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遗产与知识分子的“二次觉醒”——从《狂人日记》到《废都》

笼统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进化论”的现代化自信下，将“文革”—新时期，表述为“带有鲜明‘政治史时间’烙印的‘进化论’的想象秩序”[1]91，以向内转、主体论、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为代表的80年代“新启蒙”实践，凭依着“拨乱反正”“现代化”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使知识分子在建构起80年代“大写的人”的同时，也令知识分子自身获得了对启蒙权威的占有，即建构起“大写的知识分子”。对先进话语的掌握，使知识分子走在80年代的最前沿，无往不胜的“新启蒙”话语，在建构新的文学主流与文学经典时，将知识分子置放于整个80年代话语场的中心，占据了核心话语权。从8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内部来看，80年代知识在人文知识与非人文知识之间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异，虽然非人文知识如经济、法律等领域在80年代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在80年代社会科学还没有完全成形时，人文科学便独领风骚，而在人文科学中哲学地位最高，哲学中又以“西学”为主，“绝对是西学”[2]196。在人文知识内部，李泽厚、刘再复等所代表的理性的、社会性的、人道主义的话语与李劼、陈燕谷、甘阳等所代表的非理性的、个人本位的、感性化的话语之间也存在着等级性差别。在后者看来，传统的人道主义话语不但过时，而且囿于其反叛的对立面，是一个“低层面”问题。这里透露出了80年代的知识权力关系，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知识，谁就可以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并同时指责他者或前辈的知识已经过时或失效，在这种想当然地以时间先后为进化依据的理念中，存在主义比浪漫主义先进，寻根文学、现代派与先锋文学比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更高级、更进步，刘再复的主体论本身就建构在进化式知识等级链条之中，“自然无法反抗这种‘进化’的宿命”[3]243。

(1)管子在正断层无内压工况下的破坏形式为受拉破坏，随着断层位移的增加，管子的轴向应变峰值增加但峰值位置不发生变化。

在“进化”链条中，知识分子凭借其对“先进”的掌握，获得了极大的启蒙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如此令人沉醉，以至于在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与人文精神黯然落幕之后，知识分子是如此的寂寞难耐，彳亍难行，直至新世纪还要无限缅怀20年前的黄金时代。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以尽力凸显主编者与被访者在80年代的“当事人”身份，在“历史回叙”中建构起想象中的80年代，这些时代精英、启蒙先锋，以80年代的文化名人立场，在所谓的历史反省中，“产生了难以自控的‘优越感’”[4]。历史见证人的无意识自我权威化，以及启蒙精英的自数风流，对“80年代”的叙事与阐释进行了暴力性介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畅销对于已经与“80年代”相去甚远的年轻一代造成了关于“80年代”历史现场的扭曲与遮蔽。精英先驱们以今天的文化名人与历史中的一代风流双重身份，在“历史反思”的旗帜下，主动对当年的话语权进行巩固与修复，在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知识霸权意识中，降低了80年代的阐释弹性，让丰富复杂的黄金时代破裂成平庸而又矫情的历史碎片，失去了80年代最令人怀念的单纯、真诚与质朴。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急躁、强势而又高高在上的历史叙述折射出了知识分子对精英启蒙自觉反思意识的缺失。这样的发见是令人痛心的。

1.1 一般资料 通过电子病历档案选择2014年1月-2016年12月我科救治符合入选标准的AECOPD患者87例，其中生存组（观察组）64例，男 39例，女 25例，年龄 43-79（平均 54.23±16.12）岁，病程（12.45±3.28）年。死亡组（对照组）23 例，男14 例，女 9 例，年龄 46-783（平均 59.16±17.26）岁，病程（16.27±5.12）年。

“进化”与“启蒙”是理解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线索。但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对进化与启蒙有着敏感的自省意识，这是呐喊着“回归五四”的80年代所真正欠缺的“五四精神”。可以说，80年代所要回归的五四，正是要回归到“80年代的五四”与“80年代的鲁迅”，而不是20世纪初那个潜流暗涌、歧义丛生的五四。与“向内转”对“文革”—新时期的断裂性表述相类，高歌猛进的五四，同样在“历史进化论”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下，将“新文学”作断裂于传统的进化式表述。“启蒙”“解放”“觉醒”“问题”“个体”“自我”“革命”，以及各种以“新”字打头的关键词成为断裂乃至决裂于传统的进化意识的最有力表达。对“进步”的崇尚，令觉醒的启蒙者在掌握了“进步”之后，获得了启蒙话语权与无可厚非的启蒙优越感。而鲁迅的深刻正在于深信进化而又深疑进化，倡导启蒙而又警惕启蒙，“远远超越了启蒙期狂暴喊叫或多愁善感”[5]239，以鲁迅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暗流”既大力提倡启蒙又不停留于启蒙的深沉“思想情感方式”[5]227，达到了单纯稚拙的五四时代现代性的最高度。

一、《狂人日记》：“二次觉醒”与辩证的启蒙

《狂人日记》是表现知识分子“二次觉醒”与鲁迅式“辩证的启蒙”精神的典型文本。日记前十一小节以狂人魇语表现出了先觉者(启蒙者)的觉醒、发见、恐惧与痛心。迫害狂患者以强烈的受害者意识，发见了现实的惊人真相，于是便在清冷到肃杀的月光下觉醒，“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才知道满本历史与老少男女都在“吃人”。先觉者在即将“被吃”的惊惧中，以“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理性启蒙精神怀疑历史、穿透现实、重估一切价值。觉醒起来的启蒙者，因为这发见真理的启蒙理性与受害者的正义自觉获得了极大的启蒙自信，“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于是，先前觉醒之初“随时即将被吃”的恐惧在启蒙理性的照耀下渐渐褪去，狂人在思考与审判中不断往深渊开掘，发见“吃人的是我哥哥”，而“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晓得了他们吃人的方法，“我”诅咒吃人的人，“我”向吃人的人追问吃人的事“对么？”，于是“我”仗着启蒙者的自信，苦劝吃人的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可是，“不能想了”！《狂人日记》在第十二小节发生了关键性的逆转，“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6]3-14

以《狂人日记》为代表，在《药》《阿Q正传》《失掉的好地狱》《猫城记》《原野》《“三八节”有感》等五四传统暗流中，现代作家始终对启蒙、革命乃至受害者意识保有二次觉醒式的警惕。以《原野》为例，《原野》的故事主线，是深受焦阎王压迫、催杀、陷害的仇虎从地狱中归来，依照血债血偿、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天经地义的复仇传统，满怀着受害者的正义与复仇者的怒火，将焦家毁灭，亲手杀害了无辜的焦大星与更加无辜的小黑子，但巨人般的野兽仇虎在正义的“复仇”残酷地完成后，崩塌为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在暗无边际的精神黑森林里，奔突逃亡，《原野》的仇杀故事“由此发生陡转”[10]322，不是仇虎追杀焦家人以讨还公道，而是提着血红灯笼的焦母追杀仇虎，讨伐诛杀洁白的罪灵，并一步步将仇虎逼入灵魂的深渊。《原野》由此由复仇的故事转入救赎的故事，但由于曹禺在主题上要赞扬反抗的魂灵与肯定受害者复仇的正当性，所以仇虎在救赎并未完成时就用死亡中断了灵魂的困惑、矛盾、痛苦与挣扎。仇虎复仇的愧悔其实是对《狂人日记》中“大恶人就该被吃么？”的隔时空回应。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所流露出的沉痛怀疑，依旧是一种源于五四的“人”的启蒙视角，是对五四启蒙遗产中十分重要的批判质疑精神的继承，“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延安的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可是延安的妇女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而这些“责难”往往是“严重而确当的”。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而不结婚就更有罪恶，永远被诬蔑，结婚后带孩子的是“回到家庭了的娜拉”，不带孩子的就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离婚同样是妇女的问题，不管回归家庭还是努力工作都逃不出“落后”的命运，“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11]3-7。在热火朝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解放区，丁玲以真正的“人”的启蒙视角与革命者的自省意识，发见了解放背后新的性别压迫与私人领域被侵犯的普遍性。

“辩证的启蒙”之所以如此可贵，正在于建设于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盲目启蒙有着不可忽视的弊端。新学说、新理论、新话语总是在时间轴上不停地更新换代，奔跑不止，“新”了还可以更“新”，“进步”了还可以更“进步”，面对着永无止境的新陈代谢，孜孜于对“新话语”的占有只会让启蒙者被“新”的碎片所占有，失却了作为“人”最基本的自主、自由而成为“非人”，因此觉慧的觉醒是不可靠的，觉新的彷徨才是浸透着血泪的真正启蒙。要知道，对历史审判，对庸众审判，对现实审判，成长为新的价值尺度，并在沉痛的铁屋呐喊中诞生了启蒙理想“真的人”的狂人(启蒙者)，终究是“好”了起来，在“候补”中“安心”地吃起人来。正是对“启蒙”与“进化”的深信与深疑，导致了鲁迅精神中根深蒂固的矛盾性与无可逃脱的绝望“黑气”，鲁迅文本中所折射出的极力主张“进步”的近代意识与不可挣脱的怀疑“启蒙”的现代意识之间构成了巨大张力。这种对“启蒙”“进化”乃至“现代性”自身的怀疑，令鲁迅有着清醒的“中间物”自觉意识，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十分欣赏激进的左翼浪潮时，“他理智上也会不断地提醒自己站稳双脚，不要使自己整个陷进那潮水中去”[8]196，即便到了1935年，他“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9]865。

先觉者的第一次觉醒，是振聋发聩的，他以常人眼中的“非常”视角洞见了“正常”中的真正“非常”。清醒的启蒙意识与受害者意识叠加成由惊惧、沉痛、愤怒、反抗所交织起来的勇气与正气、自尊与自信，在五四时代，这样的觉醒并不缺乏，而理性启蒙自信也正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具备的品格。但是，由“被吃”到“吃人”，由“受害者”到“施害者”的“二次觉醒”却并不是每个五四知识分子都具有的品格，而这“二次觉醒”才是真正的觉醒，“二次觉醒”才能产生真正的“人”的观念与“个性”意识。自尊自信、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在“未必不吃了几片肉”的罪感中溃塌为卑琐渺小、自卑自责的生存者，“我”去审判“他们”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消失了，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根本就没有“吃人”的“他们”，而只有“吃人”的“我们”。“我”在发见“他们”的罪恶时，也发见了“我”的罪恶，我在悲悯、哀伤自己的“罪”时，也理解并悲悯于“他们”的“罪”。“先觉者”(“启蒙者”)与“吃人者”(“被启蒙者”)在“生存”的层面上获得了绝对的平等，因此真正的平等意识、清醒的启蒙自省意识与现代的“人”的观念建立起来，拥有着真正“人”的观念的鲁迅也就具有了辩证的启蒙精神。所以单纯地认为鲁迅“自居于‘超人’”，“在铁屋中呐喊，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正是以先知和救世主自居”[7]203的观点是片面的，是对鲁迅的误解。

4) 加样回收试验。精密称取已知小檗碱含量的小檗样品5份各0.05 g，再分别精密加入小檗碱标准品15 mL，按上述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后测定峰面积，进样量10 μL，计算回收率和RSD。

表面来看，庄之蝶把知识分子的救赎寄托于裆内三寸的举与不举，确实有些浊气，但他依旧能够唤起读者深深的同情与悲悯；《废都》虽然满纸荒唐、字字鬼语，但依旧不失却其苍凉沉重的浑厚力量。《废都》与庄之蝶与贾平凹，在暗自流淌着一股无法掩埋的真诚，就像地下鬼域的幽冥忘川，裹挟着朽与不朽的各路游魂影灵汩汩不止，虽弥漫着腐尸与死亡的气息，却也炽烈、深沉、悲壮。“《废都》的销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广，引发的争论如此之剧，这可能是上个世纪末最大的文学事件。”[16]如果为80年代的“终结”寻找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废都》与《废都》酷评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参照。“百鬼狰狞，上帝无言”的《废都》在颓败、苦闷、彷徨、惊惧、无聊、焦虑中，将废都西京建造成鬼魅横行的舞台，失却了影子的人与死而不亡的鬼们，影影绰绰、推推搡搡地在阴阳不明的境地里四处游走。魑魅魍魉们在呜呜咽咽如夜风临窗、古墓鬼哭的埙声与深沉舒缓、声声入耳的哀乐中将庄之蝶攻陷，将阴风飒飒、鬼气森森都化进庄之蝶的骨子里，若乌鸡般“骨里黑”。庄之蝶深谙逢迎鬼魅的伎俩，更精通与鬼魅交媾的精髓，他在名士风流下，有着令人战栗的阴狠狡诈、虚伪残酷、卑琐可怜。他并不介意以名易钱，更懂得如何捞金发财(如与101农药厂黄厂长的钱文交易)；他可以抓住机遇巧取豪夺，更懂得逢场作戏、两面三刀(如圈套龚小乙，逼死龚靖元)；他可以为一己之私无情地牺牲他人利益，而又能够媚上慰下，八面玲珑，游刃有余(如将柳月从赵京武手中“转让”给市长的跛足儿子)；他四处留情，寻欢玩乐，颇享受于女人的肉体奉献与精神崇拜，却又卑怯、脆弱，囿于坚硬如水的庸常现实；他是个精神领袖、文坛巨星，却终究一并丧失了写作能力与性功能，无法完成他的长篇巨著，也无法完成他脐下三寸的救赎与颈上灵魂的突围；他是个可以翻云覆雨地处在废都食物链高端的人物，却在被卷入一场无聊的风月官司后，只剩下无能为力和虚与徒劳；他并非不知道自己是个“伪得不能再伪，丑得不能再丑的小人”，他深知自己的堕落与罪恶，他甚至“成为第一个自证其罪的人”[17]，他渴望被审判，可百鬼狰狞、上帝无言，他在不受审判的尘霾与溃败腐烂的内心中受活；他企图以出走和逃离来拯救自己，救赎自己尚未完全耗尽的知识分子灵魂，却终究在逃离之前因中风或心脏病或脑出血或尸厥或某个不知名的病症，颓然倒下了，由行尸走肉变作了真的鬼。

二、《废都》：知识分子之死与精英启蒙自省的滞后性

但是，五四以来的社会思潮和新文学主流，却在进化论所带来的合法性与受害者意识所带来的正当性支撑下，令激进式启蒙(包括启蒙的极端形式——革命)获得了不证自明的极大说服力。“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12]，由于种种历史原因，20世纪的中国选择了激进的历史新陈代谢方式，在近现代史内部以激进主义压倒了保守主义，“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13]，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入人心后，“阶级斗争成为激进主义选择的表现形式”[14]，然而递进式的激进主义很难持久地维持住某一个新时代，不断革新的欲望总是令秩序的稳定摇摇欲坠。尤其在左翼文学脉络内部，左翼文学以递进式的纯化策略不断剔除左翼正统内部的所谓“异端”，使左翼文学递进式的净化演变为政治与道德上的双重“洁癖”，并在十七年至“文革”期间愈演愈烈，终于崩塌。以《白毛女》《李家庄的变迁》《明朗的天》《龙须沟》等为代表的“新旧两重天”式历史图解，大大简化与遮蔽了“进化”(包括启蒙与革命)内部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伟大主题下，白毛女等由“受害者”变为“施害者”的戏剧性转折被盲视了。在《白毛女》《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斗杀黄世仁、活撕李如珍的“受害者”在“翻身”后立即变作了“施害者”，在缺乏有效公正审判的前提下，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就草草将暴力惩罚挥向了“前施害者”，而且由于这身份转变的正义性，白毛女们很难产生反思的自觉，顶多不过觉得有些“太不文明”[15]362。在近、现、当代递进式的激进主义中，十分必要的鲁迅式“二次觉醒”往往被延宕或滞后了，与轰轰烈烈的进化式启蒙与革命相比，本应该形影相随的对进化、启蒙、革命本身的反思，其实一直跟不上“进化”的步伐。新时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对进化与启蒙的崇尚仍是埋藏在新时期内部的主线索，这一线索从五四至新时期从未中断，正如前文的发见，新时期至新世纪，知识分子对于20世纪80年代精英启蒙的反思也被大大地滞后了，《废都》的畅销、误读与批判就是启蒙反思滞后的典型代表。

《废都》中的鬼魅叙事在善于人鬼难辨、“搬神弄鬼”[18]356的80年代并不出格，余华、莫言，苏童、林白，残雪、王安忆，哪个没画过鬼？可在80年代，作为“现代派”的“鬼魅叙事”，被“现代化”的巨大航标统领在麾下，纳入到人/非人的启蒙话语中，这种“纳入”盲视了“鬼魅叙事”内部的反现代性以及与启蒙主流之间的巨大张力。时过境迁，当90年代现代化的叙事与想象丧失了包容与挟制异端、杂音、复调的强力时，《废都》的“鬼魅叙事”就显得如此刺目且不合时宜，“《废都》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历史时刻，大张旗鼓地讲述了‘知识分子之死’，掏空了这一知识谱系的政治性。知识界能否接受一份颇富象征意味的‘知识分子’的房中秘史？”[19]251答案当然是不能，《废都》遭到了来自整个世界的敌意。《废都》把80年代的“大写的人”碎裂为卑琐无能的“鬼”，把高高在上的时代先锋、启蒙精英作了猥琐庸常式的死亡书写。萨义德式的“文化英雄”知识分子在“废都”中倒塌为“不行”“不举”或“举而不挺”的病人。作为贯穿于整个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贾平凹对知识分子与启蒙的极大“亵渎”，显示出贾平凹对整个新时期启蒙与启蒙者的质疑与反思。要知道，庄之蝶是个大名人，他漂浮于这浮名之上，也为这浮名所累，如果说庄之蝶是90年代之初的文化精英，那么他的象征性资本正是来自知识分子叱咤风云的80年代，他与孟智辰一样，借着众人的捧举，“在波浪上浮着”[20]203，可庄之蝶要比孟智辰坏得多，他终究是个有手段的。

城市应该是生长中的城市，现代城市风格趋同的环境下，人们对城市的个性、文化、历史、文脉等的追求显得尤其突出。全拆新建越来越被诟病。上海新天地、田子坊，成都的宽窄巷子等案例就是成功的设计案例。通过现代的设计手段，保护了旧建筑的风格，吸引了大量游客，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改善了城市的人文环境，体现了城市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废都》是有些鲁迅的“鬼气”的，精神震荡、撕裂所产生的剧烈痛苦，在颓唐与彷徨中显出“鬼气”中的知识分子良心与敢于自嘲与自救的勇气。主体自我的脆弱、渺小、卑琐与80年代大写的人、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大不相同，但是贾平凹的知识分子之死并未将启蒙反思进行到底。他直觉地感到了无地彷徨的精神绝境，却并未进入实质性的启蒙反思，“我感觉有鬼在暗中逼我，我要彻底毁掉我自己了，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21]464。更令人心寒的是，《废都》并未引起知识分子的自觉反思，更没有促进知识界延续《废都》以反思自身，反而成为知识分子以“道德批判”夺回话语权的想象性肉靶。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时代巨变后，失语中的知识界，将《废都》看作是“人文精神危机”的突出代表，以知识分子最擅长的“道德话语”，从“性”与“市场”等方面对《废都》大加挞伐。以《废都》为“知识分子颓败”“精英文化溃败”的堕落“他者”，知识界在对“他者”的批判中重新找回了启蒙与话语的优越幻觉，并在对“他者”的二元对立指责中，毫不羞愧地宣布自己才是真正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种错位与误读、鞭笞与指责，无情地催杀、残酷地延宕了新时期以来的启蒙反思进程，使本应当与启蒙相伴随的知识分子“二次觉醒”大大滞后了。可以说，正是被90年代知识分子指责为“在可耻的麻木之中”，忘却了“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人的人格成就”[22]3的《废都》，有着些许真正的“鲁迅气”，有着虽然并未完成但仍旧珍贵的“二次觉醒”，自此鬼的文学赫然击碎了人的文学光明澄澈的天空，决绝地独自面对荒寒硬冷而又欲望横流的旷野。20世纪90年代对《废都》的批判以知识分子的胜利而结束，而这“胜利”才是真的“输了”。《废都》以“知识分子之死”结束了80年代，因此知识分子死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过是旷野废墟上的百鬼争鸣，而鬼语对这阳世的波云诡谲、英雄风流是无用的，甚至是无趣的，就连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倡导者都说“‘人文精神’的讨论竟然弄成了这样子，知识界也太让人失望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持续了这么久，整个讨论的水平却明显低于人们的期望”[23]。知识分子退居到象牙塔，退居到学院派，退居到商与众中，收敛起那点子不合时宜的野心，安静起来。这样的沉潜，倘若当真沉潜起来，也是可以深刻的，偏又不甘，或者浮躁，于是沉渣泛起，兀自浑浊。

纵观整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进化论”是一个共享的文学史理念，是“现代以来中国人想象世界同时也是想象文学的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模式”[24]，以“向内转”为代表的新时期表述，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将新时期表述为高于十七年、“文革”的高级文学形态，造成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虚幻自信，甚至在新时期文学内部也潜意识中将本不是进化递进的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等文学现象作级差顺序衍生表述，不但遮蔽了十七年、“文革”与新时期的内在脉络延续，也遮蔽了新时期自身的复杂性。同时更重要的是，自五四以来，“进化论”意识所伴随的启蒙优越性成为遮蔽知识分子自省的重要障碍，而以《废都》批判为代表的“二次觉醒”在新时期的延宕与滞后委实不容忽视。因此必须祛除新时期所建构起来的新的遮蔽，重返五四与文学革命，重返十七年与“文革”，也重返20世纪80年代，在酷烈灼痛的“二次觉醒”中反思历史、反思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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