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又来了？

近来，西方媒体通过创造“锐实力”这一新概念，指称中国正运用意识形态、贸易、投资和军事等手段进行全球战略渗透和扩张，不断渲染中国对既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破坏”，由此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产生了广泛国际影响。实际上，“中国威胁论”并不是一个新鲜论调，而是西方世界的老生常谈。从冷战结束起，这一论调一直是与中国崛起相伴的“杂音”。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中国威胁论”并指出其逻辑谬误，进而为分析当下奠定基础。

历史上的“中国威胁论”都已不攻自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中始终颇具舆论市场。与这一论调相伴的还有所谓“中国崩溃论”，它们反映出了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作为后冷战时代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被许多西方国家认定会步苏联后尘，最终走向崩溃；另一方面，冷战后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又使西方世界担心中国会威胁到它们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稳定。

干预前，观察组与对照组肝硬化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得分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幼儿园绘本阅读不仅是当前幼儿阅读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幼儿园课程体系的主要内容。幼儿绘本具有生动形象、趣味性强的基本特征，是培养幼儿阅读习惯和了解周围世界的重要途径。然而，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师资力量较为薄弱以及幼儿教育理念比较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农村幼儿园绘本阅读教学效果远远落后于城市幼儿园绘本阅读教学效果，因此，农村幼儿园老师认识到创新幼儿阅读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展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独特的绘本教育活动，让农村幼儿真正的感受绘本阅读的乐趣并逐步喜爱上绘本阅读。

基于此可以发现，冷战后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即西方对中国硬实力的飞速发展感到担忧甚至恐慌。这种担忧和恐慌植根于西方心理上的优越感，即在意识形态上认为中国是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社会的“异类”，因而其硬实力的崛起会造成既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不稳定。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致力于在积极融入既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背景下实现和平发展，不仅没有成为这种体系和秩序的挑战者，反而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之一。例如，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维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动力源和引擎。又如，冷战后的中国不断参与并逐步引领全球治理，为应对和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反恐怖主义和朝鲜核问题等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冷战后初期兴起的“中国威胁论”早已不攻自破。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基本特征

自中共十八大起，中国先后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外交理念和政策，并在实践中将其落实和推进。这些变化不仅成为自身外交转型的鲜明写照，更为实现缩减全球治理赤字、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最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目标付出了不懈努力。中国的上述外交转型及其背后体现出的力量优势和制度优势，构成了西方世界最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喧嚣的外部动因。当前的“中国威胁论”相较于冷战后初期已出现三方面重要变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整体外交取向开始由“韬光养晦”逐步转型为“奋发有为”。这一转型首先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冷战后中国迅速崛起所积累的强大综合国力的自然产物。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因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外交的这一转型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客观现实所致，特别是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全球治理赤字的加剧以及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抬头，无论从维护自身利益还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等内、外角度出发，中国推行更加积极有为的对外政策都是题中之义，更恰逢其时。

首先，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成功在外交上并非致力于同西方进行竞争，而是为应对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尊重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及发展模式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与互利双赢推动共同发展，而非输出自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一点可以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所获得的广泛国际支持和赞誉中得以证明。

最后，当前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定位已从体系外或体系边缘的“挑战者”转变为体系内的“取代者”。冷战结束以来，与“中国威胁论”相伴随的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趋势愈加显著、程度不断加深。因此，中国正在从一个体系的边缘力量发展为体系的主要角色。基于这一事实，西方国家最为担心的不再是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对于体系稳定性构成的威胁，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取代者”以体系内和平崛起的方式成为世界领导者。这一转变对西方的冲击更大，因为体系内和平崛起相较于体系外制造麻烦更难应对，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已经达到深度相互依赖的背景下。

其次，当前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涉及的领域更为全面。如果说冷战结束之初的“中国威胁论”更多指向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那么当前这一轮“中国威胁论”则蔓延到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国际主导权等“软实力”领域，因此被视为是对西方的全面挑战。例如，就在“锐实力”概念提出后不久，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要警惕中国“锐实力”对美国“软实力”的冲击。这一逻辑表明，西方对中国的担忧涉及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逻辑谬误

当前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较以往有着全然不同的动因，因而呈现出诸多新特征。然而无论具体形态和内容如何演变，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存在根本上的逻辑谬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对此进行剖析。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当前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已经从物理层面扩展到心理层面，即西方的意识形态优越性已被制度不自信所取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曾在西方世界掀起过一股热潮，成为西方国家开始正视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起点。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在内政外交各领域改革和发展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国崛起具有的强大内生性动力，并日益担忧中国持续扩展的国际影响力会转化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吸引力。这就表明，西方国家已经将中国看作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竞争者，并因自身面临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困境而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不自信。

其次，将中国的对外战略贴上“锐实力”的标签，本质上是一种新版的“新殖民主义”，认为中国在运用自身实力进行对外战略扩张和渗透。然而事实已表明，中国非但没有进行扩张和渗透，反而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各国进行着有助于共同发展的合作。例如，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为非洲带来了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也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中非合作论坛”的长期成功举办便是典型例证。

对钢铁行业的用钢标准和建筑工程设计规范应进行修订和完善，将400 MPa级、500 MPa级和600 MPa级钢筋纳入相关的结构设计和施工验收规范中，使相关条文具有强制性。同时，要加强与交通、铁路、水利等行业的协调，使各行业的设计规范有效衔接，纳入高强钢筋生产和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进行配套修订，从而推进高强钢筋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在“十二五”规划中曾提出不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期许，而不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对于不断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最后，认为中国将成为体系内“取代者”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当前，随着自身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开始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为显著的建设性作用，包括提出并落实了一系列新的理念。然而，在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而非单边主义和我行我素。因此，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于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与国际合作的深化，而非取代谁、命令谁。

总之，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和落实，已经改变了过去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作为既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出现上述杂音是其“不适应症”的表现，但随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上的价值不断彰显，“中国威胁论”自然会销声匿迹。中共十九大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发展更为重要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必将通过实践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