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童”还是“传知识”？——论《儿童知识》的历史处境和选择

《儿童知识》作为一个儿童期刊，它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949年)，并扎根于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地上海。它所面临的历史境遇和做出的历史选择，可以作为同时代儿童期刊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为儿童传递知识的儿童刊物，它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儿童本位”思想，还有具体的时代语境。在它为儿童所传递的知识的背后，隐含着“为儿童”还是“传知识”的矛盾历史选择。深入探讨刊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选择，为更好地理解《儿童知识》提供了别样的一个思考维度。

一、《儿童知识》的创刊、生存和发展

《儿童知识》是儿童书局出版发行的一个儿童期刊，自1946年7月10日创刊至1949年4月终刊。月出1期，中间无间断地一共出了34期* 本文所提及的具体报刊内容均是参考晚清、民国期刊全文库中的《儿童知识》相关资料。(据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资料显示是一共33期，1949年3月停刊)。创刊人是张一渠，他自己经常用笔名徐晋发表作品。第5期起加入主编人陈鹤琴；第7期起加入编辑人杨士枬、钟珍和绘图人陈江枫、丁琛；第11期起编辑人改为严大椿和钟珍，主编人除陈鹤琴外加入胡叔异，绘图人丁琛改为丁深(疑是原来有误)。其中第6期至第25期还刊载了丰子恺的漫画。期刊的主要栏目有《图画知识》《时事知识》《诗歌》《科学常识》《公民故事》《趣味故事》《历史故事》《成语图解》《竞走游戏》《劳作》等，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世界新闻、国家时政，小及生活常识、识字计算，主要表现形式是图画，文字只是做相应的说明。

《儿童知识》得以创刊和发行主要得益于创刊人张一渠。张一渠本人是一个颇具才学的书画家，在创办儿童书局之前，曾于1929年担任上海泰东书局经理。出于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他对20世纪30年代几家大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进行了相关考察，发现各大书店仅仅注重编印中小学教科书，而对儿童读物和小学教育的补充教材缺乏重视。他由此意识到，办一家出版儿童读物的专业书店，为全国的小学生提供优良读物，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此，他于1930年与石芝坤一起筹资3000银元创办儿童书局。儿童书局的出版物，以推进儿童教育为目的，注重出版适应儿童阅读能力的书刊和研究儿童教育的书籍。《儿童知识》的这一创刊宗旨，取得教育界陈鹤琴、陶行知、周作人、董纯才、丰子恺、楼适夷等作家的支持。[1]这为儿童书局的正常运转保证了稳定的稿件来源。如周作人曾在儿童书局出版过《儿童文学小论》，并在序中写到：“十九年冬忽然接到张君来信，说现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为儿童一切用书，叫我给他帮忙。这事我是很愿意做的，因为供给儿童读物是现今很切要的工作。”[2]由此可见，创办人张一渠终其一生对于儿童出版事业的努力和奉献，是《儿童知识》得以创办和持续发展的极大动力。

陈升茶厂成立于2006年，经过12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拥有300余名员工，数百户签约农户，集普洱茶精制加工、生产、销售及茶文化和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省级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而陈升茶厂所在的勐海县被称作“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吸引着大批企业家投资设厂，其中包括一些不规范的代加工企业，他们在规范化生产、人力、设备等各方面投入成本低，有些甚至存在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和扰乱了市场秩序，对大型民营企业发展也造成了很大压力。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注重儿童教育和开启民智的社会思潮为《儿童知识》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儿童知识》是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光明和黑暗力量较量的战线之中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儿童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成为阶级较量的主要焦点。正如第34期的《新中国的主人翁》中写到的：“儿童儿童，天天上学，读书用功，伸出双手，做工劳动，新中国的主人翁，手脑能并用。”这里表现的就是当时国家对于儿童的期望。进步势力和民间关注儿童教育的办报人士，都共同关注着儿童教育的发展。他们希望将儿童培养成身体健康、思想进步、热爱祖国、崇尚科学的新时代儿童。因此，创办儿童刊物是除正式教育之外的一个重要的教育途径，也是儿童刊物呈现持续兴盛之势的重要原因。此外，报刊中有多处提到家庭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这为儿童能够读到《儿童知识》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也为《儿童知识》赢得了稳定的读者市场。《儿童知识》为了保证稳定的资金周转，必须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能被广大家庭接受和喜爱的儿童刊物。

因创刊人张一渠的主观努力、注重儿童启蒙和儿童教育的社会思潮、稳定的读者市场、刊物内容丰富有趣、符合时代背景的自我宣传和经营策略等多方面因素，才使《儿童知识》得以创办并持续发展。

（1）网络资源种类不全，建设质量不高。各高职院校的精品课程资源库、教学资源库等网络教学资源还存在门类不全、重复建设等问题，部分网络资源质量不高。（2）网络设施系统落后，网络速度缓慢。一方面是由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系统不够完善，存在网速慢或网络资源无法打开的情况；另一方面是网络资源访问权限低，网络资源访问受限的问题较突出。（3）网络资源平台不兼容，使用不便。由于各种网络资源使用的检索方式、系统平台不统一，给用户使用资源带来诸多不便，检索效率低。（4）网络资源读者认知度低，使用范围小。有些高职院校中还存着读者“不知道有什么，不知道如何用”的现象，网络资源认知度低，读者范围小，网络资源浪费严重。

二、《儿童知识》的“知识”分析

从《儿童知识》的办刊宗旨“增进儿童知识，启发儿童思想”[4]看，该刊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儿童传递各种知识以图达到启发童智的效果。作为一个为儿童普及知识的刊物，应是以一种轻松的、有趣的方式向儿童传递各方面知识的，作者和编辑对于刊物内容的考量应该是适应儿童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的。可是仔细分析刊物内容可发现，许多漫画故事和文字说明都没有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儿童作为知识的受体，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些被隐藏的“知识”与“儿童本位”之间显然是矛盾的。但是结合当时的办刊背景和社会现实以及刊物运营等多重因素考虑，又会觉得这种矛盾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胡适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儿童刊物的发展。《儿童知识》作为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必然要受时代发展背景的因素影响，期刊所呈现出来的局限同时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避免的烙印。故，可以通过对《儿童知识》在特定时代面临的矛盾选择进行分析，去理解《儿童知识》所做的历史选择和呈现给读者的知识。

第一大类知识可以归纳为基于培养儿童价值观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知识。这类知识的宣传旨在把儿童培养成一个有国家荣誉感、铭记国家历史，具有基本的公民意识和良好思想品德的国家小公民。其具体体现在：对抗战胜利的呼唤、对日本罪行的控诉、对国家建设的信心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拥戴。如第2期《上海的八一三》，以日历的形式展现了从1937年—1946年之间的10个8月13日发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从全面抗战开始、到上海沦为孤岛、再到日军在上海的种种恶行，直至最后日本投降。对日本在上海犯下种种罪行的揭露，就是让儿童铭记历史，心系国家荣辱的表现。再如第5期的《小孔杀敌人——忠勇为爱国之本》讲述了小孔投效游击队，机智勇敢地与日本军搏斗，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要想运用目标管理理论来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首先，要确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目标，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得到了提升，那么其自身价值的提升就会更加容易，因此，学校应对这方面重视起来。其次，大学生要审视自身的发展目标，给自身的目标一个准确的定位，对最基本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等进行培养，使自身的目标能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对目标的调整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不能过于死板，不知变通。

在《儿童知识》背后所隐藏的“知识”之下，需要考虑的是编者为何要将期刊中所传达的知识选择为超出儿童理解范围的？是出于对“儿童本位”思想的忽略，还是别有意图和苦衷？这都需要有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儿童知识》传递的许多知识并非仅仅是面向儿童的，而是面向任何一个可能会看到此刊的广泛读者群。何以见得呢？通过此刊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知识是超出学前儿童和低年级儿童的理解范围的，都是需要有成人辅导解释的。如第17期中的《什么叫联合国》对于世界组织的介绍以及第6期中的《国民大会》对国家法律的制定解释，显然都是儿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更像是一个国民知识普及的读本。由此可见，此刊在部分“知识”的传递上面，有超出普通儿童群体的范围去主动拓宽阅读群体的倾向，同时可以折射出《儿童知识》在假想读者对象上的游离。

从以上对于《儿童知识》中的“知识”的归纳分析，可以发现报刊中所传递的知识，绝非单纯的文化知识普及，在这些知识的背后，隐藏着丰富而驳杂的声音。《儿童知识》作为一个儿童启蒙期刊，它必定要承担起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社会责任。这就决定了《儿童知识》中包含着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内容。这不仅仅是《儿童知识》的编辑者们希望表达的声音，也是国家和人民希望听到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全国人民都处于国家建设的大潮之中。国家和民族在建设和发展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家后备力量的教育和培养。于此，那些宣扬爱国主义的“知识”里传递的是国家和民族对儿童的一种想象的建构。“儿童作为成人世界的‘他者’，其本位的身份不过是成人世界对其文化的建构与想象。”[3]

第三大类是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表现当时国家状况和人民生活现实的知识。一部分是对当时国家面貌的展示。如第4期的时令诗歌《菊花黄》，“菊花黄！上下都为建国忙，建国怎比抗战易，任何困难要担当，菊花从来不怕霜。菊花黄！我们为了求学忙，智识技能学好了。人家不帮自家帮，菊花独立占秋光。”这首诗歌展示了国家忙于建国，虽困难重重，但是有勇于担当的积极心态。作为儿童，他们也应该与国家一样，忙于自身建设，学习知识和技能，以实现日后的独立和自强。还有一些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再现，如刊物中多次提到的物价上涨和人们生活拮据的现实。第20期《弟弟的新装》，“太贵了，不买！更贵了！！不买！！开年还要贵一倍！！！只得买了！！！弟弟的新装，爸爸的薪水。”在第19期的《新年乐》中更是直呼“新年有个新希望，只望物价不再高，只望米价不再跳”。

潮湿或者是霉菌和真菌等因素的存在，在这里显然是相关的，室内空气的化学成分也是如此。在城市地区，室内VOCs的水平通常比室外高出2～5倍。

第二大类是拓展儿童视野、增强儿童动手能力的常识类和操作类知识。具体体现在《生活常识》《动物常识》《地理常识》《卫生健康》《寓言》《成语故事》等栏目的设置。如第4期的《世界最大的望远镜》和第18期的《全世界最大图书馆》，以一种向儿童介绍世界之最的方式拓展他们的见识。再如第21期的《灭火的方法》和第16期的《电的应用》，向儿童介绍了各种生活常识和知识。除此，还有剪贴手工和画图等关于儿童动手操作能力的知识，如第1期的《做一把椅子》和第23期的《自己来做沙滤器》。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儿童教育中，有注重培养儿童动手操作能力的倾向。

《儿童知识》中如此广泛的知识，除了真正面对低龄儿童的有趣故事、漫画、寓言、儿歌、游戏等方面的内容，那些映射国家和社会现实状况的知识是超出办刊宗旨范围的。作为一个儿童刊物，编者不仅仅想给儿童传递各方面的知识，而且想借儿童教育的方式承担起文学的社会干预作用。当《儿童知识》中的一些儿童歌谣被口口相传的时候，这些儿童知识就转化为一种传达人民心声的力量。如上面所分析到的期刊中多次出现的对于物价上涨的呼声，“只望物价不再高，只望米价不再跳”是作为一个孩子的新年愿望出现的。设想一下，作为一个学龄前或低年级儿童，他们的新年愿望怎么会含有如此世俗化的成分。由此可见，编者在期刊内容的把关上表现出借儿童之口表达广大民众心声的意图。不仅如此，儿童报刊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儿童作为国家未来的重要发展力量，这两者都是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争夺对象。

三、“知识”背后所承载的历史选择

对《儿童知识》的整体知识框架和具体内容进行分析，不禁思考《儿童知识》想要传递给儿童的“知识”是怎样的，这些“知识”的背后隐蔽着怎样的意图和目的，这都是研究本期刊需要考察的重要问题。

2014年，随着鹤地水库周边环境整治，红湖农场农业结构迎来再次优化和转型。农场积极配合，拆除靠近水库的猪舍，同时对既有鱼塘进行整治，改变养殖鱼种与方式，确保水质达标。种植荔枝8000余亩，番石榴4000余亩，全场水果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

首先，是“为儿童”还是“顺潮流”的矛盾。从“儿童的发现”过程，可以发现儿童群体的发现主要是归因于儿童这一群体的文化价值和生命形态价值。在国家危亡和民族振兴之际，儿童的发现、儿童的教育以至于儿童文学都上升到一个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问题。“三年解放战争，是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它在儿童文学领域也得到尖锐的反映”[5]，革命的、进步的儿童文学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之列。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加紧对进步书刊大搞查禁、迫害……另一方面，千方百计争夺儿童读物阵地，控制出版机构，对广大儿童施行法西斯愚民政策。”[5]儿童这一群体已经成为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争夺对象，儿童的发现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举措问题上，战略之下的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化的发展必定是以符合国家对于儿童的想象而建构起来的。而“儿童本位”思想强调的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都应以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征和儿童情感需要为标准。这两者之间必定是有矛盾和冲突的。回归到本文的中心对象《儿童知识》这一儿童期刊，结合上文对《儿童知识》的主要内容分析，可发现其对于儿童的知识普及定位主要是重视知识和经验的教育，将儿童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儿童。这正是《儿童知识》在单纯“为儿童”与“顺潮流”两者之间做出的选择。

其次，《儿童知识》面临着为儿童建构一个“童话世界”还是“把现实还给儿童”的矛盾。作为一个为儿童传递知识的期刊，该刊对于知识的选择是为儿童创造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还是让儿童见识生活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个尖锐的思想矛盾斗争，也是《儿童知识》在特定时代语境之下面临的选择。上海文艺界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过一场“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的论战。上海文艺界的落后分子出于为统治阶级掩饰罪行的目的，提出儿童文学不应暴露黑暗的主张，而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为此举行一个笔谈会，最后论战的结果指出：“儿童文学必须暴露当前政治所造成的贫穷、黑暗，这是儿童文学写作者不可躲避的责任，但同时必须向儿童大众指出一条奋斗的路(集体的，有正确领导的)以及光明的胜利的前景，勿使儿童因为只看到目前的黑暗，看不到出路而悲哀，绝望。”[6] 1946年6月成立的“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后改为“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由李楚材、陈伯吹发起，得到陶行知、陈鹤琴、仇重、金近等十余人的支持。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在筹备之初的集会上提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儿童文学，提出了必须反映时代，指导儿童注意政治，注意社会现状等主张。”[7] “必须把血淋淋的现实带还给孩子们，要跟政治和社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8]，这是联谊会在一年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以上种种资料表明，《儿童知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整个儿童刊物面临的时代论争之下，它所做出的选择是顺应革命进步势力的奋斗方向的。《儿童知识》中涉及的时事新闻、国际形势、物价上涨等内容，都是让儿童认清现实生活，将儿童培养成一个可以认清社会形势的社会人。而不是在人民生活困苦的圈子里，用童话为儿童塑造出一个脱离现实的美好世界。

能耗监测是能源管理的基础。一方面，只有知道各环节有多少能耗，各区域需要多少能耗，才能通过比对，发现不合理的用能模式，继而通过优化系统的运行模式，实现管理节能。另一方面，没有实际用能数据指导下的技术节能，很可能成为仅仅攀比“节能技术”的使用数量，将节能工作引入歧途。这是北医三院节能工作始终坚持以数据为导向的原因所在。

此外，作为一个刊物，《儿童知识》的创办、编辑和出版等一系列环节，都需要考虑刊物运营等现实因素。此前谈论到的刊物各种发展和定位，都是基于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即刊物可以正常地维持运营。要确保《儿童知识》的正常运营，就要求期刊的内容不仅要赢得儿童的喜爱，还要得到父母甚至是学校教育者的认可。故，从打开读者市场，保证期刊的正常运营来看，期刊中刊载的那些超出儿童理解范围的知识，可以理解为是迎合普通大众读者口味的策略之一。当《儿童知识》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儿童阅读，而成为一个同样适合父母的家庭读物，购买《儿童知识》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得到了最大化。如第18期的社会故事《组织小图书库》，姐弟俩想让爸爸再去购买课外读物，但是爸爸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了，于是出主意让校长组织大家把自己的读物拿到学校建立一个小的图书馆，大家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共享图书资源。这个故事表明，普通家庭已经处于没有闲钱购买课外读物的窘迫之中。从《儿童知识》发行的34期的内容来看，在第6期有过一次提醒读者续订的告示，第20期有一个八折优惠券的促销，可见报刊在维持运营方面的确出现过一些压力。《儿童知识》在读者对象上的游离和有意拓宽读者群体的做法都是出于维持期刊运营的必要手段。

综上，可以看到《儿童知识》在“为儿童”还是“传知识”的选择定位上，倾向于后者。“为儿童”本是一个儿童报刊的基本宗旨，“儿童本位”是儿童报刊理应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儿童知识》的历史语境之下，这些都让位于国家对于儿童的想象和形象塑造。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对于儿童读者的争夺，以及其中包含的各种斗争，都使《儿童知识》只能放弃儿童报刊本应有的单纯的趣味性，而不得不传递各种爱国的、历史的、现实的知识。这既是对既有的历史语境和时代斗争的一种被动回应，也是报刊明确表明自我立场的主动选择。

《儿童知识》所呈现的内容是办刊的宗旨和选择的表现，以“为儿童”为宗旨，却没有做到真正的“儿童本位”。在“为儿童”还是“传知识”的选择上，《儿童知识》选择了“后者”。这是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报刊的运营等主客观因素紧密相联的。一方面，刊物确保了应有的趣味性，也顺应了注重儿童培养和教育的社会思潮，于儿童启蒙、儿童教育有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时代语境和矛盾斗争之下，《儿童知识》除了单纯地“为儿童”，还主动承担了作为社会文化建设主人翁的时代责任，积极参与和响应进步势力对儿童文化事业的建设，这是其没能做到真正“为儿童”的深刻历史原因。

[参考文献]

[1]楼炜春.一生心血为儿童[G]//政协余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余姚文史资料：第8辑.1990：119.

[2]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

[3]徐静霞.被遮蔽的童年——再谈现代性视野中的“儿童”起源[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23(2)：8-10.

[4]简平.上海儿童报刊简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65.

[5]蒋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314.

[6]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教研组.儿童文学教学研究资料(内部资料)[A].1979：267.

[7]中国儿童读物作者协会.1948年儿童文学创作选集[M].上海：中华书局，1949：1.

[8]少年儿童出版社.现代儿童报纸史料[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