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 引 言

作为后发型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对外投资活动。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占当年世界投资流量的9.9%，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流量国。伴随着中国OFDI的快速增长，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OFDI的动因，其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从逆向技术溢出角度进行解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指母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形式，实现东道国先进科学技术向母国企业的转移，进而促进母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并提高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中国在2003年推出“走出去”战略和在2013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期望通过OFDI获得技术外溢从而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其中存在一些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如高速增长的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贡献有多大？国内各省份经济不平衡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的影响有多大？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有多大?如上问题正是本文研究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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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OFDI理论研究始于对外投资规模较大的美国，伴随着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日本等国OFDI的发展，不同经济体之间交流频繁，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数据，促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出现。Kogut和Chang(1991)[1]首次提出“逆向技术溢出”概念，发现日本对美国的OFDI对日本的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从而论证了技术寻求型OFDI的存在。Coe和Helpman(1995)[2]提出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即一国的TFP受国内R&D资本及国外R&D资本的影响，通过对外贸易发生了技术外溢效应。Lichtenberg 和Pottere (2001)[3]改进C-H模型，通过对进口、FDI、OFDI三种方式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进行研究，证明了OFDI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后继研究多建立在C-H模型和L-P模型基础上。国内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相比国外较晚，但随着OFDI规模的快速发展而成为热点，并参考国外理论进行了创新。其中，赵伟等(2006)[4]借鉴LP模型，认为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系统说明了不同东道国类型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有一些文献运用国内TFP和OFDI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证实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如刘凯敏和朱钟棣(2007)[5]、白洁(2009)[6]、李梅(2010)[7]。宫汝凯和李洪亚(2016)[8]考虑到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发现技术进步对流向非OECD和OECD国家OFDI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母国技术消化与利用能力的强弱对能否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技术溢出存在显著影响。鉴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化，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视角分析影响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因素。Cohen和Levinthal(1989)[9]最先提出了“吸收能力”概念，即技术溢出效果与获得方的吸收能力有密切联系。Borensztein et al.(1998)[10]首次证实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吸收具有重要作用。Keller(2001)[11]发现国内研发强度越高，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越好。国内学者基于母国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较多，对制度环境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如母国良好的制度(政府对企业的科技支持、金融支持等)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其中，李梅等(2014)[12]认为国家对企业的科技和金融方面支持以及对企业产权的有效保护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宋跃刚和吴耀国(2016)[13]提出，母国制度环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企业TFP正相关。陈培如等(2017)[14]认为，政府在财政和金融上给予企业的支持会激励企业到国外新建投资分支机构，促进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法制体系的不健全则会迫使研发资本外逃。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正从宏观理论深入到微观机制。Javorcik(2004)[15]认为海外投资机构可以通过与水平方向的相同企业进行互动获得技术外溢。Mien(2005)[16]认为海外分支机构可以共享当地的高水平科研人才。陈岩(2011)[17]发现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技术突破可以反馈到母公司，从而对母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宋跃刚和吴耀国(2016)[13]提出相关技术人员跨国流动能够产生知识外溢，有助于提升母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从而提升母国企业TFP。

从以上文献可见，制度环境视角是近几年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重点。现有研究对东道国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以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且制度环境变量的选取多样化，没有统一的标准。有鉴于此，本文运用LP模型，采用2003-2015年我国OFDI的省际面板数据，根据选取的四个制度变量(科技支持、金融支持、法律支持和教育支持)和熵值法合成的制度环境变量，从母国制度环境视角实证检验O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根据我国各省份的地区差异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分类检验，全面系统地分析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力求能完善本领域的研究体系。此外，为保证实证结论稳健性，考虑到制度环境变量的选择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采用替换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对科技、教育和法律支持的变量进行替换。

按废酸原液与水流量流比1∶1控制，考查硫酸回收情况，结果见表3所示。由表3可知，废酸原液中硫酸可得到有效回收，其回收硫酸浓度达到91.6%，可以在工厂用酸工序使用或特定用户使用。处理后残液可返回烟气洗涤做添加液使用。

三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一)计量模型

国内外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采用的模型大多由L-P模型和C-H模型扩展得到，在借鉴以往研究基础上，考虑到国内R&D资本、FDI、进口贸易和人力资本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L-P模型。构建以下基础模型：

(1)

其中，TFPit表示i省t时期的表示i地区t时期通过对样本国家OFDI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表示i地区t时期R&D资本存量表示通过吸收样本国家FDI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表示通过进口样本国商品获取的技术外溢；Hit代表各地区t时期的人力资本；C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实证回归之前，为验证技术进步与OFDI之间的相关程度，避免多重共线性，构建了以技术进步为被解释变量，以为解释变量的方程：

(2)

本文侧重分析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将制度变量Xit与的交乘项放入模型进行检验。具体如下：

教育支持(Edu)，现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能够有效促进逆向技术的吸收，政府对教育的扶持会影响地区人力资本的形成速度与状况，从而影响企业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通过教育支出与地方GDP的比值来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支持。

(3)

根据C-H模型，技术进步来源于两方面：本国的R&D存量和国外的R&D存量。OFDI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国外获取的R&D存量资本存量来衡量。根据LP模型计算OFDI获得的国外R&D溢出：

本研究基于matK + (psbK-psbI)序列构建了蜘蛛抱蛋属19种92个样品的系统发育树(图1)，结果显示该属植物聚集度较好，多数表现为单系，可对物种进行区分，只有环江蜘蛛抱蛋的5个样品相对分散。线叶蜘蛛抱蛋的01～04号样品采于云南，06～10号采于广西，2个地区的样品聚为一支；采于四川和贵州的四川蜘蛛抱蛋遗传距离较近。研究结果表明生态地理环境对该属种内遗传变异的影响较小。

(4)

此外，考虑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将东道国分为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三类，分别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代表通过OFDI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获取的R&D资本存量，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β5LnHit+β6Xit+εit

(5)

(二)变量和数据

由于商务部对OFDI的详细统计始于2003年，且我国早期的OFDI存量较小，因此选取2003-2015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西藏由于对外投资较小予以剔除)。本研究涉及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选择三类不同的经济体。众所周知，欧盟和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选取美国和欧盟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由于样本区间为2003-2015年，所以选择美国和2003年欧盟的15个国家；2015年金砖国家名义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2.56%，达16.74万亿美元，因此选取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代表。选择与中国经济发展较为紧密的东盟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截止到2015年末对东盟国家的OFDI占中国OFDI存量的5.71%，新加坡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属于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美国、芬兰、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英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新兴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从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剔除。国内相关数据来自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

1.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

采用DEA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计算各省、市、自治区TFP指数。假定每个省、市、自治区作为一个生产单元，利用DEAP2.1软件基于产出角度，选择规模报酬不变测算，以各省、市、自治区的实际GDP作为产出变量(通过GDP指数折算为2010年的不变价格实际GDP)，以各省、市、自治区每年实际资本存量和年末从业人数作为投入变量，各地区资本存量K的测算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方程为：

Kit=Iit+(1-δ)Kit-1

(6)

其中Kit为i省t年的固定资本存量，Iit为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2010年不变价格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δ为资本折旧率，参照张军等(2004)[18]的研究采用9.6%。基期的资本存量用下列公式确定：K0=I0/(g+δ)。为了使数据更准确，基期追溯到2000年，g为2000-2015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几何年均增长率，I0为i省2000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得到的Malmquist指数需转换成TFP，假定某省基年TFP=1，TFPi2004为TFPi2003乘以2004年的Malmquist指数。

在终结性评价环节，一般是进行期末的口语、听力和笔试考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学生在期末的压力比较大，因此，可以在平时就对学生进行一些口语的考查，对于平时口语能够过关的学生，让他们在期末口语考查免考。比如平时，教师经常利用和学生学生接触的机会，用英语和学生进行基本的会话，通过这样的手段，学生平时有了口语实践的机会，教师也能实时监控并了解学生的口语能力，学生因为有免考的荣誉感，口语的兴趣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通过OFDI获得的国外R&D溢出

其中，Xit表示i地区t时期的制度环境因素，包括科技支持、教育支持、金融支持、法律支持和制度环境五个变量；交互项系数θi是关注的重点，表示制度变量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

(7)

其中ofdijt是我国t时期对东道国j的OFDI存量，Yjt是t时期j国的为东道国j第t年的R&D存量，折算为2010年的不变价格。R&D存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8)

RDjt为各东道国历年R&D支出，以折算为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研发支出衡量。θ为R&D资本的折旧率，根据赵伟等(2006)[4]的研究取5%。基期2003年的研发存量计算公式：为样本期内各国R&D支出几何年均增长率。根据李梅和柳世昌(2012)[19]计算的各省市从OFDI中获得的国外R&D资本：

(9)

R&D资本的计算：其中RDit为各省、市、自治区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R&D支出，基期的计算与前文一致。

3.控制变量和Hit

其中，ofdiit为i省t时期的OFDI存量，为各地区通过OFDI获取的国外R&D存量。

根据李梅等(2014)[12]、谢建国和周露昭(2009)[20]的测算方法，计算各地区通过FDI和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10)

(11)

fdijt为样本国j历年流向中国的直接投资额，Mjt是中国自目标国j的进口额。fdiit和mit分别表示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的FDI总额和进口总额，和分别代表各省、市、自治区通过FDI和进口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

利用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各省、市、自治区人力资本水平Hit，公式为：年末就业人数中，小学比重X6+初中比重X9+高中比重X12+大专比重X15+本科比重X16+研究生以上比重X19。

也就是那天半夜，我正睡得沉的时候，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我迷迷瞪瞪睁开眼睛，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02：15分。我接起电话含糊不清地“喂”了一声，李小树的声音劈头盖脸地从话筒里传来，他说：“哥们儿，我们要不要怀念许春花！？”

4.制度环境变量的测算及处理

为考察不同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东部11省份：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8省份：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11省份：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引入东East、中Central两个虚拟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主要从科技、教育、金融和法律支持四个维度来衡量制度环境，根据各制度变量通过熵值法确定的权重构建制度环境变量。各变量测算方法如下：

其中n为样本量。

水务现代化和水生态文明试点全面展开。召开全市水务工作暨水务现代化推进会议，对全市水务现代化、水生态文明试点进行动员部署。启动“水上旅顺”项目建设，举办“水上旅顺”高层论坛，以高标准河道治理、湿地公园建设为主要内容，率先启动水务现代化试点，为全市水务现代化建设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以生态科技创新城建设为平台，从水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水管理等各方面打造用水节约自律、供水优质保障、水管理智能有效的水务现代化示范区。

本文纳入的10篇文献均为随机对照试验，同质性较好，未存在明显异质性，Meta分析结果能为临床提供一定的循证医学依据。但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检索相关文献资料，仍然不能避免遗漏文献的可能。另外，基于语种限制，仅检索了中文和英文文献资料，未收集其它语种文献，这是一个缺憾。②在本研究所纳入的10篇文献中，只有1篇文献为高质量文献，其余9篇文献Jadad评分均为3分，文献质量略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的可靠性。③部分结局指标（如乏力）研究数量较少，源于样本量较少。

金融支持(Fin)，政府对企业信贷方面的支持，以及国内发达的金融系统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得企业有充足资金与海外子公司的研发机构进行合作，进而促进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沿用陈培如等(2017)[14]的做法，采用各地区年末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支持。

法律支持(Law)，法律保护可以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资。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越高，越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因此用知识产权保护来代表法律支持。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衡量，由于每年年末受理的案件当年可能无法结案，因此选择各地区1985-20XX累计侵权纠纷结案数比累计立案数。

制度环境(Ins)，鉴于变量选择可能存在偏误，采用熵值法确定各制度变量的权重，合成新的变量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熵值法根据各制度变量提供的信息大小来确定各制度变量的权重。如对科技支持Tec权重的求法：

Tec标准化处理：

(12)

Tec各地区各时期的比重：

(13)

科技支持(Tec)，政府对企业科技的扶持，会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增强企业对OFDI获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借鉴李梅等(2014)[12]的研究，采用各省财政支出中科技拨款占支出的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各地区对科技的支持。

Tec指标信息熵：

(14)

Tec指标权重：

(15)

其他制度变量的权重计算以此类推。经过计算，科技支持、教育支持、金融支持和法律支持的权重分别为36.45%、29.83%、26.74%和6.98%，根据各制度环境变量的权重与各变量标准化后结果相乘，生成制度环境变量(Ins)。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制度环境对国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回归结果存在偏误，是实证检验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地区研发投入会对该地区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反过来，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会促进研发的进一步投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国内研发与技术进步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会导致模型估计中出现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采用以下检验综合判断，选择合适模型，结果见表1。

由于随机效应在1%水平下并没有通过Hausman检验，因此拒绝RE模型而选用FE模型。此外，在本文面板数据中，年数T小于截面上地区数N，且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据此选用固定效应，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来处理面板误差结构，以LnTFPit为被解释变量，对方程(2)、(1)和(3)进行回归。

(续上表)

注: ***、**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下同。

表2给出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对方程(2)的回归如表2第2列所示，核心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现阶段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没有产生促进作用。对方程(1)的回归如第3列所示，核心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对于控制变量，的计量结果显著为负，表明FDI现阶段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没有带来正向溢出效应在模型中均为负，说明通过进口获取的技术外溢不会自动提升我国TFP水平。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力资本LnHit的系数为正，说明国内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

对方程(3)的回归结果如表2第4-8列所示，国外R&D资本存量的系数除方程3.2不显著外，其他均显著为负。各制度变量与国外R&D资本存量的交互项除教育支持(Edu)外均显著为正，这说明通过OFDI获取的国外R&D资本存量不会自动促进我国TFP的提升，只有通过制度环境的中介作用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相结合，才能显著提升我国技术进步水平。各制度变量的回归结果为正。即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对企业的融资支持，可以直接激励企业研发，促进TFP的提升。良好的法律保护和对教育投资能够间接促进企业创新，从而促进国内TFP提升。

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础方程的回归结果一致。其中，科技支持(Tec)对国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正向作用最高，国外R&D资本存量与科技支持的交互项每增长1%，将促进国内TFP提高0.226%。近年来我国科技支出快速增长，如2015年我国科技支出达到7005亿元，极大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国家应加大对企业创新的财政补贴，以增强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教育支持与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个漫长的过程，此外国内人均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教育支持对逆向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现阶段还没能体现。金融支持与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国内良好的融资环境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出后，政府对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加大，2015年末国内贷款余额达93.95万亿，与2014年相比增长14.3%，对企业的借贷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跨国企业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法律支持与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良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保障能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北京市为例，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对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审理做到了公正高效，2015年审结侵权产权案件4128件，提高了办案效率，政府对企业研发成果的保护，促进了企业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制度环境的合成变量(Ins)与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吸收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的地区差异

上文显示制度环境对国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有显著影响，但由于国内各省发展环境存在差异，制度环境对各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呢？为解释这一疑问，沿用前文方法对方程(4)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逾越节本是游牧民族一年一度的避祸祈福仪式，意思是降灾的毁灭者越过了困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使各家获救。逾越节因此有“拯救”之意。见《摩西五经》，冯象译注，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4页.

东部省份的回归结果中，制度变量与的交互项全部显著为正，科技支持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作用最大。其中东部省份教育支持与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东部省份经济发达，政府教育支持的投资基数大，以2015年为例，全国教育支出超过1000亿的7个省份中，除人口大省河南和四川外，其余都是东部省份。此外，东部省份高等院校数量多，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机会较多，因此对东部的教育支持对技术进步呈现促进作用。

西部省份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支持、科技支持和制度环境与的交互项显著为负，金融支持和法律支持与的交互项不显著。相比中部省份，西部省份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汲取较好。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加大教育、税收、金融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及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为西部地区构建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提升西部地区企业研发能力，使得西部省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能获得中央政府的更多支持，从而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不过，西部省份对科技的支持对逆向技术溢出却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西部省份经济落后，政府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其他方面，对科技的支持较弱，因此未能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部省份的回归结果全部显著为负。相比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国家对西部省份支持，中部省份成为政策的洼地。再者，中部省份人口基数大，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科技的创新型企业相对较少。因此导致中部省份各制度变量与国外R&D资本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续上表)

(三)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

为了更准确地检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的影响，将从东道国获取的国外R&D资本存量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分别与制度环境变量交互，对方程(5)分东道国类别检验，结果列于表4-表6。

从回归结果看，对欧美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均产生促进作用。重点关注国外R&D资本与制度环境变量(Ins)的交互项，发现对新兴经济体的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大，发展中国家次之，发达国家较弱。如表5所示，金砖国家的R&D资本存量与制度环境变量(Ins)的交互项每增长1%，将促进国内TFP提高0.0201%。这似乎有悖常理，但是我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接近度较高，因此对金砖国家的技术溢出吸收利用效率较高。金砖国家R&D资本存量与我国各制度环境变量交互项显著，可能是因为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世界的资本流动，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具备一些独特的技术优势，如俄罗斯在军工产业的优势、印度在软件产业的优势以及巴西在航空工业的优势，因此对新兴经济体的OFDI会对国内技术提升产生一定促进作用。

对东盟国家的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东盟国家作为劳动密集型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与国内相比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通过增大跨国企业的海外收益，从而增加其用于国内的研发投入。此外东盟国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OFDI流量显著增加，为国内企业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优势平台。

对欧盟和美国的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欧盟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地区，是高科技的主要创新地，因此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产生显著正向作用。但是对发达经济体的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低于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存在较大差距，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溢出吸收利用存在较大难度。另一方面，中国海外并购失败率全球最高，尤其对欧美高科技企业并购失败的案例有很多，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在高科技领域，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设置多重审查，打压中国企业，防止其获得先进技术。鉴于此类原因，国内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和绿地投资，应熟悉东道国相关法律，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政府和企业应与东道国积极沟通，化解东道国的抵触心理，更合规地开展OFDI。

(续上表)

(四)稳健性检验

鉴于变量选择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通过替换制度环境变量对模型(2)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科技支持(Tec2)，采用各地区研发支出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衡量，研发强度越高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越显著。对于教育支持采用各省历年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作为替换变量(Edu2)。对于法律支持的替换变量(Law2)，采用各省律师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沿用上文思路，对全样本和分地区样本进行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如上表所示，在全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中，对科技支持、教育支持和法律支持的替换变量与上文回归结果一致。分地区的回归中，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制度环境变量与国外R&D资本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但西部省份科技支持与交互项显著为正，与前文相反。总体而言，全样本和分地区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 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LP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OFDI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得到3个重要结论：

农业产业合作化模式会逐渐发展为合作社一体化或农工商一体化的模式，规划好一个优秀的农业发展前景方案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演变路径曲折而复杂，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和合作社联动型模式将成为过渡模式，可以为我国农业经济开辟出一条良好的发展之路。

(1)制度环境能显著提升母国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水平。良好制度环境，国家对企业科技扶持和金融支持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现阶段对教育的支持没有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和法律支持能够间接促进企业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

(2)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不平等，使得各地区通过OFDI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各类资源丰富再加上政府的长期政策扶持，有利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省份近些年制度环境有较大幅度提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有一定促进作用。相对于发达的东部省份和中央政府对西部的大力支持，中部地区则成为政策洼地，因此导致OFDI对中部省份的技术进步促进作用较小。

试验前后，按照图3对螺栓孔直径ФB、圆弧端齿处直径ФA进行尺寸计量，分析试验前后的尺寸变化，并进行无损检测，检查试验件有无裂纹。

(3)东道国的异质性使母国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存在差异。新兴发展中国家和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对新兴经济体和东盟国家的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发达经济体的OFDI对母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稍弱于对新兴经济体和东盟国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施行与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国家应加大通过OFDI获取先进技术的能力，因此提出如下建议：(1)鉴于母国制度环境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显著正向作用，政府可以采取相关措施，为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促进国内跨国企业对海外技术的有效吸收，包括加强科技扶持和金融支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增强R&D投入、加大对高科技企业扶持，并不断提升基础设施水平。(2)鉴于国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政府应加大对中部省份的政策倾斜，为中部省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中部省份对通过OFDI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从而加快“中部崛起”的步伐。(3)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目前与中国技术水平接近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因此，应优化OFDI的地域结构，支持企业的海外并购和绿地投资，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高品质的维护工作是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可靠、高效运营的坚实基础。而车辆维修、维护更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维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导致的大量维修、保障资源的投入，使得轨道交通设备维修、维护成本已成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据相关统计，每年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维修、维护成本约占运营总支出的 35%[2]。如何能够在保障车辆运营安全、可靠、可用等各样属性的前提下，实现车辆维修、维护成本甚至是维修、保障资源配置的最小化，是“后轨交时代”首当其冲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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