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7世纪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

在英国中世纪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排犹运动。最为严重的是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作为居住在基督徒身边的异教徒，犹太人的人身和财产都遭到严重损害。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移居他地①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到1290年，在英国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驱逐；抑或可以说，英国是西欧第一个试图全部驱逐犹太人的国家。诚然，英国驱逐犹太人有宗教信仰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一点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也正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自1290年彻底的排犹到1656年重新接纳犹太人这三个多世纪的“中间期”② “中间期”是英国学者罗斯定义的，他把1290年犹太人被驱逐到1656年重新被接纳这段时期称为中间期。参见Raphael Langham, The Jews in Britain: A Chron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24.内，依然有犹太人以“马兰诺”③ 马兰诺，西班牙语意为猪，指表面上皈依基督教但依然保持犹太信仰、遵守犹太教传统礼仪的人，有时也被称作新教徒。的身份进入英国，从事商业活动，有的甚至在商界声名显赫。1542年、1609年英国发生了两次大的驱逐犹太人事件，起因都是犹太商人与英国本土商人的利益冲突所致。④ Raphael Langham, The Jews in Britain: A Chronology, pp. 26, 28.然而，为了从犹太商人那里获得最大利益，从1656年起英国政府默许犹太人进入英国长期居住，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

好吧。李叔和放下手机，他的目光瞟在海面上，那儿有几条船正要靠近码头。码头上，一些人正把捕捞的各种鱼，还有螃蟹蛤蜊装进塑料筐。

在17世纪重商主义环境下，英国重新接纳犹太人无疑会对其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国外学者对此已有研究，并且给予充分肯定，如沃尔夫、罗斯。① Lucien Wolf, Menasseh Ben Israel’s Mission to Oliver Cromwell: Being a Reprint of the Pamphlets Published by Menasseh Ben Israel to Promote the Re-admission of the Jews to England, 1649-165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英国学者帕廷金严格按照重商主义定义进行了专门研究，得出重商主义作用很小，主要强调了宗教因素和克伦威尔个人因素的重要性。② Don Patinkin, “Mercantilism and the Readmission of the Jews to England”,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8, No. 3 （Jul.,1946）.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较少，笔者看到的仅有两篇论文③ 王本立：《试析英国对犹太人的重新接纳问题》，《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刘景华、金辉：《17世纪中叶后英国对犹太人的重新接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且都是从宗教、经济、政治等综合的角度进行论述，尚没有从经济角度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宗教、政治因素在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的过程中不可或缺，但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

一、犹太人重返英国的历史机遇

15—18世纪，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民族国家兴起和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纷纷推行重商主义，货币财富成为一国实力的衡量标准。重商主义顾名思义就是重视并促进商业发展，它既是一种经济思想，又是一种经济政策。就后者而言，它的实施主体是民族国家。在近代国民经济体系之下，对流通领域的掌控已经被视为国家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至17世纪时，欧洲主要强国都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英国、尼德兰、法国、瑞典等国都在鼓励产品出口，限制不必要的商品进口。

重商主义改变了中世纪社会对财富形式和权力地位的观念。中世纪的土地是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来源，个体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地产决定。④ 王亚平：《中世纪西欧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中世纪里，作为异教徒的犹太人逐渐被从农业、手工业中排挤出来，主要从事为基督教“不耻”的高利贷，虽然赚取了大量钱财，却始终“富而不贵”。重商主义时期，商业得到欧洲诸国的认可和提倡，商业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而非土地成为增加国家财富、增强国力的最有效途径。商人们还可通过金钱买进爵位，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此种事情的发生，显然与政府的财政吃紧有关。欧洲各国君主们建立了绝对权力但是他们在税收上普遍受制于本国的议会，对金融和财政的掌控能力有限⑤ M. M.波斯坦：《欧洲剑桥经济史》（第5卷），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57页。。宫廷、官僚机构的支出和频繁的战争等常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各国几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状态。因此君主们为增加国家金银，争相鼓励对外贸易。这就为长于经商，特别是擅长远程贸易的犹太人提供了良机。

2008—2015年淖尔补给排泄差-423×104～12 476×104m3，蓄水量总体增加了 5 485×104m3，主要由分洪分凌水和侧渗补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致，其中侧渗补给人为调控性较差，分洪水随机性较大，无法作为滴灌可利用淖尔的稳定补给来源。河套灌区多年平均引黄水量45×108m3，来水时间和来水总量均可保证滴灌对水源的要求。淖尔水滴灌应保持现有生态、景观、渔业、旅游功能不受影响（用水下限），蓄水后不超过侧部隔水层高度且不对周边水土环境产生影响（蓄水上限）充分利用其调蓄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利用。初步估算滴灌淖尔正常可调蓄水量 1.97×108m3。

这一时期，英国正致力于工商业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英国从都铎王朝时期开始实行重商主义，一直延续至工业革命。英国实行了一系列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发展生产，尽量满足国内需求，减少进口，然后通过关税和奖励制度鼓励出口；在对外贸易中非常重视贸易顺差，出口货物的总价值必须要大于进口商品的价值。⑥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页。在工业中呢绒和造船是最有利可图的，为此英国竭力开辟海外市场，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航海业，打击外国船运业与英国竞争。16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大陆战争频仍，诸如1545—1555年宗教战争、尼德兰起义以及与西班牙战争，这直接导致英国在欧洲的贸易集中地安特卫普出现严重商业贸易危机，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英国的主要外销商品呢绒的贸易也因此受挫，出口量大减，1640年只是1700年出口的一半。⑦ Ralph Davis,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500-1700, London, 1973, p. 21. 转引自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1500—175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页。为了化解危机，英国不仅拓展了欧洲市场，包括北海、波罗的海贸易路线和地中海地区以及远东的贸易路线，而且在海外先后打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建立和发展了亚洲、美洲和非洲市场，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海外市场。这为犹太人重返英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客观外部环境，因为在发展对外贸易和开发美洲殖民地方面，犹太人具有显著优势。

二、靠自身实力赢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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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进入英国后，犹太人的处境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在经济方面受到许多限制，特别是在商业区。1697年，皇家交易所的犹太经纪人的人数被限制为12。③ Henry S. Q. Henriques, The Jews and the English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200.之后，犹太代表团虽多次申请增加犹太人的数目，但都以犹太人对英国商业无益为借口而遭拒绝，这项规定直到1830年才被废除。由于名额宝贵，伦敦市长趁机利用指定接替者的权力来榨取犹太人的资财。④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Georgian England, 1714-1830: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Liberal Society,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 22.犹太人因无法根据《新约》宣誓，从而不能获得商业区的自由权，而这项自由权是从事零售业的先决条件。为了阻止犹太人借改宗以图经济之便，1785年参事议政厅禁止接受洗礼的犹太人从事零售业。一些垄断性贸易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和利凡特公司也禁止犹太人加入。国外出生的犹太人面临更多的限制，作为外国人，他们普遍受到商业歧视：不能购置土地，不能拥有或参股拥有一艘英国船只，不能从事殖民地贸易，必须交纳各种外国人税——相当于本土商人的两倍。⑤ David S.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1850, p. 242.他们也无法像其他外国商人那样向议会申请一个私人法案获得英国国籍，而通过购买皇室特许证成为自由外籍居民的犹太人，仍需交纳侨民税，且不能传给特许证获得之前出生的孩子。

赛法迪犹太人在欧洲和美洲的影响力是克伦威尔默许犹太人进入英国的重要原因。犹太商人活跃于欧洲市场，在英国与荷兰的竞争中，犹太商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犹太商人大多有自己的商船。② Albert M. Hyam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p. 176.他们在欧洲开发美洲殖民地和促进其发展方面功不可没。犹太人的进入利于英国商业上的经营和扩张，这契合了克伦威尔的帝国梦。

三、英国本土商界势力的异议和排斥

从17世纪开始，英国逐渐开拓了广泛的海外市场，主要包括欧洲市场和美洲市场。在开拓欧洲市场的过程中，英国的外贸大商人尤其是伦敦商业区的大商人起了先锋作用，海外市场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因此，政府给予他们许多贸易特权，支持他们成立了众多特许贸易公司，如莫斯科公司、东地公司、利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等，他们借此垄断了当地的外贸业务，赚取了大量利润。这些大商人在伦敦商业区内实力雄厚，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16、17世纪，犹太商人在西欧从事海外贸易，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这自然给英国本土商人带来危机感。本土商人在与犹太人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到犹太商人的能量后深感不安，他们担心在国内出现一个强大的犹太社团与之进行金融和商业竞争，因而坚决反对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而且，亲犹者们也认为犹太人擅长国际贸易，他们的进入肯定损害本土商人的收益。④ David S.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125.此时的英国普通商人正在抗议商业区大商人的垄断特权，要求贸易自由。下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贸易委员会来广泛听取商人的意见。贸易委员会在报告中控诉特许公司不足200人却控制了英国呢绒贸易的2/3，而这本来可以供养几千个商人。① 李新宽：《国家与市场——英国重商主义时代的历史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局，2013年，第252页。但是，他们这些普通商人在重新接纳犹太人的问题上与大商人立场一致，认为这会使外国人变富、英国人变穷。第五次旨在从经济上讨论接纳犹太人的白厅会议上，商人和教士强烈反对接纳犹太人，以至于克伦威尔在总结性发言中指责他们害怕犹太人商业竞争，最后无奈地解散了这次会议。② 为了讨论犹太人的重新接纳问题，克伦威尔于1655年12月4日至18日召开了五次白厅会议。与会人员由法官、政治家、商人和神学家组成。除了第一次会议达成了英国不存在限制犹太人重新进入英国的法律外，其他四次会议都没有就犹太人重新进入英国条件达成任何明确的结论。前四次是秘密召开的，主要从宗教、政治等方面进行讨论；第五次会议是唯一公开的一次，主要从经济方面讨论，但由于商人和教士的强烈反对，克伦威尔解散了这次会议。单从白厅会议讨论的结果来看，英国重新接纳犹太人的提案实际上是被否决的。商人的反对，一方面说明他们害怕与犹太商业大亨竞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英国商人的强大实力，他们明知国内不存在禁止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法律，却依然迫使政府放弃接纳犹太人的决议。虽然本土商界势力还不能对抗政府在商业上的权力，但他们的反对还是对重新被接纳的犹太人在英国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犹太人在美洲殖民地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很突出。为了逃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犹太人移民到了美洲。17世纪上半叶，荷兰控制巴西西北部，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大量来自荷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迁居至此。到1645年，荷属巴西的1 500个欧洲居住者中一半是犹太人。⑤ Dean Phillip Bell, Jew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67, p. 65.在累西腓的犹太人还代表荷兰当局执行经济甚至是军事事务。犹太人的职业是多元的，包括手工艺、承包种植园、包税、中间人业务、商业贸易、制糖工业和奴隶贸易，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糖作物的种植和制糖工艺最早是由葡萄牙犹太人带到美洲的。⑥ Nachum Gross,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Ltd, 1975, p. 189.17世纪，从加勒比地区进口的糖，是欧洲国家海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商品。犹太人是从事这一贸易的重要商人之一。17世纪中叶，葡萄牙力图掌握在巴西的贸易大权，迫使数千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巴西，他们散居到了整个加勒比地区，其中一部分犹太人还迁到了当时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成为首批北美殖民者。犹太人的后裔不断地迁徙，沿着北美的大西洋海岸上的海港建立赛法迪社团，尤其是在普罗维登斯、纽波特和纽约这些城市。通过自身的勤奋、与欧洲广泛的联系网，犹太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如店主格拉茨（Gratz），进出口商吉克斯（Gidcos）、戴维·弗兰克斯（David Franks），船运商阿伦·洛佩兹（Aaron Lopez）等⑦ Solomon Grayz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From the Babylonian Exil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1947, pp. 477-478.。到18世纪末，在世界著名的大型国际市场上，欧洲犹太人（及其新大陆后裔）几乎占据了商人总数的1/3。⑧ Howard M. Sachar,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New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intage Books, 1958,pp. 21-22.

然而，对于英国政府积极开拓而英国商人不愿投资的美洲殖民地而言，犹太人的加入显然裨益良多。在1700年以前，英国已在美洲占领了十三块殖民地，但是它在当时的重要性尚不及小型香料岛。⑥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1页。这主要是缘于长期以来英国把海外市场的重心放在欧洲，美洲殖民地需要的投资大见效慢，而且没有找到其发展的合理方式。① Robert Brenner,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1550-1653,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p. 96.英国若想美洲殖民地对母国的价值最大化，需要获得犹太人的帮助，后者在殖民事业上有丰富经验和技艺。17世纪中期以前，被“边缘化”的犹太人已在英属美洲殖民地巴巴多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Beth-Zion Abrahams, The Jews in England: A History for Young People,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 Co. Ltd,1969, p. 44.英国殖民当局欢迎巴西的犹太难民进入加勒比殖民地区。事实证明，葡萄牙犹太人是17世纪英国殖民地变化的主导者，他们在殖民地发展的关键时刻带来了资金、贸易技巧、奴隶、甘蔗种植和制糖工业亟需的经验。③ Gordon Merrill, “The Role of Sephardic Jew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Are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ribbean Studies, Vol. 4, No. 3 (Oct., 1964) , p. 32.1671年，英国牙买加总督称赞犹太人和荷兰人是最能赚钱的，“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存货和广泛的联系，除了犹太人没人愿意冒着货物或人身风险去那里寻求交易”。④ H. H. 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p. 735.这些要素都吸引着想要开拓和发展南美殖民地的克伦威尔。

四、克伦威尔的默许

克伦威尔对犹太人一直报以支持的态度。1654年10月，葡萄牙重新占领巴西，荷兰马兰诺多米多（Manuel Martinez Dormido）的财产被没收。他向克伦威尔寻求帮助，提交了请求恢复其资产和准许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两份申请。国务会议拒绝后，克伦威尔亲自给葡萄牙国王写了一封私信，请他帮助返还多米多的财产。⑤ David S.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1850, p. 115.在1655年荷兰拉比马纳色（Menasseh ben Israel）代表犹太人申请在英国居住权时，他主持召开五次白厅会议来讨论重新接纳犹太人的问题，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明确结论。然而，他在罗布里斯事件⑥ 参见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Britain, 1656 to 20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p. 26; Raphael Langham, The Jews in Britain: A Chronology, p. 33; David S.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1850, pp. 135-136.中默许了犹太人在英国的公开存在。

1655年英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后，英国宣布没收所有在英国的西班牙人的财产，伦敦马兰诺社团领导人富裕商人罗布里斯（Antonio Rodrigue Robles）被告发，其财产被没收。其他的马兰诺害怕会有同样的遭遇，抢先向克伦威尔提起申请。在这份以马纳色为首的七位犹太人联合署名的申请中，他们承认自己的犹太身份，请求给予在他们房子中祈祷的正式书面保护，并且请求在商业区限制的地方之外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墓地。同时，罗布里斯还单独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归还他财产，因为他是葡萄牙犹太人。国务会议同意后者的请求，但对七人署名的请求未予理睬。不久，在克伦威尔的默许下这个马兰诺社团租了一处房子作为会堂，而且次年获得一块墓地。罗斯认为，正是这种英国式典型的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妥协，最终使犹太人在英国重新站稳脚跟。①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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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政府期间，英国政府实行了夺取海上贸易霸权、扩大殖民地的政策。17世纪时，“海上马车夫”荷兰控制欧洲大部分航运以及英国沿海航运。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法》，禁止外国船只把欧洲之外的货物运到英国或其殖民地，禁止第三方国家的船只把欧洲其他国家的货物运到英国，以打击荷兰在海上转运贸易的霸权；1654年，英国与丹麦、葡萄牙签订协议，在丹麦获得与荷兰相同的待遇，并将印度半岛通过武力取得的地位合法化；克伦威尔远征西印度群岛虽然失败了，只取得了牙买加，但是英国学者比尔认为，与以往不同，克伦威尔时期政府的殖民政策没有借助商人做先锋占领新的殖民地，远远走在了英国人民愿望和商业需求的前面。④ George Louis Beer, “Cromwell’s Policy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II”,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7, No. 1 (Mar.,1902), p. 69.犹太人在欧洲市场和美洲市场上游刃有余，显然准许他们进入英国有利于英国贸易的发展。犹太人在这些与英国竞争的国家或其殖民地中名声斐然，重新接纳犹太人会吸引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逃亡者到英国来而非低地国家，阿姆斯特丹的一些犹太人也有可能受影响迁入。对英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人带来的不仅是他们的财富还有他们广泛的商业网络。所以罗斯认为，从这一角度上来看，英国对犹太人的重新接纳是英国与荷兰、英国与西班牙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⑤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p. 158.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重新被接纳是英国当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17世纪30年代，马兰诺商人重新移居伦敦，在城区东部建立社团，英国现代犹太社团正是起源于此。1655年，犹太社团已有成员近200人。其中几名马兰诺还为克伦威尔提供了很大帮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犹太商人卡瓦加尔（Antonio Fernandez Carvajal），他曾居住在加纳利岛，后移居英国。他拥有自己的商船队，与东、西印度及黎凡特都有商业往来，而且还大规模地进口火药和武器，把从海外获得的大量资金运入英国。在内战时期，他被国务会议委任为五大粮食供应商之一，后利用在大陆上的代理人和通讯员为克伦威尔提供外国势力和流亡在外的斯图亚特家族的情报。鉴于此，英国在1650年与葡萄牙交战时，卡瓦加尔的货物和船只免于被没收，而且还得到了继续从事商业的便利；1655年，克伦威尔授予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归化特许权；与西班牙爆发战争后，克伦威尔政府帮助他把加纳利岛的财产转运出来。如果说卡瓦加尔主要为克伦威尔提供政治服务，那么卡塞雷斯（Simon de Caceres）则是为克伦威尔开拓美洲殖民地市场出谋划策。卡塞雷斯原居住在汉堡，与西印度和南美洲都有商业联系。他向克伦威尔提供南美殖民的建议，建议向巴巴多斯派遣一名犹太医生，提议在新获得牙买加设防同时还提出远征智利的计划。① Lucien Wolf, Menasseh ben Israel’s Mission to Oliver Cromwell: Being a Reprint of the Pamphlets Published by Menasseh ben Israel to Promote the Re-admission of the Jews to England, 1649-1656, pp. xxxvi-xxvii.在英国的犹太商人几乎都是赛法迪富商，他们的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在加纳利群岛、巴西和其他地方都有他们的财产，交易的商品极为广泛，而且还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大量的金银块。1655年，克伦威尔在罗布里斯事件中知晓他们的犹太身份后，对他们的宽容不是因为更厌烦天主教，而是看到他们在商业上的实用价值。

犹太人自身有从事远程贸易的优势。此时的犹太海外贸易大商人主要是赛法迪犹太人。① 塞法迪犹太人，犹太人的两大分支之一，指祖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讲拉迪诺语。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驱逐犹太人，致使其被迫迁徙到土耳其、意大利、巴尔干、法国南部几个主要港口和北欧等地的城市。17世纪初，这些定居点及其远在印度和美洲的众多分支形成了类似于15、16世纪的“汉萨同盟”的商业关系网；②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3页。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③ Albert M. Hyam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08, p. 176.因而积累了丰富的从事海外贸易的经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便于通信和联络；他们信奉的经典《塔木德》不仅提供了经商的所有规则，还是犹太法庭进行裁决和调节的依据，而且犹太商人可向任意一个犹太法庭提起诉讼，便于就近处理纠纷。④ Derek Taylor, “Thank You for Your Business”: The Jewish Contribution to the British Economy,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2013, p. 8.在整个17世纪，犹太人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如鱼得水，获得“世界第一商人”的美誉。⑤ 亚伯拉：《货币战争中的犹太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克伦威尔赞同重新接纳犹太人与其个人信仰有一定的关系。他是个正统的加尔文教徒，认为自己的处境与当年摩西领导以色列人走向幸福之乡的情景相似，自然不会排斥《旧约》中的民族。在第五次白厅会议的总结性发言中，他指出基督徒最终会改宗犹太人，且有责任把他们带入教堂，以此回应对犹太人重新定居持反对态度的人。② Harold Polins,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Teaneck: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3.但是，他的宗教自由思想并不比他那个时代前卫多少。1651年9月，他在新议会的演讲中反对千禧年信徒、犹太教徒等；1652年，他支持欧文只限于基督徒的宗教宽容方案；③ Lucien Wolf, Menasseh ben Israel’s Mission to Oliver Cromwell: Being a Reprint of the Pamphlets Published by Menasseh ben Israel to Promote the Re-admission of the Jews to England, 1649-1656, p. xxix.他还一度与建立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迫害最为严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结盟。所以，宗教宽容和千禧年思想不是克伦威尔默许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的充分条件，他对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的态度，更重要的取决于他的施政纲领。

犹太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他们在欧洲处境最终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改善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① 亚伯拉：《货币战争中的犹太人》，第57页。在重商主义大潮下，许多欧洲国家和城市逐渐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排斥态度，减少了对犹太人的限制，允许他们入境，因为犹太人可以提供有效的商业和金融支持。在16世纪的意大利，许多新的犹太社团建立起来，旧有社团的权利也得到保护。1509年，威尼斯政府授予犹太借贷者永久居住权；1541年，允许黎凡特犹太商人在此定居和贸易；1589年，威尼斯政府又颁布一个特许状来保障黎凡特和葡萄牙犹太人的地位。②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Georgian England, 1714-1830: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Liberal Socie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 18.在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犹太人不但被准入，而且凭借其财富和丰富的从商经验在宫廷中取得了很高的地位，甚至形成了一个“宫廷犹太人”时代（1650—1713年），标志着当时犹太人的影响达到了新的高度。③ 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 p. 123.他们的作用，体现在为宫廷提供资金和供应军队，还同时担任几个政府的宫廷犹太人——通过其特殊地位为同胞争取权利，充当犹太社团的领导人，获取建立新居住地权利，并且积极为争取居住国完整公民权做准备。这一时期，英国也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犹太人在欧洲和殖民地市场中的巨大作用，显然引起了英国本土商人和护国主克伦威尔的关注，并成为克伦威尔政府考量重新接纳犹太人的重要因素。但是，毕竟三个半世纪以来，英国没有公开的犹太人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如何接纳犹太人以及接纳的方式。

犹太人凭借自己在远途贸易中的优势，在欧洲远途贸易活动中十分活跃，他们的实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大。每一个北欧地区的商业中心都有赛法迪犹太人的贸易团体。这个时期，“葡萄牙”与“犹太人”几乎等同，①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第375页。而且他们基本上控制了西欧地区的所有商业活动。②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第383页。他们主要通过两条路线把东欧和西欧之间的陆路贸易联系起来：从波兰经布雷斯劳和莱比锡到德国；从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经过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到意大利的横穿巴尔干的路线。③ 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73.地中海沿岸赛法迪犹太人定居的几个主要港口，在他们商业活动带动下重要性与日俱增。意大利的里窝那，就是通过犹太人的活动逐渐成为北非沿岸一个主要贸易港口，1650—1750年荷兰所有与地中海贸易的1/3～1/2都通过里窝那的仓库。④ 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 p. 175.而且，犹太人还充当南欧一些特许贸易公司的代理人，荷兰在黎凡特贸易公司中大多数代理人都是犹太人。

当然，这一时期的犹太人也有前往英国的意愿。《航海法》颁布后，与英属美洲殖民地有着密切商业往来的荷兰犹太人，为了获得继续贸易的资格，要么在英属美洲殖民地任命代理人要么移居英国③ Albert M. Hyam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pp. 178-179.。同时，这也是西班牙的马兰诺难民和巴西的赛法迪流亡者大量涌入荷兰的高峰时期，荷兰赛法迪犹太领导人把犹太人移民英国作为安置新来移民计划的一部分。

五、结 语

17世纪欧洲各国君主重视商业发展，尤其注重对外贸易。犹太商人擅长外贸，自然“被需要”“被尊重”，正是时局间接地增强了犹太人的实力和影响力。英国亦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需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人才在欧洲市场和美洲市场上与欧洲大陆国家争夺霸权。犹太人显然是这样的人才，重回英国顺理成章。但是，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却遭到了英国商界势力的异议，他们惧怕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竞争力，坚决排斥犹太人，致使进入英国的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业受到限制。本土商人们的反对违背了英国当时的发展利益，护国主克伦威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①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pp. 157-158.，为了争夺海上贸易霸权、扩大殖民地，他需要犹太人重回英国。鉴于商人们的强烈反对，他选择以默许方式准许犹太人在英国重新定居。

综合规划助推太湖梦 太湖水利续写新华章——《太湖流域综合规划》解读 ………………… 叶建春(13.81)

明代小说著作和小说创作理论已经非常成熟，之后的清代小说难免受其影响。《绿野仙踪》的作者阅读了大量的明代小说，熟知小说创作的理论，自然会从明代小说中汲取营养，小说文本的结构明显有受明代小说影响的痕迹。

犹太人的重新进入是英国扩张海外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他们的经济重要性不容忽视，但也不可过分夸大，毕竟一两百个犹太家庭不会改变整个英国的经济生活。②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Georgian England 1714-1830: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Liberal Socie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 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