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几个问题1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意义非凡，意蕴深刻，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应做全面深入研究。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新论断作些初步分析。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考察

（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考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旧中国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主体的社会主要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势的发展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党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研究，作出新的判断。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无疑完全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实现了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但事隔两年，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却又提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冲突，还将长期存在，甚至该矛盾会在特定范围内表现得更加激烈和突出，甚至会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和斗争。当时之所以作出与八大决议完全相反的错误论断，既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情况有关，又和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直接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思想渗透，另外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严重分化，严峻的国际形势，加上革命战争年代阶级斗争惯性思维，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央领导层的决策思想。这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实际上是以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为经纬，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作研判，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定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视作普遍现象乃至本质特征，而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坚持把主要矛盾始终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来予以分析，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作为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并由此制定和实施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严重偏差，因而在实际工作中阶级斗争不断走向扩大化，而这正是直接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使党与国家的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深刻。

根据教学进程，老师可以通过手机APP向学生发起提问、抢答等活动，学生通过手机与老师互动，活跃了教学气氛，教学活动占用了学生的手机，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中来，解决了广大老师最困扰的学生上课玩手机问题[3]。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考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开展拨乱反正工作，着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经历了两年徘徊中前进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新的思想和实践基础。在1979年3月底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针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应该说，由于三中全会已作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定，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已得到初步解决。这次理论务虚会，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我们党更理性地更深入地认识到了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走向，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如下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787”。这一表述，显然继承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思想，但更为精准规范，更有针对性。当然，全会没有否决阶级斗争的存在，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2］785-786”。这一表述的基本内涵载入了1982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九大之前。

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确认，不仅纠正了此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偏差，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把这一战略具体化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而今，温饱和小康这两大目标已提前实现，目前正向全面小康迈进，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在此基础上，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各自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形态。有鉴于此，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已发生变化及如何变化持续进行了探索研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也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得以完全确认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短短五年，期间取得的成就更是全方位、开创性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3］8”。至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新态势，如何对此作出新的论证与判断，已然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可谓水到渠成，时机已完全成熟。为此，党的十九大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正式郑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就成为解决这个重大历史与现实课题的一个历史性节点。

再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国虽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相当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差距很大。东南西北中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包括人与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所提供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准也不高。还有4300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另外，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全球不确定因素增多，这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发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未发展起来遇到的问题少，而且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更大更复杂。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即使今天进入新时代，但新时代也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的一个崭新阶段，这种情况更表明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适应这一变化，我们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几年时间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一系列战略性决策，包括当前实施的力度空前的党和国家机构重大改革，等等，就是要通过全面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在更高层面和更宽领域可持续发展。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厚基础

新时代是十九大报告中的一个热词，“时代”这个词，用于分析人类历史时，意指历史发展中的阶段，特指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发展阶段。对此，《辞海》这样解释：时代指历史上依据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来划分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如新石器时代、封建时代、社会主义时代［10］。可见，时代既不能随意划分，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综合发展的结果。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或迟或早引起质变，这时事物就由一种质态发展为另一种质态，对一个社会来说，这种质变或“阶段性的质变”往往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一个新时代的开辟。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10”。新时代显然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结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力量全面深入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的发展境界，开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标志，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蓬勃持续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大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创立了有自己特色的矛盾学说。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学说，认为主要矛盾在事物存在的诸多矛盾中起着领导与决定作用，而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我们在观察研究和分析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基本事实，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学说，认为这两类矛盾由于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大量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思想。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所创立的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与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因而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发展。同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时，就会推动社会发展，反之则阻碍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与否定，但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大矛盾，并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诚然，这两大基本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性，因为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更替，主要地是由这一矛盾所决定。对此，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5］160”。历史地看，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要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占主导地位时，社会形态就属于剥削阶级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时，社会形态就由剥削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剥削阶级社会，由于劳动大众与剥削阶级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就表现为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大众与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因此，马克思进而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5］196”。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冲突和矛盾，就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断创造条件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实践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现实基础，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405”。马克思讲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就其创造财富规模而言，可谓一百年胜过人类数千年乃至上万年。历史上看，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由起飞到腾飞，终至实现现代化，大都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万元（约合8100多美元）［7］；2013-201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呈现出良好增长态势。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看，根据世界银行调整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260美元，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6个国家（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中，中国由2012年的第112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93位［8］。按世界银行统计标准，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1046美元为高等收入国家，达到8202美元为中高等收入国家，490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444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据此世界银行把中国列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而197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283美元为高等收入国家，达到317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而我国当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仅有200美元，属于重债穷国［9］。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仅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这几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比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还要大，居世界第一位。另外，我国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对经济竞争力具有决定作用的科技领域的多个方面，我国已实现由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超越，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生产力的落后面貌。

在盐胁迫下，敏感品种和耐受品种都存在特异转录因子，这可能是因为不同水稻品种在受到盐胁迫时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来调节机体应对盐的生理活动，从而出现很多特异转录因子。此外，敏感品种和耐受品种应对盐胁迫时也有部分重叠的转录因子，这些重叠的转录因子可能是水稻对盐最基础响应的调控，起到基础性作用。这些特异转录因子和重叠转录因子的表达，从侧面说明水稻在盐胁迫时并不是由单个转录因子发生作用，而是有一系列转录因子参与胁迫应答，组成相互协调又相互抑制的调控网络。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新时代的到来一样，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当前到未来，可谓意蕴深刻，值得细思深研。

本文将该滑坡的物理介质概化成滑体土与滑床基岩两种介质，基于FLAC3D数值分析平台和该滑坡的几何形态特征，构建的数值模型如图10所示。其中，滑体表面的102、100号点分别对应着JCD-1、JCD-2地表GPS监测点。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刻意蕴

其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急剧上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贫穷落后状态，由此确认人民对于物质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在当时及此后很长一个时期，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无疑是匹配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不断向市场经济转轨，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及教育、体育、休闲等基本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短缺经济的年代已不复存在，温饱型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享受型发展型的需要就会不断涌现。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5］159”。这就像经济学上讲的边际效应，一种需要获得满足后，很快就会下降，随即产生新的需要。这些年，人民生活水平可谓芝麻开化节节高，吃穿住用行等日常生活需要不断转型升级，仅这几年每年就有超过1.2亿国民出境出国旅游，这些变化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随着我国现代化战略的持续实施与深层推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会越来越广泛，不但会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还会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层面上形成更高更多的需求。面对各方面的深刻变化，我们的认识如果还停留在原来狭隘的物质文化需要层次，不仅不符合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且只会让我们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延误推进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大好时机，使经济社会在低层面缓慢地循环发展，最终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其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定位信息：本端IP=11x.xx.xx.5,对端IP=22x.xx.xx.115,路径接口类型=GTP path EPC,框号=0,槽位号=13,进程类型=PCP,同类进程序号=0,PLMN网元间的接口=S10；

（二）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要矛盾由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内涵与外延虽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却始终着眼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与通过发展来满足需要，换言之，从“需求”与“供给”这两个维度，理论上予以精准把握，实践上不断探索前行，体现了我们党执政理念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向国人和世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鲜明价值立场。这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唯物史观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与其历史创造者的角色高度契合。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价值理想和目标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作了阐述，提出要在保证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受，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即代替阶级对立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22”。执政党和国家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可行条件，满足人民的发展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体现了时代的深刻变革，更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发展需要的全方位、深层次、前瞻性的精准定位与把握，从而牢牢地抓住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三）彰显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也这样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11］”。马克思把问题、时代、呼声三者联结起来，问题实际上就是矛盾，呼声实际上就是人民的诉求，这深刻地揭示出了矛盾、问题、时代、诉求四者的内在逻辑联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蕴含着时代主题和核心问题的历史性嬗变，而转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其发展道路上必然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新的长征途中，“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12］”。新矛盾催生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使命，为此，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作出了新概括：为了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这“四个伟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的，就是“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首先进入的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尽管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触手可及，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全党还必须为此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3.4 在高寒沙区利用机械固沙和生物固沙相结合，无灌溉条件下扦插、直播造林相结合的植被恢复综合技术，是改善沙区生态环境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四）为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针对“党八股”曾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13］”，提醒全党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社会总在矛盾中前进，历史总在解决矛盾中创造，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接着出现。抓主要矛盾，就是抓根本问题，就是抓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党的历史充分证明，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年代，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认识、判断并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攻坚克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历史。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空间。例如，以往我们讲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发展国内生产来满足，较少涉及通过推动全球治理来更多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今天我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已然越出国界，拓展至全世界，俨然形成了一个“海外中国”，党的十九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呼应的时代大课题，如何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我们的奋斗目标统筹规划，使之相互贯通，既是“中国之问”，更是“世界之问”。面对中国和世界都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4］”。可以预期，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新时代许多重大问题的立题、点题和破题，提供了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68.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

［7］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7-02-28）［2018-01-1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2/t20170228_1467424.html.

［8］新华网.统计局：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8260美元世界排名第93位［EB/OL］.（2017-10-10）［2018-01-10］.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7-10/10/c_129717943.htm

［9］按图表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现价美元）［EB/OL］.［2018-01-10］.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

［10］辞海：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392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03.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9.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

［1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