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娜小说《多布库尔河》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在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中展示了生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游牧民族鄂伦春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她以柯尔特依尔氏族女孩古迪娅的成长故事为中心，串联起整个民族、家族叙事，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了社会转型期鄂伦春民族、家族及个体命运的遭遇和波折，展现鄂伦春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及思维方式。鄂伦春人生活在封闭、神秘的原始森林，他们崇拜、敬畏大自然，形成了万物有灵的信仰体系，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着人与自然彼此交融的生命方式及生存方式。萨娜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在诗意、清丽、情感深挚的温情叙述中，展现出少数民族女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深刻体验。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切入文本，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领域内惯用的应用策略。萨娜在小说中对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书写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独特地域性、民族性的生态文化资源。

一、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和关系

鄂伦春人生活在偏远、闭塞、边缘的森林深处，特定的生存空间形塑了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方式、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同人类一样具有灵魂和生命，当灵魂降临于肉身，与肉身融为一体后，才能获得生命。小说开头写到古迪娅的出生，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出玛鲁神灵对她的眷顾，当她在子宫中等待灵魂降临时，无所不在的玛鲁神灵让她睁开今世的眼睛看见森林。在生命开始时刻，她听到宇宙的歌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召唤——森林如同胎儿呼吸一般与大自然节律的生命脉动，从此，灵魂不再属于天空而是根植于大地。人的灵魂来自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女性一出生就与大自然有了神秘的亲和关系。古迪娅在成长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和活力，享受大自然的丰硕果实，夏天和姐姐一起吃浆果，醉得躺在草地上昏睡不起。因为消化不良，古迪娅与野鹿一起舔食岩石上风化的盐土，共享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古迪娅仿若大自然的精灵，在她的世界里，大自然不是背景化的存在，而是女性生命的一部分，敏感孤独的她在大自然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并从中获得自发的艺术启蒙。她将桦树当作天然画布，把颜色涂上面，就能听到树肉发出婴儿吮吸汁液的细响，这是她与大树之间的对话。在古迪娅的画笔下，大树的肉身呈现出鄂伦春人所敬奉神灵们的模样，外出打猎的乌力楞男人们朝着古迪娅画的山神像跪拜，认为她画的山神能够告诉他们想说的话，男性通过女性的艺术之笔实现了与神的对话和交往，女性充当人与大自然之间交流的媒介。

女性观念将大自然人格化，认为大地与人一样拥有悲欢离合，大自然的生灵与人类息息相通。鄂伦春人信奉萨满神，人神之间沟通的媒介即为萨满，一般由女性来担任。小说中的萨满奶奶充当民族精神的领路人和先知的角色，她的话充满着对大自然真挚的体悟和深刻的哲思。萨满奶奶说，为何大兴安岭的冬天格外寒冷，因为热烈的夏季让大地耗尽元气。古迪娅受到启发，进一步体悟到苍天用白雪为大地净身，所以在明媚的春天，才能看到生命重新生长。在女性的观念中，大地与人一样都依循宇宙的节奏，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她们对大地饱含深情，敬畏长生天长生地，认为在大自然生长的一切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绝非是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物种。古迪娅的父亲在猎杀野鹿的过程中意外坠下山崖，这让她意识到大自然的每个生命都不是好惹的，都值得敬畏，她对大自然的一切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关爱和同情。当她与野鹿共享岩石上风化的盐土时，担心哥哥各罗布的出现会威胁到野鹿们的生命安全。林子里的两头野鹿探出脑袋，她格外紧张，担心各罗布和乌力楞里的人会杀掉它们。当最终听到枪声和它们倒地的轰响后，她忧伤极了。女性对动物命运的深切同情，让她对鄂伦春人狩猎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充满深刻的忧思。虽然鄂伦春人猎杀熊之后，会为熊举办庄严肃穆的葬礼，并为之流出悲伤的眼泪，但在古迪娅看来，熊是鄂伦春人的祖先，人是由熊变来的，所以拒绝吃熊肉，她将熊肉埋葬起来，希望它很快长成一棵小树，在另一个世界里复活。女性对自然界的感受不同于男性，她们对自然界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灵怀有敬畏的情感，尊敬并赋予自然物与自己相似的生命和灵魂，从而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而鄂伦春男性承担狩猎任务，必须猎杀动物以满足生存所需，因此与野生动物之间形成了复杂矛盾的关系。狩猎的生活方式让鄂伦春男性面对大自然时有强烈的征服欲和控制欲，而女性由于角色分工不同，她们保持更多的自然天性以及与自然万物的亲和关系。当家里的顶梁柱各罗布和姐夫库列在狩猎中相继去世时，古迪娅为了家人的生存，拿起猎枪，跟随男人出去打猎，每次打中猎物，看到动物挣扎痛苦的样子，她都难以接受。女性在狩猎时有着非常矛盾和痛苦的心理，即使迫于生存所需猎杀动物，也不可否认动物身上有尊严，值得敬畏。古迪娅目睹母黑熊与族人伦巴列在相互搏斗中双双死亡，母黑熊在临死之前对小黑熊的留恋和不舍，在它最后一声悲恸的吼叫声中，古迪娅体察到了动物与人同样的情感，大自然的生命如同人的生命一样可贵，一样充满对生的眷恋和离去的不舍，动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之间是平等的。

设计断面均为梯形，采用C20 F50 W4混凝土衬砌，衬砌厚度6～8 cm。每隔8～10 m设一道横缝。渠道衬砌断面在水力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没有取土场地和群众接受度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经济比较后确定，结果见表1。

二、女性与动物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互为隐喻

鄂伦春人与跟随狩猎的马和猎犬建立了生死与共的情谊，马为主人的离去而不思饮食，日渐消瘦，同样人也为猎犬的伤病忧心如焚。灵诺精心照顾受伤的猎犬，它会对主人充满感激，但是也会高傲地望着她，有自己的尊严，在灵诺眼里，丈夫嘎乌热是连狗都不如的男人，因为他对她野蛮、粗暴，让她的身心备受折磨。小说以女性的命运展开叙事，除了写受丈夫折磨的灵诺外，还有母亲卡思拉、姐姐苏妮娅、与丈夫感情深厚的娜佳婶，保不住胎儿的席兰嫂等，小说将对家族和性别的关注与女性个体生命体验胶合在一起，从而使女性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民族文化的内核。母亲卡思拉是这一内核的主要体现者。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丈夫意外离世后，拒绝再嫁，拿起猎枪，冲进森林，拉扯大三个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家族文化中不被认可，受到女人们的嘲笑，她们认为女人的唯一本分是步入家庭婚姻，生儿育女，而不是做一个像男人一样的弹无虚发的神枪手。女人们崇拜的是开衣勒这样的女子，她想生二十个孩子，让柯尔特依尔家族的大树结满果实。只有最终成为母亲，才能获得女性的身份和地位，女性应该作为传递男性血脉的工具而存在，她们的性与父权制家庭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女性的地位跟她们的生育能力相关。由此可见，鄂伦春女子处于性别与族别的双重边缘，千百年积淀的文化心理，使她们甘于被控制、被奴役的命运。古迪娅则抗拒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她是一个倔头倔脑、有个性、不轻易服从的女子，母亲教育她：“女孩要温柔一点，男人不喜欢倔女人，早晚有人收拾你。”[1]古迪娅逃离父权文化给鄂伦春女子的命运设定，选择走出森林，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勇敢追寻女性个体独立的精神境界。鄂伦春男子查鲁则对古迪娅紧追不放，在古迪娅的梦中，自己好比查鲁的驯鹰铁洛儿，当她在天空飞翔时，被兔子引诱，抓兔子的时候，兔子却变成了网，最终成为查鲁的控制之物。查鲁则明确表示，铁洛儿是古迪娅不安分的灵魂，既然铁洛儿飞走了，那古迪娅就得嫁给他。女性与动物之间互为隐喻，都成为男性世界的他者，被男性所追逐和奴役。在古迪娅看来，铁洛儿是天空的神，不该是查鲁的奴隶，同样的，她力求摆脱男性的控制，追求独立于男性的女性尊严，做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

三、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精神关联

自然与女性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体现，进一步通过怀孕的席兰嫂之口加以强调。外来人涌入森林、砍伐树木，这给席兰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和伤害。鄂伦春人从不烧活着的树木，因为他们坚信活着的树木有灵魂，把站着的树木砍倒，就是在杀它。在席兰眼里，活得好好的树木突然之间就没了命，让她觉得肚子里的孩子也会伤胎气。伤害树木就是伤害女性子宫里的生命，女性之所以感受到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一体性，是因为女性所具有的怀胎和乳养的功能与大自然接近，她们所具有的孕育生命、哺育后代的能力使她们与养育万物的大自然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2]火车开进森林，木头被拖走，直接破坏了女性与自然之间血脉相通的精神关联。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鄂伦春人被迫下山定居，接受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这意味着他们传统的社会秩序、文化根基、自然环境、生存空间都面临被瓦解和毁坏的命运。母亲虽然跟随萨满的指引，认清了未来不可扭转的发展趋势，选择下山定居，但是她却把灵魂留在了山上。她认为山下的房子，阻拦了新鲜的空气，而且房子里不能点篝火，火神在狭小的土灶里，无法伸展拳脚，这是对神灵的不敬；房子里只有窗户没有苍天，无法与苍天自由对话。人、神、自然三位一体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女性对生存空间的体验方式，鄂伦春人的民族文化体系，文化的根脉都由其生存空间加以支撑和建构，大自然的草木、山水、苍天、大地还有无数灵性的动物都是他们生存空间里不可获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的被破坏，生存空间的被挤压，都会给女性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这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被破坏，更是隐喻文化的消失和生存之根的被斩断。鄂伦春人在全球化现代化冲击之下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当经济发展需要砍伐森林，鄂伦春人失去的不仅仅是美丽的家园，更多的是精神文化的失重，他们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圆融状态被摧毁，这同时引发了他们的精神焦虑和情感困惑。如果说小说前大半部分还具有诗意的气质，萨娜在充满诗性的森林边地，构筑诗意的人与自然融入一体的艺术世界，小说的后半部分则带有不可避免的忧伤和迷惘的气息，文本深处实质上回响的是对现代化及工业化生活隔膜或抗争的呼声。

溶剂化效应对反应有一定影响，适当的溶剂选择对提高产物产率有一定的影响。本反应首先在180 ℃以n(邻甲基苯甲酰氯)：n(亚铁氰化钾)=4∶1进行反应，然后在室温条件下，加入下列溶剂，再加入吡啶水溶液反应40 min，考察溶剂对反应产率的影响，结果见表4。

作为成功出走并实现现代知识女性身份转化的古迪娅，在大都市生活时，由于生活习俗、思维方式、道德伦理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产生了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家园意识等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她通过艺术之笔表达、记录民族文化的精神记忆，在对民族文化寻根中实现精神意义上的回归。在她笔下，母亲成为鄂伦春人现实生存的隐性秘密和精神力量的化身，代表着民族家族的文化、记忆，是民族形象的代言人。她将母亲描绘成一棵大树，身体由三棵古老的树木构成，大树扎根于深厚的大地，双手变成树木的枝条，伸向天空，并为天下所有的生灵祈祷，母亲的身体意味着森林的整体，象征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古迪娅在艺术创作中再现了鄂伦春人面对大自然的虔诚和敬畏态度，他们与大自然血脉相连的精神奥秘。通过女性与自然融为一体形象的再现，展示了鄂伦春人独特的与生态环境相通的民族文化，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内容的宗教文化。鄂伦春人的生态意识源自他们自身生命体验，并能够升华为一种类似宗教情感的力量，建构着他们在特定空间内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关系时所秉承的价值取向、生命准则、言说方式及集体文化记忆，这种生态意识又维系着他们生存空间的同质性与完整性，从而产生一种明确的身份感。大自然的一切都成为他们的文化、根脉和灵魂依托的对象，是他们的民族传统和历史记忆的载体。随着鄂伦春人传统生存空间的解体，被迫出走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身份错位之感，而古迪娅则通过艺术创作在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回望中缓解现实焦虑。对传统生态场景和生命样式的诗意建构，通过母亲与树融为一体的形象来实现，母亲形象是出于流散状态下的游子心中的精神家园或归属象征，是民族文化得以孕育和生长的母体，是民族传统延续和创新的根脉。萨娜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到：“自己是达斡尔族不仅仅是因为血统中达斡尔族居多，还因为在达斡尔民族心理中，他们认为本民族中母性氏族和家族中女性祖先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方面。”[3]小说中出现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母亲形象，正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体，张扬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寻根意识和归属情结，是当前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女性寻找族群认同与身份归属的对象，同时也是维系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性与民族传统剧烈冲突的背景下的生存价值及走向未来的精神源泉。

杜勃罗留波夫说过，“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4]文学不仅是人学，它除了反映人的思想情感之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成为其审美观照的一部分。萨娜将笔触伸向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根脉处，书写了鄂伦春民族独特的与自然、宇宙、生命、图腾、仪式以及宗教有关的认知方式和生命样式，这使其作品彰显出民族性、地域性的审美价值。鄂伦春人与自然生态水乳交融，存亡与共，有着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内在规约和生命禁忌，这形塑着他们民族独具特色的与生态环境血脉相通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智慧。萨娜在小说中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描写女性为旨归，通过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审美书写，展示了少数民族女性对大自然触及灵魂的信仰和爱护以及对大自然满怀的虔诚和敬畏之心，鄂伦春民族特有的生态文化内潜于女性生命深处而成为她们的身份记忆。小说因为女性视角的融入，女性叙述话语的呈现，为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鲜活的少数民族女性经验，从而彰显了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精神厚度。

参考文献：

[1]萨娜.多布库尔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0.

[2]方刚，罗蔚.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65.

[3]李长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6.

[4][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