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国有化水平与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基于双寡头垄断模型的研究

一、引言

与私人产品相比，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这是政府介入教育领域的重要理由。但是，实践证明，所有的教育产品都由政府来提供和生产会极大地增加财政负担，而且某些教育产品具有一定排他性和竞争性，为了避免“搭便车”，很多领域例如职业教育需要市场机制的介入。因此，从整体上说，教育是一种混合产品，需要政府和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在中国教育领域的配置资源功能与日俱增，混合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混合质量却不佳，出现纯粹公办活力不足和纯粹民办办不好的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教育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为中国教育领域改革指出了新的方向——混合所有制。

《决定》指出，“国有教育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可以将混合所有制理解为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或资本在宏微观领域的高效融合。具体而言，混合所有制具有宏微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宏观层面是指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之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微观层面而言，混合所有制是指在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层面实现产权多元化，打破国有股“一股独大”，形成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高效互融，优化企业的产权、股权与治理结构。从实践而言，中国教育领域在宏观层面已经形成国有、集体、民营、外资、个人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但从微观层面来看，教育机构的混合所有制尚未发育成熟，不同性质资本在微观领域尚未形成高效互融，这也是混合所有制发展的重点。

在我们河浦，随哪个出远门，只要跨过了家门槛，即便有要紧的东西落下也不回头，图的就是一个顺字。我瞄了眼大梁，往日他是不信这个邪的，出门后落下么事，想回去拿他照样回。今朝这话，有点儿不像他说的。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转回去，拿上才安心。

本文所要研究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指的是微观层面教育机构的产权多元化。积极发展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有利于拓宽教育经费来源，优化经费结构；加快教育领域的去行政化，激发办学活力；推进教育领域引入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打破公办院校编制限制，实现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职业教育领域率先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办学，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那么，在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不同教育领域的最优国有化水平如何确定？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符合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这对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混合所有制办学功能，供给高效率、高质量的教育产品至关重要。如果国有化水平过高，非国有教育资本的控制权不足，则难以吸收优质的非国有教育资本进入，导致资源过度利用和供给不足；如果国有化水平过低，虽然增强了供给并抑制了过度消费，但无法充分体现出教育的公共性，最终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增进。

关于中国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滞后于实践。在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之前，中国教育领域在宏观层面已经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在某些微观层面也出现了混合所有制办学。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以来，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发布后，学者们对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的关注越来越多，对其内涵、可行性、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董圣足，2016）[1]。在已有研究中，职业教育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是研究重点，学者们围绕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的特征、面临的问题（如产权不清晰）、国外经验借鉴、混合所有制治理、顶层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雷世平，2016[2]；吴益群、范可旭，2016[3]；陈丽婷，2017[4]）。纵观这些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混合所有制发展有助于解决目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但教育领域的特殊性导致其混合所有制发展面临着产权不清晰等一系列难题，需要转变观念，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已有研究对本文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规范性研究，没有涉及或深入揭示混合所有制办学中的最优国有化水平的决定机制以及内在作用机理等问题，对此，本文认为可以借助双寡头垄断模型进行探索。

可见，外部性越大，则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有化水平就越高。对于教育产品而言，外部性最大、公共性最显著的是基础性教育，在中国表现为义务教育，因此政府的介入程度非常高。在中国，义务教育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几乎全部由政府提供，国有化程度非常高。而对于个人技能培训等外部性较低的教育产品，市场化程度则很高，主要依靠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调节，政府虽然有相应的补贴，但国有化水平要低很多。这些现实与本文的分析结果相符。

二是抓好基层领导干部培训。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做好国土资源工作，需要大力夯实基层基础。为此，省厅特别重视对县级人民政府分管国土资源工作领导的学习宣传。在省委组织部的支持下，省厅连续多年在省委党校开展县（市、区）领导干部国土资源专题培训，专门编印《国土资源重要政策文件》《国土资源管理基本知识》，厅领导亲自讲课，以利他们加强对基层国土资源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同时，紧紧盯住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这支队伍，直面基层一线工作实际，采取编辑教材、选派师资、座谈交流、学习研讨等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培训，推动基层工作。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最优国有化水平及其决定机制，构建由混合教育机构构成的双寡头垄断模型，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一：存在一个双寡头垄断市场，由两家实行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教育机构构成，分别是教育机构1与教育机构2。双方围绕产量（q）进行古诺竞争。市场需求函数 p=a-qi-qj，i、j的取值为1或2，而且i≠j。两家教育机构的国有化水平，即国有教育资本比例为β，非国有教育资本比例为1-β，0≤β≤1。具体到中国实际，学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等改制决策必须要经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目的是保障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和办学方向的正确性，因此可假设国有化水平由政府掌握，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教育产品生产数量教育机构自行掌握，以追求教育机构效用最大化。

假设二：随着中国教育行业壁垒的逐步降低及持续有效的政策供给，越来越多的私有资本进入到教育领域，并占据了一席之地。例如，新东方、好未来等国内私营教育机构的翘楚积极投资各大教育领域，并不断开发新型教育模式、教育平台和教育理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很强的竞争力，是对传统公办教育体制僵化、缺乏创新等弊端的有益弥补。可以说，在中国的教育行业，业已存在规模巨大且优质的私有资本，将其与国有教育资本有机融合，实现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提升教育机构整体效率。为了反映这种现象，假设两家教育机构采取的生产技术相同，没有固定成本，边际成本取决于国有教育资本、非国有教育资本的效率以及两者的持股比例，因此两家教育机构的边际成本为 c1=c2=βb1+（1-β)b2。b1、b2分别反映国有教育资本和非国有教育资本的生产效率，值越高，意味着效率越低。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假设存在两种资本效率对比情况：一种情况是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高于国有教育资本，即b1>b2，例如George&Manna（1996）[10]，这种情况适用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优势明显的教育市场，引入非国有教育资本有助于降低整体成本；另一种情况是b1=b2，国有教育资本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相同，例如Das&Ray（2010）[11，这种情况考虑的是非国有与国有教育资本在效率方面各有优势，难分伯仲，或者在引入后未充分融合，导致办学成本没有降低，这是混合所有制办学过程中极易出现的问题。关于国有教育资本效率高于非国有教育资本的情况不予考虑，因为如果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明显不足，国有教育资本也不会选择与其融合，混合所有制办学也没有意义。

假设三：考虑到教育产品的外部性，与已有文献普遍采用的社会福利函数（w=πi+πj+cs）的构成不同，假设整体社会福利函数w=πi+πj+γcs，cs代表消费者剩余；γ代表教育机构生产的产品对其他行业消费者所产生的外部性大小，γ≥1，值越大，意味着外部性越大，例如义务教育；反之，则外部性越小；当γ=1时意味着没有外部性，此时的教育产品为完全的私人产品。同时，在既定的外部性下，教育产品产量越大，产生的正外部性也就越大。通过外部性大小的设置，可对我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进行划分，反映各类教育的特殊性，并考察其最优国有化水平，进而为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提供理论依据。

假设四：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教育机构的股权由政府和非国有股权所有者共同掌握，根据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混合所有制教育机构追求社会福利和利润的双重目标，倾向程度由不同性质资本掌握的股权比例决定。参照Jain&Pal（2012）等学者普遍采用的假设，其效用函数为社会福利与利润的加权平均数，Ui=βw+( )1-β πi，i的取值为1或2。根据此效应函数，国有化水平越高，则教育机构越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反之，则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假设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反复强调国有资本控股地位以及改革红线的原因，即要保障企业决策目标的公共性与方向的正确性。将此假设与假设二中的成本假设相结合，可以发现，国有化水平的优势在于目标的公共性，而非国有教育资本的优势在于体制灵活、创新意识强等带来的高效率或低成本，这也是我国为何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同时又坚守改革红线的重要原因。

假设国有教育资本效率低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即 b1<b2。

基于两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本文采取逆向归纳法来推导国最优国有化水平 β*，进而分析外部性以及不同性质资本效率对β*的影响。

第一阶段，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最优的国有化水平 β*；

第二阶段，教育机构基于各自的效用最大化目标进行产量决策，通过古诺竞争产生均衡产量q1*与q2*。

（二）模型分析

回过头去看，一月份上证指数继续延续上升趋势，在大蓝筹的托底下节节攀升至3587点的高点，随后调整500点，大盘单季下跌4.18%。如果继续用券商2017年的策略，买入大白马然后持股待涨，没有把握好节奏，基本上一季度不会有超额收益。

1.国有教育资本效率低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假设五：政府与两家教育机构之间进行两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具体包括：

首先，分析第二阶段的博弈。该阶段由两家混合所有制教育机构之间的产量博弈构成，双方皆追求教育机构效用最大化。

由，可以得到两家教育机构经过古诺竞争后的均衡产量：

2.义务教育

 

其次，再看第一阶段的博弈，将式（1）代入社会福利函数函数，可以得到：w=为了保证产量和社会福利为正，必须满足1≤γ<2，即外部性不可过大，否则机构将不会生产。

政府基于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决定国有教育资本比例，由

 

可以得到在不考虑取值范围时β的三个值，也是W(β)函数图像的三个顶点：

 

经分析得 β1>1、β3<0且 β2、β3关于对称。在此情况下，结合社会福利w(β)的图像考察γ的变化、不同性质教育资本效率差异的变化对最优国有化水平 β*的影响。运用MATLAB2016和MAPLE7.4软件进行图像模拟，可以得到，最优国有化水平β*=1或β*=β2<1，进一步得到命题1：

命题1：教育机构最优国有化水平受外部性及国有和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差异的影响。当外部性高于一定程度，或国有教育资本效率不低于一定水平，则完全的国有化是最优的；否则，混合所有制是最优的所有制结构，随着外部性越强，国有教育资本效率越高，则国有化水平越高。

由于遥感影像覆盖范围广，特别对于小班分布零散或者小班数量大的县区，极容易出现漏看漏判的情况。为避免这一情况，可添加辅助判读的渔网。

为了印证命题1的结论，举例说明外部性对最优国有化水平的影响。假设a=5、b1=2、b2=1，此时随着 γ的增大，β*越来越高。见图1-4。

  

图1 γ=1.45时的w(β)

 

注：此时 β*=0.621

  

图2 γ=1.5时的w(β)

 

注：此时 β*=0.809

  

图3 γ=1.7时的w(β)

 

注：此时 β*=0.972

  

图4 γ=1.8时的w(β)

 

注：此时 β*=0.998

目前，国内外基于双寡头垄断模型探索企业最优国有化水平的研究十分丰富。学者们基于寡头垄断模型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产权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及政府的腐败行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高效，应对国有企业实施完全私有化改造（Shleiefr&Vishny，1994[5]；Megginson&Netter，2001[6]）。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并非一无是处，国有产权性质导致其经营目标与非国有企业不同，更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由私有企业构成的纯寡头垄断产生的社会福利要低于混合寡头垄断，国有股比例最优受市场竞争类型、教育机构效率、产品差异化、委托代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的私有化，甚至完全的国有化在特定情况下是最优的（Saha&Sensarma，2011[7]；Matsumura，1998[8]；Jain&Pal，2012[9]）。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双寡头垄断模型的运用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双寡头垄断模型考察了特定市场中两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而得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下的最优决策，是考察企业理性决策行为的有效方法。一方面，只考察两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简化分析，更易于得出结论，其揭示的内在作用机理同样适用于多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便于进行深化扩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竞争类型、成本和效用函数等要素的设计将其应用于大量的现实经济问题。因此，双寡头垄断模型是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有效方法，实践证明其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性。但是，已有研究在采用双寡头垄断模型时，实际上假设生产的产品是私人产品，没有考虑到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函数设置上只考虑到本行业而未考虑到对其他行业的外部性。这种前提假设不符合教育行业特征，教育行业作为一个正外部性十分显著的行业，对其他相关行业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性，这也是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教育产品供给的双寡头垄断模型，将外部性引入并修正社会福利函数及产品供给者的效用函数，以此来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中的最优国有化水平，为教育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办学路径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向指引。

再举例说明不同性质资本效率差异对最优国有化水平的影响。假设a=5、b2=1、γ=1.5，随着b1的不断加大，β*越来越低，见图5-8。

  

图5 b1=2.1时的 w(β)

 

注：此时 β*=0.702

  

图6 b1=2时的 w(β)

 

注：此时 β*=0.809

  

图7 b1=1.9 时的 w(β)

 

注：此时 β*=0.862

  

图8 b1=1.7时的 w(β)

 

注：此时 β*=0.920

可见，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相对越高，或国有教育资本效率相对越低，则国有化水平就越低。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国有教育资本在某些教育领域存在体制僵化、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有产权的天然弊端，即产权难以清晰划分，无法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而非国有教育资本已经在实践中证明其不但能有效地提供教育产品，而且拥有良好的供给效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非国有教育资本已经深入到各个层次的教育领域，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混合所有制办学是未来教育领域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根据不同行业国有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情况，灵活地制定最优的国有化水平。

2.资本效率相同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再考察国有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相同时的博弈情况。

在第二阶段的产量博弈中。由可以得到两家教育机构经过古诺竞争后的均衡产量：

 

将式（2）代入社会福利函数函数，可以得到：

还记得，谢晋在拍摄《牧马人》的时候，为了使男主人公许灵均住的小屋，显出多年风吹雨淋破旧不堪的样子，要求布景师傅把新搭的布景做旧，反复刷了十几遍。所以，观众一看到这所房子，马上就会感到这里的生活有多么贫困，许灵均的日子有多么艰难。

住宅小区与医院的间距每降低一千米，房价增长721元/m2。从图3（f）可以看出：对房价影响较大的主要为西岗区、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但在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等医院分布较集中的区域出现了医院对房价产生正、负中心依次显现的现象，这表示医院对房价的作用并不是单向的。因为一些地区由于医疗服务的便利性，使居民的就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从而房价上涨。但一些地区因为医院分布太过密集，引发较多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从而引起房价降低。

政府基于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决定国有教育资本比例，由得到 β*=1，由此可得命题2：

命题2：当国有教育资本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相同时，完全的国有化是最优的，此时没有必要引入非国有教育资本，即无需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

命题1与命题2的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不是解决所有教育产业问题的灵丹妙药，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教育行业的混合所有制办学应当因地制宜，如果国有教育资本效率不低，甚至是高于非国有教育资本，那么没有必要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其意义在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重要前提是非国有教育资本能够真正地通过混合来提高办学效率，而这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因此，中国教育行业的混合所有制办学应当谨慎，稳步推进，不可盲目跟风，即使非国有教育资本在市场中有很强的实力和很高的声誉，也要做好事前的严密论证，看双方在办学理念、目标、决策等问题上能否实现有机互融。此外，教育的公共性不可忽视。事实上，教育作为一个公共性很强的特殊领域，其改革步伐较国有企业改革应更为谨慎，不仅要考虑效率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也要摆在突出位置。非国有教育资本更多地追求利润，如果引入非国有教育资本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损害了社会公平，那么同样也没有必要改革。

三、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改革路径与障碍

（一）不同层次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改革路径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结果，基于中国教育实际，从外部性、资本效率、国有化水平等角度对不同层次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路径进行探索。从整体来看，各层次教育领域中普遍存在教育机构国有化水平过高或过低的现象，是导致公办学校效率低下和民办学校质量不高的重要因素。

4.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The stability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about massive karst cavern of Zhushabao tunnel on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学前教育的外部性和公共性愈发明显。从整体来看，学前教育由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企业幼儿园和转制幼儿园等四类不同性质的幼儿园构成。[12]民办幼儿园在学前教育领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016年中国民办幼儿园数量占全国学前教育的比例为53%-54%，但是民办学前教育资源发展良莠不齐，规范性差，近日全国各地出现的虐童事件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而国有化明显的公办幼儿园，有国家财政作为支持，更关注公平和增加社会福利，但是目前存在如下问题：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创新动力不足；人事管理体制僵化，办学活力不足等。

根据模型分析结论，在目前学前教育市场中，公办幼儿园基本上没有必要与市场中效率一般的非国有教育资本进行混合办学，但对于市场内特别优质的非国有教育资本，以及市场外有意进入到学前教育市场的优质资本，可以以PPP等诸多模式在公立幼儿园推进混合所有制办学，以此来增加教育资金和提升资本效率，进而提高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量；另外一个思路是，选择符合条件民办幼儿园，注入一定的国有教育资本，以国有教育资本的特殊优势来引导民办幼儿园发展。通过发展产权多元化来克服两种资本目前面临的问题，应当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俯仰角、航向角均为0.1°,陀螺仪初值均为1rad/s,东向加速度为1m/s2。SINS沿y方向以3m/s速度匀速行驶。

义务教育是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性的教育，公共产品的性质和外部性十分明显，理论上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在中国，义务教育基本实现了由政府免费提供，虽然也有一部分民办小学和初中，但是数量不多，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影响力有限目前，义务教育的国有化水平在各层次教育中是最高的。但是，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同区域义务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差距较大，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短缺，诱发了大量诸如“天价学区房”等恶性竞争，严重损害了义务教育的公共性；行政色彩浓重，教育内容和方法相对僵化，创新力不足。

整体上来看，虽然义务教育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效率难题，但由于纯公共产品性质，其外部性非常大，即使引入了非国有教育资本增进了效率，但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同时也容易损害义务教育的公平，因此不具备大规模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条件。但是，在未来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适度引入有助于学校发展的优质外部资本和先进的教学经验及手段，形成国有与非国有教育资本的适度有机融合，缓解教育资源空间上的分配不均衡，激发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活力。

3.高等教育

从公共物品理论来看，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免费提供，但其外部性较大，涉及到不同阶层流动等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政府的大力补贴。这些特征为高等教育发展混合所有制办学提供了理论前提。

目前，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公办院校教育经费来源较为单一，对政府依赖严重，行政色彩十分浓重；民办学校办学质量普遍不高，生源总体质量相对较差，社会认可度低。根据模型分析结论，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对外部性较大的高等教育，其国有化也应当保持较高水平，而西方国家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不适合我国国情。具体而言，一方面，公办院校可以通过积极引入外部优质非国有教育资本，增强师资力量，引进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更充足的教育资金，优化学校运行机制，形成不同性质资本相互制约的高效科学的高校治理结构，破除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增强高校活力。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加大对民办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其国有化水平，并进行科学而严厉的政府监管，保证其必要的公共性，减少学生的学习成本，切实提升教学质量。

1.学前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包含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职业院校现有公办职业技术院校、民办职业技术院校以及极少的混合所有制院校。职业技术教育的外部性相对较弱，政府介入程度有限，更多地靠市场调节。公办职业技术教育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经费不足等难题而能够产生较好经济效益的职业教育对教育资本市场中的非国有教育资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根据模型分析结论，职业技术教育的国有化水平应当相对较低，可以大规模推广混合所有制办学。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在职业教育领域要积极探索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允许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的权利，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但中国的混合所有制院校比较少，仅有试点的几所学校，如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目前，职业技术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正在不断推进，为其他层次教育的混合所有制办学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对于职业技术教育而言，一方面要转变观念，加强法制建设，在实践探索层面解决好产权归属和评估问题，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高良好的示范。另一方面，政府在对职业技术院校加大必要的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还要做好政策引导工作，引导社会资本积极进入职业教育领域。

成人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的补充，能够推动教育的大众化、普遍化。[13]成人教育同样属于混合物品，具有相对较强的内部性，具备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条件。成人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着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似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资金短缺、社会关注度低等方面。今后，也应当采取相似的改革路径，逐步推进混合所有制办学。

重点开展水稻灌溉节水减排调控措施，一是大力推广“浅、湿、控”节水灌溉制度。加强水稻种植期水浆控制和灌溉管理，全市95%以上水稻种植采用“浅、湿、控”节水灌溉制度。二是开展节水灌溉考核奖励措施。组织当地水管员成立了节水灌溉考核自主管理小组，采用“依据定额、以电核量、节水奖励、以工补农”的方法，对打水员的节水（节电）效果进行考核和奖励，使亩均净定额由奖励措施前的 506 m3/亩（1 hm2=15 亩，下同），提高到了390 m3/亩，并形成了污染减排30%左右的显著效果。

（二）推进混合所有制办学面临的障碍

本文运用了双寡头垄断模型解析教育机构的最优国有化水平，基于的是完全信息的新古典范式，其实现需要满足诸多前提假设，而现实中这些假设无法充分实现，成为影响不同层次教育领域推行混合所有制办学、形成科学的国有化水平的障碍。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权问题。明确产权归属是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基础，但在实践探索层面存在产权归属不明确问题，教育产权评估的难度理论上要大于国有企业，且缺乏相应的改革经验，导致国有与非国有教育资本难以相互融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混合所有制办学发展。

第二，教育资本市场和相关政策不完善。模型分析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能够准确判断资本效率以及资本能够自由流动，需要足够充分和对称的信息、科学的评价体系、进出入自由的可竞争性市场，而这些是推进混合所有制办学面临的重要难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对各类非国有教育资本进行甄别、选择符合改革要求的优质非国有教育资本需要耗费大量的交易成本，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操作办法给予支撑，更需要规范、透明的教育资本市场。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政府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政策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外部性明显的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支撑性政策严重不足，如何规范股权交易，如何进行事前监管等问题尚未厘清。另一方面，中国教育资本市场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不断趋近于理性，但是仍然存在着短期投机、透明度不高、监管不力、公共性不足、资本进出入存在障碍等一系列的问题，既影响了人们对资本效率评价的科学性，容易误导混合所有制办学决策，又对非国有教育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热情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学校治理结构问题。只有产权的多元化，没有治理的多元化无法发挥混合所有制办学的作用。模型中假设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匹配，然而目前中国各层次学校的治理结构僵化，虽然借鉴了企业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形式化严重，行政色彩浓重，即使实施混合所有制办学，非国有教育资本的话语权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治理结构改革，混合所有制办学也就无从谈起。

获取臀部的轨迹要先对不同时刻的θ1、θ2进行测量.而测量θ1、θ2的角度可以依靠传感器或者依靠图像分析的方法.

第四，思想观念陈旧，法制不健全。长期的非公即私的惯性思维方式是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办学的一大障碍，一些人担心混合所有制办学会导致教育产品供给不足，影响社会公平。此外，中国的混合所有制办学实践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十分不完善，也没有出台实质性的政策支持，更多地是政策指引，这也是混合所有制办学中出现产权归属不明和法人地位不明确的重要原因。

在针对年轻人的内容消费中，年轻人不仅对物质消费要求增高，对内容消费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对年轻人来说，喜欢短视频不意味着他们就喜欢所谓的简单的东西，其实他们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获得更有意义的内容，有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还要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所以短视频精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制作精品化的短视频可以帮助品牌进一步提升形象，增进与用户间的亲密程度。好的原创性短视频一定要短小精悍，逻辑简练，轻松娱乐，节奏感要强，有煽动力，豁免要精致，让人看的舒服。

第五，利益冲突带来的制度变迁成本。模型分析假设不存在制度交易成本，而现实中教育产品的供给不但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公平，混合所有制办学会对现有的教育利益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减轻改革阻碍，需要反复论证，试点先行，会耗费一定的制度变迁成本。

“回长官，子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发丧事小，礼坏乐崩事大。”孔守善恭敬回话。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3.1 学生群体中无偿献血者流失 据曾毅等报道，在影响学生参加或再次参加无偿献血的因素方面，各类媒体资讯对献血意愿的影响最大，达到44.5%，除此之外，心理畏惧和安全担忧也是影响学生献血的重要因素[4]，另外某些校方对经济过于关注而血站又缺乏相应的经费也是原因之一。

第一，混合所有制办学中的最优国有化水平是一个动态变量，受外部性和资本效率等因素的影响。构建由混合所有制教育机构组成的双寡头垄断模型，通过两阶段的动态序贯博弈分析可以发现，最优国有化水平不是越高越高，也不是越低越好，需要根据教育产品的外部性以及国有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来灵活掌握。完全的国有化和混合所有制都可以是最优的。教育产品外部性越大，国有教育资本效率越高（或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越低），则最优国有化水平越高。反之，最优国有化水平越低。如果国有与非国有教育资本效率相同，则没有必要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全的国有化是最优的。

第二，中国不同层次教育的混合所有制办学要因地制宜，破除改革障碍。不同层次教育的外部性和资本效率对比存在差异，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是提升教育产品供给效率，要结合教育产品特性和中国国情认真论证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可行性，不能盲目跟风。同时，混合所有制办学面临着产权不清、教育资本市场和相关政策不完善、治理结构不合理、思想观点滞后、制度变迁成本高昂等障碍，亟待破解。

（二）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试点先行，分类推进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一方面，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稳步试点，及时发现混合所有制办学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调整，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科学之路，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的顺序稳步推进教育领域混合所有制办学。另一方面，不同类型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存在差异，需要分类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办学。首先，大力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鼓励国有教育资本和非国有教育资本共同出资举办学校。政府可以提供资金、办学场地等，社会资本以设备、资金等入股参与办学。职业技术院校还可以实现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委托专门的职教集团进行管理。其次，发展成人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成人教育的混合所有制办学可以社会资本为主，政府通过提供部分资金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再次，积极发展学前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探索国有教育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办学模式，切实提升学前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复次，适度发展高等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公办院校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扶持力度。最后，谨慎探索义务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物品，为了保证公益性，大规模发展混合所有制不具有可行性，可以适度尝试。

第二，大力完善教育资本市场，促进资本高效流动。混合所有制办学需要完善的资本市场作为支撑，政府应当加强教育资本市场建设，塑造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降低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鼓励社会优质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激发优质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积极性；完善股权定价及转让机制，引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价机制，加强信息公开、程序公平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稳定及引导投资者预期，为国有与非国有教育资本的办学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完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依据。完善法律法规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根本保障。应当切实转变观念，根据教育发展实际，将混合所有制办学作为重要的教育发展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讨，适时颁布颁发相关制度和指导性意见，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为教育领域推进混合所有制办学提供法律依据；对一些陈旧、无法为现有混合所有制办学提供有效指引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办学实施程序，形成混合所有制办学条件严格而科学的规范性意见，对事前信息甄别、事中谈判及事后监督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引导和规范，防止出现盲目改革；加强制度分类设计，分类稳步推进教育领域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持续完善产权制度，健全社会资本投资教育领域的产权保护制度，明晰各方投入的产权归属及所享有的相关权益。

第四，优化学校治理结构，探索多元化的办学模式。积极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内核和框架，充分吸收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民主科学的学校现代治理制度，积极创新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激发各类学校内在活力。此外，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有效方式：一是公办学校引入社会资本，实现与国有教育资本的有机互融；二是国有教育资本投资民办院校，缓解民办院校经费不足问题；三是公办院校和民办院校及其他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兴建学校；四是在特定领域，通过资产评估，将学校资产折合成股份，并将股份转让给学校教职工，实现职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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