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前工业社会物价波动的经济学解释*

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口论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古和近代早期欧洲历史的重要范式。有关中古与近代早期欧洲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人口论与货币数量论一直争论不休，这也是国外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由于其中涉及较深的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不太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货币数量论占优势；二战后人口论占优势。《剑桥欧洲经济史》等一系列经济史名著有关这一时期欧洲物价变动的解释，基本上都是持人口论的观点。人口论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人口增加导致社会需求上升，于是物价上涨，人口增加还使劳动力供给上升，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反之，人口减少则需求下降，于是物价下跌，并且工资水平上升。欧洲黑死病前后物价与工资的这种变动，似乎完美地体现了这个范式，人口论似乎得到实证。然而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一切通货膨胀最终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没有相应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就不可能有长期总体物价的趋势性变动。用货币数量论解释长期总体物价的变动，毋庸置疑。

在笔者看来，纯粹的人口论与传统上基于贵金属数量变动的货币数量论，都无法解释前工业社会趋势性的物价变动。纯粹的人口论只能解释前工业社会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不能解释总体物价的变动。传统的基于贵金属数量变动的货币数量论，也不能解释这一时期的总体物价变动，所以才有人口论的产生。本文拟阐述人口变动如何通过人均收入变动、货币需求变动等机制，引发前工业社会广义货币数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进而引发整体物价水平的变动，即把人口论与货币数量论相结合，以此来解释前工业社会的物价变动，藉此推进学界对前工业社会货币供给、货币流通变动与物价变动特殊规律的认识。

一、12—17世纪西欧的物价波动趋势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解释

有关西欧前工业社会时期的价格史资料非常稀缺，越往前，资料越少。据研究，比较可信的连续的价格变动数据，从12世纪中叶开始，一般以小麦价格的变动来衡量物价波动。总的趋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2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黑死病爆发，价格处于上升趋势，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上升了1倍左右，以后继续上升，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到达高点，相对于13世纪初又上升了50%左右。第二个阶段，在14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15世纪70年代的近百年里，价格低落，到15世纪中后期，相对于14世纪上半叶下降了40%左右。第三个阶段，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是价格上升时期，尤其是新航路开辟后到17世纪中叶，价格大幅上涨，在17世纪中叶达到顶峰，被称为价格革命，相对于16世纪初上升了大约5～6倍。第四个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又是一个价格相对低落的时期，尽管没有出现黑死病以后的价格大幅下降，到18世纪中叶，相对于17世纪中叶的高点也下降了约20%。

  

图1 12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西欧以白银计价的小麦价格指数变化① 每一个数据都是前后20年平均价格，为了形成连续的时间序列，本文进行了重新折算。1480年以前的数据是西欧小麦价格，详见B. H. Slicher Van Bath,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 D. 500-1850, trans.by Olive Ordis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3, pp. 133, 138.由于16世纪以后西欧大陆国家多战乱，价格波动剧烈，所以采用英国小麦价格替代，数据来源于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4, 1500-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863;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5, 164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51.

在现代，人们一般会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长期的物价上涨，也即所谓一切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在古代，很少有人意识到货币数量变化与物价波动的关系。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农业灾害论，认为农业歉收是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战争破坏论本质上也是农业灾害论，是战争破坏导致农业歉收，致使物价上涨。农业灾害论确实可以解释很多时期的物价暴涨，可是农业灾害大多数情况下是短期性的。它可以解释物价的短期波动，却无法解释物价的长期上涨或下降趋势。

在16、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把当时的物价上涨归因于各国君主降低铸币重量或成色，甚至认为这是当时物价上涨的主因。铸币重量减少或成色降低当然会造成铸币贬值与物价上涨，但是，铸币重量变化论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货币数量论。铸币重量或成色降低，尽管以贵金属数量（格令、盎司等单位）来衡量的货币数量不变，但是它导致了计算货币数量（便士、先令、英镑等单位）的增加，从而导致以计算货币单位来衡量的物价的上升。不过即便剔除铸币减值这个因素，当时西欧的物价也是大幅度上涨。于是人们转而从新航路开辟以来，新大陆贵金属的输入来解释这一时期的价格上涨。

限于近代早期人们的认识水平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人们仅仅认为铸币、贵金属才是货币，因而当时的货币数量论也就是贵金属货币数量论。用贵金属数量的变化来解释中古时期的物价波动，一般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西班牙人以及稍后的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博丹，他们试图用美洲金银的输入来解释16世纪欧洲的物价上涨，随后这种观点便成为主流观点。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完整地阐述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原理，系统地论述了美洲金银的输入对欧洲物价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货币数量论的经典表述，货币数量论从此深入人心。1930年代以前，经济史学家们在解释前工业社会价格波动时主要使用货币数量论。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1934年出版了名著《1501—1650年美洲的财富和西班牙的价格革命》①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在扎实的统计数据基础上，用美洲金银进口导致欧洲国家贵金属数量的激增来解释16世纪欧洲的价格革命。汉密尔顿研究美洲金银与西班牙价格革命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经济史来验证货币数量论。

二、中古欧洲贵金属存量的再估算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困境

用贵金属货币数量论解释16、17世纪西欧的价格革命，其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价格革命前西欧贵金属存量的估计，取决于从新大陆进口的贵金属数量与西欧原有贵金属存量比率的估计。在19世纪，很多人首先估计当时欧洲的贵金属存量，然后估计每年的增量，然后倒推美洲金银进入欧洲之前欧洲的贵金属存量。学者们对价格革命期间美洲输往欧洲的贵金属数量的估计相当高，而对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贵金属存量的估计相当低，甚至认为微不足道。19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G．维贝的估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见表1）。根据这样的估计结果，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价格革命时期从美洲输入的贵金属造成了欧洲贵金属存量的大幅度增长，从而导致了新航路开辟后到17世纪中叶欧洲物价几乎同等幅度的增长。传统货币数量论似乎很好地解释了西欧的价格革命。

 

表1 19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G．维贝对1544—1660年欧洲贵金属存量变化的估计

  

资料来源：转引自 Y. S. Brenner, “The Inflation of Prices in England, 1551-16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5, No. 2 (1962), pp. 266-267。

 

英国工业品价格指数1544 9 190 000 100 815 000 100 100 100 1600 21 400 000 232 1 192 000 146 244 187 1660 31 270 000 340 1 580 000 193 316 257年度 白银数量（kg） 白银指数 黄金数量（kg） 黄金指数 英国食品价格指数

在波斯坦等人看来，12世纪后期到黑死病以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人口过剩导致需求超过供给；黑死病以后物价下跌是因为人口减少导致需求下降。持人口论的史学家认为，这是货币数量论难以解释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直到新航路开辟以前，欧洲贵金属的生产和进出口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即贵金属不大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增减。黑死病前，西欧各国人口增加，社会总产出增加，总交易量必然增加，而贵金属存量变化不大，通货/总交易量的比例下降；按照货币数量论，应该出现物价下跌，可是这一时期却出现物价上涨的情形。黑死病后，西欧各国人口大幅下降，全社会总产出和总交易量必然大幅下降，而原有货币存量不可能迅速地大规模消失，其结果是通货/总交易量的比例上升；按照货币数量论，物价应该上涨，可是这一时期物价却下降。货币数量论显然陷入困境，而人口论则给出了较合理的解释。

一般而言，家庭会同时拥有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在人口上升的阶段，家庭抚养比率上升，变得贫穷，家庭会改变财富组合，减少货币财富，用窖藏的贵金属或铸币去购买生活所需实物，社会上的流通货币就会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导致物价上涨；而当人口下降、人均财富增加的时候，人们会增持货币财富，大量贵金属和铸币就从流通领域退出，被窖藏起来，货币流通速度变慢，流通货币减少，造成物价下跌。① Peter. H. Lindert, “English Population, Wages, and Prices: 1541-1913”,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5, No. 4 (Spring, 1985), p. 620.通过这个机制，人口论与货币数量论被联系在一起，而非对立起来，从而可以解释前工业社会的特殊物价波动规律。

贵金属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以通货形式存在，那么，仅仅以贵金属的产量和进出口的变动来衡量中古社会通货存量与增量的变动，肯定有很大局限。因此又有很多学者对12—17世纪西欧国家铸币存量的变化进行了估计。由于遗留下来的资料很少，因此对12—15世纪欧洲各国铸币存量的估计差别很大，都不宜参考。学者们对16、17世纪价格革命时期铸币存量变动的各种估计，则比较接近。以对英国16世纪铸币存量变化的估计为例，据最新研究，英国市场上铸币存量大约只增加了1倍左右，考虑到当时英国人口增加了1倍，社会总产出增加1倍左右，参与市场的人口增加50%～75%，社会实际总交易量也会增加2倍左右；按照费雪交易方程，很难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因此，即便解释16世纪的价格上涨，用传统货币数量论也面临困境。② Jack A. Goldstone, “Monetary versus Velocit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1 (Mar., 1991), pp. 176-181.

另外，传统货币数量论也很难解释17世纪中叶以后，西欧国家较长时期物价的普遍回落。由于汉密尔顿的研究范围是1503—1660年美洲金银的输入，很多人据此认为17世纪中叶以后来自美洲的金银大幅减少，大量金银被运往东方，造成了这一时期西欧价格的回落。但是根据后来经济史学家们的研究，美洲金银产量在经历17世纪中叶的短暂下跌之后，很快就恢复了，17世纪后期、18世纪前期美洲金银的流入速度与价格革命时期变化不大。由于这段时期英国等国的经济总量变化不大，贵金属数量继续大量增加，而物价却回落，显然，传统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这一时期欧洲物价水平的回落问题。① Jack A. Goldstone, “Monetary versus Velocit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1 (Mar., 1991), pp. 176-181.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我国加快培育和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在12个大中城市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在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中央加快研究和制定住房租赁和住房销售管理条例，规范住房租赁和销售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基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论

大约1930年代以后，欧美经济史学家对贵金属货币数量论解释前工业社会欧洲的物价变动，逐渐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前工业时代的价格波动与现代社会的价格波动原因有很大不同，因此转而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来予以解释。这批著名的人口论史学家中有波斯坦及著名英国价格史专家布朗和霍普金斯。

据最新的研究，价格革命时期西欧货币存量的上升幅度，事实上大大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因此，很多学者试图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角度来解释新航路开辟后的价格革命。也有很多学者把这个方法用于之前和之后的时期，认为黑死病爆发前后西欧国家的高物价，主要是由当时较高的货币流通速度造成的；黑死病后价格的下降，主要原因则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新航路开辟后的价格革命时期，物价增速大大超过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原因是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17世纪中叶以后的物价跌落，也是因为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这个观点与传统货币数量论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有很大区别，但应该说仍然属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范畴。

经济社会史学家哥德尔斯通认为，价格革命期间英国物价上涨了6倍之多，加上社会总产出的扩大和贸易的发展，意味着名义交易量增加了13倍以上；而根据货币数量论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当时英国铸币存量大约只上升了1倍，用货币数量论解释价格革命中的问题也陷入困境。这意味着货币数量变化只能解释价格革命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只能由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来解释。哥德尔斯通认为，由人口增长推动的城市化是造成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在农村，一般都是大额交易，但凑齐一笔款项完成交易非常困难，因此货币流通速度慢。在城市，主要是小额交易，交易容易达成，能够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哥德尔斯通认为，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国家的物价下跌，是因为这一时期西欧城市化停滞，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回落造成的。在哥德尔斯通看来，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是造成价格革命时期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② Jack A. Goldstone, “Urbanization and Inflation: Lessons from the English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9, No. 5 (Mar., 1984), pp. 1122-1160; Jack A.Goldstone, “Monetary versus Velocit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1 (Mar., 1991), pp. 176-181.

但另一方面，城市化和商业化导致很多以往不使用货币的交易，改为采用货币进行交易。经济生活的“货币化”，导致货币需求上升，如果货币供给不变，即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也很可能最终导致物价下跌。经济史学家沃迪认为，17世纪后半叶欧洲继续大量进口贵金属而物价却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经济生活的商业化与“货币化”，吸收了增加的货币供给。① J. R. Wordie, “Deflationary Factors in the Tudor Price Rise”, Past and Present, No. 154 (Feb., 1997), pp. 32-70.实际表明，经济生活的商业化与“货币化”有导致物价下跌的趋势。这与哥德尔斯通的看法大相径庭。

更多的学者则从货币数量论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价格革命时期西欧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现象。我们知道，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的贵金属供应上升，导致物价上涨。这就必然导致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上升，于是人们想尽快地把货币花出去，故而货币流通速度上升，这又导致进一步上涨，于是出现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货币供给增长的速度。新航路开辟以后的价格革命时期似乎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当时西欧的物价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贵金属存量、铸币存量的增长速度。这样说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仍然可以解释价格革命时期西欧物价的大幅上涨，并且与现代社会的情形相符。在现代社会，一般而言，物价上涨的速度确实快于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

不过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这个观点很难成立。传统货币数量论实际上把货币仅仅看成是一种交易媒介。如果我们考虑到货币同时是价值储存手段，上述观点就要大加修改。特别是在贵金属商品货币时代，贵金属货币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价值储存的属性更强。当贵金属货币供给增加导致货币贬值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会被作为价值储存的手段而被窖藏或储存，这种储蓄行为导致市场实际流通货币数量减少，从而减缓物价上涨的速度，减缓货币的贬值。

那么在前工业社会，人口波动是如何影响广义货币供给变动，人口论又是如何与货币数量论相结合的呢？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四、波斯坦的人口论及其与前工业社会货币流通的假说

近些年，另一些学者试图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价格革命，国内学术界对此有一些介绍，很多人认为这是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批评与挑战。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这实质上是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复兴。

20世纪的研究逐渐改变了上述观点。根据汉密尔顿的统计数据，在1500—1650年间，从美洲运往欧洲的贵金属，黄金大约是181吨、白银约16 000吨。这些数字大大低于以前人们的估计。在汉密尔顿研究的基础上，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和斯普纳利用简单的数学，对价格革命之前欧洲的贵金属存量进行了估计。根据他们的概算，1500年以前欧洲贵金属存量约为1500—1650年间从美洲进口的贵金属数量的两倍，或者说，美洲金银的输入大约只增加了先前欧洲贵金属存量的一半左右。① 布罗代尔、斯普纳：《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02—404页。而这一时期正适欧洲各国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大发展，贵金属数量与交易量之比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此，传统的贵金属货币数量论显然很难解释这一时期各国总体物价5倍左右的上涨。尽管汉密尔顿是一个货币数量论者，他也试图用美洲金银的输入来解释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物价的上涨，可是他研究的结果却使货币数量论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

另外，据研究，美洲金银产量在经历17世纪中叶的短暂下跌之后，很快就恢复了。17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前期，美洲金银流入欧洲的速度与价格革命时期变化不大。货币数量论显然无法解释这一时期欧洲物价水平的较长时期的回落，而人口论者的解释似乎恰如其分。他们以英国为典型。17世纪中叶以前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导致物价不断上涨；而17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口增长的停滞，导致需求下降，因而物价总体水平阴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纯粹的人口论只能解释相对物价波动，无法解释总体物价波动。因为长期性的总体物价波动只能是货币供给变动造成的，即所谓：一切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缺乏背后的货币因素，纯粹由人口增长导致的需求上升，不可能导致总体物价的长期上涨。

最近，尼科利尼和拉莫斯根据他们的历史个案研究，表明前工业社会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远大于1。也就是说，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贵金属货币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贵金属货币财富在家庭的财富组合中比例上升，大量的货币被窖藏退出流通领域，流通货币减少。反过来说，当家庭人均财富下降的时候，贵金属货币财富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大量贵金属进入流通领域，流通货币增加，从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尼科利尼和拉莫斯的历史个案研究，验证了家庭财富总量变化会对社会货币流通总量产生重大影响。① Esteban A. Nicolin and Fernando Ramos, “A New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Money Demand in Pre-industrial Economies: Probate Inventories and Sp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Vol. 14, No. 1 (2010), pp. 145-177.

一些养殖户在饲养过程中为了防止鸡受凉，为了争取鸡舍的温度和恒温，认为鸡舍的温度越高，越好，减少了鸡舍的通风。鸡舍长期关闭会导致鸡舍温度过高，严重影响鸡群的健康，刺激细菌和病原体的产生，引起鸡群疾病，影响育种的经济效益。

波斯坦指出，一方面，前工业社会的贵金属并不总是会进入到流通中，社会上大量的金银并不是以铸币形式存在，而是以各种金银器皿形式存在。大量的贵金属时而进入、时而退出流通领域，对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起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古西欧社会也不仅仅只有铸币这种交易媒介。人们以前普遍认为中古西欧的货币基本上都是由贵金属、铸币构成，因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取决于贵金属存量的变化。波斯坦认为这种观点过于陈旧。事实上，汇票等充当交易媒介的现象在中古时期已经有相当发展，这些交易媒介起着货币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纸币。这些信用手段的发展，对中古西欧的物价波动会产生很大影响。正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波斯坦等人口论经济史学家提出了以人口的波动来解释物价的变化。

在前工业社会，大部分贵金属没有进入流通领域，这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吴承明先生指出，16、17世纪，中国白银存量约由1.5亿两增加到2.5亿两，其中除用于银器、银饰、窖藏者外，进入流通领域的不超过60%。①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28页。这些金银器皿与铸币经常互相转化，导致社会真实通货存量往往大大超过铸币数量。19世纪英国商业家雅科布在1831年出版的《贵金属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调查》一书中写到，当时英国大约有2/3的金银是作为金银器皿的奢侈品形式存在，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与货币金银的比重大约为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贵金属货币多1/4。越是富裕的国家，以金银器皿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比例越高。一般来说，在和平繁荣年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生活安定和商品经济比较繁荣，金属货币的购买力较强，人们总是努力购买和贮藏金银器皿、首饰与珠宝等“奢侈品”，由此导致大量贵金属从货币流通领域退出，成为奢侈品。② William Jacob,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 Vol. 2, London:John Murray, 1831, pp. 356-357. http://archive.org/details/historicalinquir02jacouoft, 2017-12-28.

与此同时，由于中古时期金融业落后，即便是作为货币形式的贵金属和铸币也有很大一部分被窖藏而未进入流通领域。这与现代世界有相当大的区别。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大量进行储蓄，但是储蓄进入到银行，银行把储蓄贷出去，流通中的通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通过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创造出了更多的信用货币。而在前工业社会，由于金融业落后，居民的储蓄行为导致贵金属和铸币被窖藏，往往直接减少了流通的货币。由此可以认为，中古时期的价格变动很多时候主要是由那些窖藏金银、窖藏铸币的进入和退出流通领域造成的，与金银产量变化、铸币产量变化没有很大关系。波斯坦、古尔德等人口史学家实际上就是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古社会从以前继承下来的贵金属存量是相当大的，而作为某段时间的贵金属产量，相对于以往的贵金属存量，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用贵金属产量的变动来解释中古社会物价的大幅度变动显然难以令人信服。③ 波斯坦、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第 178 页；J. D. Gould, “The Price Revolution Reconsidered”,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17, No. 2 (1964), pp. 253-25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贵金属货币数量论在解释前工业社会的物价波动中有巨大缺陷。

广义的转型升级包括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产业的转型升级要追溯到2010年的出版社转企改制，几乎所有的经营性出版社实现了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的转型，至2018年2月，财政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中央文化企业实现公司制改制，仍然是在延续产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

另外，波斯坦还强调，中古社会的信用发展大大超越了以往的估计，汇票等金融工具被大量使用，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类似于纸币，实际上扩大了中古货币的范围。这些信用手段的发展或萎缩，在贵金属铸币存量不变的情形下，对中古社会广义货币存量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导致社会总体物价的变化。

五、人口论与货币数量论及内生货币供给

因此，在前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贵金属货币本位制下，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导致物价更快地上涨。随着货币存量的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下降的趋势。根据经济史学家们的研究，从17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除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暂停纸币的铸币支付之外，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是处于下降趋势之中。② Peter. H. Lindert, “English Population, Wages, and Prices: 1541-1913”,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 15, No. 4 (Spring, 1985), p. 624.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的巨著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从美国内战结束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金本位制停止，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是连续下降。③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巴曙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章。

这话说起来轻巧，做起来确实有难度。这是一个手脑并用的过程：从动脑开始，想出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然后动手引导宝宝去做。请注意我这里没用上“教”这个字。你教，宝宝没有体验，就没有感受，路摆在他面前，他也走不下去。

在Coreldraw和Illustrator软件中，都可以对各种地图要素依据专业设计书的要求，分层进行整理、符号化编辑，然后将编辑好的数据按印前技术要求输出为标准EPS格式，发排为印刷菲林片，即可晒版、印刷。本文以Coreldraw X5和Illustrator CS5为操作软件版本，对Coreldraw和Illustrator软件在地图编制中的技术要点进行比较分析。

 

表2 1300—17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国民收入、货币供给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估算

  

资料来源：N. J. Mayhew, “Population, Money Supply, and 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in England,1300-17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8, No. 2 (May, 1995), p. 244.

 

时间 1300 1470 1526 1546 1561 1600 1643 1670 1700名义国民总收入（百万英镑） 4.66 3.5 5 8 13.5 22 35 40.88 50货币供给（百万英镑） 0.9 0.9 1.4 1.45 1.45 3.5 10 12 14.5货币流通速度 5.178 3.889 3.571 5.517 9.310 6.286 3.5 3.407 3.448名义人均收入（英镑） 0.77 1.52 2.17 2.76 4.5 5.366 6.863 8.176 10实际国民总收入（百万英镑） 4.66 3.51 3.88 4.87 4.89 4.82 6.14 6.74 7.91人均实际收入（英镑） 0.78 1.52 1.69 1.68 1.63 1.18 1.20 1.35 1.58

事实上，波斯坦提出他的人口论时，已经充分考虑到货币数量论，他的人口论并不违背货币数量论的一般原理。学术界往往只注意到波斯坦的人口论假说，几乎没有注意到波斯坦有关前工业社会货币供给变动与流通的超越时代的假说。波斯坦认为，中古时期的货币供给变动，主要取决于现存贵金属的使用以及信用手段的发展，与当时贵金属产量的波动关系不大。① 波斯坦、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波斯坦认为，每个时期贵金属的产量属于流量，相对于当时社会上的贵金属存量，只占很小的比例，因而每个时期贵金属产量的变动对于贵金属存量的影响很小，不会对当时的市场价格造成大的影响。

现在，麦田里还一片浅绿。范坚强的别墅，嵌在麦田之上。一杭走下出租车，对司机说：“不用找了，十分钟内，将有一位女士出来，你送她到天回镇。”

黑死病之前，西欧国家总产出与总交易量上升，根据传统货币数量论，具有导致物价下降的压力，但由于这一时期由人口过剩导致的人均财富减少，大量窖藏贵金属、铸币进入流通领域，流通货币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结果价格高涨。黑死病后，社会总产出和总交易量下降，根据传统货币数量论，具有导致物价上升的压力，但由于这一时期人均土地上升导致人均收入上升，货币需求上升，大量贵金属、铸币被窖藏，流通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结果物价下跌。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英国人口重新快速上升，人均实际收入再次下降，窖藏贵金属、货币进入流通领域，货币流通速度再次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大大超过货币存量上升的速度。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减缓甚至下降（部分由于海外移民），人均实际收入上升，货币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加上经济生活货币化导致货币需求的进一步上升，尽管货币存量大幅度上升，可是价格却是处于阴跌的状态。表格2显示了大致的情形。通过上述机制，人口论与货币数量论得以综合，可以较好地解释前工业社会的货币供给、货币流通与物价波动。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禁服其他精神类药物。给予实验组患者采用利培酮联合碳酸锂进行治疗:患者开始服用的剂量为每天1mg,14天内增加药物剂量至每天2mg到5mg之间,具体根据患者病情状况进行调整。整个治疗过程中,利培酮的平均剂量为每天(3.6±1.13)mg,碳酸锂的平均剂量为每天1g。

在前工业社会，由于主要使用贵金属货币，货币价值稳定，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特别突出，因而随着人均货币存量的上升往往会伴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人均货币存量的下降则往往会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这与前述人均财富的变化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关系很类似。在人均货币存量下降、铸币稀缺的时期，汇票等类似于现代纸币的信用凭证会更加频繁地使用，以克服铸币稀缺的困难，进而引发全社会实际货币供给数量的增加，引发物价上涨。也即在人口增加、社会交易量上升而全社会贵金属数量基本不变的情形下，出现物价上涨的情形，就如黑死病时期的情形；或者如经济史学家克里基所述，价格革命时期的英国，由于汇票大发展，在全社会贵金属铸币数量变化不大而社会交易量大增的情形下，出现了物价的大幅上涨。根据波斯坦的研究，黑死病之前西欧国家物价的大幅上升，也与这一时期汇票等交易媒介的大发展密切相关。

六、结语：人口论与前工业社会的内生货币供给

前工业社会这种人口数量、人均收入变动，引发货币供给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机制，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前工业社会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2001—2002年，英国经济史学者菲利普·阿莱斯蒂斯和彼得·豪威尔斯在《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冬季号发表论文《1520—1640年的大通胀——关于货币性质的早期争论》，该文认为，这场人口论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学术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有关前工业社会的货币内生供给问题。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在贵金属商品货币本位时代，货币供给的变动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贵金属产量、进出口数量的变动，也即传统贵金属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外生货币供给理论。而根据波斯坦等人的观点，即便是在贵金属商品货币本位时代，货币供给的变动不仅仅取决于外生的贵金属产量的变动，也取决于经济社会内生的货币需求变动。

在前工业社会，人口增长导致人均财富减少，家庭于是把窖藏的贵金属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导致社会流通货币数量上升，引发物价上涨；在社会需求上升而贵金属铸币短缺的情形下，汇票等信用工具得到更多地使用，从而在贵金属铸币数量不变的情形下实际增加了货币总量，导致物价上升。这就是前工业社会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在贵金属存量不变的情形下，内生性地扩大货币供给，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影响总体物价变动。前工业社会并非如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比较纯粹的外生货币供给，它存在着一些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

ArcGIS中并未提供海图符号，这需要我们自己建立ArcGIS的海图符号库。经过研究《中国海图图式》GB 12319—1998中关于海图符号的表达规范，分析了不同类型符号的特点，以CorelDRAW为符号绘制平台，通过FontCreator对所有符号进行整合导出，最后形成以ArcGIS为符号库管理软件的海图符号库制作方案。

人口论对前工业社会物价波动的解释，并非与货币数量论截然对立。如果缺乏背后的广义货币数量变动因素，纯粹由人口增长所导致的需求变动，不可能导致物价的长期变化。人口波动、人均实际收入变动所引起的内生货币供给变动，导致了前工业社会物价波动与人口波动之间的特殊关系，人口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内生货币供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