美学的贡献是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境界，它的基本特征是“虚静”和“空灵”。庄子主张把自我同化于自然整体，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同于自然的一片无我而又充实的虚灵，一种“淡然无及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在西方美学中，希腊文明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神圣的形式为中心概念的美学价值，基督教文明则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光和色彩为特征的美学价值，二者相互渗透和彼此共同构成西方美术在美术风格上的总体面貌。
去图书馆找本关于旅游文化的书选择性地分段摘要自己写一下，希望你文笔好点可以写旅游文化差异可以写饮食文化差异可以写礼仪文化差异分点，分段，条理清晰即可选3-5个国家做分析就OK了
一、中国文化现状二、西方文化现状三、中西文化现状比较四、分析中西文化现状的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的主流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导向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人本精神、科学精神、自由与平等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从分析中西文化的现状出发，论述这一分析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意义。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现状；比较；现实意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中外古代建筑差异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为其各自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社会功用，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古典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语言”。 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格特式、巴洛克式等等。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而外国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 还有就是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而中国的建筑则是儒家文化的反映。。 另外这里有一篇比较系统的， 或许更清晰一些。 不过大体说起来也就是这么几点，下面的要概括一些。 陈安国：中外城市建筑文化对比 中西建筑形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和自然环境的差别，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人的思维方法的差别以及审美境界的差别。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建筑的发展不同，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建筑价值的不同，显现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异殊。从建筑的价值来看，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的道路都被这种理念确定了命运。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3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它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见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从文化要素方面考虑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全面。即下文提及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技能、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模式、语言符号、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样等方面。 文化要素即文化所包含的各种基本成分。综合前述各种描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技能、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模式、语言符号、人造物品、物品的式样等都是文化的要素，举不胜举。为了便于理解和把握，社会学家把文化要素分成以下几类。1．物质要素即文化的物质部分，包括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其中尤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人类创造文化，必须通过有形的制造品表现出来，如器皿、布衣、建筑物、水坝、公园等改造自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反映了人的需要和技术发展水平，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因此它在各种物质要素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人们对时代的划分有时是以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气时代等。人们也用使用工具的特性来表示不同的文化，如"青铜器文化"、"电气文化"等。可见工具及使用工具制造出来的物质产业是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2．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包括哲学、科学、宗教、艺术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精神文化是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和享受文化的活动无不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所以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尤其是价值观念更是文化的精髓或灵魂，是核心要素。价值观念是人们判断是非、选择行为方向和目标的标准。人们追求什么，鄙弃什么，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价值观是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所以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会形成大体一致的价值观，这就是群体或社会的价值。群体或社会的价值决定着这个群里或社会的特有生活式样。3．语言和象征符号要素人的交往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进行，一切知识的继承和传递也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实现。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不仅是一个工具体系，而且是一套长期养成发音的习惯。人类学家们长期考察发现，世界上大约有2800种不同的语言，其中大部分语言没有共同的词汇。所以并不是任何不同的语言都可以互相翻译的。译文不可能跟原文完全响应。这说明语言是人们观察世界（甚至是改造世界）的工具。人们用语言在自己的头脑里建造了客观的世界，所以语言不同，对世界的反映也不同。例如对颜色和味道的表达，有的语言词汇很多，可以区分许多极细微的差别，而有的语言词汇很少，区分力很低。中国人常用酸、甜、苦、辣、涩来形容味道，难道世界上所有物质就只有这五种味道吗？中文里有"你"和"您"两个词来表示第二人称，英文中就只有一个"you"，以致当中国人面对年长尊贵的美国客人说话时，很不好意思直呼"you"。其实英美人的语言中对年老位高的人表示尊敬，不是用一个词，而是用句型的不同来表达的。这就是中美之间文化的不同。符号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也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手段，甚至比语言还运用得更广泛。符号有身体的姿势、表情、动作、声音、图形、标志等。有的符号是表征的，如国徽、军旗，有的符号是指意的，如禁止通行的符号，前者含义丰富，后者意义明确。符号的不同也是文化特色的表现。4．规范体系有些人类学家把文化归结为人的行为规范和模式，足见行为规范和模式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人们行为办事要有规矩，不同的人办不同的事，要守不同的规矩。规矩就是社会规矩，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需要指定出来或衍生出来的，它是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支撑价值观念的。各种规范互相配合共同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世界各国规矩之多，差距之大，令人茫然。不懂规矩，手足无措，说明不懂规范性文化就办不成事。一个不懂宴会礼仪的人参加宴会会感到局促不安，不能顺利地交往；相反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聚会上使用正规宴会的礼仪，就令人觉得装腔作势、可笑。规范是一个群体和社会文化的外部表现，所以了解一个群体和社会的文化，首先是从认识规范开始，进而才能达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立夫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中西文明之所以走向不同、发展不同、结果不同，根本是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使然。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人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继而在建立思想理论、构造科学体系、创设技术系统、设定经济体制等方方面面也都不同，甚至人的脾气性格行为、价值观都有不同，最终必然导致文明的走向、发展、结果的统统不同。 举一个现今正在争论的中医为例，中医和西医正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演化出的不同学说体系。西医是科学的一种即医学，它完全是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即形式逻辑构造起来并由实证方法证明的科学体系。中医确实不应该叫科学，中医处处所体现的是中国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种方式格物致知最终才形成的医道。中医无愧于真理，而且它不但能治已病，还能治未病，它完全是由中国思维方式演化出的理论体系。因此中西医是建立在两种思维方式即两种对客观认知与评价体系之上的不同的理论体系。现实当中正是因为中西医的上述不同才使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以也就有了今天中西医的结合即两者的相济为用。 西方的逻辑思维、实证方法演绎了西方灿烂辉煌的现代文明，这是世人所熟知并津津乐道的。但是，人们对中国传统的用以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却知之甚少，以至今日也无人把它界说认识清楚。这既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我们中国人面临的最具挑战的并亟待回答的大课题之一。 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真正知道这种思维方式的妙处、价值与局限，更不能正确评价和认识我们伟大的古代文明。我经常在问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诸子百家精湛、丰富、深刻的学说，竟如雨后春笋一样地突然暴发？其实仔细想来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即主观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面对并解决非常复杂深刻的客观问题时，已经变得非常地成熟了，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其实恰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贡献的一大精神硕果，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方方面面，演化出了一切一切。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随着章回小说的精采纷呈，我们的古代文明的一切方面就全部发展到了极致。 比较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可知两者各执一端，各有短长，其不同恰是相反相成，故能相互比较、相互对照、相互启发，以至于相辅相成、相济为用，这是中国与西方各自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因而是人类的两大瑰宝。立夫敢于大胆断言，这两种思维方式将共存共济、和而不同地发展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的那一天。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今天我们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取得了初步的成就，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我们痛感还是少了什么，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古代文明重新加以审视，由此我们有希望、有条件比西方人较早地把握这两大法宝，去迎接、去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 由此立夫写了《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和《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演化出的古代文化为什么必将发生最伟大的维新》，以期抛砖引玉，聆教大家。
内容摘要：中国当代的主流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导向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人本精神、科学精神、自由与平等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从分析中西文化的现状出发，论述这一分析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意义。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现状；比较；现实意
写作思路：首先提出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提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写到跨文化交流的解决办法与做法。跨文化交际是指将跨文化、商务、交际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 进而演变成一个全新的文化领域。在当前的商务活动中, 跨文化交际通常包括跨文化的商务交际礼仪及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其中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直接会影响到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 面对的当前在国际商务中存在的跨文化交际问题需要国家有针对性的培养商务人员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保障商务活动的顺利开展。1、 跨文化交际在国际商务中的重要性国际商务是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贸易交流的总和,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国际市场的不断完善, 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共同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们都提供了交流平台, 这种跨文化交流在实施过程中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 使其现代企业能够突破国内市场的桎梏, 继而在国际市场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实现自身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同时, 现代企业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也需要从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出发, 全面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国际商务跨文化交际问题与解决建议2、 在国际商务中存在的跨文化交际问题2。1、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差异问题。在国际商务的跨文化交际中, 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是交际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其中语言是国家文化的代表, 也是文化得以继续传承的重要载体, 其在跨文化交际中还承担着实现人们交流的重要功能, 可以说, 国际商务中的任何一项活动得到开展都需要语言作为依托, 同样, 语言的差异存在的交际问题也是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以中文和英文为例, 虽然在国际商务中翻译可以为交易双方提供方便, 但是中文的表达往往会比较委婉, 翻译并不能就中文所表达出的内涵意义进行分析, 相反的英文就会比较直接简单, 这就使得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往往只会了解字面意思, 容易使双方对彼此表达的意思产生误解, 从而影响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顺利进行。2。2、 跨文化交际中的思维方式差异问题。思维方式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总和, 决定着人们思考问题的根本方法, 而在国际商务的跨文化交际中, 思维方式往往会直接影响交易者的行为方式。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较大, 其思维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体, 注重综合思维, 尤其喜欢迂回的方式, 而西方国家会比较注重分析思维, 偏向理性、逻辑和实证, 因而东方思维会偏向模糊, 西方则是偏向精确, 以上思维方式的差异会使得国际商务的开展存在交易上的阻碍。2。3、 跨文化交际中的价值观念差异问题。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影响人们对同一商品的价值判断, 这也是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因素, 而且价值观念的不同使得交易双方极易在针对商品价值的制定以及合同的签订上出现分歧, 影响下一步的商务合作。2。4 、跨文化交际中的习俗差异问题。风俗习惯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各国之间, 同一国中也会因风俗习惯产生争议。而在国家上午中的跨文化交际中, 风俗习惯的不同极有可能会引发交易矛盾, 影响商务活动的开展, 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开展。3、 解决国际商务跨文化交际问题的建议在国际商务中, 各国之间由于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跨文化交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尤其是现代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是国际商务活动开展得基础, 因而需要企业有针对性的培养商务人员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 保障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顺利开展。3。1 、培养商务人员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能力。国际商务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国家所具备的不同文化, 因而在对上午人员的培养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培养其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能力, 使其能够理解并接受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因而在培养过程中需要商务人员对不同的文化现象、模式及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有一定的观察力和理解力, 要求商务人员能熟练掌握不同国家的生活习俗、思维模式及社会价值观等。以便商务人员在国家商务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其文化背景适当的调节交际方法, 从而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并解决问题。3。2、 提高商务人员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当出现跨文化交际问题时, 如果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问题也有可能力挽狂澜、扭转战局, 因而还需要提高商务人员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能力。这就需要商务人员具有较好的应变能力,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妥协、竞争、回避等方法, 审时度势, 确保际商务跨文化交际能顺利的进行, 促进商务合作和交易。结语：综上所述, 跨文化交际是当前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得重要手段, 在国际商务中所出现得跨文化交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商务活动的开展, 不利于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共同发展, 因此我国现代企业需要认清形势, 加大投入, 有针对性的提高商务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便促进国际商务的顺利开展, 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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