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筹建始末（下篇）

汪东兴、陈永贵（左）、王谦 （右）合影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最初由13个连队构成

在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员的挑选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创建初共组成了12个连队。曹全夫在1968年12月下旬回到北京之后，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各连队的构架已经基本形成。

一、二、三连，是由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的人员组成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的人员，最初来自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机要室、后楼三个单位。

一是积极引进专业投后管理人才，设立独立、专业化的投后管理团队，负责引导基金的投后管理工作。二是建立健全信息监测和信息披露制度，采取信息化管理模式，动态跟踪子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强化子基金信息披露，实现全要素、全过程、全流程化管理。三是充分挖掘整合政府、合作机构等各方资源，积极搭建项目库、机构库、专家库，为被投企业在人力资源、运营管理、战略规划、技术研发、市场营销、资本运作、产业资源网络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主站硬件构成包括前置采集机、数据库的服务器、分析工作站、维护工作站等部分。数据库服务器可以用于存放滤波器文件进行管理。其中前置采集机主要是被用作子站的通信设备系统，方便更好的获取信息。主站系统中的分析工作站主要是用于对数据信息的分析和查询，并及时做好统计工作。维护工作站的需要对设备进行及时维护，确保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其中最早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就是在中南海内办公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被视为“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通过一系列社论，才陆续向全国透露出的，“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然而，在此前的5月22日下午，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就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家，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国内外创新型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创新观念的形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性功能，激活和释放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的活力，政府必须减少对微观领域的过度干预，让位于市场机制，政府应将主要精力投入于顶层制度性设计和重点解决市场失败问题。

汪东兴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决定，这比李富春代表中央向各大部委领导吹风还要早半天。他同时还宣布了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手秘书室的领导工作等决定，继之又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以及他本人同田家英的泾渭之分。

当晚7点左右，于杨尚昆之后成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在中南海西楼小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与会者是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几个单位的科以上干部，这个级别的会参加的人并不多。

“一般来说，老镜头虽然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我就是喜欢这一点：它们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质，能带给画面更多的趣味性和艺术感。”

在之后的日子里，住在进贤县中学和江西省财政干部学校的“五七”战士们，“每天早晨排着队，唱着歌去工地干活”。

在这之后不久，运动即扩展到与中共中央核心层工作运行关系极为密切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后楼。这两个单位和秘书室一起，被整合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其中的绝大部分处级（中共中央办公厅原下属司局级单位，只有科级设置，科相当于处。直到50年代后期，大部分机关才将科转为处，只有秘书室始终保持着原状态）以上干部都受到了运动冲击，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这些受到冲击的干部，后来都被安置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反省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

当然，在学习班中，并不都是受到冲击的各层领导干部，也有没有受到冲击的普通干部，还有负责对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的问题进行审查询问以及组织批判的相关人员。

学习班设置在中南海之外，一开始是在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的院落，后来转迁至北京石油学院，而后又转迁至万寿路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那些“有问题”的干部，从进入学习班的第一天起，就等于被剥夺了再走进中南海的资格，继而又失去了人身自由，处于被监管的状态，许多人在被批斗过程中受到人格和精神上的侮辱。

3.1 HER-2与卵巢癌 HER-2癌基因是一种促癌基因，一般情况下HER-2只会在胎儿时期有表达，但是成年以后，在极少组织内发现其在低的水平表达于细胞表面，正常组织仅可测到少量的HER-2/neu基因，正常情况下，不会导致肿瘤的发生。而有些因为内或者外界因素原因的刺激下，HER-2/neu基因可能还会转化为活性癌基因，从而导致正常细胞的迅速分裂，过度增殖，良性肿瘤中无HER-2过表达，HER-2基因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甚至向恶性转化如肺腺癌，乳腺癌，卵巢癌等癌症中存在过度表达[11，12]。

战争开始之后，罗莎的父亲科德菲尔德先生将自己封闭在阁楼之上，借此逃避战争，就像他逃避作为罗莎父亲所应承担的责任一样。而罗莎这离群索居的三年，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有两个：“让自己活下去，让自己的父亲活下去。”[2]75她不得不独自一人艰难地生活，罗莎像是一位女佣而不是一个女儿那样伺候着自我封闭的父亲，却得不到半点的关爱和感谢。像艾伦一样，科德菲尔德先生也躲进自己的世界里，并且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与现实世界有所接触。如果她正如康普生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鬼魂”，正是由于耻辱与贫困而与世隔离的三年使她失去整个社会的认同，变成一个游离于社会边缘的“鬼魂”。

在这一段时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由于受到运动冲击，工作运行基本处于中止状态，这两个机构的干部也陆续来到了学习班。在国家机关党委也加入到学习班后，学习班从万寿路转迁至设在西单宏庙胡同的国家机关党委办公大院，在这个大院，一直到1969年1月全体人员前往江西省进贤县创建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创建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的人员组成了三个连队。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和国家机关党委的人员组成了一连，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人员组成了二连，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楼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的人员组成了三连。

在这三个连队中，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才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原主任童小鹏，另外除许多位副部级干部之外，还有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等人的多位秘书。

“五七大堤”

四连，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机关的干部和工勤人员组成。这个连队中还包括在运动中靠边站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局局长李质忠。

五、六、七连，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的老师和学员组成。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就基本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

最糟糕的是，脚上没法穿鞋。每走一步，脚下的泥浆都会把鞋拽下来，光脚挑担成了一道风景。江西的一月严寒多雨，沉重的扁担压在肩上磨出了血泡，湿滑的湖泥拌着贝壳划破了脚趾。雨水、汗水、血水还是泪水已分不清。劳动的第一课，着实给了 “五七”战士一个下马威。但是困难并没有让工程受阻，宏大沸腾的修堤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没有大型机械，工地上除了扁担、铁锹就是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的筑堤人。高音喇叭中播放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歌，不时穿插有表扬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的稿件鼓舞人心……

这五六百人来到北京后，住进了在北京西城区厂桥附近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在三天内，被编组成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五、六、七连。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成为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创建初期的主要劳动力。

在原有的大学生服务平台上如Q Q、微信中融入学科特色，搭建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建立集学生管理与创新创业孵化于一体的网络信息平台。在这个创新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上，包括信息公告栏、项目一览栏、在线学习栏、辅导咨询栏、优秀项目库、学生创意栏、反馈栏等模块。建立监督和考评机制，促进其健康成长。

八连，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人员组成，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服务人员、工勤人员、司机和部分警卫干部。这个连队中除了有田畴、高登榜等副局长，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卫士长、副卫士长、专车司机等多人。

由图4可知，柔爆索爆炸推动碎片的加速过程可以分为铅层撞击加速段(对应理论模型的第1和第2阶段)和产物推动加速段(第3阶段)2个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模型分析的正确性。

九连，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局的干部和机关工勤人员组成。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斗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曾三，也在这个连中。

十连，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馆的干部和机关工勤人员组成，档案馆的几位副馆长邱兰标、裴桐等都在这个连队。

十一连，由人民大会堂管理处的干部和服务、工勤人员组成。

十二连，是人数最多、所属部门最多的一个连队。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局机关和北戴河管理处、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中央办公厅人事局、中共中央特别会计室等单位的人员组成。在这个连队中，还有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管理局局长邓典桃，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斗的机要交通局局长王凯，中央特会室主任赖祖烈等。

几个月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也划归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该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翻译编辑马恩列斯著作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翻译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也都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于是又新增设了十三连。

一年多以后，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新组建了从事工业生产的连队，由于此前最初的十连与九连已经合并，合并后仍称九连，没有了十连，故而新组建的工厂连就使用了十连的建制。

他们聊天。他们看着晚霞蜕尽最后的余辉。他们不时对视，围绕着某个话题嘻嘻哈哈。他们也会捉起对方的手，互相预测未来的命运。他们随着音响里的歌声高声吟唱起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13个连队的构成状态。

过去一年，富含高科技元素的智能新品层出不穷，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者对这些智能化产品的关注热度也是持续走高。在家电智能化及互联网家电基础上构筑起来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更是吸引了大批热衷科技、追求高效率生活方式的年轻消费人群。

汪东兴传达毛泽东的关切

1968年12月底，汪东兴亲自约见了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他向领导班子成员们明确提出了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办校方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指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榜样，发扬抗大精神，坚持政治建校，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学校建设的近期目标是：争取在一年内实现粮油肉菜四自给，三年打基础，五年改变面貌。

1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就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创建“五七”学校之事，再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并很快得到了批复。

12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发出通告，全体人员都去将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建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和职工看到通告后，即开始做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各种准备，处理家当，收拾行装。

关于去江西省进贤县的准备中特别重要的一项，是所有被安排去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都要把户口迁到江西省进贤县。而其他许多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在外地办“五七”干校，去干校的干部和其他人员的户口都留在了北京，并没有迁往干校的所在地。

因此，这些去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员到江西省进贤县第一眼看到的欢迎横幅，上面写的是：“欢迎到进贤安家落户”。当时许多人对此感到有些诧异，因为他们内心的定位是“下放劳动锻炼”之后还是将会回北京，回机关或被分配到其他什么单位；而“安家落户”，就意味着要一辈子把根扎在进贤县了。

不同滴灌专用肥对河套灌区玉米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赵 娜，冯君伟，李晓红，王子敬，马 俊，刘汉江，郝云凤（58）

1969年的元旦夜晚，汪东兴等人到毛泽东的住所向毛泽东贺新年。寒暄后，毛泽东问起中央办公厅去“五七”学校的干部下去了没有。汪东兴回答说，还没有，但马上即将出发。毛泽东听后说：不要当官了，要革命。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补上劳动锻炼这一课。我们的许多干部不懂工，不懂农，不会打仗，要给他们机会锻炼。到江西那里围湖造田，不光要防洪，还要防内涝。

第二天，即196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丰盛胡同的中直礼堂召开大会，汪东兴亲自到会，宣布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成立。绝大部分即将前往江西省进贤县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员都参加了这个大会。

汪东兴对到会的人员说，今天这个会，既是动员会，也是欢送会。他还在讲话中，简述了前一天晚上去毛泽东住所的情形，并将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那些话，作为毛泽东针对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所作的指示，向到会的干部和人员进行了传达。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一字不漏地将原文翻译过来，有的时候，观众是无法理解其内容的。所以，适当的取舍，对译入语做些补充，使字幕更加简洁明了，从而让观众更好的欣赏影片。其次，在适当的缩减之后，上下文应当符合一定的逻辑关系。对于原文的一些复合句的表达，可以借助增减以及句式结构上的改变，使字幕简单易懂，让观众可以在动态的字幕和电影画面中，理解影片内容，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字幕的作用。

许多到会亲历了那次大会的人回忆说，不论后来做如何反思和认知，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听汪东兴传达毛泽东的那些话，感受到的是领袖对中央办公厅干部和员工的关怀，内心觉得很温暖，随之对做一名“五七”战士下放劳动锻炼涌起了激情和向往。

一位当时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的学员在后来的回忆中记述了在现场的感受：“尽管当时不甚理解其深意，但日理万机的领袖专门为我们作指示，已经足以让人激动了。”

然而，还有一部分当时受到冲击和正处在被批斗状态的干部没有资格参加中直礼堂的大会。他们是直到即将登上前往江西的火车前一天下午，才被告知收拾行装，马上离京。笔者及好多位朋友的父亲，有幸“享受”的都是这样一种待遇。

1月3日，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的教职员和学员300多人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西省进贤县。他们中途在江西鹰潭转车，于1月5日到达进贤县。

2月中旬，筑堤工程基本完成，民工就全部撤走了。就一个多月的筑堤工程而言，用通常史书叙述的语言，只不过三言两语即可带过。但其中的种种艰辛滋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从体验的。笔者在此借用一位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学员的追忆，为阅读此文的读者增加一点筑堤劳动的现场感：

除当时还处于被批斗状态的干部是直接被带往北京火车站以外，其他的人员则先是到了中南海的西门，在军代表的带领下进行宣誓和表决心，之后，又徒步走到天安门，在向北京告别后，前往北京火车站。

校园初建成型

1969年1月4日那天从北京出发的人员，乘坐的是一辆专列。校长曹全夫、副校长宇光、李树槐也在这趟列车上。列车从北京开出后，经过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然后开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到达时，已经是1月6日的早上。

分两批到达江西省进贤县的人员有1700人左右，他们被安置在进贤县县城民和镇内的进贤县中学和江西省财政干部学校。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校部，就设在进贤县中学的学校里。

其时，进贤县中学还在放寒假，学生都不在校，所以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连等连队就在教室里暂时安营扎寨。江西省财政干部学校当时已经停办了，校园是空着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一、二、三、四、十二连住在了那里。

不论是进贤县中学还是江西省财政干部学校，都找不到那么多床铺。所以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员住进来后，绝大多数人都是睡在铺了一些稻草的地铺上。因此不少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同志，感觉又回到了当年。

围湖造田的起点，就在距离进贤县县城三四华里的北门桥西北边入湖口处。1月5日到达的人员回忆说，他们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便前往筑堤的工地，投入构筑大堤的劳动。而据6日到达被安置在江西省财政干部学校的人员回忆，他们是放下行李，没有做任何休整，就奔赴围湖造田的劳动现场，加入到担土筑堤的劳动队伍之中。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筑堤围湖的区域，是从进贤县北门桥西北到五里公社下包家生产队附近老堤坝外的一片沼泽地。在每年的涨水季节，这里被湖水淹没；到了枯水季节，才浮出水面。筑堤，不能用原有的堤坝外沼泽地的淤泥，要从湖对面的丘陵挖取土石，装船摆渡到筑堤的现场卸下；再从堆卸处，用担子挑到围堤设计线。1800米左右，底宽13米，顶宽4米，高5米的新堤坝，就是靠人一担一担肩挑土石堆积起来的。

此时，在筑堤的工地上有一支由8000多名当地农民组成的民工队伍，加上1700多“五七”大军后，近万人你来我往担土筑堤的场面蔚为壮观。那天的午饭，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员和民工们一样，是在工地上吃的。筑堤后来的日子，也都是这样，“五七”战士的午饭全是在工地上吃。直到晚上，一身汗水一身泥的“五七”战士才回到住地休息。

这个会议涉及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直接领导者田家英的，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最早触及的单位，就是秘书室。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他工作居住的永福堂含冤自杀，秘书室随即就在戚本禹的直接主持下，展开了对田家英以及部分室领导干部的揭发批判。家住在中南海里的秘书室干部，在一周之内都搬出了中南海。

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各机关的原干部员工有一半以上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而且长期在机关坐办公室，劳动的效率可想而知，因此，当时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主要劳动力，是20岁出头的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的学员。在筑堤和而后的水稻生产过程中，他们扮演着主要劳动力的角色。

在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干校动身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其他机关被安排去江西省进贤县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员也从北京出发。

1968年底，决定撤销机要干校，干校的领导、全部教员和全体毕业待分配的学员，一锅端到了北京。根据机要干校部分教师和学员的追忆，整个机要干校除了教职员的家属子女和极少数留守的人员，全部于1968年12月27日午夜，乘坐火车从河北省宣化市前往北京。

这是一个当时20多岁的年轻人的感受。他们毕竟年轻，适应环境快。而对长期坐机关的40岁左右的中年人来说，突然面对艰苦而高强度的劳动就不那么适应了。特别是那些处于被批斗状态的黑帮”和所谓“杨（尚昆）家死党”。他们要和年轻人挑一样重的担子，有的人还受到“特殊照顾”，担子被添加得更重。即便难以承受，也不能有一丝一毫不满的神情流露在脸上。

对这些人来说，到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体肤的磨难增加了，但比之在学习班接连不断地被揭发批斗，被逼着不断交代自己的所谓“问题”，他们那紧张的精神压力稍有减缓。历次运动的经验也使他们意识到，到了下放劳动阶段，也就到了后期处理阶段，短期的高压该向长期低压转换了。他们对这段往事的记忆，是复杂而苦涩的。

关于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筑堤的最后竣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收尾。虽说工程在2月下旬就基本告竣，但在这座大堤上却一直留着一段小小的缺口。直到1969年5月7日这一天，这段小缺口才被隆重地填满夯实，宣告筑堤工程的胜利完工。显然，这是为了赋予这座大堤更多更深的含义，这座大堤随之被命名为“五七大堤”。

在原先的老堤和新筑的大堤之间，围出了大约4000亩的区域，构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水稻田区。在水稻田区内，学员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掘出2200米的排灌干渠。灌渠是沿着老堤构筑的，排灌干渠从整个围田的中央贯穿。

水稻育秧的时节到了，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对各个连队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和调整。

第一连被拆散，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人分成两部分，大部分并入七连，小部分并入二连；原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人则并入六连。

调整之后的二、三、四、五、六、七、十三连为水稻生产连队。其中二连还承担了种猪养殖和给各连提供仔猪的任务，三连还承担了几十亩地的棉花种植任务。

七个水稻生产连队随即离开原先暂住的进贤县中学和江西省财政干部学校，陆续分散住到了沿着老堤分布的进贤县五里公社的几个生产队。七个水稻生产连的人员最初借住在老百姓的家中，同时开始搭建草棚、篱笆泥屋，建立营地。

马铃薯在旺长期及初花期摘除顶心和花蕾，结果块茎增大，薯个均匀，一般能增产10%-15%，特别是花芽较多、生长较旺盛的品种，摘心摘花后增产更为明显。

开始，水稻生产连队新营地都是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后来，整个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建筑都改建成清一色的红石基座、青砖、水泥瓦顶的房屋。红石是自己从鹰潭开采的，青砖是自己烧制的，水泥瓦也是自己制作的。

八连、十一连的任务是生产辅助和后勤保障。其中八连负责红石开采、青砖烧制、木工和车队。值得一说的是这个车队，最初的司机都是高水平的，是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专车的司机。十一连负责采沙、制瓦，房屋的基建，仓库粮食保管和加工。

当青岚湖畔的围湖造田工程刚刚结束，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九、十、十二连就离开了进贤县县城民和镇，转移到了西北10公里外的张王庙，接收了原来建在那里的红土壤研究实验站。

那里是丘陵地带，由于土壤是红色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称这为“红壤山”。后来，上山后的九连和十连合并为九连。九连和十二连在红土壤研究实验站原有的百十来亩耕地的基础上，又开垦了周边的一些荒丘，垦出了2000亩左右的坡地，种植上了蜜橘、梨等果树及杉树等乔木。树下的土地经过耕作，种植了花生和油菜，保障了食用油的自给。

1969年开春以后，随着青岚湖、“红壤山”两处校园的拓建成型，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筹建基本完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