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東亞圖書館收藏中國典籍之緣起與現狀

美國現在有六十幾個東亞圖書館在收集中文資料，這次我選當中10個最重要的作一個報告。這10個當中有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康奈爾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和加州大學圖書館。因為有這許多圖書館，所以我衹能對每一個作些簡單扼要的介紹。但是國會圖書館的中文部和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這兩處我會講得多一些，因為國會圖書館是美國第一個收集中文資料的圖書館，也是現在西方最大的收集中文資料的圖書館；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則是因為我在那裏工作了14年，所以我知道得比較多，也稍微多講一些。明天則專門講哈佛燕京圖書館，因為像剛剛黄院長所説，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服務了32年，所以知道得也比較清楚。

圖書館的發展跟教學及研究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關於東亞方面的教學及研究雖然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萌芽，但是其真正的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有少數大學開設了一些有關東亞的課程，但是並未受到很大的重視，教授和學生的人數很少，課程也衹限於歷史與語文方面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原本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教育政策有了基本的轉變，從比較狹隘的西方惟尊的觀點轉變為世界多元文化的觀點，在歐美以外的地區因而受到重視，特别是東亞。其主要的原因是從1940年代到1950年代這短短十來年當中，美國在東亞地區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若干歷史上有轉折性的重大事件，諸如太平洋戰争，佔領日本，協調國共戰争失敗，朝鮮半島分割為韓國、朝鮮等。這一連串的事件提高了美國政府和民間對東亞地區的重視程度，同時也使之感覺到進一步瞭解東亞各國歷史與文化的迫切性。

於是美國各大學在私人基金會與聯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陸續擴張或開創了整體性的——包括所有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有關東亞各國教學的課程和研究的項目。在50年後的今天，在這種有系統和加快步伐的發展下，美國在這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在西方世界是範圍最廣、内容最豐富的。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為支援教學與研究的需要，美國圖書館在東亞圖書館藏方面也跟着有顯著的發展。美國有些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開始收集中、日文的書籍，其中含有非常珍貴的、一直到現在還是研究漢學不可或缺的典籍文獻。但是全面性的、普遍的、迅速的發展，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一二十年間，除早期已經成立的圖書館外，有些後來成為重要的東亞圖書館也在這個時期先後成立，諸如密歇根大學的亞洲圖書館、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東亞圖書館等都是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建立的。其他如伊利諾伊、印第安納與威斯康星大學的東亞館在20世紀60年代纔開始運作。所以説美國東亞圖書館的全面和迅速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不是誇大其詞的。

根據2000年6月底的統計，全美東亞圖書館的總藏量如下(在準備這份講稿的時候，更新的2001年的統計還未完全發表)：

①学生在上课时“玩手机”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扰乱了课堂，学生将黄金的时间投入到毫无意义的网络游戏中去，丧失了人生的目标与生活的斗志。如何把学生从手机中拉回课堂，是我们教师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藏書總量 藏書總量(書籍)1400萬册，其中中文書籍720萬册，佔總藏量的51%。現行連續性出版物97960種，其中中文41110多種，佔總藏量的46.22%。非書資料(其中縮微卷、縮微片佔絶大多數，其他包括録音帶、録影帶、CD ROM、圖像資料等)18l萬多種，其中中文的有335700種，佔總藏量的31%。

採購經費 1999到2000年會計年度，採購經費共計大約美金11276000多元，其中中文採購的金額不詳，因為統計中不分語言計算，據估計中文採購經費大概佔40%。

服務人員 全國60多間東亞館約有500多位原圖書館服務人員。

從這些數字中可以見到東亞館對中文資料的重視。這些東亞館是如何開始以及它們如何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就是我今天所要講的内容。

美國圖書館中收集中文資料最早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它在1869年(清朝同治八年)就開始收藏中文典籍，後來耶魯大學在1878年(清光緒四年)、哈佛大學在1879年(清光緒五年)、加州大學在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也都開始收集。在20世紀上半葉，哥倫比亞大學在1902年、康奈爾大學在1918年、普林斯頓大學在1926年、芝加哥大學在1936年也相繼開始收集。今天所要介紹的就是上述這幾個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除外，那是明天的講題)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纔成立的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密歇根大學亞洲圖書館。現對這些圖書館收集中文資料的起源、現况及其特徵作—個簡單扼要的叙述。

1.國會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美國收藏中文典籍的第一個圖書館，始於1869年。關於這件事，芝加哥大學錢存訓教授曾於1965年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23卷撰文，有詳盡的叙述。文名“First Chinese-American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後譯名為《中美書緣：紀念中美文化交换百周年》，收録在臺灣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的錢先生所著《中美書緣》中。另外一份資料也可供參考，就是現任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撰寫的一篇文章：《簡介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收藏》(“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A Brief Introduction”)，後來由吴碧娟女士譯成中文，發表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2期(1983年12月)。前些時候，王冀先生又略微修改了他的原稿，將中英文合刊，用其原來名字印成一部小册，私人發行。除了這兩種資料外，關於國會圓書館中文部發展講述得最詳細的一部書，是從前臺大教授胡述兆先生的專著《國會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建設》(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79)。這三種資料是瞭解國會圖書館中文資料建設的前後過程最有權威性的著作。現在我就根據它們作一個簡要的叙述。

到了20世紀初葉，在1901到1902年之間，另一位前駐華公使羅克義(William W.Rockhill)將其收藏的漢、滿、蒙文書籍約6000册，全數捐贈國會圖書館。1904年中國政府把運到美國參加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展出的198種中國善本典籍也捐贈給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後在1908年，中國政府為了表示感謝美國政府退還給中國還没有動用的庚子賠款1200多萬美金，特派唐紹儀作為專使到美國致謝，同時贈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一部非常有價值的雍正六年(1728)在北京以銅活字印行的《古今圖書集成》全套，共5020册。

過了一年，1869年(清同治八年)美國國務院應美國聯邦政府土地局的要求，令其駐華公使館嚮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户口的資料。美國公使也藉此機會，再嚮總理衙門提出圖書交换的要求。於是總理衙門纔作出了决定，以相當數量的書籍和穀類種子作為交换。這些東西在1869年6月7日(清同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由總理衙門送到美國使館。美國國務院把其中的10種書籍交給史密森學院處理，史密森學院再轉存國會圖書館，於是完成了第一次中美圖書交换的工作，國會圖書館因而也成為美國收藏中文典籍的第一個圖書館。這次(首次)交换給美國的書籍，一共有下列10種，共156函：《皇清經解》，道光九年(1829)廣東粵雅堂刊本，360册，80函；《五禮通考》，乾隆十九年(1754)江蘇陽湖刊本，120册，12函；《欽定三禮》，乾隆十四年(1749)殿本，136册，18函；《醫宗今鑒》，乾隆五年(1740)北京刊本，90册，12函；《本草綱目》，順治十二年(1655)北京刊本，48册，4函；《農政全書》，道光十七年(1837)貴州刊本，24册，4函；《駢字類編》，雍正五年(1727)北京刊本，120册，20函；《針灸大全》，道光十九年(1834)江西刊本，10册，2函；《梅氏叢書》，康熙四十六年(1707)北京刊本，10册，2函；《性理大全》，明永樂十四年(1416)内府刊本，16册，2函。

在這次交换之後到19世紀末，除了在1879年購得前美國駐華公使顧盛(CalebCushing)所收集的滿漢書籍237種約2500餘册(其中有太平天國的官書、清刻的多種地方志)以外，國會圖書館没有添置其他的中國典籍。

美國國會在1867年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美國政府的出版物每一種需保留50份，由史密森學院(Smithonian Institution)負責與各國交换。諮會各國後，中國清朝政府並没有回應。第二年，美國農業部派了一位駐華代表，負責收集有關中國農業的資料。這位農業代表到中國的時候，帶了五穀、蔬菜、豆類的種子，以及有關美國農業、機械、礦業、地圖和測量美國太平洋鐵路的報告書若干種，贈送給清廷，並且希望能够得到同等的回禮作為交换。但是當時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是當時清朝的外交部，没有予以答覆。

雖然有上述的這些收藏，但當時國會圖書館仍然没有建立系統地收集中國典籍的政策。有系統地收集是在1899年普特南(Herbert Putnam)任館長後纔開始的。普特南任國會圖書館館長40年(1899-1939)，是一位非常有遠見的學者，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行政人才。在他的任内，他全力以赴為國會圖書館積極收集世界各國文獻典籍。在他的領導下，國會圖書館纔開始有計劃地收集中國書籍。

當時美國的農業部對中國的農業發展頗為仰慕，所以收集了很多有關中國農業方面的資料。因此，普特南也請他們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中文書籍。這個任務當時交給農業部一位名叫馮景桂(Hing Kwai Hung)的華裔植物學家。在1913、1914這兩年當中，馮景桂替國會圖書館收集了大約12000册的中文書籍，立刻就增加了當時國會圖書館所有中文書籍的一倍。他所收集的典籍包羅萬象，其中叢書的種類特别多。在他之後，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中文典籍功勞最大的是另一位農業部的植物學家施永格(Walter T.Swingle)。施永格非常欽慕中國文化，對中國的典籍有很濃的興趣。在1917到1927年這十年間，他曾去中國三次，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中文典籍文獻，其數量達到68000册之多，其中多善本書、地方志、叢書以及國會圖書館缺乏的很多古籍。

“目前的科研结果来说，统一还是认为生酮饮食只在短期内对于减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长期的话，对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害无益的。”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副会长陆雅坤表示，在她的客户中如果有人提出生酮饮食的要求，她也会定制短期的低碳水饮食方案，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三个月，“要在严格控制之下进行，还要配合运动，作息、饮食各方面的调整。”

施永格很受普特南的信任，1927年普特南接受他的建議在國會圖書館成立中文部(Di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並聘請一位年輕的漢學家恒慕義(Authur W. Hummel，1884-1975)負責管理。恒慕義是清史專家，他所編輯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國會圖書館1943年出版，至今為清人傳記的經典著作。這個中文部後來改名為東方部(Orientalia Division)，也由恒慕義主持。後又稱亞洲部(AsianDivision)，—直至今。恒慕義在國會圖書館從1927年任職到1954年，共27年，在他的任内國會圖書館東方部的典藏增加了兩倍，大約從10萬册增加到30萬册，這是國會圖書館收藏中文典籍的黄金時代，並使其成為當時漢學研究的重鎮。

Safety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osmetic products 11 1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會圖書館藏書建設政策有了基本的改變。從埃文斯(Luther Evans)1945年就任館長以來，藏書建設工作的重點轉嚮新的、當代的出版物。不僅古籍善本的採購受到很大的影響，就是新出版物中也限制於採購當年和兩年前出版的書籍。因此，近50年來，除了一部分從其他政府機構轉移給國會圖書館的書籍以外，國會圖書館中文部所收集的資料與其他大學東亞圖書館所收集的資料並無不同，不像以前那樣特出了。

國會圖書館現藏中文典籍約797700册，新舊期刊共12000種，縮微卷18000多卷，包括1777卷北平圖書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運往美國由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的2800種中文善本縮微卷，305卷北平協和醫院中文醫學圖書654種縮微卷，還有46卷由奧地利人洛克(JosephRock)收集的地方志所拍攝成的縮微卷，日本所藏國會圖書館尚付闕如的37種中國方志的37卷縮微卷，以及近年從内地購得的367卷代表1000多種中國家譜的縮微卷。目前國會圖書館每年收集的中文書籍，包括為數不少的交换品，大概有20000多册。

國會圖書館所藏中國典籍的特色在於幾方面。第一就是善本。1957年國會圖書館出了一本原由北平圖書館王重民先生編撰、後由袁同禮先生校定的《國會圖書館所藏中文善本圖書目録》(A Descriptive Catalog of Chinese Rat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共著録善本1775種，其中宋刻本11種、金刻本1種、元刻本14種、明刻本1439種、清刻本(順治、康熙、雍正)69種、套印本72種、活字本7種、抄本119種、稿本6種、日本漢文刻本10種、日本活字本1種、朝鮮漢文刻本3種、朝鮮活字本8種，還有一些日本和朝鮮的抄本以及敦煌寫本。另外還有明人别集226種、清人别集20種(也是清初的)，據説國會圖書館還有一些善本没有收録在這本目録裏，所以目前收藏的總數可能在2000種左右。

第二個特色就是中國方志。國會圖書館現藏的方志大約有4000種。1942年朱世嘉先生編纂了一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録》(A Catalog of Chinese Local Histori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當時所著録的僅2939種，故現在收藏的4000種的數字可能包括縮微卷和複印本。朱氏目録中收録修於宋代的計23種、元代的9種、明代的68種、清代的2376種、民國時代的463種。方志中以河北、山東、江蘇、四川和山西的最多，各有230種到280種之多，山東方志共279種，其中將近一半(118種)是從山東藏書家高鴻裁處購得，其中有不少的稀有版本。四川的方志有252種，很多是洛克(Joseph Rock)在四川為國會圖書館購買的。

第三個特色是《永樂大典》。大家都知道《永樂大典》與《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最著名的兩大類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始於明朝永樂元年(1403)，終於永樂六年(1408)，王筆手抄，共22877卷，裝訂為11095册。明末火災，幾被焚毁。清末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之役復被掠奪，更所剩無幾，從原來的11095册到現在中外共存不到900册。目前流散在歐洲的集中在英國，有69册，其中大英圖書館45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3册，牛津大學有19册，劍橋大學有2册。美國有52册，其中國會圖書館最多，有41册，康奈爾大學華生圖書館(Wason Collection)有6册，哈佛燕京圖書館與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各有2册，哈佛大學的善本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也有1册。今年年底中國要召開關於《永樂大典》的國際會議，想來在會議之後我們對於《永樂大典》在世界各地分布的情形當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上述结果表明，理论计算值和有限元仿真结果较为一致，表明了本文所建立的微纳测头刚度模型及临界屈曲载荷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第四個特色是叢書。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叢書有3000餘種，為歐美各東亞圖書館之冠，可以參照的資料很多，如國會圖書館的中文目録都可用以查詢。

第五個是藏有很特殊的資料，就是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典籍，包括滿文、蒙文、藏文的佛經和其他文獻，其中一批最特别的資料就是3300多册的納西族象形文字經典。納西又稱麽些，其部族處於雲南西北部和緬甸與西藏交界的地方。從8世紀到18世紀是一個獨立的部落，之後為清朝統治，麗江曾經是他們的首府，現在人口有26萬左右，都已被漢化。納西族衹有象形文字，其經典是東巴(巫師)用以求神占卜、用於各種宗教活動使用的，至今已頗少見。國會圖書館這批資料是從洛克(Joseph Rock)與一位名叫昆廷·羅斯福(Quentin Roosevelt)——美國希歐多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之孫——處收集來的。“中央”研究院李霖燦先生曾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期1958年秋季號中介紹了這批資料。三年前國會圖書館聘請了雲南省博物館納西文專家朱寶田教授到美國來整理這批資料，並且依照朱教授之前在哈佛大學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所編的納西文經典目録的格式，替國會圖書館做了一套類似的目録。這項工作已在去年10月間完成。據稱，國會圖書館現正計劃把這批目録掃描上網，以供研究使用。

再者，從1953年到1960年這七年當中國會圖書館中文部將其所藏有關中國法律的書籍全部轉移給國會圖書館的法律圖書館保管。同時，有關中國農業技術、臨床醫藥的中文書籍，也分别轉移到美國國家農業圖書館與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收藏。所以，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已不復收集這些方面的資料。

我報告了很多關於國會圖書館收藏中國典籍的歷史和現狀，因為國會圖書館中文部是美國東亞館中最重要的一所圖書館，也是美國收集中文典籍的第一個圖書館，所以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今天我要介紹的還有另外9個東亞館。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依它們開始收集中文資料的年份來依序作較為簡單的叙述。

2.耶魯大學

耶魯大學於國會圖書館收集中國政府交换書籍的九年以後，在1878年也收到一批中國的古籍，成為美國第一所收集中文典籍的大學圖書館。這批典籍包括一部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書局印行的5040册的《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其他34種、共1280册的古籍，這些古籍是耶魯大學一位校友、當時任中國駐美使館的副公使容閎贈送的。

以DM642为核心，通过摄像头采集电缆在管道中的位置信息，摄像头输出的数据信息经由FIFO数据缓存器缓存后传递给DM642，然后在DM642内完成图像背景差分处理，将电缆在管道内的实时位置信息转换为对应的数字信号，并在LCD上显示，最后通过DA转换模块将该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电信号，该模拟电信号用来驱动牵引设备调整电缆位置.系统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容閎(Yung Wing)是在中美文化交换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是廣東香山人，於1828年出生，1912年逝世。幼時在澳門和香港教會學校就學，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18歲的時候，被學校保送到美國念書。他於1854年在耶魯大學畢業，成為中國第一位在美國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後來他受到曾國藩與丁日昌的賞識，採納了他的建議，選派青年學子到美國留學。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學生派到美國去，容閎任監督，是中國公費留學生的開始。

容閎捐書給耶魯大學圖書館之後，在1884年耶魯大學圖書館又收到前美國駐華公使、耶魯大學第一任中國語文文學教授衛三畏(Samuel Williams)遺贈的他生前所收藏的全部中文古籍，後來又陸陸續續收到其他的贈送書籍。所以耶魯大學收藏中文典籍的工作就慢慢地發展起來了。1961年，耶魯大學成立東亞學術研究委員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中文藏書建設的工作纔變得更有系統的，更加積極並且不斷得到加强。

耶魯大學現藏中文書籍有413000册左右，現行中文期刊1620種，另外還有中日韓縮微卷與非書資料10000餘件(中文數字不詳)。現每年入藏中文出版品約6300餘册。

其館藏最特出的資料是太平天國文獻。這批文獻是著名的太平天國學者簡又文教授所贈。簡教授1964-1965年受聘為耶魯大學歷史系研究學者。之後他將歷年收藏有關太平天國的資料，包括書籍雜志320種及搨片、銅幣、印章等全部捐贈耶魯大學圖書館，這是一批非常珍貴的研究太平天國的第一手資料。其他如明清小説亦頗有特出者，其館藏明清刻本59種中有通俗小説20種，其中有罕見者，如明遺香樓刻本《三國志》、明郁郁堂刻本《水滸四傳全書》、清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萃文書屋木活字印本《石頭記》及清初刻本《金瓶梅》等。

3.加州大學

我現在所講的加州大學是指柏克萊分校(Berkeley)。因為加州大學有九個分校，是美國州立大學系統中最大的學校。加州大學在1896年設立中文講座，聘英人傅蘭雅(John Fryer)為講座教授。傅氏原在北京總理衙門創辨的同文館(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任教，後轉上海江南機器製造局(Kiangnan Arsenal)任翻譯工作，從1867到1896年達30年之久。他到加州大學就任時，把他私人的中文藏書以及江南機器製造局印行的200多種西方著作的中文翻譯本共2000餘册——其中包括科學、歷史、地理、國際公法等——全數捐贈加州大學圖書館，這就是加州大學收藏中文典籍的開始。

但是在傅蘭雅先生捐贈這批書籍之後的幾十年當中，加州大學並没有新增的收藏。一直等到1916年，江亢虎先生來加州大學接任中文講座教授。江亢虎，江西上饒人，是中國最早提倡社會主義的學者，也曾在北洋編譯局任總辦，兼《北洋官報》的總纂。他在加州大學時，將他從中國帶到美國來的他父親收藏的中文典籍13000多册捐贈加州大學圖書館。他的父親江德宣是光緒十二年(1886)的進士，他的收藏中有不少有價值的古籍善本，這一批資料為加州大學中文藏書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續任江亢虎先生職位的是一位名叫衛理(Edward Thomas Williams)的先生，他也捐贈了一批書籍給加州大學，後來管理加州大學中文古籍的是邁克爾·哈格蒂(Michael Hagerty)和迪特爾。史泰勒(Diether von den Steiner)也採購了一些。雖然有這樣的開始，但是加州大學一直到1947年正式成立東亞圖書館後，纔開始積極從事於中文典籍的藏書建設工作，並以人文科學方面，尤其是語言、文學、歷史、考古學為其收集的重點。但是1949年以後中國内地出版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其收集得就非常有限，主要是由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來收集。東亞館衹是負責收集1949年以來内地出版的人文科學方面的書籍。這種分工合作的藏書建設工作模式在美國大學圖書館中還是不常見的。關於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的狀况我在下面再行介紹。

加州大學現藏的中國典籍約375000册，現行中文期刊2040餘種，縮微卷及非書資料不詳(中日韓文資料總計約71000種)。近年來每年入藏書籍約15000册。

館内特藏有下列幾種：第一是剛剛已經提到的江南機器製造局翻譯的書籍，這批2000餘册的資料是西方世界中最完整的一套。第二是搨本。加州大學圖書館有3000多件搨本，是西方圖書館中數量最大的一批。他們前些時候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合作，已經完成整理、編目的工作。據稱，這批資料將數字化上網，以供公開使用。第三是善本，加州大學收藏的善本不多，但其中頗有珍貴的典籍，如宋刻本有6種、元刻本有10種、明刻本有356種、清初刻本有600多種。還有一批抄本，共20餘部，大部分是藏書家劉承幹嘉業堂舊藏，是非常珍貴的一批資料。另外還有滿蒙藏文的典籍，約有10000册左右，其中蒙藏文的書籍較多。

重读20年前的作文，一杭泪流满面。剪报里，还夹着一张照片：一杭坐父亲和母亲中间，但右边的父亲被撕去了，只留下半条胳膊。父亲于他，是一个谜，一个梦境。

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成立於1957年，與加州大學的東亞館分工合作。他們專門收集1949年以後内地出版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特别是中共黨史及有關1949年以來内地的各種政治運動、經濟社會發展、軍事外交的資料，各種年鑒、新地方志，以及《文史資料》等出版物都在收集之内。除了中文書刊報紙外，他們也收集了很多英文的關於當代中國的書刊。該館最獨特的收藏是它的2000多種録影帶，包括15年來每天兩個鐘頭的北京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廣播和内地紀録片。這些都是研究當代中國非常重要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的收藏，使該圖書館成為研究當代中國的重鎮。

4.哥倫比亞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思德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也有它的一個傳奇故事。19世紀末期有一個加拿大建築工程師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患青光眼，久治不愈。後來他在北京遇到美國大使館海軍武官義理壽上校(Commander lrvin Van Gillis)。這位武官介紹他試用中國很有名的河北定州馬應龍眼藥，他一用之下果然有很大的功效，所以他對中國的醫藥肅然起敬。於是他交了一筆錢給義理壽，請他代為收集中國的醫書，特别是關於眼疾方面的資料。

“丁良講座”成立以後，哥大聘請英國劍橋大學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教授作短期講學並負責籌備成立中文系的工作。翟理斯介紹了一位德國的漢學家，慕尼克巴瓦維亞科學院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在1903年該系成立時任第一任“丁良講座”教授。

由於這個講座的成立是為教學的需要，圖書館資料的採購遂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但是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度非常緩慢。1920年，哥倫比亞大學請當時在中國為國會圖書館收集書籍的施永格先生也替他們做採購工作。1929年，哥大王際真教授也替哥大圖書館在中國買了些古籍。1940年代，哥大得到洛氏基金會的補助，又添置了不少的中文書籍。經過這幾次的搜購，哥大的中文藏書在1942年太平洋戰争開始時，就已經超過10萬册了。不過之後的幾年當中，一方面是因為戰争的關係，一方面是因為經費的不足，哥大的中文書籍採購没有什麽特别的進展。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哥大積極擴張關於東亞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中文書籍的收藏也就跟着活躍起來了。

哥大現存的中文藏書約341000册左右，現行中文期刊38種，縮微卷18000卷，現每年入藏的中文書籍8000餘册。

哥大的特藏是族譜，有1040多種，這是在西方大學當中最多的一批中國族譜。還有一批與族譜有關，但是一般圖書館不太注意收藏的資料，那就是行述、事略、榮衰録之類的東西。哥大有一批文獻，稱“傳記行述彙集”，有210種，分裝成19函，時代從清代到民國，有刻印的，也有鉛印的。這類資料的研究價值很高，因為有些不見經傳而在地方上較有地位的人物的傳記在這些資料中大都可以找到。

還有一批資料也是哥大館藏的特色，就是清代的曆書。清代避高宗(乾隆)“弘曆”諱，所以曆書就改稱為“時憲書”。這些資料哥大收藏了很多，是從乾隆到宣統朝的。乾隆時期缺得較多，因為時間早。但是在嘉靖朝25年當中衹缺兩年，而從道光到宣統這91年當中則一本也不缺，所以這是一批極為罕見的資料。另外還有“會試卷”，哥大藏有《鄉會試朱卷集》，約400册，是其他圖書館所没有的。哥大所藏的方志、叢書以及明清文集數量也都不少。

哥大還有一批對於研究民國史非常重要的資料，就是哥大的口述歷史檔案。這批資料不在東亞館，而在哥大圖書館的特藏部中。這個口述歷史項目(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1958年開始，由韋慕廷(C.Martin Wilbur)及何廉教授主持。當時居住在紐約市區的一些民國時代的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名人都是被訪問的对象。訪問口述的稿子由被訪問人過目同意後，再翻譯成英文供學者研究使用。這些稿子長短不等，有幾百頁的，也有一兩千頁的。大部分的現在都可以公開，但有一兩份是被訪者指定在其生前不可以發表的，而有些是指定某部分需要暫時保密，因為牽涉的人很多。被訪問的人包括張發奎、張學良、胡適、顧維鈞、孔祥熙、李漢魂、李璜、左舜生、蔣廷黻、吴國禎等。

[1]吴兰青,浦美华,陈月琴.医院化管理在护工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5,21(02):21-23.

5.康奈爾大學

民初時有許多中國學生在康乃爾大學就讀，其中很多人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諸如胡適之、趙元任、任鴻雋及其妻子陳衡哲、楊銓(楊杏佛)等。這些人在康奈爾做學生的時候，曾捐贈3350種中文書刊給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這是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收藏中文典籍的開始。

(4)内田直作(Naosaku Uchida)，《華僑》(The Overseas Chinese)(1959)；

華生圖書館的首任主任是古斯·加斯基爾(Gussie Gaskill)女士。她在36年(1927-1963)任期以内不但繼續收集關於中國的西文書籍，而且大力擴張中文書籍的採購。她曾到中國數次，得當時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先生的協助，替康大收集了不少資料。到1960年康大得到了美國教育部的補助，成立了一個東亞語文區域研究的專案，後來又得到了基金會的補助加强關於東亞的教學和研究，因而中文書籍的採購也就增加了不少。後來，由於基金會和政府的繼續補助，更積極、更有系統的藏書建設工作就開始進行了。在初期，其收集的重點是20世紀上半期出版的現代文學、藝術、考古、語言學等的資料，後來收集範圍擴大了許多。

由文献[18]可知，在置信度为η0的条件下，应至少存在一次采样，使得选择出的b个点均为局内点。因此，可以得出最大循环次数m应该满足如下条件：

在此还应特别提及各级教研组织的力量．例如，中国特有的“教研员”在这方面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有专门的包含省、地（市）、县（区）等各级教研室的教研工作管理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教研员通过有计划的、形式多样的教研活动，组织不同层级的课例研究，从而为中国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9]

華生圖書館現名華生東亞圖書館(Wason Collection on East Asia)。現藏中文書籍約336000册，現行中文期刊4100種，縮微卷數目不詳(中日韓合計有33000多種)，録影帶與電影片350種——這也是較為特别的，因為别的圖書館通常不大收藏這些。華生圖書館每年入藏中文書籍約6880册。

除了剛纔提到的《永樂大典》之外，康大還有一些比較特别的資料，就是東南亞華僑的資料，因為康大的東南亞教研項目在美國頗具盛名，所以華生圖書館也隨之收集了不少關於東南亞華僑方面的資料。另一種特别的收藏就是關於中國通俗文學、戲曲的資料，特别是20世紀上半期的出版物。敦煌卷子的縮微卷也是它的特藏。華生圖書館藏有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全部敦煌卷子的縮微卷。衆所周知，這兩個圖書館是西方世界中收集敦煌卷子最多的圖書館，康大所藏的這批縮微卷是美國惟一的全套。

6.普林斯頓大學

關於哥倫比亞大學收藏中文資料的起源有一個傳奇的故事。1901年哥大有一位校友卡朋蒂埃將軍(General Horace W.Carpentier)捐給他的母校 20萬美元，成立一個“丁良講座”講授中國文化。他捐錢成立這個講座的目的是要紀念他的一位名叫丁良(Dean Lung)的中國傭人。傳説是這樣的：卡朋蒂埃在19世紀美國西部淘金熱的時代致富，後來在紐約從事地産生意又非常成功。可是這個人的脾氣很暴躁，有一次他因故不滿跟隨他多年的中國傭人丁良，一怒之下就把丁良辭掉了，並命令他馬上離開。第二天早上當他起床的時候，丁良已經走了，但是他在走之前還是照常把卡朋蒂埃的早餐做好，放在桌上。卡朋蒂埃看了，大為感動，認為丁良這種忠誠和寬容大度是受了中國文化熏陶的緣故，很值得學習。所以他就决定捐贈一筆基金給哥大來促進哥大在中國文化方面的教學。除了卡朋蒂埃的錢之外，丁良自己也捐出了12000元，於是就成立了“丁良講座”(Dean Ltillg Professorship)。第二年，哥大用這筆基金的一部分成立了一個中文圖書館。同年，清朝政府應哥大校長的要求，贈送了一套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同文書局印行的《古今圖書集成》，是為哥大收藏中文典籍的開始。

義理壽精通中文，而且經過長時期的學習與研究，對於中國古籍也頗有心得，所以他就辭掉了武官的工作，留在中國，娶了一位滿洲妻子，專門替葛思德收集中國典籍，除醫書以外，還包括其他的善本古籍。因為收集的範圍擴大，收集品為數衆多，且種類繁雜，所需的經費也愈來愈多。胡適之先生在1950-1952年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館長時，寫了一本關於葛思德圖書館的小册子，名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The Gest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原載1954年出版的《普林斯頓圖書館紀事》(Princeton Library Chtvnicle)第15册(有油印本)，其中有一段説：“從作為一個嗜好開始，這個藏書工作變成了一種投資，不久對其創辦人又變成一個負擔(譯文)。”因為那時義理壽替葛思德購買的書籍已超過8000册，需要管理和適當的儲藏空間，所以葛思德就决定把這些書運回加拿大。1926年寄存在蒙特利爾(Montreal)的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命名為“葛思德中文研究圖書館”(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到1931年其藏書已經增加到75000册。1937年普林斯頓大學得洛氏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把這批書籍買下，在普林斯頓成立了“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當時書籍總共有102000册，這是普林斯頓葛思德圖書館的開始。

從1937年建館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葛思德圖書館對於中文典籍的收藏並不很積極。戰後由於學校擴充關於東亞的教學和研究範圍，葛思德圖書館的採購工作也就隨之活躍起來，收集的範圍也擴大了，包括近代和現代東亞的社會科學方面的資料。因為收集的範圍擴大，而又為了保持葛思德圖書館的獨特性，普林斯頓的東亞館後改名為“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及東亞文庫”(Gest Oriental Library and East Asian Collections)，但仍通稱為葛思德圖書館。

該館現藏中文書籍約425000册，現行中文期刊2270種，縮微卷23000種，每年入藏量約8700册。

葛思德以所藏中國善本著名。1946年北平圖書館王重民先生應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整理、鑒定了其所藏的善本書籍，完成了一部書志草稿，後來經臺灣大學屈萬里教授校正，於1975年由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題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善本書志》，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參考書。

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的善本書以明刻本最多，有1040餘部，計24500册，尚有宋刻本2部、元刻本6部，有醫書約500種，雍正六年(1728)銅活字版的《古今圖書集成》一套，武英殿聚珍本《二十四史》一套，以及一些蒙文的佛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還有一件很有趣的“文物”，就是一件大的綢袍，裏面貼有用蠅頭小楷寫的七百篇八股文，為科舉考試時代夾帶作弊用的。

7.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在1936年成立遠東語文系和遠東圖書館，都由顧立雅 (Herrlee G.Creel)教授主持。顧立雅教授是中國上古史專家，所以對中國古籍的收藏特别注意。1939-1940年間他在中國收購了不少這一類資料。1943年又從芝加哥的紐伯里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購得貝特霍爾德·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9世紀末期在中國為該圖書館收集的中日滿蒙藏文的書籍共21000餘册，遠東圖書館的收藏遂蔚為大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該館的總藏量已達110000册左右，其中最多的是中國經學、考古學和上古史的典籍。錢存訓先生1947年受聘主持該館，並兼任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校教授，遠東圖書館的業務乃蒸蒸日上。1958年起更積極擴充，在原有的收藏範圍外，更加上社會科學和近代和當代的資料。

該館現已由遠東圖書館改名為東亞圖書館。目前所藏中文書籍有350000余册，現行中文期刊1800種，縮微卷35000卷，每年入藏中文書籍約7000册。

特藏以中國經部經典最多，約1700多種，是歐美各大學之冠。方志2700多種，並有明萬曆年問增刻的《大藏經》全套7920册，這是相當重要的資料。還有一些關於現代史的零星資料，包括1947-1948年北京、天津學生游行示威時，反飢餓、反腐敗、反國民政府的原始傳單70餘種，這些都是少見的資料。

综上所述，在桥梁施工中，应用预应力技术至关重要，可以不断提高桥梁施工的安全性、稳定性以及使用寿命，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8.胡佛研究所

胡佛研究所的全名是“胡佛戰争、革命與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19年成立於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原稱胡佛戰争、革命與和平研究所與圖書館(Hoover Institute and Library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成立初期，以收集資料為主，所收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有關歐洲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的檔案和其他的歷史文獻，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及俄國共産黨初期黨史的資料。其收集之豐富世界聞名。其大部分均為胡佛先生(後選為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歐洲及蘇聯擔任救濟工作時所收集者。1960年改為今名，除繼續資料之收集外，還積極發展研究工作，現為美國著名智庫之一。

1945年1月，胡佛研究所所長費希爾(Harold H.Fisher)(斯坦福大學歷史系蘇聯史教授)宣布該所成立中文部與日文部的决定。其收藏資料的時限為20世紀，範圍則是有關戰争、革命以及和平的中國和日本的文獻。

當時代表胡佛在中國收集資料的是芮沃壽夫婦(Arthur and Mary Wight)。芮沃壽先生在斯坦福大學時曾是費希爾教授的學生，後去哈佛大學研究院；他與他夫人當時是哈佛大學的同學，1940年去中國收集資料寫博士論文，珍珠港事變後，被日軍軟禁在山東濰縣一間拘留所中。日本投降，他們被釋放以後，接受了胡佛研究所的邀請，就地在中國為胡佛研究所收集中國文獻。這個工作主要是由芮夫人完成。在1946和1947這兩年當中她幾乎跑遍全中國，得到各方幫助，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她甚至得到美軍的許可，搭乘美國軍用機到延安去了一趟，收集延安和當時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邊區的出版物，因此獲得了很多當時外界看不到的資料。其中最寶貴的是一份差不多完整的從1941年5月創刊到1947年3月中共撤退延安以前出版的中國共産黨機關報——《解放日報》。

据中国有色金属报9月29日消息，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第二氧化铝厂矿制工区近日来多措并举，针对原矿浆配钙成立项目攻关小组，对赤泥钠硅比进行攻关，使赤泥钠硅比连续4个月完成攻关要求。

1948年芮沃壽夫婦返美。芮先生(Arthur Wright)應聘為斯坦福大學歷史系的助理教授，芮夫人(Mary Wright芮瑪麗)即出任胡佛研究所剛成立的中文部的主任。中文部成立以後，又從伊羅生(Harold R.Issacs)處購得一批非常珍貴的中共原始資料，包括20世紀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中共地下出版物，其中有不少當時中共托洛斯基派油印的刊物。伊羅生原來是美國共産黨員，1932—1934年他得到中共的支持在上海發行一個小型的報紙叫《中國評論》(China Forum)。當時他收集了很多中共的地下刊物，在當時都是“非法”的、需要“没收法辦”的出版物。但他是美國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所以中國警員無法干預他。胡佛研究所收得這批資料後稱其為“伊羅生特藏”(Issacs Collection)。

4)利用非对称孔隙压力场可以提高煤体定向压裂效果，控制水压与水平应力比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研究结果表明：鹤壁矿区内，煤岩体水平地应力比在1.0～1.8，控制水压6～12 MPa时定向压裂效果明显。

在1959年，胡佛研究所又收到另外一批也是關於中共的原始資料。當時美國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前妻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筆名尼姆·威爾斯[Nym Wales])將她和斯諾在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收集的很多中共以及左派的資料文獻全部轉售胡佛研究所，名為“尼姆·威爾斯特藏”(Nym Wales Collection)。這批資料的性質和伊羅生那批資料大致相同，很多都是地下出版物，不同的就是出版的時間。伊羅生的資料是20世紀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斯諾他們的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所以在時間上它們連接得很好。因為這樣，這兩批資料就更珍貴了。在“尼姆·威爾斯文庫”當中還有一批關於西安事變的資料。這是他們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在西安收集的，其中有好些是當時西北軍所散發的傳單和小册子，非常罕見，是十分寶貴的原始資料。

伊羅生和斯諾這兩批資料中的大部分在下列兩部薛君度教授編撰、胡佛研究所出版的書目中有詳細的注釋：(1)《中國共産主義運動，1921—1937：胡佛戰争、革命與和平研究院中文圖書館藏中國文獻選輯解題書目》(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l921—1937∶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Materials 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and Peace，1960)；(2)《中國共産主義運動，1937—1949：胡佛戰争、革命與和平研究院中文圖書館藏中國文獻選輯解題書目》(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37—1949∶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Materials 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1962)。

1959年芮沃壽夫婦應聘去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之後，胡佛研究所合併其中文部及日文部成立東亞部，我被任為東亞部的主任。當時聽説在臺灣有一批關於江西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的原始資料，為陳誠所收。我很希望能够得到這些資料的影本，以加强胡佛研究所對中共黨史的收藏，但不得其門而入。後偶遇斯坦福大學地質系的休伯特·申克(Hubert G.Schenck)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擔任美國在臺灣的負責人，和陳誠很熟。經他的介紹，得到陳誠的許可，將這批資料攝成縮微卷。為此事我1960年第一次來臺灣。當時臺灣的條件很差，據説攝製縮微卷的機器衹有兩部，一部在“中央”銀行，一部在“中央”研究院。那時胡適之先生任“中研院”院長，我去請他幫忙，他一口就答應了，把機器與操作人員都借給我使用。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把這批將近1500多種的資料照成縮微卷帶回美國，我命其名為“陳誠特藏”(Chen Cheng Collection)，用以紀念陳誠對學術界的貢獻。後來又得他的許可，將這批資料再作拷貝以成本供應美國各東亞圖書館以作研究之用。據陳誠説，這批資料是1930年代他屬下的隊伍在江西瑞金地區俘獲來的。當時已經焚毁不少，他得悉後下令禁止，纔保留了剩下來的這些。南伊利諾伊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吴天威教授從這批資料中選出600多種加以注釋，並附加資料全部的目録由哈佛燕京圖書館1981年出版，名為“江西蘇維埃共和國，1931～1934——陳誠特藏文件選輯解題書目”(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4∶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列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書目叢刊》第三種。

胡佛研究所東亞部由於上面所講的這三批資料的收藏——“伊羅生特藏”Issacs Collection)、“尼姆·威爾斯特藏”(Nym Wales Collection)及“陳誠特藏”(Chen Cheng Collection)——而聞名於世界。這些中國共産黨早期黨史的原始文獻，無論在數量上或品質上，在西方没有任何圖書館可以與其媲美的。除了關於中共黨史的資料以外，胡佛研究所尚以民國時代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方面的文獻見稱。以其收藏所編纂的書目除上述薛君度教授的著作外，尚有下列數種，可代表其收藏之一斑：

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走另一个极端排斥抗生素，细菌感染一定要用抗生素。即使用抗生素，能口服就口服，效果一样的，有的甚至更好。吸收达到血液峰值浓度都是很快的事情，比输液慢不了多少，不要让药物直接进入血液。除了头孢曲松之外，所知的所有β内酰胺类（青霉素、头孢）时间依赖性抗生素，半衰期只有1～2个小时，甚至很多小于1小时的，每天4次每6小时口服一次与每天静脉输液一次相比，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有效浓度，实际效果其实比每天只输1次液效果好。

(1)牟復禮(Frederick W.Mote)編，《日本在華成立的偽政府，1937—1945》 (Japanese-Sponsored Governments in China，1937—1945)(1954)；

(2)吴文津(Eugene Wu)編，《20世紀中國的領導人物》(Leaders of 20th Century China)(1956)；

(3)易社强(John Israel)編，《中國的學生運動，1927—1937》(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1927—1937)(1959)；

1918年，康奈爾有一位校友華生(Charles William Wason)在康奈爾設立華生圖書館，專門收集有關“中國與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的資料。華生，機械工程師，1884年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開創電車，因以致富。1903年去中國旅游，對中國産生了很大的興趣，於是就開始收集關於“中國與中國人”的各種資料，前後共收集約9000册，主要是英文的書籍。在當時這是最大的一批關於這方面的資料。他把這些資料全部捐贈康奈爾大學成立華生圖書館，並且捐了5萬元的基金作為繼續採購之用。除了這批書籍，他還捐贈了另外一批非常特别的資料，就是從150種雜志上所剪下的62000篇關於中國的文章。這批資料一直到現在還是研究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有關中國問題的重要參考材料。他捐贈給康奈爾大學的書籍中有一些是中國典籍，包括三册《永樂大典》。後來康奈爾的另一位中國校友、外交家施紹基又捐給康大三册《永樂大典》，所以目前康奈爾大學是美國大學中擁有最多《永樂大典》的學校，一共有六册。

(5)陳明銶(Ming K，Chan)編，《中國工人運動史，1895—1949》(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895—1949)(1981)；

(6)依牧(I-mil)編，《中國民主運動資料》(Un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ommunist China，1978—1981)(1986)；

(7)華達(Claude Widor)編，《中國各省地下出版物，1979—198l》(The Samizdat Press in China’s Provinces，1979—1981)(1987)。

除這些資料以外，胡佛研究所還有一批臺灣的特别出版物，那就是從1975到 1978年在臺灣被查禁的“黨外”雜志。這批雜志共16種，差不多都是全套，已由荷蘭國際文獻公司(Inter Documentation Center)作為縮微片發行。

最後，胡佛研究所還有一批與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相類似的資料，那就是一些民國名人的私人檔案。這一批檔案對於研究中國現代史有高度的研究價值，其中包括宋子文、張嘉駁、顔惠慶、陳納德(Claire L.Chennault)等的個人檔案。

胡佛研究所中文藏書約243000册，現行中文期刊810種，縮微卷不詳(中日文共30000餘卷)。現每年入藏中文書籍約4400册。

胡佛研究所與斯坦福大學圖書館已簽訂協定，在不久的將來胡佛研究所東亞部將轉屬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惟關於中國的檔案仍留胡佛研究所保管。

9.華盛頓大學

華盛頓大學1946年得洛氏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補助，創立美國第一間大學主辦的東亞研究中心。華大稱其為“遠東研究所”。第二年(1947)成立“遠東圖書館”(Far Eastern Library)，現稱“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Library)。最初的收藏着重於19世紀中葉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史方面的文獻，因為那是當時遠東研究所研究的重點。稍後，中國哲學和文學方面的資料也開始大量收集。當時，書籍選擇的工作多由梅谷(Franz Michael)、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和德懷特·斯庫塞斯(Dwight Schultheis)三位教授負責，分别選購清史(梅谷)、中國思想史(衛德明)和中國文學(斯庫塞斯)方面的資料。後來由於華盛頓大學東亞教學研究的範圍擴張，圖書館收集的範圍也就跟着擴大了。

該館現藏中文書籍240000餘册，現行中文期刊1200餘種，縮微卷6300餘卷。該館為美國最早引進臺灣“中央”研究院建立的“二十五史全文檢索資料庫”的圖書館。現每年入藏中文書籍約3500册。

其特藏是中國的西南方志。這些方志是從洛克(Joseph Rock)處購得，共833種，其中雲南方志146種，四川方志143種，為西方圖書館之最。(洛克在中國雲南居住前後達25年，是納西族專家，國會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納西經典都是從他的收藏中購得。方志也是他在雲南時所收購的。)關於臺灣的方志，該館有80餘種。其方志收藏全部著録於樓珍希(Joseph Lowe)編纂的一部目録，名為“華盛頓大學藏中國方志目録”(A Catalog of Official Gazetteers of China i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60年由荷蘭國際文獻公司(Inter Documentation Center)出版。

該館的善本不多，有明本138部，其中子部與經部的書籍較多。李直方(Chik Fong Lee)曾為其編一書志，名為“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藏明版書録”(A Descriptive Catalog of the Ming Editions in the Far Easter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75年由三藩市美國中文資料中心出版。

華盛頓大學除了東亞館之外，還有法學院圖書館的東亞部(East Asian Law Department)。該部成立於1930年代，最初衹是收集關於日本法律方面的日文書籍，後來纔開始收集關於中國法律方面的中文資料。該部現有中文書籍7000餘册，現行中文法律方面的刊物80多種，縮微卷180餘卷。

10.密歇根大學

密歇根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開始收集一些中日文的出版物，但是比較有系統的收集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1948年密歇根大學成立日本研究中心，日文資料的收集隨之加强。1961年成立中國研究中心，中文資料收集也跟着很迅速地發展起來。到目前為止，密歇根大學亞洲圖書館所藏的中文書籍多於日文，而其中日韓文藏書的總量在北美東亞圖書館中排名第四，在僅僅四五十年當中有這樣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事。僅以中文藏書的數量來説，它也佔全美第七名，由此可見他們工作發展之迅速。

因為他們發展的時間較晚，所以原版的古籍較少，但是他們收藏中國古籍的複印本和縮微卷特别多。比如説臺灣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國古籍複印圖書，他們差不多全部都有；還有“中央”圖書館的1500多種善本的縮微卷，以及他們在日本購入的日本收藏的許多明刻本和中國地方志的縮微卷等。另外，還有一批研究當代中國的特别重要的資料，就是香港友聯研究所的中國剪報的縮微卷。友聯研究所1949年後在香港成立，為當時頗負盛名的一個研究機構。他們設法收集了很多當時禁止出口的中國内地的地方報紙、雜志。由於研究的需要，他們把這些資料做了很有系統的剪報工作。因為當時西方的學者，特别是美國的學者，不能去中國内地，也無法在旁的地方看到中國内地的地方報紙和雜志，所以這些剪報就成了在當時最有價值的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料。後來友聯將這些剪報攝製成2000多卷的縮微卷。密西根亞洲圖書館所藏的這批縮微卷是美國東亞圖書館中惟一的全套。

密西根亞洲圖書館現藏中文書籍有343000餘册，現行的中文期刊1300多種，縮微卷29000餘卷，縮微片24000多片。現每年入藏的中文典籍有8700餘種。他們的網站設計得很好，内容很豐富，恐怕是美國東亞館中做得最好的，大家不妨去參考看看，網址是http：//asia.lib.umich.edu。

從上面所講的，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圖書館的中國藏書建設工作與美國大學發展關於中國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有不可分离的關係。在19世紀末期，美國大學對於中國的教學與研究尚在萌芽的時候，圖書館收集中國典籍的工作是被動的，當時收集的資料大都是偶然得來的。稍後，教學和研究的工作漸漸發展，主動的收集纔跟着而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區域研究盛行，新的東亞圖書館相繼成立，中文典籍的收藏纔達到最高峰。過去不受重視的東亞圖書館，今天已經是美國研究圖書館主流當中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