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区域抗战史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以特定区域作为考察对象的抗战史研究也备受学界关注，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区域抗战史研究者就其研究视野和条件进行了多种区域选择，主要包括行政区域、地理区域等。由于涉及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成果众多，难以面面俱到，本文仅就当前以我国现行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抗战史成果进行述评。

一、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总体概况

近30年来，抗战史逐渐被学界重视，成为民国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其中以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抗战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区域抗战通史性著作纷纷面世

区域性抗战史的综合性著作大多集中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年(尤其是逢十纪念年)出版，具有突出的纪念色彩。据笔者搜集所见，1985年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和河南大学合力编写的《河南抗战史略》问世，这是较早出现的专门研究省级区域抗战史的著作，但此书仍未完全摆脱时代限制，不能完全反映河南抗战史的全貌。1995年后，一大批行政区域抗战史著作面世。如谢忠厚的《河北抗战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萧栋梁等著《湖南抗日战争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楼子芳主编的《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孙代兴等的《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2005年前后，又有唐培吉的《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河南抗战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周勇等主编的《重庆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张国祥的《山西抗日战争图文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荣华主编的《江西抗日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熬文蔚的《湖北抗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主编的《江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王全营的《河南抗日战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张彦的《四川抗战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201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丛书被列入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全书共25卷，除总卷外，其他24卷皆为我国现行省级行政区分卷。其中总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各省市分卷由本省市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以地市为研究区域的抗战通史性著作也有不少，如武汉抗战通史性著作就有毛磊等编《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欧阳植梁等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两部。以河南来说，在2015年，就有郑州市档案馆编《郑州抗日战争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和濮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濮阳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两部地市级抗战通史著作出版。以县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抗战史著作则有王钢城主编的《历城抗战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由此可见，区域抗战史专著已经呈现出以省级行政区域为主，市、县行政区域为辅的出版格局。

随着立冬、小雪的到来，时光从烈火变成文火，回归一种凝聚的沉静，若觉春夏日子快了，那就逐渐慢下来。深秋，一送再送，而远方的雪，正向我们奔赴。不久，苍茫的大地将被冰雪覆盖，一切生命都将归于蛰伏，等待来年的新生。

(二)区域抗战史的论文大量刊发

当前，以行政区域作为考察对象的论文日益增多，即包括期刊论文，也包括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在中国知网以“抗战”和我国现行省级行政区域名称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重庆798篇，上海352篇，四川276篇，广西257篇，山西255篇，云南189篇，贵州186篇，台湾180篇，湖南178篇，山东127篇，香港114篇，广东106篇，北京96篇，福建95篇，新疆91篇，浙江91篇，湖北89篇，陕西83篇，安徽77篇，江西71篇，河南70篇，江苏68篇，甘肃65篇，河北48篇，天津26篇，澳门24篇，西藏22篇，内蒙古20篇，黑龙江19篇，辽宁18篇，吉林18篇，宁夏14篇，海南12篇，青海7篇。虽然这一检索结果与实际论文数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可以说明以现行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抗战史研究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与通史性著作产生的时间分布一样，专题性论文也有较大比重发表于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年，如中国知网检索显示，2015年，以行政区域抗战为主题的论文数：重庆86篇，上海83篇，北京36篇，四川36篇，均为历年同类论文数量首位。其他行政区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三)区域抗战史的史料出版渐被重视

史料是开展史学研究的生命线。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已经整理出版了多部抗战史料汇编。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料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为推动抗战史及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但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更迫切地需要地方性抗战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随着区域抗战史的研究越来越被学界重视，其史料建设也出现颇多成就。如《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上、中、下)》(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下)》(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抗战时期的宁夏：档案史料汇编(上、下)》(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等。这些档案材料绝大部分是首次面世，对于开展战时大后方等省市的区域抗战研究至关重要。其他省区也有不少抗战史料的出版。如河南省抗战史料的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近20余种[1]，2015年又出版了《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共5卷10册，其中包括档案史料、报刊史料、口述史料、地方志史料等。此外，口述史资料的整理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如湖南图书馆主编的《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焦国强主编的《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等。各种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为深入解读和研究行政区域抗战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区域抗战史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近年来，繁荣以抗战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我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中最为活跃。其中不仅有以抗战整体史为主题的研讨会，以区域抗战史为讨论主题的学术交流也占据一定比重。如：1994年10月26日至28日，在襄樊召开了“湖北抗战学术讨论会”。2008年10月19日至20日,“海峡两岸纪念武汉抗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201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座谈会暨朱德与山西抗战学术研讨会在太原召开。2013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中共党史学会举办的“福建抗日战争史(1931—1945)学术研讨会”在永安召开。2014年7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北平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座谈会。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各地举办区域抗战史的热潮更加活跃。如河南省学术界举办了“河南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陕西省学术界组织了“陕甘边与抗战”专题研讨会、山西省举办了“抗战与山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2017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也有一些以区域抗战史为主要议题的学术研讨会召开，如2017年8月10日，“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蒙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11月4日至5日，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战学术讨论会在湖南衡阳召开。这些均从区域抗战的不同角度展开了学术讨论，对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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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抗战史的研究热点

2.经济史研究

(一)概括性研究

战时一些地区的经济呈现出阶段性增长趋势。李中庆指出，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四川成为其“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军需民用浩繁使棉纺织品需求激增。其中政府政策措施的刺激在战时棉纺织品的供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8]。徐凯希以战时湖北、湖南后方手工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勃兴的原因，认为在战时工业品异常短缺的背景下，两湖后方手工业发挥突出作用，成为大后方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9]。刘国武指出，抗战时期，湖南的工矿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30]。但是这种繁荣是阶段性的，随着战后外力的迁出，这些地区的经济走向衰落。刘春以四川酒精工业的繁盛与衰退为例，分析了大后方战时经济的发展态势[31]。

(二)专题性研究

1.政治史研究

3.社会史研究

4.军事史研究

国民党历史人物在行政区域抗战中的作用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陈红民、罗树丽分析了蒋介石在处理与四川地方实力派较量中的政治风格与策略,即最终目标上坚持原则,但方法上却较为灵活柔性,甚至妥协退让于一时[17]。于丽等指出陈诚在湖北抗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8]。江满情指出，陈诚在主政湖北期间，一方面采取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实施计划教育，为湖北国统区的持久抗战提供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支持[19]。谢本书则对龙云在云南抗战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阐述和分析[20]。

地面坐标系是以接收机所在位置为坐标原点，正东方向为X轴正方向，Y轴为正北方向，Z轴铅锤向上三者构成的右手直角坐标系。机体坐标系原点为飞机中心(即雷达观测目标)，如图1所示，X轴正方向为平行于飞机机身轴线指向正前方，Z轴位于目标对称平面内，垂直于X轴指向飞机正上方，Y轴垂直于飞机对称平面，方向符合右手法则。同时，在飞机直线飞行时，认为飞机速度方向即飞机机体坐标系X轴正方向。被动雷达的雷达视线包括从辐射源到目标和从目标到接收机，在本文中选用的辐射源为导航卫星。考虑到飞机目标在直线飞行时，左右机翼水平，侧滚角始终为0°，为了简化模型，在本文中只考虑方位角和俯仰角。

近年来，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坚持科技引领，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开展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研发推广中银E贷、中银慧投、移动柜台等金融科技产品和终端，使传统银行服务网络化、智能化，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和人性化的服务。同时，创新应用区块链、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为客户打造更加安全、快捷、方便的使用体验。

(2)中国共产党与区域抗战的相关研究。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国共关系上。王文泉指出，群众发动得不够普遍深入使山东抗日根据地一度得不到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过错误观念的克服与正确政策的制定, 推动了山东民众动员工作的发展[21]。邓前程、徐学初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成川军出川抗战，创造了国共联合抗日、共御外侮的有利局面[22]。李蕉以国共两党合办湖北汤池训练班为线索，从微观的视角对国共两党联合之中的暗流、斗争之中的共识予以描绘[23]。

中共历史人物与一些区域抗战有紧密联系，这是中共党史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田子渝指出，毛泽东密切关注武汉，通过文章、电文、信件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紧密合作,为“武汉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24]。徐方平指出，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25]。吕晓健、刘鹏指出，朱德在八路军总部指挥山西抗战期间，在倡导、建立、发展和巩固党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6]。陈随源指出，刘少奇对河南的抗战乃至中原、华中地区的抗战均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历史贡献[27]。

除对各行政区域综合性的研究之外，学者们根据自身研究兴趣，利用丰富的史料及独特的视角，对区域抗战史的方方面面展开了专题研究，其中既有概括性的研究，也有专题性的研究。

目前针对区域抗战史的概括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特定区域抗战地位的研究。彭承福分析了重庆的抗战地位，指出重庆由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跃而成为中国战时的陪都，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的中心；由四川东陲的一个普通城市上升成为一座国际知名都市[2]。李慧指出，抗战中，云南先后派出3个军20余万人出征前线作战，屡建奇功；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是中国内陆西部连接国外的必经之地，抢修的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交通线，起到“抗日输血管”的伟大作用；滇西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加速了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并为国统区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3]。萧栋梁指出，湖南不仅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战文化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而且是七七事变后一年半内，全国抗战文化的传播、辐射中心，丰富、发展、壮大了全国抗战文化运动的声威和内涵，对推动全国抗战文化深入发展有深远影响[4]。李云峰指出，抗战时期陕西既是抗战的前沿阵地和西北开发的重点省份，又是华北和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连接西北、西南整个大后方和国际援华渠道的交通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5]。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到抗战时期一些抗战地位较为特殊的城市。吴明刚指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前后持续7年，其时间之长、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内容之广、战斗性之强、斗争之激烈，较之于国统区各抗日文化活动据点，可以说仅次于重庆和桂林[6]。李敏指出，桂林作为当时的文化城，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7]。刘继曾则对武汉的抗战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8]。

日军的经济掠夺则使得沦陷区经济备受摧残。袁成毅认为，日本侵略浙江的8年时间里，一方面对工矿原料进行了直接的破坏和掠夺，同时，还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原有的工业设施服务其侵略战争，使浙江的工业基础受到了极大的摧残[32]。徐凯希指出，湖北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略的重点地区，日军在湖北沦陷区竭泽而渔的经济掠夺，使湖北经济元气大伤，沦陷区经济一片萧条破败[33]。刘世永梳理了日本对河南沦陷区农业、金融等的掠夺，指出日本侵略者通过种种手段，严重地摧残了河南经济[34]。黄菊艳对日军在广东省的经济掠夺进行了梳理[35]。徐旭阳指出，日本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湖北沦陷区的战争资源，严密控制沦陷区的民众，在其占领区内建立起严格的统制经济制度[36]。

(1)国民党与区域抗战的相关研究。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选择抗战根据地是其抗战准备的主要内容之一。黄天华指出，蒋介石大力改造川局，使四川从“僻处西陲”之地一跃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这是民国时期地缘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国民政府战略上的一大变化，对此后中国局势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9]。张莉以抗战前四川整修公路中的工役问题为切入点，审视了四川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的备战情况[10]。方勇指出，1935年蒋介石入川后，亲自指导四川财政整理，并取得较大成效，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持久经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11]。肖俊生梳理了蒋介石对四川战略地位的认识过程及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蒋介石对四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进行的系列变革，不仅服务于当时，并着眼于抗战准备，为抗战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12]。

人口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张根福对抗战时期安徽的难民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难民迁移的方向及对迁入地社会带来的重要影响[37]。张根福还对战时浙江省的人口迁移进行了分析，指出难民迁移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动力来自经济和政治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38]。朱海嘉、常云平指出，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到后方，对陪都重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39]。

其中，Sa(x)=sin(x)/x，Ncs、Ncw分别为大信号和机密信号的扩频码码长.由于傅里叶变换具有线性性，接收信号的二次功率谱可表示为

民生问题是抗战社会史中不能回避的问题。谭刚指出战争引发的人口内迁促进了重庆市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化[40]。郭枫、赵婷指出，时局的动荡不安、经济通货膨胀，使得重庆作家生活日益艰难[41]。日本学者笹川裕史、奥村哲以四川为例，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粮政、兵役对后方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2]。日本学者石岛纪之探讨了抗战时期的四川等地粮食问题，尤其重点讨论了粮食供应极端不足及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43]。

3.2 缺乏系统的、专业的康复指导 加强社区康复护理人才的培养是推动社区康复护理的有力保证。然而我国从事老年人康复护理的专业人士很少，大都是社区护士进行简单的康复指导，我国社区护理从业护士主体年龄偏大，且多由普通护理学专业毕业的医院护士转岗而来，较少受过专业康复知识的训练，存在对康复知识认识不充分的问题［20］，不能将康复对象当作整体来考虑，忽略将社区康复护理作为与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指导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2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区域抗战史中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学界对此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论述。黄立人、郑洪泉指出，迁都不仅对于战时重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于重庆在战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13]。魏宏运分析了迁都重庆与抗战整体战略的关联性[14]。国民党在各行政区域的政治统治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之一。陈默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关系为中心，探讨了军队系统与地方省府的关系，认为军队系统侵夺地方行政大权所引发的军、政对立中，派系因素始终是其重要原因[15]。台湾学者许孟秀以四川省临时参议院所进行的粮食问题讨论为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协商管理问题，指出战时的国家与社会，在权力竞争上，可以说各有成长[16]。

中日围绕重要城市的争夺，如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衡阳保卫战、洛阳保卫战是抗战军事史研究的重心。陈长河对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50]。孙宅巍认为南京保卫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南京守城官兵浴血奋战，体现了导致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抗战精神。南京保卫战在背景、时空、原因、人数等多方面与南京大屠杀有着多重关联,对南京大屠杀有重要影响,从而也加重了它在历史天平上的分量[51]。于国红指出，在武汉会战中，中方吸取以往作战教训，利用武汉的地势，采取正确作战指导，取得了一定的作战主动权[52]。毕春富则对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实施化学战的情况进行了考证[53]。贾天运对洛阳保卫战的战斗经过进行了还原，对洛阳守军英勇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54]。钟启河对衡阳保卫战的作战经过进行了考述，并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认为衡阳保卫战是抗日战争中悲壮的一幕[55]。

社会救济关系民生，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谭刚指出，国民政府对重庆大轰炸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44]。美国学者麦金农讨论了武汉会战中的难民如何给国家施加压力，促使国家进行积极的社会改革[45]。莫子刚认为，抗战时期的贵州国民政府采取的救济措施虽有创新之处,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由于国民政府的阶级立场所限，成效甚微[46]。江沛指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47]。英国学者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48]与美国学者周锡瑞主编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49]等著述中也对1942—1943年的河南旱灾进行了专题研究。

当前涉及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成果众多，限于文字篇幅和笔者水平，难免挂万漏一，失之客观。但通过以上所述，可粗略反映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概貌。总而言之，区域抗战史研究围绕不同的行政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研究领域全面开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1.2.1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程度低 青海是藏羊主要的产区，也是在青藏高原的高原生态环境下特有的绵羊品种，在省内分布广泛。但由于我省工业化发展时间晚、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藏羊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而且青海省内加工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资金缺乏和技术、人才力量较为薄弱，藏羊肉加工生产规模较小，藏羊肉产品几乎处于粗加工阶段，产品多以鲜肉为主，机械化程度低，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精深加工产品。导致优质的藏羊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产业链条不完善，养殖、加工、销售没有形成协调发展，优势的藏羊肉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影响了藏羊肉的市场竞争力，使青海省的藏羊加工业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程度较低。

三、区域抗战史研究趋势

当前区域抗战史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为进一步提升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水平，笔者认为，学界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青年雕塑作者为主体的中国当代雕塑，能量强劲。这次展览的参展人群实现了完全的年轻化。“70后”、“80后”、“90后”的作者占据了近90%。如果说首届双年展还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清晰搭配的话，这次展览就更像是一次全国性的青年雕塑展。本次展览给人鲜明的活力感，就是因为这些青年作者思维活跃，充满着创造性和想象力，其作品与其说是他们艺术的表现还不是说是他们青春活力的表现。所以我们说中国雕塑的未来充满希望就是依据于此。现在的青年雕塑家并不满足于做单件作品，对于装置趋之若鹜，作品成套地制作与呈现成为他们的创作常态。对于科技的敏感和运用、声光电、人工智能，都是我们青年雕塑家的所爱。

(一)应重视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

现有成果大多数利用出版史料，对其他史料则应用较少。史料挖掘不足严重制约了选题的深入程度，使得有些结论尚难以令人信服，实属遗憾。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至关重要，从资料的种类上来说，应包括档案史料、报刊史料、传记史料、口述史料、方志史料、家谱史料、田野史料等；在资料的来源上，应重视对海内外史料的搜集，还应做到中外文资料相结合。只有广泛地搜集资料，才能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二)应深化对基层行政区域的研究

现有成果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以省级行政区域作为考察对象的成果较多，以市、县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少。因此，学界应将研究视角下移，重视对基层行政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当前，以城市或县域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抗战史成果还非常薄弱，但事实上一些城市和县域在抗战时期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如洛阳就是抗战史研究中亟待加强研究的对象之一。1932年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被定为“行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成为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地，是国民党华北抗战的军事中心，在此过程中有大量的抗战史事，但当前针对洛阳抗战史的论文尚不足10篇，这显然需要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界首作为战时货物、商品贸易的集散地，理所应当也应引起学界的关注。类似的城市和县域还有不少，学界应广泛挖掘材料，正确认识基层行政区域在抗战中的独特抗战历程和地位，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应加大对抗战不同时期的研究

现有成果多针对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史事实证与研究，而对局部抗战时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但对于行政区域抗战史来说，只有将该行政区域置入较长的时段之中，才能全面考察其抗战的起点、抗战的准备、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抗战历程、抗战的胜利等全过程。因此，研究者还需加强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这段时间内各行政区域抗战史事的梳理和研究。此外，对于行政区域在沦陷时期的研究也十分薄弱，正如专家指出：“沦陷区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尤其是从东北四省到平津冀鲁、长江三角洲直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56]这显然应引起重视。此外，抗战胜利前后的研究也有待加强，如民众对抗战胜利的态度、国民政府对日占区的接收、各地抗战胜利纪念等都是较少有人关注的薄弱环节，也需要加强研究。

(四)研究深度有待提高

现有研究成果中，对各行政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基本上已涉及区域抗战史的方方面面。但不少成果存在着就事论事的问题，缺乏研究深度，许多问题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比如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的军政合一体制，目前仅有个别成果对这种体制从军政对立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军政合一体制尚有较大深入挖掘的空间，如军政合一在特定区域中的具体表现为何？如何运行？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还需进行回答。区域抗战史的其他方面亦多多少少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深入空间。另外，现有成果中，对政治史的研究较多也较为深入，但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如军事史的研究就显得较为薄弱，给人一种“很少发表研究战争史的文章”[57]的现象，这显然和抗日战争史的主题不符，因此，加强军事史的研究极为迫切。

(五)加强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

现有研究成果虽有部分成果视角独特，研究方法较新，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基本采用传统史学叙述的方法，还未完全跳出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要深刻理解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真正做到用区域史的视角指导研究。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只有“跳出”区域[58]，从抗战全局的视野来加以审视，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抗战史成果。对于区域抗战史来说，需立足于特定区域，着眼于整体，用宏观的视野审视区域的史事，以此来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比如现有涉及区域军事作战的成果大多数没有回答这场战争在更大的区域乃至全国或整个二战史中所处的地位，这是对这场区域战争研究缺乏宏观视野的主要表现。由于对史事评述缺乏宏观视野的审视，造成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日益突出。另外，区域抗战史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方面面，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显然也是极为迫切的。研究者应对上述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一定的学习，使得研究真正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

[参 考 文 献]

[1]张玲.河南抗战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J].许昌学院学报，2012(4)：42-47.

[2]彭承福.抗战时期重庆地位的变化和重庆人民的历史使命[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4)：1-5.

[3]李慧.云南人民抗战的历史地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4)：5-10.

[4]萧栋梁.论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J].抗日战争研究，2007(4)：150-166.

[5]李云峰.陕西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贡献[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26-30.

[6]吴明刚.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特点及历史地位[J].中共党史研究，2001(6)：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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