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肯语言符号思想浅析

迪肯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人类学教授。他的语言跨学科理论在生物语言学、进化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等众多领域拥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作为一个从人类学视角切入语言研究的学术多面手，迪肯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符号观。迪肯的语言符号观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体现为他关于象征符号本质的论述为其语言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体现为他的生物符号学研究将他在符号学、语言学、人类学、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和心智哲学等方面的学术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本文拟在追溯迪肯语言符号思想学术渊源的基础上，厘清他对语言符号本质的新论断，讨论其观点对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一、迪肯语言符号研究文献梳理

迪肯在语言符号方面的最早研究成果是1992年发表的论文《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随后被扩展成他的第一部专著《符号化动物：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该书第三章“象征可不简单”系统分析了不同类型符号的基本特征及解读过程，第九章“象征化心智”深入探讨了象征符号认知能力的神经机制。在这本书中，迪肯认为象征符号的习得和使用能力的形成及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类大脑的进化方向，与大脑的进化一道为人性的形成提供了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重要基础[1]21-23，因而象征符号使用能力的成熟是人类进化的关键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人类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动物。迪肯的学术观点在神经科学和语言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迁移操作包括迁入和迁出，每个栖息地都有其对应的迁入率λ和迁出率μ，以判断是否被选为迁入栖息地或迁出栖息地。原始迁移操作的迁入率、迁出率由线性迁移率模型确定，马海平等[12]提出一种如图4所示的余弦迁移率模型，为次优栖息地提供更高的迁出率，为较差栖息地提供更高的迁入率，提高了优秀栖息地向较差栖息地共享信息的能力。

象征符号是迪肯学术思想建构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迪肯以皮尔斯的相关论述为起点，从多方面发展了这个概念，并将之应用到语言研究中，形成了复杂的、宏大的理论体系，给人们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一概念在传播中引发的理解偏差甚至影响了学者对《符号化动物：语言和大脑的共同进化》蕴含的迪肯学术思想的解读[2]。在学界召开了两次围绕本书的专题研讨会之后，迪肯又撰写了《象征符号的概念》和《超越符号化动物》两篇文章，系统阐释了他的语言符号观及其在语言研究上的应用。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迪肯的《普遍语法和符号学限制》《语言作为一种突现功能：一些神经科学和进化理论层面的启示》和《语言在人脑中的进化》分别从语法结构共性的本质、语言符号神经机制的进化和突现论视角的语言观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他关于语言符号本质的思想。上述著述是笔者分析迪肯语言符号思想的主要依据。

早在几年前，邮品就走向了艺术品拍卖市场，而且每次拍卖会几乎都会产生许多新的成交纪录。如2002年5月，上海拍卖行就以110万元成交了1件左边缝漏齿的红印花加盖暂作小2分四方连。近几年随着收藏市场的快速升温，邮品的成交价已经大大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尤其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题材邮品走热收藏市场，此类邮品已经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常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邮品拍卖市场的火爆。

二、迪肯语言符号思想的基本观点

（一）论符号的基本特征

从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出发，皮尔斯将符号分为三类，即相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3]50。相似符号的表现形式与指称对象之间拥有某种相似关系，如人的素描画像与本人之间的关系。指示符号的外在形式与指称对象之间存在逻辑、时间或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如烽火台狼烟与“紧急救援”的军情之间存在的联系。象征符号的符号形式与表示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只凭一种先天或后天的规则体系联系起来，如大部分实词的语音与语义之间存在的约定俗成的关联。迪肯对语言符号的众多论述都可以追溯到皮尔斯的上述符号分类思想，其对符号特别是对语言符号基本特性的认识可以归为两点。

制剂的生产过程与工业企业类似，但在现时条件下，如把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财务管理的整套方法搬过来，需要花费大量的人、财、物消耗，所以在实际财务管理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采取最合适的方法取得相匹配的效益。

象征符号的使用能力与人脑发育早期的可塑性、儿童心理层面的注意力倾向性和语言传播的符号学约束性等特性关联起来，为语言符号的习得提供了倾向性学习能力。倾向性学习能力是一种类似印迹作用的导引式学习能力，其中包括某些特定的先天生物学的天赋成分，但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环境因素与认知能力综合作用下的突现产物，因而语言符号能力的发育主要体现为倾向性学习能力与经验环境共同作用的发展过程。

迪肯对符号结构共性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符号的基本特性基础之上的。他从符号的基本特性出发，分析了语言符号之间存在的复杂相互指称关系，认为语言在共时层面是各种指称关系错综交织的复杂适应系统，语言交际的主要目的在于传达某个具体的指称内容。迪肯进一步指出，在借助若干语言符号的组合实现指称具体内容的交际目的时，一定会产生某些结构共性，这些结构共性主要源于语言符号蕴含的意义及符号之间存在的复杂指称关系，是词汇符号结构组合受到符号学层面条件限制的突现产物。迪肯以语言系统的递归共性为例，系统说明了语言符号结构共性的产生过程[4]119-139。

1.历时维度：符号解读具有层级性

迪肯的论证比较抽象，笔者在此以对“我知道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这句话的结构分析为例说明他的论证逻辑。这句话存在“我知道”和“我正在写一篇论文”两个层面的语义嵌套，是“二次递归”。第一个层面的语言符号结构“我正在写一篇论文”包括“我”“正在”“写”“一篇”“论文”五个词汇层面的语言符号，分别指称行为人、时间、动作、数量和事物五个对象。在语义解读过程中，“一篇”和“论文”两个语言符号组合在一起揭示文章的数量和内容，实际上是对词汇符号指称对象的初步限定，比单独运用其中一个词汇符号表达更具体。“一篇”和“论文”组合而成的短语结构与“写”组合在一起限定了写的内容和论文的产生方式，比单一符号指称的对象更加具体。上述三个符号构成的短语结构再与“我”“正在”这两个词汇符号复合在一起，指称一个人具体干了一件事，自然又提升了指称对象的具体程度。这五个符号按照特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指称了完整的事件，构成语言符号的基本单位，很好地实现了语言符号系统的交际功能。第二个层面的语言符号结构“我知道”自然也可以按照上述思路加以解读，分析其完整的指称构成过程。语言符号使用者如果想具体地表达“知道”的内容，就需要将“知道”与某个对象关联起来，并分别对“知道”和知道对象所对应的词汇符号的指称做出限定。在非嵌套的情况下，“知道”后面可以加上任意可作为知道内容的单独词汇符号，用以指称某个完成的具体事件，实现交际功能，比如可以加上“生气”“疼”“张三”等。符号使用者如果想表达复杂的知道内容，就需要将词汇符号组合、叠加起来，从而形成“嵌套”，产生语言“递归”现象。在“我知道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这个例子中，“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这个语言符号组合体的功能仅仅相当某个单独的表达知道内容的词汇符号，以整体的形式充当“我知道”中对知道内容的限定。

（二）论语言符号系统结构共性的本质

2.共时维度：符号之间关系密切

迪肯认为，语言作为特殊的、系统的象征符号，不但架起了外在形式和所指对象之间的桥梁，而且将自身与所指对象有关的其他语言符号联系起来，从而成为由不同维度的多元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适应系统。比如“爸爸”这个语言符号，其语义不但直接表明了成年男子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间接反映了这种血缘关系是更为复杂的亲缘关系的一部分，因而语言使用者要想深入理解“爸爸”这个符号在语言系统中的象征语义，除了需要弄明白其直接语义指称，还需要深入理解它与其他相关语言符号之间复杂的指称关系。

迪肯认为，语言符号能力的核心是象征符号使用能力，而象征符号本质上是一种能够在多重候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认知能力，其主要观点可以梳理如下。（1）语言是一个象征符号系统。象征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与相似符号、指示符号的解读对解读者的要求不同，象征符号的解读需要解读者具备在多种候选指称对象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因为人脑对符号形式和指称内容之间关系的直接反射不足以支撑语言符号的认知需要。（2）不同语言符号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共同建构了复杂的适应系统，因此对某个词汇符号的解读不但依赖其指称对象，而且依赖那些与其语义相关的各种符号。语言使用者要想对话语交际使用的词汇符号做出具体解读，必须结合语境并对与该词汇符号有关的多维度关联做出判断和选择，才能实现将该词汇符号与具体指称对象联系起来的交际目标。仍然以“我知道我正在写一篇论文”这句话为例，对句中“论文”这个词汇符号的解读，解读者一方面需要明白“论文”是一种与“作文”或“散文”不同的文体，另一方面还需要明白在当前语境中“论文”指称的是说话者正在撰写的符合“论文”特性的文章。因而，解读者要想正确了解“论文”这个词汇符号在当前语境中的交际意义，需要拥有在与“论文”相关的多种指称关系中做出选择的能力。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特殊的象征符号，语言符号的解读依赖一种在多种候选项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

（三）论语言符号能力的发育

综上所述，任何句子在交流中传递某种信息时都需要有所指称，类似“递归”这样的语言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运用语言符号开展交流活动的具体需求，以及词汇符号编码递归的指称对象在符号学层面所产生的一些限制规则，这是递归的语义内容对符号编码及其组合规律提出的必然要求。当然，除了这类符号限制规则，语言心理和神经处理机制乃至文化传统都可以为语言结构共性的产生提供其他来源，因而具体语言的结构主要是符号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文化传统等层面约束条件的突现产物。迪肯的上述认识和乔姆斯基对语言发育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很多重合之处。正如乔姆斯基从基因天赋、语言经验和非语言机能特有原则三个方面来分析语言发育影响因素所展示的那样，迪肯也认为需要从多渠道、多视角审视语言结构共性，或者关注普遍语法的本质及来源[5]。

符号是具体认知经验的产物，无论其形式如何，都可以承担相似符号、指示符号或者象征符号的功能。迪肯认为，确立符号与所指之间具体关系的关键在于解读，符号的外在形式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其所指意义的解读，但不能决定解读的结果；不同类型符号的解读难度具有层级性，按照相似规则、指示规则和象征规则的顺序难度依次提升。迪肯指出，在参照信息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符号解读者会按照先易后难的认知原则，逐步深化对同一符号所可能诠释不同意义的认识：解读者在遇到新奇的未知符号时，第一直觉是按照最容易的相似规则来解读；如果符号具有按照指示规则加以解读的可能性，解读者就会按照指示规则做进一步解读；如果解读者发现符号具有符合象征规则的潜在因素，就可以借助象征规则深入解读这些符号。

（四）论语言符号能力的进化

迪肯认为，语言符号的习得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倾向性学习能力，象征符号使用能力是这种倾向性学习能力的核心，因而象征符号使用能力的产生必定是语言符号能力进化的关键一步。象征符号使用能力又是如何在智人身上实现进化的呢？迪肯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象征符号使用能力的本质谈起。如上文所示，象征符号解读主要依赖一种在多种不同候选项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既然语言是一个复杂的象征符号系统，对语言系统的解读自然就需要超强的选择认知能力。迪肯从认知行为与神经机制的对应关系出发做出推测，认为人脑中必定存在为选择认知能力提供生物学基础的神经结构或链接，而且这种神经结构或链接在人脑进化中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强化或发展，他在神经科学层面的分析证实了这一推测。迪肯发现，大脑的额叶前部皮层的主要认知功能是做决策，即从多种候选项之间做出符合实际认知场景的选择，而在人脑的进化过程中额叶前部皮层的增大幅度远远超过人脑其他部位的增大幅度，以额叶前部皮层体积增大为主导的神经结构变化还影响了整个大脑结构的重组。象征符号使用能力的成熟和额叶前部皮层扩大为主导的大脑结构重组并行发生，并非一种偶然。迪肯认为，以象征符号使用能力为核心的语言符号能力的进化为生活在采摘、狩猎环境中的原始人提供了更为高效便利的交流手段，交流效率的提高使原始人更容易获得果实和猎物，有利于改善营养状况，促进脑组织结构的发育；以额叶前部皮层扩大化为主导的人脑的整体重组又可以为这种交流手段提供更为强大的认知神经机制。人类语言符号能力的进化以社会化生存的压力和需求为动力，以认知交流手段的革新和神经结构的变化为实现方式。

三、对语言学研究的启示

对语言符号的解读规律、结构共性、发育过程和进化历史的研究既是符号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又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语言符号的解读研究主要体现在语义学方面，能指与所指二元指称、语义三角、语义成分分析法、真值条件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是经典的研究内容；语言符号的结构共性研究主要表现为自然语言共性的研究，欧洲中世纪的逻辑语法研究、世界语开发理论、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对语法构式的分析都是其典型代表；语言符号的发育过程研究在语言学中主要体现为语言习得研究，乔姆斯基的母语发育影响因素分析和卡拉申二语习得理论等都是其典型代表；语言符号的进化历史研究在语言学中主要体现为进化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传统下的语言亲缘关系梳理和乔姆斯基、毕克顿、利伯曼、赫福德等人的语言起源及进化理论都是其典型代表。

虽然中国哲学并没有明确指出主体性的含义，但是中国哲学中却渗透着这种思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想要达到完美的境界必须从外界现实中思考然后内化为自己内心的修养继而将内化的修养发散出去。这样一种中国哲学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对主体性最好的诠释：自觉考察，自主选择，自觉涵养，自觉践履。

与上述语言学的理论板块相比，迪肯主要着眼于宏观语言符号理论体系的建构，其语言符号思想有独特之处。作为早期主要接受进化神经科学学术训练的学者，迪肯分析语言符号的主要目的是为神经进化理论建构提供一个切入点。迪肯以象征符号为线索，将其在额叶前部皮层进化、脑结构在进化中的重组和语言神经机制的运作等方面的理论串联起来，借助象征符号之类的非物理化现象使得类似脑结构进化这类硬科学得到了合理解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的“有生于无”的理念暗合，因而他引用《道德经》相关言论阐述自己的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迪肯的论证逻辑在其著作《不完全来自自然：心智如何从物质突现而来》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体现。可以说，迪肯以语言符号为线索论证脑进化的方法为理解语言符号能力的本质及其神经机制的进化提供了一种系统理论，因而与其他同类研究相比，迪肯语言符号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他对语言符号的生物学基础做了系统分析，成为从生物学视角进行语言研究的重要参考。

本文探究突出物不同间距对突出物阻力的影响。由于纱线微观结构的复杂，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在宏观上以规则的球体颗粒作为纱线突出物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Terrence Deacon.The Aesthetic Faculty[M]∥Mark Turner.The Artful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Riddle of Huma Creativ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Chomsky N.Language and Brain[J].Linguistic Science，2002（1）：12-30.

[3]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4]Terrence Deacon.Universal Grammar and Semiotic Constraint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5]Chomsky N.Three Factors in the Language Design[J].Linguistic Inquiry，2005（3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