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交流：元代山西信众对敦煌莫高窟的巡礼

敦煌莫高窟与山西五台山，自古以来便是丝绸之路沿线极具代表性的佛教圣地。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传说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佛教流传国家影响很大，因此唐五代一般僧人包括印度僧人都以朝拜五台山为最大的心愿［1］5-6。唐五代这些来自敦煌乃至远自印度的僧人不远千里万里前往五台山巡礼并留下游记，这些游记在敦煌文书中有大量记载，成为今天研究五台山佛教和沿途道路交通的重要文献。这些僧人在返回时，又往往带回有关五台山圣迹的画样，成为各地佛教绘画艺术中的重要题材。莫高窟第61窟又称为“文殊堂”，该窟西壁即绘有大幅五台山图。到了元代，由于疆域的空前辽阔和驿站体系的发达，敦煌与山西地区的佛教交流愈加频繁。来自山西地区的僧人信众不仅长途跋涉数千里前往敦煌巡礼莫高窟，留下数量可观的游人题记，而且一些僧人还参与到敦煌的重大佛事活动中。本文主要利用莫高窟游人题记和敦煌碑刻资料，力图钩稽元代山西僧人信众巡礼敦煌莫高窟和参与当地佛教活动的事迹，籍以探寻元代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交流景象。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游人题记所见山西信众对莫高窟的巡礼

游人题记，泛指礼佛香客或参观游人在壁画塑像上的信笔漫题［2］。莫高窟的游人题记，其时代自唐宋迄于民国，而又以元、清两代数量最多。这些题刻在石窟墙面上的游人题记，为来自各地的信众游客所题写，题主包括官员、僧人、普通信众、军士等，很多题记还留下了题主的来源地等信息，具有丰富的历史与宗教研究价值。

由于元代疆域的空前辽阔和中西交通路线的多元化，汉唐时期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敦煌其地位有所下降。甘肃行省甚至被认为是“僻在边陲”［3］“地在极边”［4］，敦煌位处甘肃最西北，则更为偏远。元朝在敦煌设立了沙州路总管府进行管辖［5］，并派诸王进行出镇［6］。而山西则是元朝的腹里地区，隶属中书省管辖。根据《元史·地理志》，属于今天山西地区的有晋宁路、冀宁路和大同路。尽管敦煌僻在西北边陲，但得益于元朝发达的驿站交通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元朝各地百姓依然可以较为畅达地前往敦煌巡礼莫高窟。

笔者依据法国伯希和著《敦煌石窟笔记》和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曾对莫高窟的元代游人题记进行了统计，共统计出在莫高窟的45个洞窟中留存有至少119则元代游人题记［7］。其中，至正年间（1341～1370）最多，有 47则；至顺年间（1330～1332）有13则；元统年间（1333～1334）有 7则；至大（1308～1311）、天历（1328～1329）、延祐（1314～1320）、至治（1321～1323）年间，各有 5则；大德（1297～1307）、泰定（1324～1327）年间，各有2则。此外至元年号题记共有9则。由于元世祖与元惠宗均有至元年号，因此除莫高窟第5窟至元七年题记、第397窟与第443窟的至元十八年题记可确定为世祖时期题记外，其余6则题记均为至元六年以前，无法判断是世祖时期还是惠宗时期。不过考虑到敦煌历史发展脉络，剩余6则至元题记多数当属惠宗时期（1335～1340）。除以上101则题记书写有年代外，其余18则题记未有年代信息。

从游人题记的题写年代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题记都题写于14世纪元代中后期，尤其以至正年号题记为最多，这也与敦煌历史发展脉络相符。属于豳王出伯出镇时期的大德年间题记有2则；豳王南忽里出镇时期的至大年间题记有6则、延祐年间题记有5则，合计11则；喃答失太子出镇时期的至治年间题记有5则。泰定元年（1324），嗣越王阿剌忒纳失里出镇沙州，属于其出镇时期的泰定年间题记有2则、天历年间题记有5则，合计7则。天历二年（1329）以后，沙州正式由西宁王出镇。特别是至顺元年（1330）以后，西宁王速来蛮家族长期出镇沙州，这一时期敦煌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与历史发展相表里，属于西宁王出镇时期的至顺、元统、至元、至正时期题记至少70则。这与回鹘蒙文题记大多题写于元代中后期和明初的情况相符。从留题者的职业身份看，大多为普通民众，在题记中多以“住人”出现。此外还有官员、僧人、道士、军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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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1看来自今山西地区的晋宁路信众留题有11则题记、冀宁路留题有3则题记，还有1则题记由来自北台山的僧人所题写。因此，山西地区的信众游客共留题至少有15则，少于最近的甘肃行省的26则，同于较近的陕西行省的15则，远多于四川行省的8则。可知元代来自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宁路的信众游客曾频繁地前来敦煌巡礼莫高窟。以下将山西地区信众留下的游人题记进行辑录，如表2所示。

表1 莫高窟游人题记所见信众来源表

来源地区 题记数量 信众分布甘肃行省 26则 沙州路2则，甘州路14则，宁夏府路5则，西凉州2则，永昌路1则，山丹州1则，其他（甘肃黑水街）1则陕西行省 15则 奉元路6则，巩昌府6则，秦州2则，平凉府1则四川行省 8则 成都府5则，夔府路（涪陵县）1则，其他（四川、番色县）2则中书省 18则 晋宁路11则，真定府2则，冀宁路3则，大都1则，其他（北台山）1则其 他 51则 未记载来源地

从回鹘文和蒙文游人题记看，蒙元时期回鹘人和蒙古人的佛教巡礼圈，东面来自永昌府、甘州路、肃州路、宁夏府路等地，西面则有哈密等地的香客［8］。从表1的汉文游人题记看，汉族信众的佛教巡礼圈要大得多。近处的有甘肃行省的沙州路、甘州路、永昌路、西凉州、山丹州等地，题记至少有26则；稍远的有陕西行省的奉元路、巩昌府、秦州、平凉府等地，题记至少有15则；南方有来自四川行省的成都府路、夔府路的信众游客，题记至少有8则；东部地区则有来自中书省的晋宁路、真定府、冀宁路、大都等地，题记至少有19则。其他未记载来源地的游人题记至少51则，多数应是沙州当地信众所留题，因莫高窟在沙州路境内，故多不留题来源地。

以下对莫高窟游人题记所见信众游客的来源和题记数量进行统计，制作表格如表1所示。

由于同一拨信众会在多个洞窟留题，因此以上15则游人题记可合并为数拨信众：

（3）严格工具和设备的管理。必须要加强作业工具的安全管理，对于管理人员和机构的职责要十分明确。定期对相关设备和工具进行检查和维修，防止由于工具出现问题和造成的安全事故。

第一拨信众，据题记5、13、14，来自翼宁路圣寿院僧人刘祖鸿巡礼莫高窟第45、280、289窟并留下题名。留题的来源地均作“太原翼宁路”，“翼宁路”即冀宁路。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冀宁路由太原路改设，元太祖十三年（1218）设立太原路总管府，至大德九年（1305）由于地震而改设冀宁路。此外三条题记可以互补，如题记13作“兴□圣寿院”，题记5作“奂□圣寿院”，可知“兴□”或“奂□”当为冀宁路下的属县或属州。冀宁路下设有兴州，故此处可能为兴州。关于题记的时间，题记5作“至顺二年四月初一日”，题记13作“至顺□□□月初一日”，题记14未载时间，可知刘祖鸿巡礼的时间应为至顺二年（1331）四月初一日。综合三条游人题记，可知来自中书省冀宁路（可能是兴州，今山西吕梁市兴县）圣寿院的僧人刘祖鸿于至顺三年（1332）前来敦煌，并于四月初一巡礼了莫高窟第45、280、289窟。

表2 山西信众巡礼莫高窟题记统计表

注：《笔记》为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一书之略称；《题记》为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一书之略称。

编号题记洞窟 内容 出处题记1 第5窟 晋宁路临洮（？）县冲……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笔记》第367页题记2 第5窟 晋宁路张小二、李小二一十四人法愿点焚香记笔 《笔记》第367页题记3 第6窟 晋宁路住人庆瑞礼拜到此 《笔记》第364页题记4 第33窟 晋宁路住城向行间到此 《笔记》第286页题记5 第45窟 太原冀宁路奂□寿圣院僧人刘祖鸿山寺焚香礼拜，至顺二年四月初一日道了山寺记耳笔 《题记》第16页题记6 第55窟 至元三（？）年七月□日晋宁路 《笔记》第280页题记7 第78窟 至元九年晋宁路临汾县普济院僧人满师到此记耳 《题记》第27页题记8 第78窟 至元十三年晋宁路临汾县闰□村普济院僧人圆满到此记耳 《题记》第27页题记9 第100窟 北台山僧人洪净记耳，元统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笔记》第117页题记10 第126窟 天历二年五月十五日，晋宁路安道坊住人索中到此游耳 《笔记》第72页；《题记》第58页。题记11 第216窟 索中到此记耳 《笔记》第130页题记12 第217窟 索中到此记耳 《笔记》第121页题记13 第280窟 太原翼宁路兴□寿圣院僧人刘祖鸿山寺焚香礼拜，至顺□□十月初一日道了山寺记耳笔 《笔记》第226页题记14 第289窟 太原翼宁路寿圣院僧刘祖鸿／到此耳 《笔记》第251页题记15 第443窟 晋宁路供（？）洞（？）县童泉乡赵化（？）石小大礼拜到此 《笔记》第258页

第二拨信众，题记10、11、12三条题记可以互补，记载了来自晋宁路安道坊的普通信众索中巡礼了莫高窟第126、216、217窟并留下了题名，时间在天历二年（1329）五月十五。

［3］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513.

在《诗与批评》文末，闻一多说:“但是，谁是批评家呢?我不知道。”［15］223此是反语，他不仅以文学史家自居，还是以批评家自居的。至少，在1941年左右，闻一多已经整理了大量的唐代诗歌和诗人资料。他曾对寄寓在他家搜集毕业论文资料的郑临川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好些是经过整理的。”［11］5闻一多有意做诗的批评家，而且致力于编制“技术高、技术精”［15］222的选本，郑临川说:“当我替先生抄写整理《唐诗大系》选诗的篇目时，先生曾告诉我，这些篇目每年要审定增损一次，可见先生对唐诗的研究仍然没有中断。”［11］224

北台高三十八里，顶有平地三五十倾。亦无树［木］，有大龙池，人无敢踢磊落石，□□□／多出墨云，积雪朔消，寒风切骨。／其台山周围八百里，大寺十所，蓝若五□（十）／六所，僧尼三千余人。圣迹极多，不可具述［1］267-268。

由此可见，这位名叫守朗的僧人来自晋宁路绛州的白台寺。据《元史·地理志》，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为元代晋宁路下属的九个州之一，其下还领有七县：正平、太平、曲沃、翼城、稷山、绛县、垣曲，均属下县。从守朗两次参与元代敦煌重大佛事活动并担任立碑人和僧界领袖可知，他获得了出镇敦煌的西宁王速来蛮以及沙州路总管府、敦煌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西宁王速来蛮出镇沙州长达21年之久（1330～1351），留下了较多的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这些文献文物表明，西宁王速来蛮不仅“崇尚释教”“口碑载道”，而且多次作为功德主参与沙州佛事活动，“为觉悟菩提而起心”［10］1-23，对沙州的佛教发展特别是莫高窟的修缮做出了贡献。西宁王速来蛮作为功德主带领家族成员及总管府官员参与勒立《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祈求敦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他还发起重修皇庆寺。对于西宁王速来蛮崇佛的举动，以守朗为代表的佛教界感恩戴德。皇庆寺修迄时，速来蛮也不幸辞世。守朗合掌涕泣，并请刘奇记述西宁王速来蛮功德，勒石纪念。

总之，属于今山西地区的大同路、冀宁路、晋宁路三路中，未见有来自大同路的游人题记。总共15则题记中，来自晋宁路的有11则，占绝大多数；来自冀宁路的有4则。若从游客身份看，题记5、7、8、9、13、14均为僧人留题，其余皆为“住人”也就是来自山西的普通信众所留题。

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记》碑与山西僧人守朗

从上文对莫高窟元代游人题记的统计和辑录看，来自今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宁路的僧人和信众对莫高窟的巡礼频次相对较高，这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在研究《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及《重修皇庆寺记》碑等敦煌元代碑刻时，我们发现今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宁路的僧人和信众还参与到敦煌的重大佛事和政治活动中，这显示了元代敦煌与山西特殊的政治和宗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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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9］110。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图1）勒立于至正八年（1348），为西宁王速来蛮出镇敦煌时作为功德主带领其家族成员、总管府官员所刻。碑石上方刻写“莫高窟”三个汉字，中央阴刻四壁观音坐像，像旁刻有“起初”二字。观音像上方刻有梵文、藏文，左侧刻汉文、西夏文，右侧刻回鹘文、八思巴文，均为六字真言，即汉字的“唵嘛呢叭咪吽”。汉文六字真言外侧为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妃子屈术，脱花赤大王、太子养阿沙、速丹沙、阿速歹、结来歹等人姓名；回鹘文六字真言外侧为勒碑纪年，以及僧人守朗等人姓名。观音像下方为沙州路河渠司提领威罗沙等59人题名。碑文后题有立碑时间和立碑者：

《重修皇庆寺记》碑文记载：

那么守朗是何人？在《重修皇庆寺记》碑（图2）中出现了关于他的更多信息。

云时至正十一年岁次辛卯八月上日／刘奇谨志。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守朗立石、奢蓝令梅。／沙州司吏吕文德、张思敏、法师、孙东巴……［9］112-113

我开门，进到屋子里，撒了一泡长长的尿。我离开时，习惯性地扫视了这猪窝一样的栖息地，我发现里屋李大头的门没有锁。我一直对里屋充满好奇，我将脸凑上去，透过门的缝隙，发现里屋没有人。卫生间有动静。我由此判断，李大头在卫生间。

因此，题记9中的“北台山寺僧人洪净”当为五台山北台某处寺庙的僧人。元代五台山由台州（今山西五台县）管辖，属于冀宁路。那么，上面15则游人题记，有11则来自晋宁路，4则来自冀宁路。

图1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碑

图2 《重修皇庆寺记》碑

（图片采自敦煌研究院网站http：／／public.dha.ac.cn）

《重修皇庆寺记》碑碑阴记载了沙州路施主约79名，肃州路施主约15人，皆为当地的官员、僧人和普通信众。其后还记载：

晋宁路施主：殷君详、米克谅、安和甫、费教士、李观音奴、徐子周、苏贵、李文殊奴、矾通甫、邓爷爷、梁受卿、侯国瑞、阎仲方、魏孔益、邓长受、乔小广、卫清甫、王和甫、孙敬甫、解直甫、祁文焕、何行简、王小孝谦、赵克忠、李侍中、侯德卿、杨五。［9］114

以上记载的晋宁路施主多达27人，仅次于沙州本地施主人数，远多于肃州施主人数。此外，今山西太原北部阳曲县有三座墓塔，日本学者松田孝一先生在西塔上面发现了“至正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敬奉喃答失大王令旨管领东三州打捕鹰房都禁山官拜延帖木儿墓铭”的记载，表明拜延帖木儿曾由喃答失大王任命［11］。另据《元史·地理志》记载阳曲县为冀宁路属县。阳曲县西塔上的“喃答失”为豳王出伯之孙，曾出镇肃州、瓜州、沙州一带。由此可知，元代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宁路的僧人、信众与敦煌的佛教交流，很可能与上述政治联系有关。

三、余论

元代时期，来自山西晋宁路和冀宁路的僧人、信众不远数千里频繁巡礼敦煌莫高窟，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游人题记，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人守朗和众多施主还参与到敦煌的重大佛事活动中，这不仅体现了莫高窟在山西佛教徒心中的崇高地位，也展示了元代丝绸之路上热络的佛教交流景象。在此种佛教交流之下，史料也透露出元代敦煌与山西地区之间非同寻常的政治关系。对于佛教方面的互动交流，本文藉由莫高窟游人题记和敦煌碑刻资料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揭示；而对于此种佛教交流背后的政治因素，虽然有所提及，然尚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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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81.

其余的题记，由于内容漫漶而无法判断是否为同一拨人所留题。题记7、8记载晋宁路临汾县闰□村普济院僧人满师和圆满，分别于至元九年（1272）和至元十三年（1276）前来莫高窟巡礼。题记1漫漶较为严重，时间、题主不明，来源地是晋宁路临洮（？）县，据《元史·地理志》应为“晋宁路临汾县”，为伯希和误抄。题记15记载题主的来源地为“晋宁路供（？）洞（？）县童泉乡”，据《元史·地理志》应为“晋宁路洪洞县”，并可知该县之下还有童泉乡的设置。题记9内容完整，记载了元统二年（1334）三月二十三日北台山僧人洪净巡礼莫高窟第100窟，“北台山”应即五台山之北台。英藏敦煌文书S.529《诸山圣迹志》记载五台山之北台：

［4］解缙，等.永乐大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6：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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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J］.敦煌研究，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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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阿不都热西堤.亚库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回鹘文《西宁王速来蛮赞》新探［G］／／西域文史：第6辑，2011：61-77.

但这些职称系列与科普辅导员本质工作并不契合，以群文馆员系列为例，评职称的要求主要以群众文化实践经验、展览演出、获奖成果、文学创作、课题研究等方面展开。其评价指标和科普辅导员在展厅工作内容关联度不大，两者无法有效结合，职称评定时存在较大难度。同时，作为科技馆工作者，参与群文系列与文化馆、群艺馆的文艺工作者共同参与评比或者是参与文博系列馆员的评定，与文物、博物馆系统人员竞争，在提交的资料和业绩上处于不利地位，通过率较低，打击科技馆从业人员参评积极性。

［11］松田孝一.元朝的分封制度——关于邠王（豳王）出伯与邠州的关系［M］／／聂鸿音，孙伯君.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