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至清初福州西湖的变迁

福州地处东南之滨，扼腕三山，历来为福建之首府。接闽江而临东海，枕西湖而通三山，是谓“闽城吻海而派江，附山以居”[1]32。福州西湖始成于西晋太康年间；五代为之一兴，成闽王闲娱游乐之所；五代之后，西湖渐为豪强劣绅所占，面积大为缩小；宋朝时期赵汝愚疏浚修湖，品题西湖八景；明清两朝，西湖淤积速度加快，疏浚也愈发频繁；民国之时，西湖被辟成公园，恢复旧时景致，其防洪灌溉的功用让位于游览观赏。直至今日，福州西湖景区依旧是福州保留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园林。福州西湖的历史跨越一千七百多年，见证了许多朝代的更迭和岁月的变迁。

中国的西湖甚多，除福州外，杭州、潮州、惠州等地也有，各地西湖虽然规模大小不一，形成时间各异，但都在农业社会里承担着防洪灌溉的重要职能。在西晋时，福州西湖就开始形成，它的形成首先是地壳运动的自然结果，导致福州的河口盆地脱离了海流环境，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逐渐成为泄洪通道。西晋太康时期，太守严高，引西北诸山之水注入而成西湖。学者分析，严高“筑子城时凿西湖”中的“凿”并非开凿湖泊本身，而是凿引水渠，把西北的水源引入因地壳运动形成的低洼地带，渐而形成湖泊。因为西湖形成之时环周二十余里，而当时晋安全郡八县人口也不及两万，集全部之力也无法完成[2]107。西湖形成之后，历经千百年，根据其发展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西晋时开始形成，五代时发展，两宋时鼎盛，明清时衰落且民国时被改建。

一、从形成到鼎盛

西晋是西湖的始成时期。何为湖？古言：“潴而大者曰湖。”[3]69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安太守严高觉得原有的冶城太过于狭窄，想扩建城池，便与郭璞商议。郭璞建议“冶山之南，越王山麓有小阜”[4]27，适宜为城，太守听其言，便把新城设在越王山下，又“坊城外凿东、西二湖，周回各二十里，引东北诸山溪水注于东湖。引西北诸山溪水注于西湖”[5]158。因为湖泊位于冶城西部，故称之为西湖。当时福州西湖与大海相通，面积很大，史书称之“巨浸淼茫”“浩无际涯”“周回二十余里”“太康延袤，漫无所考”[5]158-160。广阔的西湖在灌溉农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曰“溉田不可胜计”[5]158。可见，西湖的形成与开发，时任太守严高有首创之功。

袁安十六岁，李离、吴耕十五，上官星雨最小，十四岁。他们在华阴县下的一个破庙里结拜成兄妹，袁安年长，堪堪成了大哥。

隋唐五代时期是西湖的发展阶段。隋朝短暂，对西湖的建树不多，故而史书也少有记载。但在唐朝时期，西湖在灌溉农田方面依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唐贞元十一年(795年)，观察刺史王翃“辟城西南五里为湖二百四十步，接西湖之水灌于东南”[5]158。五代时候，天下混战，中原人士南渡，不少人入闽，其中的王潮、王审知便在福建建立闽国。待天下安定以后，王审知即开始扩建城池，同时也增大了西湖的面积，所谓“迤逦南流，接西大壕”[6]167，并与南湖相通，面积“大之至四十余里”[6]167。据史书记载，西晋时西湖之水可灌溉周围十里之内的民田，而到王审知扩建城池之后，西湖可灌溉的田地又增至四十余里，相当于晋朝时期的四倍，实际上，此时西湖的规模已超过了其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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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知去世后，其子王延钧自称大闽国王，在西湖修筑水晶宫，宫室建成之后，西湖逐渐成为闽王休闲玩赏的后花园。闽王王延钧“每携后庭人众游宴”“杂衣文锦，列坐水次，流觞娱畅，穷日而返”[6]698，在游览途中，丝竹管弦不断演奏，围观者甚众，以至于“塞道不能前”。闽王率众人游宴之后经过与宫殿相通的“复道”走出子城，“居民道上往往闻地下弦索声*晚清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卷五》中也对此事进行考证，“今北街有石沟二道，可通舟楫。父老相传：闽王时，王与宫人由沟中乘舟，潜达西湖，行人每闻地下弦索声”。”[6]568。除了游宴于水晶宫外，闽王王延钧每逢端午节，都会在西湖内制造数百艘彩船，每艘船上载二三十名宫女，穿着短衣，鼓楫争先。闽王则登上大龙舟观看，并让宫女唱王后金凤所作的《乐游曲》，以应和比赛，西湖的岸上看者甚众，热闹非凡，所谓“绮绣夹岸，杂沓如市”[6]698，这种场景在清时的《闽都别记》中也曾被生动地描述[7]463-465。

赵汝愚是江西饶州(今上饶)余干县人，为宋室宗族。幼有大志，有语“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10]，果不其然，他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考中进士。宋淳熙九年(1182年)五月，曾先后担任江西转运判官、礼部侍郎的赵汝愚第一次入闽为官。赵汝愚了解到西湖淤塞的情况后，在赴职次年便上奏孝宗皇帝，奏请治理西湖。宋绍熙元年(1190年)十一月，赵汝愚再次入闽为官，担任福州安抚使。赵汝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示，西湖未被荒废之前，承担着防洪灌溉的任务，所谓“天时旱暵，则发其所聚，高田无干涸之忧；时雨泛涨，则泄而归浦，卑田无淹浸之患。民不知旱涝，而享丰年之利”[8]46。赵汝愚在奏疏中还说，福州地狭民贫，全仰仗于“岁事丰登，田畴广殖，小有荒歉，难以枝梧。况田并湖，弥望尽是负郭良田，自从水源障塞之后，稍遇旱干，则西北一带高田，凡数万亩皆无从得水。至春夏之交，积雨霖淫，则东南一带低田，发泄迟滞，皆成巨浸”[8]46。可见，西湖对当地农田稼穑是极为重要的，不仅起到灌溉的作用，也发挥着防洪的职能，朝廷也因此批准了赵汝愚的请求。得到朝廷的同意后，赵汝愚便立即开展了对福州西湖的疏浚治理。由于一些池户向贪图蝇头之利的官府缴纳税收后，便开始占据湖区面积，以至于“岁月浸久，填淤殆尽。各立封畛，以为己物”[8]46，所以有的湖地被围起来辟为鱼塘，有的湖地则被筑成私人园囿，甚至还出现了占据湖泊面积，进而出售或租赁给他人从中获取利益的现象。由于有人巧取豪夺，霸占湖地，致使西、南两湖不复相通，西湖之地也尽被占有。为了避免有人再次占据湖地，赵汝愚申明政令之后，实施了以下措施。

福州西湖得到赵汝愚等人的治理疏浚后，虽然面积比不上闽国时期的环湖四十余里，但是它成为了当时人们游玩娱乐的场所。从当时游人的诗词中可以得知，西湖堤岸广植杨柳、松树、李树、梅树*陈俊卿的“杨柳两堤联绿荫，菱荷十里散香风”；李纲的“月摇花影鳞鳞碧，风入荷花苒苒香”；蔡襄的“梅柳两堤连绿荫，芰荷十里散香风”；朱熹的“满眼芰荷方永日，转头禾黍便西风”；等等。，湖内多是荷花，楼台棋布，津桥*宋时怀安知县樊纪又修建桥十二座：湿堹、堘北、小浦、湖心、琴亭、越塘、龙腰、后溪、桑畲、岭下、范溪、濑溪。横卧。当时有文人墨客居住在附近，且常泛舟湖面，吟诗作对，如有李纲定居湖畔桂斋，朱熹传学堤岸书院。正如辛弃疾所描述的“诗人尽入西湖社。记风流、重来手种，绿成荫也。陌上游人夸故国，十里水晶台榭”。每逢端午，西湖更为热闹，福州人历来偏爱端午节，尤其喜好划龙舟，是故“竞渡楚人以吊屈原”“闽俗尤重之”[1]42。两宋时期的西湖，从面积、规模和气势上与前朝相比是无法企及的，但之所以西湖在宋朝为盛，是因为福州西湖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文人墨客的文笔之中，西湖被较好地开发，在福州市井阶层和文人墨客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娱乐休闲作用。当时，赵汝愚还品题了“西湖八景”，所谓“仙桥柳色、大梦松声、古堞斜阳、水晶初月、荷亭唱晚、西禅晓鈡、湖心春雨、澄澜曙莺”。

二、赵汝愚对福州西湖的第一次大规模疏浚

两宋是西湖兴盛的时期。福州西湖虽然在闽国统治之初大为繁荣，面积也得以扩大，但闽国灭亡之后，西湖淤塞，成为民田，湖泊面积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三。北宋时期，面对湖区淤塞、附近农田灌溉缺失的情形，福州太守曹颖叔、程师孟、蔡襄都曾对其进行过疏浚治理。如嘉佑二年(1057年)，蔡襄恢复了古五塘的水利，“以溉民田，有意浚治西湖”[5]158，可惜并没有产生大的效果。不过从蔡襄当年的诗文看，西湖并没有完全淤塞。蔡襄的诗《寒食游西湖》云“尽日旌旗停曲岸，满潭征鼓竞飞渡。浮来烟岛疑相就，引去沙禽好自由”，倘若西湖尽为农田，在湖中是无法进行龙舟竞渡的。可知，至少在蔡襄主政福州之时，西湖淤塞还没有像五代和宋朝交替时那般严重。嘉佑三年(1058年)，樊纪任职福州时也曾对西湖进行了治理，治理后的西湖可灌溉农田三千六百顷[9]124。蔡襄等人的疏浚都没有真正地解决西湖淤积的问题，直至宋朝名臣赵汝愚到福州，西湖才得到较好的治理。

闽国统治时的西湖实际上已成了闽国的御花园。之后，因闽国统治者昏聩无道，西湖疏于管理，逐渐淤塞。由此可知，隋唐五代之时，西湖伴随着闽国的兴衰而兴衰，闽国之初西湖规模宏大，而到了闽国灭亡之后，西湖便荒废成田。一言蔽之“其初甚广，五季渐湮”[6]167，及至最后“尽为民田”[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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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湖区设置关闸。赵汝愚命人在西湖设置了五个闸口，并派人专门看管。比如，湖中第四个闸门高六尺，长二丈三尺，板二重，各五片，高四尺五寸，长九尺，由安国寺看管；第五个闸门，高六尺五寸，长三丈五尺，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长一丈七尺，由东禅寺负责看管。西湖另外一端的五个闸口则常常被锁住，只有在大潮涨起的初三、十八才打开闸门，让舟船进出。赵汝愚限制人们在西湖活动的措施，使西湖得到了较好的保护。除了修建水闸，保护湖区外，赵汝愚还在西湖上修建了一座凤池桥。当西湖附近的池塘枯竭时，赵汝愚考虑到灌溉对农田的重要性，便允许农民用水车把西湖的水引入池中，以润农田，使通过沟渠与西湖相通的农田免于干旱。

其次，保护湖区，丈量面积。为了加强管理，赵汝愚除了要求每个闸口有人负责外，还在西湖岸上的凤池桥、鼋潭等处分别建立了巡铺屋。每个巡铺屋中驻守着由延祥寨派遣的四名军士，十日轮换一次。这些军士不但有效地阻止了人们侵占湖区的现象，而且还监督附近百姓，禁止他们入湖捕鱼，更不允许在湖中设置网具。赵汝愚对西湖采取不开发的做法，是因为之前有不少民户借着捕鱼的口实进而侵占湖区。另外，为了使得湖泊面积不受侵占，赵汝愚把疏浚西湖时的各种数据记载下来，编成十本《西湖新买官地、砧基簿》，作为今后疏浚管理的数据依据，其中的四本分别藏在福州府和候官县、怀安县、闽县的档案库，另外的六本则藏在雪峰、鼓山、南禅、西禅、支提、紫极宫六座寺院中。赵汝愚把西湖的面积和归属权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其后再次疏浚西湖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也为打击侵占湖区的现象提供了合法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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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葺和恢复旧时的风景。赵汝愚对西湖的疏浚治理，恢复了西湖昔日的灌溉功能，使“闽县三千五百九十八亩，候官县一千六百八十三亩，怀安县二千三十亩”[8]47农田得到了良好的灌溉，促进了福州农业的发展。此外，赵汝愚还修葺了西湖原来的亭台楼阁，以恢复旧时的景致。在西湖威武堂故址的基础上，临水修建了登澜阁，又在西湖上重修闽国王延钧时期的水晶宫，得到了朝廷的赞同，西湖逐渐恢复了闽国时期繁华美丽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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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狭人多致使明清时期对土地的争夺越发激烈，再加上西湖附近住户增多，使得西湖愈发受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清朝对西湖的疏浚多于历朝历代，但是其面积却一少再少，最后只剩下方圆七里左右，林则徐治理西湖之后，积重难返、内外交困的地方政府再也无力疏浚西湖。民国三年(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因西湖淤积严重，影响农田水利建设，又对其进行了疏浚治理，并把其辟为公园。虽又重新修葺了开化寺，新增了镜湖亭、紫薇厅、春声花圃等景点，并书“击楫”二字立碑于园中，但是西湖景致已大不如前。

清朝对于西湖水利的治理，除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十二年(1703年)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次外，道光年间也曾疏浚过西湖。道光八年(1828年)，以江宁布政使上任的林则徐因为父丧，回原籍守制丁忧。林则徐见西湖因年久失修，湖泊淤积，对农田水利的作用大不如前，再加上沿湖一些豪强地主强行将岸上之土填入湖中，把其作为自己的田园，致使西湖面积由方圆二十余里缩减为七里。面对废弃淤积的西湖，林则徐感慨道：“任此下去，福州西湖将不复存在矣！我辈将愧对于祖宗和子孙后代。”[13]20于是，他向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克均提出重浚西湖的倡议，得到赞同之后，由林则徐亲自督办治理。他事必躬亲，亲临工地，对于侵占湖区的豪强，林则徐郑重告知：“此次清理湖界，清挖淤积，宜速将所占土地缴官，可免于究治。倘敢抗拒阻挠，定当执法严惩。”[13]36豪强地主不敢违抗，遂退还湖田。林则徐还在西湖边上砌上一道石岸(大约一千二百丈)，以保护西湖面积不受侵占，并在岸上广植梅树等树木。从道光九年(1829年)十一月动工至次年九月完成，历时十一个月。此外，林则徐还重新修缮了破旧不堪的李纲祠。不过，数十年之后，因为西湖淤积更高，又被堵塞，“自宜秋桥以南，河身日淤，而西湖遂为湖滨乡民之私业矣”[13]86。四十多年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也曾拨盐厘余款疏浚西湖，历时二月乃成。光绪十四年(1888年)，当地绅士奏请布政使张梦元开浚西湖，未果。

不过好景不长，湖区周边的百姓因都向政府缴纳税钱，就借口在湖中养鱼，渐渐又把湖区占为己有，仍旧堵住北关，“致蓄泄不时，旱潦俱困，民田受其病”[3]74。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提学佥事熊尚文曾下令禁止百姓占湖为田，“归湖之利于学宫，而借贷学租以完税”，西湖被占的事情曾一度得以缓解，可熊尚文调任之后，百姓又开始侵吞湖地。万历四十年(1612年)，按察使陈邦瞻了解西湖的情况后，便开始进行整治，称“以湖归官，以湖利归民”，把环湖种田的民户按一百家划为一甲，轮流管理南、北水闸，“太溢则启而泄之，稍平则闭而蓄之”[12]7-8，百姓未缴清的粮税全部由政府部门公费填补。次年，按察司副使李思诚捐俸建闸，尽豁湖粮，而积猾潜踪，泽梁于是无禁矣。可见，当时熊尚文和李思诚把西湖收归国家管理的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面对西湖淤积的问题，明朝初期的几次治理都是通过加固堤坝，提高闸堰来解决蓄水灌溉的问题，此举虽然可以解决一时的灌溉问题，却忽视了西湖的淤泥治理，使得湖床在淤积的过程中不断被抬高，正如江铎所言“湖高河低，洪流入江不可复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崇祯八年(1635年)，士绅孙昌裔呈请重浚西湖，受到福建巡抚沈犹龙和水利道章自炳的支持。在疏浚西湖之前，他们分析认为，西湖遭到淤积堵塞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西湖附近耕种的农户会把泥土填入西湖内，意图扩大自身的耕种面积；其二，豪强地主霸占湖区，插柳为园，把湖区变成自己的池塘。因此要疏浚西湖，首先要惩治非法占据湖区面积的人，所以在当年的二月份，便出具了公告，喻明“凡有侵占西湖，砌填园池等项，通限五日即行拆卸，敢有不遵，绝不轻贷”[12]8。主持这次疏浚工作的是对治水颇有研究的工部侍郎董应举和广西副使曹学佺，他们把浚湖与浚河相结合，填塞龙腰，改造新港，使得疏浚后的福州西湖又恢复了昔日的防洪和灌溉功能。

三、明清时期对福州西湖的频繁治理

两宋之后，在元朝时，西湖疏于治理，不复有当年畅游之景。迨至明清，西湖进入了多次被疏浚的时期。有人统计，从明朝中叶到清朝末年，相关机构对西湖疏浚的次数多达十一次[11]。元朝覆灭之后，至万历年间，西湖多成渔民之池塘，也有不少面积被当地豪强所占，西湖面积仅存原来的“十之一、二”[3]74。万历三年(1575年)，曾任户部尚书的马森在《登澜阁》中述及，宋朝的西湖仍旧可以灌溉三县共一万五千亩的农田，而今天的西湖“能有几哉?官取鱼租，陂池尽废，遗失古意久矣”[3]656。任福州兵备道后转任督粮参政的徐中行眼见“西湖滨隙地为豪右所占，水利湮塞”，便下令疏浚湖泊，又用自己的俸禄重修登澜阁，筑起湖堤。他在《郭子长集》的序言中写道，“夫为田本高于江海，势也，而为湖必高于田，乃有益，故高筑圩岸以防涝，使暴涨无容人，广堤湖以备旱，使浸泽有所泄，此古人治高田、低田之法，大约莫详于此者，则湖利如之何其不讲耶”[3]656，可见其对西湖水利也尤为关心。

徐中行去任之后的几年，西湖因疏于管理，“水道渐淤，虽溪潮无恙，而北关纳湖之故道堙塞无存”[3]656，当地的文人名流及旺族长老都曾向官府诉及此事，但并未得到积极回应和解决。万历十六年(1588年)*也有说是万历十四丙戌年，见王应山的《闽都记·卷之十五·西湖沿革》。，江铎上任福州知府之后，曾经登郡城，四顾观览，见西湖淤塞不通，便慨然道“是河不疏，后其陆乎?且湖水西停，无复回抱，风气漓矣。守实不谷，以忝邦人，其将图此役也”[3]656，于是下定决心，要对西湖进行疏浚整治，以恢复其防洪灌溉的作用。不久，江铎召集当地吏民商讨事宜，打算将城西、北、水部、汤门四个关口打开，把潮水引入湖中，增大西湖的蓄水量，也借此保持西湖的水质。可是自徐中行去任之后，北关被淤塞，湖水难以通过此关进入，而其他三关虽然可以与河渠相通，但此时的河渠也多是浅涸，舟楫阻滞。江铎发现西河迎仙桥下有河道可接通西水关和西南方向的河流，于是在当年的春、夏两季，“建闸蓄水，秋冬决放。湖高河低，洪流入江，不可复返。滨湖数十里，莫资灌溉。乃开北关，修建西汤、水部各闸，引诸水入河”[5]159，并改西门迎仙桥旧闸为坝，以蓄湖水，禁止开闸泄水，西湖的蓄水量得到了保证。在疏浚西湖之后，江铎还把湖中的开化寺、亭子、舟船都加以修葺，以至于当时畅游西湖的人都赞叹其贡献，称道“天其悯我邦人，而遗之太守公以造福于我哉!”[3]657。

赵汝愚除了对福州西湖进行疏浚治理外，还曾在江州“修陂塘以广溉灌，凡数千所”[10]。虽然在赵汝愚去任之后，西湖因为疏于管理，又渐渐淤积，被民侵占。但赵汝愚对西湖的疏浚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直到明朝初期人们还依赖于宋朝赵汝愚当年疏浚西湖而产生的作用[5]159，朱熹对赵汝愚疏浚西湖一事也称赞道“百年地辟有奇功，创见犹惊鹤发翁”[6]168。

明朝时期的福州西湖，湖面淤塞之时可见大片的水草，有诗云“朝来一上望湖亭，湖草茫茫入望青”；而当湖水慢涨时，人们又可以在湖中比赛龙舟，有诗云“鱼龙排荇渡，萧鼓竞蛟川”“棹影群龙戏，涛声万马过。楫飞晴散雨，鼓急水惊波”。此时，福州西湖依旧是市民阶层游玩饮酒的场所，诗曰“暇日群公结胜游”，可见闲暇之时游玩西湖的人还是不少的[5]162。西湖堤岸因广植树木，呈现出杨柳依依、桃李飘香的景致；湖面因长满荷花，荷叶田田*明朝人游乐之诗作，多是关于桃树、李树、杨柳、荷花等。见林垠的“桃李堤边春十里，他年知是长公留”；陈朝锭的“芳洲草暖凫鹥集，碧槛风柔菡萏香”；余翔的“山势似浮天竺寺，荷香深袭百花杯”；陈价夫的“拾翠女郎成队去，藕花深处踏歌行”；等等。，菡萏盛开。湖中有一小岛，称作“孤山”，岛屿的背面是陈景著的坟墓，南边是农民的水田。万历十五年(1587年)，知府江铎在孤山顶部建立亭子，谓之“望江亭”，亭上有匾，上书“三山别岛”。这一时期，福州西湖在面积上虽不如前朝，但依旧发挥着灌溉和游览的作用。不过，此时官府与西湖附近的农户在西湖问题上发生冲突越来越频繁，这是明朝时期因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而必然产生的现象。

明朝末年至清初，战乱频繁，西湖的疏浚工作无人主持，以至于“多湮塞不可得”“或据为平田，或割为私浸”[6]168，西湖内的湖心岛甚至成了乱坟场，湖区被占，灌溉防洪功能尽失，可谓“蓄泄无备”。康熙六年(1667年)，在百姓的呼声下，福州陈丹赤、郑开极等人呈请政府疏浚西湖，得到政府的支持。接着便下发通告，要求湖滨居住的农户把之前占据湖区面积的池塘或耕田，在通告发出的二十天内“尽行拆毁掘浚，整复大观”[12]11，此举收回了不少被占湖地，湖区被占的现象得以缓解，但当时因为西湖没有得到完全的疏浚，问题依然存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总督金世荣等人又提出对西湖进行疏浚治理，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对于此次疏浚西湖的时间，记载略有不同。沈涵《重浚福州西湖碑记》中说始于康熙甲申春正月，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而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详情浚复西湖文》则载，此次疏浚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九月兴工。两者具见何振岱的《西湖志·卷二》(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正月开工，开始着手丈量西湖面积，西湖的西岸从迎仙桥到北边的荷亭，有些湖面已被填为农地，政府下令清理，并修建湖堤，并在堤上种植树木；又凿北堤至北湖的龙腰山下，在上面新修石桥。之后又“修湖心，开淤塞，建法堂，辟僧舍，创左右鼓钟楼，为祝圣之场”[6]168，恢复了西湖原来繁荣俊秀的面貌。疏浚工程耗费万金，劳役千万，由于开挖面积大，淤塞多年，仅挑挖土方的费用就占了总费用的一半以上。为疏浚西湖，有的官员捐出自己官俸，事必躬亲，监督工程，“无惰工，无糜众，民间不闻橐鼓之声，蔀屋未损铢锱之费”[6]168。西湖疏浚完毕后，政府又在西湖周围广植树木，派兵戍守，并延请高僧在湖中居住，把西湖的边界划分到尚未恢复湖区的田地上，并绘画成图，以垂久远。经过金世荣等人率领的疏浚，西湖重开局面，可惜不久“又湮塞如故”[6]167。

乾隆十三年(1748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巡抚潘思榘又对西湖进行疏浚，此时环西湖一周仅剩七里左右。潘思榘在《福州重浚西湖碑记》中说“(严)高之初凿，其周二十余里。忠定浚时(赵汝愚)，已隘什之七八。万历重浚，隘焉。癸亥，癸未之间，两浚犹隘也”[6]169。潘思榘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春，从安徽回到福建，刚到福州的时候，因为天久不雨，甚至可以在西湖上行走，“西湖之浅可涉也”[6]169。因天久不雨，农田灌溉全赖河渠湖泊所蓄之水，可当时东、南两湖早已淤塞成田，而西湖又尚未得以及时疏浚，蓄水量少，难以灌溉干枯的禾田，再加上当时西湖附近的居民陆续侵占湖地，已成田园的面积占西湖总面积的十分之四五[12]17。对此，潘思榘忧心忡忡，与喀尔吉善商议此事，之后命令知府王君董负责疏浚工程，为了不误农时，开始于十八年(1753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冬天，到十二月底才竣工，耗费白银二千二百有余[6]169。此次疏浚，新建湖堤一千三百六十二丈五寸，而此时的西湖方圆仅七余里，所修堤岸都用排椿夯打，夹以板片，所费不多，却极为巩固，湖堤上种植了杨树、榆树、桃树、柳树等，既可以美化环境又起到了巩固堤坝的作用。此外，还在西湖四周的湖堤上新修了五座桥梁(长河、梅柳、湖津、后贤、雄兵)，湖心岛内的开化寺和褒忠祠也得到重修和维护。

任何事情都有目标，质量便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什么是质量？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质量的“好”与“差”，以其固有特性满足质量要求的程度来衡量。笔者所在学校应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固有特性？满足什么样要求程度？我国乃至其他各国一般都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对应不同层次的大学，学生培养后固有特性在专业上是有所差异的，其满足什么样的要求程度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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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距离上次疏浚西湖仅三十余年，淤积的西湖面积再度缩减，环湖一周仅存五里，是康熙年间的一半。主持这次疏浚工作的是福建巡抚徐嗣曾，他采取深挖的办法以增加湖泊的蓄水量，所挖的泥土，浅则三尺，深则五尺。由于当时“三冬无雨，米价腾踊”，因此疏浚工作是和赈灾结合起来的，是谓“以工代赈”，不论年纪老幼，体格强弱，凡是需要救济者就可以参加，“朝受金钱，暮即于水次易米”[12]25。据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闽浙总督福安康所写的《重浚福州会城湖河告成碑记》，疏浚西湖时，每日出工十万，历时四个月完成，耗费白银多达两万余两。

赵汝愚疏浚后的西湖已非昔日帝王的御花园，它继续为百姓的农田起到了灌溉和防洪作用，又面向平常百姓开放，成为游览胜地，夜游西湖更是成为当时的一大乐趣。与福州西湖相比，东、南二湖的管理反而显得极其疏忽，庆历年间，东湖淤塞，到了淳熙年间，已尽为民田。南湖也不知何时淤塞至“渐为民庐舍、园池”。由此可知，当时民占湖泊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和严重的，西湖能以之前面积的十之三四存在已属万幸。所以曾任福建巡抚的潘思榘在《福州重浚西湖碑记》中说：“由宋历元，浸而不图，东南二湖俱废，而福人所恃，以备旱涝者，惟西湖矣。”[6]169

明清两朝，福州西湖疏浚次数频繁，疏浚与淤积时间间隔渐趋渐短，原因在于：一方面，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容易影响西湖环境，再加上明清两朝时人口大增，对于土地贫瘠的福州来说，寸土如寸金，缺乏田地的人们千方百计占湖区为田；另一方面，西湖附近居住的百姓，把生活污水都排入湖中，加上在湖中养殖等，破坏了湖水的生态平衡。总之，明清两朝，福州西湖多在疏浚与淤积中反复。

YU Lixiu, SHAO Chen, ZHU Jin, et al.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level of bentonite[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18(6):20-23,30.

四、结论

福州西湖自西晋严高引水而成；隋唐五代时，政府对西湖进行了增扩，兴修了湖区周边的殿堂园圃，使之成为了闽国的御花园；两宋之时，西湖面积缩小，但是依旧得到很好的疏浚，特别是赵汝愚的治理，效果尤为显著，当时的西湖成为福州地区文人雅士和市民阶层游玩休闲的场所，一时间福州西湖大为兴盛；明清两朝，由于受到人口膨胀和土地紧缺的影响，西湖湖区面积大为缩小，水质也渐渐受到污染，需要频繁地疏浚和治理。

在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中，福州西湖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西湖淤积原因方面，从西晋到唐朝，淤积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从宋朝至清朝，淤积原因更多是受湖区周边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期间西湖面积日渐缩小，淤积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西湖治理方面，经历了从单纯地恢复其灌溉防洪功能，到开始重视西湖的休闲娱乐功能，如兴建庙宇，修筑湖堤，广种树木。通过福州西湖的变迁，可以客观地理解福州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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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水系统缺少进水量控制调节。生活污水产生量大约22 m3/d，但却是间歇性的，一天24 h中00:00～18:00时段期间产生的污水量约0.32 m3/h，小于系统处理能力，而18:00～00:00污水产生比较集中约2.7 m3/h，大于系统处理能力，严重影响回收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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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NSGA-II算法迭代50次后，由于备选设备库容量相对较小，出现部分解的重叠现象，最终得到27个Pareto最优解，如图4所示。以设备的总价格最低为标准，选型最优的4个点在图中用箭头标出。4个Pareto的最优解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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