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运作如何形塑了君权合法性？——唐太宗君权合法性建立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一、经验性视角下君权合法性与官僚圈子的内在关联

“合法性就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而“服从应该意味着，服从者的行为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即仿佛他为了执行命令，把命令的内容变为他的举止准则，而且仅仅是由于形式上的服从关系”。[1](P240)因此，在韦伯看来合法性首先是一个客观的经验事实，即不管支配者的命令能否得到被支配者的认同，被支配者都不得不服从、执行该命令；其次，“由于合法性基础的不同，连带地也导致了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不同的支配方式。而其效果当然也有基本的差异”，[2](P299)即被支配者对支配者的认同与服从程度会影响支配的有效性。结合这两个方面，在经验性视角下，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指君主对整个国家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3]君权合法性是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4]对于认识中国官僚制的特征、运作方式以及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着重要意义。[5]

中国君权合法性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祖宗之法以及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君权神授、以德配天、君父观。[6]这类研究虽指明了君权存在的终极合法性，然而圣贤作为最有德行的人往往不能居于君位，而很多君权掌控者却多是荒淫无道之人。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此种合法性是为统治者所利用与美化君主形象的手段而已，是一种表面的合法性认定。[7]第二类研究认为，君权合法性来源于民众对仁政以及国家制度的认同。[8]这一研究肯定了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与制度对于君权合法性形成的促进作用，但是忽视了君主对民众支配的实现是以君主能够有效地支配官僚体系为前提的。第三类研究指出，君权是以君主政体为母体的，[9]皇帝处于政权结构的顶端，总揽大政。 [10](P20)这一研究进一步指明了君权合法性生成的制度性因素，但仍无法解释下述现象：虽然同处君位，但不同君主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与支配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部分君主能够顺利地在官僚系统内实现自己的意志，而一些君主却容易受制于其他政治圈子；甚至就同一君主而言，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对官僚系统的控制与支配能力也有着很大的差异。[11](P3-24)

华人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金字塔型的组织文化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在组织中派生出“圈子文化”，而“圈子文化”的存在必然对组织的制度文化产生负面的影响。组织规模越大，层次越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对“圈子”的需求越大。[12]中国的传统官僚制本身就是这样一种金字塔型等级制度，而其治理规模之广以及官僚品级的繁复更加剧了党派关系的滋长。观诸历代党派斗争，可知此种情况确是实情。[13]而“圈子”既依托正式权力，又依托非正式权力，是介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一种中性组织，[12]这与党派的组织原则恰好吻合。由此可知，嵌入在正式制度背后的圈子关系是导致君主在官僚系统内合法性程度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君权合法性的研究尚未深入到这一层面，文章因此尝试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君主是如何通过圈子关系的运作来形塑其在官僚系统内的合法性的？根据韦伯对合法性经验性的定义，这一问题可更直观地表述为：君主是以何种方式运作圈子关系来获取其对于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能力的？武德九年，李世民通过不正当的武装政变手段，在制度层面成了最高权力的掌控者。但是其父兄的政治力量仍然存在，围绕高祖以及隐太子形成的政治圈子阻碍着李世民对于官僚系统的控制与支配。[14](P69)然而经一系列的圈子运作，到了贞观四年，李世民对于文武官员的控制与支配能力达到了理想的状态。因此，这一过程对于解释圈子运作对君权合法性的形塑作用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综合以上分析，尝试引入圈子研究中有关领导权威及其合法性的相关成果，以唐太宗自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间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为个案，来探究君主是以何种方式运作官僚制度背后的圈子关系，进而形塑其权力合法性的。

二、圈子关系下君权合法性的生成逻辑

圈子是围绕上级与下属关系，因联合力量建立起来的一种介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中性组织。圈子内的成员不仅要受到组织制度的约束，同时也会受到圈子内部规则的制约。[15]圈子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圈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拟似家人、熟人等强连带所组成，其内部成员间存在强烈的情感交换和工具交换；二是“圈子”呈“差序格局”结构，有内核(由“亲信”、“班底”组成)和外围(由熟人组成)之分，也有“圈内”和“圈外”之别；三是“圈子”的边界是模糊的，“圈子”的边界可大可小，可进可退。中国古代官僚制背景下的朋党关系即是围绕着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现象，[16-17]其内部有着正式组织的领导与下属关系，同时又有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情准则，因此是一种标准的“圈子”组织。中国的传统官僚制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等级制度，而国家规模的巨大与官员品级的繁复，进一步加剧了官僚体系内部的派系结构。鉴于圈子与朋党组织原则的相似性以及中国官僚体系内充斥着大量朋党组织的实况，文章尝试引入圈子理论中有关领导权威及其合法性研究的成果，来分析在圈子作用下君主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方式。[18]

在韦伯经验性视角下，君权的合法性表现为两个核心特征——权力的掌控与支配的有效性。因等级制度的设定，依据权力的分配差异，官僚系统会形成一个以君主为核心，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逐步扩散的差序式圈子网络。无论是制度还是圈子，其对君权合法性的影响都直观地体现在决策过程中。[19](P176-179)按照问题出现的状况，组织决策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类。程序化决策是按原来规定的程序、处理方法和标准解决组织管理中经常重复出现的问题，属于计划性决策。非程序化决策则是用来解决以往没有先例的新问题。[20](P233)在程序化决策过程中，制度规定了决策的方式与依据、决策者的权力大小、决策执行的方式等，但是面对非程序化决策则不得不通过相关领导者的协商来作出决策。倘若官僚系统内存在不同的政治圈子，因利益的差异很可能会造成圈子之间的博弈，进而弱化君主对于重大事务的决策能力。根据圈子理论，君主为了获取对于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至少需要对官僚制背后的圈子关系进行以下三个面向的运作。

(一)需要保持圈子网络的单中心性

利益导向与利益分割是圈层组织形成的基础，故而圈子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个别圈子为了对抗其他强大的圈子，有时会采取联合对抗行为，共同对抗某一圈子。[21]因此，君主为了保持对于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就需要使得自身成为整个官僚网络的单一中心。这种单中心性表现为：君主为整个官僚圈子的唯一核心，不可存在与君主权力相若的其他中心；按照品级高低，以君主为核心扩散开来的差序式圈层，在其他任何一层内都不能形成次级圈子，无论是对立性圈子还是自己人圈子。唯有如此，才能排除在官僚系统内存在异己圈子与君主对抗的可能性，实现君主对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

(二)形成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自己人圈子网络

在操作时要把握好时间段，各施工环节之间的时间阶段不能太长，水泥的初凝时间不能超过规定时间。要注意好施工设备，尽量排除施工中的不利因素，保证施工在一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4]。

(三)要保持圈间“桥”的贯通

在自己人圈子网络的形成过程中，那些层层荐举的官员称为联系不同层级的圈子之间的“桥”。这些官员一方面充当着官僚系统内不同圈层间非正式的信息传递通道，另一方面也将不同的圈子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自己人圈子网络。但是，多圈有桥的情况也意味着组织内存在与正式组织权力分权的非正式领导，因而可能形成与最高领导的对抗。[25]在君主官僚制下，“桥”的存在极有可能造成上下级之间的庇护关系，导致君主命令不能彻底下达到基层官僚手中，官僚对于君主命令的执行也只对“顶头上司”负责，而不是对君主负责。因此，为了确保君主命令下达的有效性，就要打破不同圈间“桥”的庇护关系。

综上所述，在圈子关系下，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至少要经过三个面向的圈子运作：以君主为核心的单中心性圈层结构的建立，保证了君主对于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自己人圈层网络的形成，则提供了君主对于官僚系统有效支配的基础；而圈间“桥”的贯通，则使得君主命令能够下达到官僚系统的每一个层次与部位。如此，君主即实现了对于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需要注意的是，圈子运作之所以能够增强君权的合法性，其基础仍然是依托于正式制度的权力设定。否则，如果君主的自己人圈子不能掌握核心权力，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资源，并不能很好地促进君权合法性的生成。下文，就以唐太宗自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间，通过圈子运作建立其在官僚系统内合法性的个案，来呈现圈子运作形塑君权合法性的动态过程及其具体方式。

三、公元626-630年间唐太宗君权合法性的建立

[19]Stephen P.Robbins,Timothy A.Judge.Organiza-tional Behavior(Fourteenth Edition)[M].Englewood:Pe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1.

(一)瓦解、分割、限制：以太宗为核心的单中心性圈层结构的形成

武德九年(626)七月以来，官僚系统内存在的政治圈子，大致如图1所示。图中的圈层结构指在三省六部制下，按权力分配的差异，整个官僚系统呈现出的差序性特征。[28]不同的扇形以及阴影指代因嵌入在官僚系统内的圈子不同造成了官僚系统的权力分割。整个官僚系统被分割为高祖代表的元谋功臣圈子、隐太子代表的东宫圈子和太宗代表的秦王府圈子三个部分。因李渊逊位、李建成已死，在制度层面已经只存在太宗这一个中心，故太宗方面的权力中心以实心黑点表示，其他两个圈子的中心以空心表示。为了建立单中心性圈层结构，自武德九年以来太宗进行了三方面的圈子运作。

图1 玄武门之变以来官僚系统内的圈子结构

1.剿抚并用、循序渐进地瓦解元谋功臣以及隐太子残余势力两个异己的政治圈子

对于元谋功臣圈子，李世民采取了渐进式瓦解的手段：首先，为了安抚高祖旧部，防止激起中央官员的反抗，太宗沿用了大部分的武德旧臣。如在武德九年的功臣分封中，高祖旧部有裴寂、柴绍、刘义节等8人。其次，区别化对待。对于真心归顺、认同的武德旧臣，太宗多委以重任，如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等人；[29](P2305-2309)而对于以武德旧臣自居的官员多悬置其权力，使其有名无实，如萧瑀、陈叔达等；[29](P2363、2398)最后，裁撤武德旧臣。武德时期的重臣在贞观元年大为失势，到贞观三年(629)已无足轻重。而贞观三年(629)四月，太上皇迁宫事件则标志着元谋功臣集团已基本被瓦解。[30](P88)以李建成、李元吉为核心的东宫政治圈子范围甚广，为了防止激起集体性反叛，太宗采取循序渐进、剿抚并用的方式瓦解东宫政治圈子：首先，下令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所有儿子，如此则按照礼法原则，太宗成为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反叛势力也因此失去了叛变的理由。[26](P498)其次，赦免隐太子党羽的罪名，不再追究其罪名，甚至提拔重用。此种宽大政策，使得太子党顷刻瓦解，如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等散亡的太子党羽大部分放下武器，向朝廷投诚。部分则销声匿迹，不再参与政治。因此，长安附近的隐患迅速解除。[26](P498)最后，对于地方势力，一方面坚持武力打击，如李瑗、罗艺等；[26](P506-516)另一方面，则宣慰地方，安抚人心，如魏征宣慰山东时私放李志安、李思行。[26](P500)到贞观三年(629)，东宫政治圈子彻底瓦解，内外肃清，再无针对太宗的政治变动。因此，贞观三年(629)以后官僚系统内部的核心圈子就只有以太宗为核心的政治圈子，再无能够与之对抗的异己圈子。

2.分割秦王府旧部势力，引入新的政治成员，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太宗即位以前部属极多，主要包括陕东道行台僚佐、秦王府幕僚、天策上将府属吏。[31](P9)瓦解元谋功臣以及隐太子官僚圈子以后，秦王府圈子成了官僚系统的唯一核心圈子。可是，如果太宗以秦王府部属取代现官僚系统，就会造成秦王府旧部一家独大的局面。如此，一方面这些功臣容易倚仗功勋，骄纵不法，难以控制；另一方面许多功臣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易于结党，形成新的政治圈子，与君主对抗。[32]针对这一问题，太宗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圈子运作：首先，重文抑武、严禁专权。这一举措，一方面使得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受到压制；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功臣集团的分裂与对抗，如此则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不得不倚重于太宗裁决，避免了个别官员的独裁。如贞观元年(627)，在与封德彝的对话中，太宗指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 [26](P506)贞观三年(629)三月，太宗劝说房玄龄、杜如晦不可总揽政务，并下令“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26](P519)其次，擢升部分旧部属，并打压一些恃功自傲、违法乱纪的下属。贞观元年(627)，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宫，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 [26](P510)又如贞观三年(629)，蒲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太宗解任，其本是秦王幕府时旧部。[26](P522)这些举措，有力地限制了旧部属的力量，同时也对旧部属圈子给予了警示，使其不敢轻易对抗皇权。最后，引入新的官僚成员，相互制衡。太宗吸纳了武德旧臣以及原东宫政治圈子的精英，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人，并大力擢拔寒门庶族的精英人才，如杜正伦、戴胄、马周等人，[29](P2545、2527-2531、2541、2669、2612)如此在太宗手下又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圈子。以魏征、王珪、韦挺为代表的东宫圈子多为谏官，对于房玄龄等功臣圈子纠弹审驳，使其谨小慎微，不敢有越职之举；新提拔的寒门庶族，打破了秦王旧部对于官位的垄断，使其不至于一家独大；而功臣集团掌握着权力核心，震慑着其他两个圈子，使其不敢违背君命。如此，就形成了三个政治圈子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至贞观四年(630)，秦府旧部已经被分割为不同的政治圈子，且受制于其他新政治力量的监督，失去了对抗太宗的能力。

3.限制外戚、宦官、宗室干政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制度与家族制度联系在一起，国家制度即是家族制度的扩大。帝王需要驾驭的不仅有由士大夫组成的整个官僚机器，还有一个庞大的宫廷机构，即后妃系统，以及与后妃相关的外戚系统；宗室诸王以及作为皇位继承人东宫太子的一套班子；还有为宫廷生活服务的宦官系统。[33](P20)一旦君主将部分权力委托给这些人员，就会形成新的政治圈子，进而削弱君权，甚至与君主相对抗。太宗即位以来，严禁宫廷机构干政。武德九年(626)，太宗以为：“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26](P504)故将宗室郡王大部分降为县公，极大地削弱了宗室对于君权的对抗能力。长孙皇后贤德，很少预闻政事。太宗曾经与皇后讨论赏罚，皇后推辞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预闻政事。”[26](P500)长孙无忌既是功臣，又是外舅，但是太宗也并不放纵其擅权，贞观二年(628)长孙无忌“自惧满盈”，要求降职，太宗即罢去了他的右仆射职务。[26](P512)而武德九年到贞观四年时期，因太子年纪尚轻(8-12岁)，无结党能力，东宫大部分官员为太宗指派，因而还不构成新的政治圈子。贞观初，太宗即严防宦官干政，贞观中更是下令“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以此限制宦官权力的坐大。[29](P4755)因此，武德九年到贞观四年之间，在宫廷系统内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政治圈子。

图5是掺量0.5%的3种不同粒径微胶囊的自修复试样在最大抗压强度的60%下预压损伤后在室温下养护龄期不同时的强度修复率。从图 5可以明显看出，强度修复率随养护龄期的增长而明显增加，当养护龄期超过 7 d 后，强度修复率仍呈现出增加趋势，但强度已经不再明显增长。由此可以推断出，养护龄期在3～7 d内，强度修复率最高，养护龄期超出一定的范围，修复剂已经大量固化，强度修复率逐渐降低。

6、向外撬动阀体，同时迅速的将钢板插入阀体与油箱侧安装法兰之间，确认抽力吸住钢板后，松动预留螺栓，拆除开裂阀门。此时，应注意使钢板均匀受力，避免破坏真空而漏油。（如图）

总之，从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李世民首先瓦解了以李渊为首的元谋功臣圈子和隐太子为首的东宫圈子，形成了以自身为唯一核心的官僚圈子；其次，为了有力地掌控官僚系统，太宗将旧部属集团分割开来，并引入新的政治势力，形成了不同政治圈子之间的相互制衡；再次，限制宫廷机构干政，有效地控制了官僚体制外政治圈子的滋生。因此，贞观三年以来，太宗已经取得了对于官僚系统牢固的控制权。这一部分的圈子运作结果，如图2所示。

(二)圈层辐射与圈层替换：以李世民为核心的自己人圈子网络的形成

图2 以太宗为单中心性的圈层结构

(注：图中阴影表示秦王府旧部圈子。分割线表示因职能不同，官僚系统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部门，而这些嵌入在各个部门上的官僚圈子都是以太宗为中心的。)

以太宗为核心的单中心性圈层结构形成以后，太宗已经有力地控制了官僚系统。但是，臣下对于君主的服从是以君主本人是否值得他顺从为归依的。对于不值得顺从的在位者，臣属通常会采取迂回的、不合作的方式来抵抗。[23](P422)因此，为了实现对官僚系统的有效支配，君主即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圈子网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自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太宗进行了如下几个层次的圈子运作。

1.以知己、恩德、联姻的方式生成亲信圈子

亲信圈子为太宗最为忠诚的部属，同时也是才能卓越、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属。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的亲信主要由自太原起兵一直到天策府的功臣属吏构成，主要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高士廉、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段志玄等人。[31](P9)这些功臣在与太宗长期的恩德交换中，建立起了高度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正是自己人与外人相互转换的依据。[34]如房玄龄，“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而房玄龄也因太宗的赏识，竭尽所能为太宗效力，“房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29](P2459)又如武德九年，李建成、李元吉试图收买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推辞说：“敬德，蓬户瓮牖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逆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26](P495)此外，太宗还利用联姻方式，进一步从血缘上拉近与臣属之间的关系，以稳固亲信关系，如房玄龄之子娶高阳公主，杜如晦之子娶城阳公主等。[29](P2459-2470)亲信圈子为太宗取得对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起了起点与核心的作用。玄武门之变第二天，太子府当即接管了军政大权。在太子府的官吏构成中，军队的调动权力主要授予了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高士廉等亲信；政务处理，则交由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虞世南、褚亮等亲信。[35](P94)

2.通过亲信荐举与亲自拔擢，形成班底圈子

与亲信圈子相比，班底圈子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职位较亲信低一些；二是与太宗的私交也不及亲信亲密。班底成员多数为秦府旧部及玄武门之变以来到贞观四年之间纳入的新兴势力，其成员主要有魏征、王珪、戴胄、马周、杜正伦、杜淹等人。就班底圈子的形成来说，太宗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圈子运作，其一是亲信荐举，如杜如晦荐举杜淹、杜淹荐举邸怀道、魏征荐举杜正伦等。[36](P3106-3107、3113)荐举的标准表面来说是德才兼备，但实际上仍然是以忠诚为根本，其次才是才能。杜淹为杜如晦的叔父兼天策府兵曹参军、邸怀道与杜淹曾同殿为官、杜正伦本是秦府文学馆成员，正是因为这些人员与太宗及其亲信的亲密关系才保证了太宗对他们的信任，并将他们纳入班底圈子中来。其二，亲自拔擢，如赦免魏征、王珪等隐太子党羽之罪，并加以重用；提拔戴胄为兵部郎中；擢升马周为门下省值班侍奉等。太宗的这些举措，或者形成了再造之恩，或者形成了知遇之恩，因而使得这些官员都力图回报太宗的恩德。由于亲信圈子占据核心要职，因而太宗也不必担心新纳入的班子成员反叛，可能造成政局动荡。到了贞观四年(629年)，太宗基本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圈子，其中的核心人物有房玄龄(左仆射)、李靖(右仆射)、温彦博(中书令)、王珪(侍中)、魏征(秘书监)、戴胄(户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秦叔宝(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右武侯大将军)等人。[14](P102)班底圈子多为三省长官，不仅掌控着核心决策权，同时也掌握着中央各个部门的行政运作。班底圈子的形成即意味着太宗实现了对中央政府部门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

3.以荐举、科举以及制举等方式进行大范围的官员选拔

通过“荐举人—被荐举者”“门生—座主关系”形成熟人圈子。按照圈子的划分标准，熟人圈子比班底圈子距离君主的关系更为疏远一些，熟人与君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与君主的班底圈子之间的关系上。同时，他们的官职也比班底圈子更低一些，并不局限在中央地带，其成员主要为九寺五监以及州县级官员。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间，大规模的官员选拔方式包括三种：荐举、制举以及科举三种。唐代前期有春秋荐官之制，皇帝常下诏要求臣下荐举人才。[37](P345)制举为科举的一种，即除经制的科目之外，还有由皇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武德九年(626)八月，太宗即皇帝位，下令“高年硕学，直言正谏，所在长官，随状荐举”。[38](P5)贞观三年(629)四月，又下令“诸州官吏，或正直廉平，刑清讼息；或贪婪货赂，害政损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进。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或在昏乱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具录名状，与官人同申”。[38](P415-416)通过这些方式，从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间，太宗选拔了大批自己任期内的官员，其中仅贞观元年(627)即选拔有643人。[26](P511)这些官员一方面顶替了武德时期的旧臣以及隋末割据势力的臣属，另一方面又通过“座主与门生”“荐举”关系形成了一个熟人圈子。官员选拔进来以后，又因上下级之间的荐举形成荐举关系，进而与太宗的班底圈子层层联系起来。计贞观初的刺史有王达、权万春、韦庆植、李玄道、唐皎、裴怀节、李桐客、阎立德、封泰、杨琮、苏世长、夏侯绚、刘弘基、牛进达、吴黑闼、丘师、段志玄、薛万钧、公孙武达、李君羡、张亮、豆卢仁业、魏伦、张士贵、屈突通、长孙操等。[39](P107-117)这些人组成了太宗熟人圈子的主干力量，多数与中央班底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占据着大部分重要的军事要地与经济重镇，成为太宗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地方官僚系统的基础。

总而言之，从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太宗以圈层辐射的方式形成了官僚系统内的自己人圈子网络，即首先以与太宗交往密切、值得信赖的官员形成亲信圈子；其次，通过太宗的拔擢以及亲信的荐举，形成班底圈子；最后，在招纳大量新进官员的基础上，以门生—座主关系以及举荐关系使得这些官员与班底圈子连接起来，形成熟人圈子。如此，即形成了一个以太宗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由内而外、层层相属的自己人圈子网络。由于太宗将自己人提拔到了官僚系统的核心职位，这些人为了回报太宗的恩德也愿意竭尽所能完成太宗的命令，由此太宗即获取了对于整个官僚系统有效支配的基础。这一部分太宗进行的圈子运作如图3所示。

在官僚制下，君主并不是对所有部属都一视同仁，而是按照差序格局区分为自己人与外人，其分类标准是忠诚、才能以及关系。其中忠诚是分类的核心，其次是才能，而关系只是分类的基础。[22](P286-291)此外，虽然一些臣下对于不认同的君主不会进行直接的对抗，但也会采取比较迂回、不合作的方式来抵抗，[23](P422)如此就会弱化君主对于官僚系统的支配能力。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表明，领导—部属的交换水平越高，下属的工作绩效越好。[24]倘若君主能够长期地以人情准则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的自己人圈子，圈子内官员的忠诚以及报恩的意愿就会得到强化，如此君主不仅可以强有力地控制相关官员，同时这些官员也会积极完成君主的命令，提高支配的效率。因此，君主需要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自己人圈子网络，并将这些官员安插到关键的职位中去，才能获取有效支配官僚系统的基础。

图3 圈层辐射与圈层替换

注：图中，第一幅图表示以圈层辐射的方式形成了以太宗为核心的自己人圈子；第二幅图为未经人员调换之前的官僚系统；第三幅图表示太宗以自己人替换掉武德旧属，其中的阴影代表自己人。此图为一种理想状态，只供参考。

(三)监督、调动、争夺合法性：圈间“桥”的贯通

在圈层辐射过程中，那些层层荐举、连接不同层级圈子之间的官员称为“桥”。自己人圈子网络虽然为太宗提供了有效支配官僚系统的基础，但是此类“门生—座主”以及“举主—被荐者”关系极容易产生私恩，形成朋党圈子。[40](P270-284)为了保证命令顺利地传达到每一层官员手中，且这些官员能够为君主负责，就需要保证圈间“桥”的贯通。为此，自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太宗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圈子运作。

争夺官员职权获取的合法性，以保证次级官员是为君主负责，而不是为连接不同等级的圈子间的“桥”负责。上下级关系是圈层连接的基础，因而圈间“桥”通常为某一部门的直接上级。而官僚制的合法性基础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42](P66)因而极容易导致次级官员为赋予他职位的直接上级负责，而不是为君主负责。因此，君主就需要将次级官员职权获取的合法性从桥手中抢夺过来。针对这一问题，太宗采取了三种手段。其一，无论是科举、门荫、勋官、流外等何种出身，六品以上官员均由皇帝亲自任命。[37](P40)其二，大兴科举。科举制的施行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于官位的垄断。自此以后，官位的获取更多地来自于君主的授权，而不是世族的推荐。[43](P238-242)由此，官员的效命对象也从世家大族转向君主。其三，通过礼仪符号的象征意义强化官员为朝廷命官的意识，而不是某一官员的私属。司马光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26](P1)因此，礼绝不仅仅是一种照本宣科的呆板仪式，它从符号价值到内在意义都强化了官员对于君权的认可，[44]进而淡化了官员间的私属关系。争夺合法性的圈子运作，不仅增强了内外官员对太宗命令的认同与服从，同时还淡化了政权的私性质，这正是贞观初年太宗与群臣无不昂扬着一股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精神的原因所在。[45]

贞观初年(627)，太宗对官员的监督可分正式与非正式两种机制。御史台为正式的官僚监督机制，是独立于行政体系的国家监察机关，被称为“天子耳目”，负责纠察百官，推鞠刑狱，监督府库出纳。由侍御史组成的台院，负责监察和纠弹中央官僚，参与疑难案件的审理；由殿中侍御史组成的殿院，负责监察百官在殿廷的违法或失礼言行；由监察御史组成的察院，主要负责监督地方官。[41](P31)此外，贞观元年(627)太宗还因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26](P507)十道制仍是以道为巡察区，有事分道遣使、事毕使还的机制。[41](P33)这样，太宗依靠御史台就掌握了对于中央与地方官员的监督与控制，而那些有着深厚人脉关系、连接不同圈层之间的官员，则成为太宗监督的重中之重。如贞观元年御史大夫温彦博稽查魏征私亲；贞观三年(629)治书侍御史万年和权万纪上奏房玄龄、王珪掌管内外官考不公平；贞观四年(630)御史大夫萧瑀弹劾李靖破颉利牙帐时御军无法等。[26](P509、522、525)此外，太宗还采取了一些诸如安插耳目、利诱等脱离正式制度，依托于私属关系的非正式的监督机制，如权万纪、李仁发都是因为经常揭发大臣隐私才获得太宗的宠信；[26](P529)太宗曾暗自派遣手下行贿、利诱官员；[26](P505)安插王君廓在庐江王李媛身边等。[26](P509)这些监督手段有效地限制了“桥”的行为，使其不敢渎职越权、私结朋党，转而竭力完成君主的命令，如身为文臣之首的房玄龄，“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恐惧若无所容”；[26](P520)武将之首的李靖，“每与时宰参议，恂恂似不能言”。[26](P526-527)

2.通过官员职位的调动，来防范、限制圈间“桥”因上下级关系形成的庇护关系

按调动的的方向来说，官员的调动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拔擢提升，二是降职处分，三是平级调动。拔擢提升意味着新任的官员取代老上级，一方面能够瓦解或削弱该部门原有以老上级为中心的自己人圈子，另一方面因存在被替换的可能，也会使现任上级形成强烈的危机感，不敢渎职越权。降职处分意味着老上级可能离开了这一部门，如此旧有的庇护关系即告破；即使老上级没有离开本部门，同样也会形成以新上级为中心的自己人圈子，进而排挤、削弱以老上级为中心的自己人圈子。平级调动则意味着老上级离开了本部门，这样一来，不仅本部门以老上级为中心的自己人圈子会被排挤、削弱，而且老上级到了新部门又需要展开自己人圈子的重建工作，进而也会限制新部门的旧有圈子关系。计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间重要的官员调动有以下几例：贞观元年(627)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政；贞观二年(628)，正月罢长孙无忌右仆射之职，七月诏令宇文士及徙边；贞观四年(630)，二月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八月诏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十一月以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等。[26](P508、512、516、523、526、527)这些举措有力地防范、限制了圈间“桥”因上下级关系而形成永久的庇护关系，确保了圈层之间的连接，同时也保证了君命能够下达到每一个官僚层级且不会遭到抵抗。

3.争夺官员职权获取的合法性

1.建立多种监督机制，以确保圈间“桥”不敢渎职越权、私结朋党

总之，通过对臣属的监督、职位调动以及合法性的争夺，太宗成功地将圈间“桥”因上下级之间的私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圈子控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既不会将圈层间的连接断开，也不会导致因“桥”的庇护关系膨胀而与君命对抗，因此太宗的命令不仅能够传达到官僚系统的各个层级，同时也能够促使各次级官员为太宗负责，认真完成太宗的命令。以租庸调制的推行来说，唐制每岁一造账，三岁一造籍。而唐是一极广大的国家，普遍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46](P62)若不是太宗的命令能够有效下达给基层官员，且这些官员对太宗有着高度的认同，是很难将这一任务完成的。这一部分，太宗进行的圈子运作如图4所示。

本文以成都市龙泉驿区幼儿园幼儿体育活动开展现状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为玺印幼儿园、龙府幼儿园、小燕子幼儿园、皇冠幼儿园、博瀚幼儿园等5所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

目前，关于测绘监理的国家统一法规、技术规范还未出台，各省还是在执行各自的测绘监理管理办法，工作的重心通常还是聚焦在测绘成果质量检查环节，尚不能对质量管理、进度控制、工程组织协调等进行科学统筹协调，由于没有相应机制上的制约与保护，监理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工作形式各不相同，业主和监理方的权利难以保障，甚至存在业主引进监理装门面走形式的现象，重大测绘项目的成果质量仍然难以保证。只有将监理纳入测绘行业统一管理的范畴，制定并实行国家测绘工程监理有关法规和技术规范，实行统一监管，才能保证测绘工程监理健康发展。

图4 圈间桥的贯通

注：图中，中心的实心黑点表示君主，圈子间的空心小圈表示圈间“桥”，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箭头表示桥的庇护关系被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君命能够有效下达到每一个官僚层面。

分析至此，让我们重新回到大唐的历史情境中去。贞观四年(630)三月的一个夜晚，凌烟阁上正进行着一场盛大的宴会，以祝贺大唐击溃劲敌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一雪往昔为突厥压迫的耻辱。[26](P523)事实上，正是因为贞观四年(630)以来太宗掌握了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不必再担忧内部之患，因而才可以全力对外，取得这次历史性的大捷。因此，自武德九年(626)以来，经过上述的一系列圈子运作，到贞观四年(630)之时，唐太宗已经在官僚系统内获取了高度的君权合法性。

四、结论与讨论

当前有关君权合法性的研究多停留在德行、仁政以及官僚制度本身，忽略了官僚制度背后的圈子关系对于君权合法性的作用，因而无法有力地解释经验性视角下君权合法性的生成方式。有鉴于此，文章引入了圈子理论中有关领导权威及其合法性的研究成果，以武德九年(626)到贞观四年(630)间唐太宗君权合法性的建立过程为个案，探究了君主是如何通过运作官僚制背后的圈子关系来形塑其合法性的。在金字塔型等级制度下，整个官僚系统呈现出以君主为核心的差序式结构。君主如果欲使其权力合法化，就需要实现对于每一个圈层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为此君主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圈子运作：首先，瓦解原有的政治圈子，分割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并做到相互制衡，形成以君主为唯一中心的圈子结构；其次，以圈层辐射的方式形成由亲信、班底、熟人圈子层层扩展、相互连接的自己人圈子，并逐步以自己人替换掉原有的政治圈子；最后，通过多元的监督机制、定时的职位调动以及争夺官员权力获取的合法性等方式，将圈间“桥”因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庇护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四）创设贴近生活的教学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努力创造适宜的活动环境和条件，灵活多样地选用教学活动和组织形式，从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比如背单词有不同的方法，让学生自由选择，适合他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这将支持着他兴致勃勃地学习下去。

这样的探讨有助于对中国官僚制的特征及运行作进一步的反思。中国官僚体制的特征为一种家产制官僚制，其组织原则有两个特点：一是金字塔型的等级制度；二是君权与官僚制度之间的竞合关系。[2](P90-94)金字塔型的等级制度滋生了圈子关系，而君权与官僚制度的竞合关系影响了官僚系统的运作方式，这使得中国的官僚制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型官僚制产生了重大的差异。在法理型官僚制下，组织按照已有的规章制度运作，员工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与合作。虽然也会在组织内滋生非正式关系，但是此类关系为不受正式组织部门限制的私人关系，其对于整个组织的决策、激励、控制、运行等影响不是很大。[47](P34)而在中国的官僚制下形成的圈子关系是嵌入在正式制度之上的。圈子不仅是一种私人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嵌入在官僚制基础上的另一种组织，它与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整个官僚系统的决策、激励、控制以及运行都有着很深的影响。因此，对中国传统官僚制的研究不可忽视官僚制背后的圈子运作，而要将圈子视为官僚制的第二种组织形态加以研究，否则无法深入地认识官僚制的权力运作。当前中国传统官僚制的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对于制度本身的考订与正式运作方面，还很少有研究将嵌入在官僚制上的圈子关系视为一种组织加以研究。文章在正视君主官僚制的这一特征基础上，率先引入与之契合的华人组织行为学中有关圈子运作与领导权威及其合法性生成的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建立了一个在圈子关系下君权合法性生成方式的分析框架，对这一重要命题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此外，就君权合法性的基础来说，以往的研究通常只将德行、仁政以及君主政体作为君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依据文章的结论，也应将君主运作圈子的能力视为君权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为了保持高度的君权合法性，君主一方面要瓦解所有与之对抗的力量，包括政治圈子以及至亲亲属；另一方面，君主要尽量将官僚体系转变为以自身为中心的自己人圈子网络。如果君主不擅长运作圈子关系，任由官僚系统内圈子关系的滋长，不仅难以实现对于官僚系统的有效支配，甚至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夺权篡位、大权旁落的局面。如此，君主在官僚系统内的合法性就会遭遇挑战。由于篇幅的限制，文章未能对制度背景作细致的划分。中国官僚制度的转变有着不同的阶段特征，先秦以前为封建(封邦建国)制，两汉以来一变为门阀政治，隋唐五代为门阀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过渡阶段，宋元以来则形成了严密的官僚政治。制度不同，嵌入在制度上的圈子性质也不同，君主对于圈子的运作方式即可能产生相应的转变。上述现象昭示了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即进一步挖掘不同制度背景下君主的圈子运作对君权合法性的影响。

场地仅钻孔（CK1、CK3～6、CK9～10、ZK1～3、ZK5～8、ZK11～20） 有揭露，揭露层厚0.50～3.81m，平均厚度1.82m；层顶高程-0.70～2.50m，层顶深度 1.30～4.30m。

注释：

[1][德]韦伯(Max Weber)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德]韦伯(Max Weber)著，康乐、简惠美译.韦伯作品集Ⅱ：支配的类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有关圈子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梁均平的“中性组织”说，另一种是罗家德的“纯情感性的非正式团体”，即非利益导向的、边界相对模糊、非对抗性的人际关系群体。罗家德的概念近似于法理型组织下的非正式组织关系，没能注意到华人企业组织中的“圈子”的利益、目的、组织原则以及“圈子”对于权力运作以及组织运转的强大影响力。而梁均平的定义则明确区分了圈子与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的差异。有鉴于此，文章采纳了梁均平的定义。

该工作面煤层赋存稳定，确定采用综放采煤工艺。选用走向长壁一次采全高后退式采煤法，采用MG250/630－WD型采煤机割煤，配合使用ZF4000/16/28放顶煤液压支架尾梁摆动插板伸缩放顶煤，采煤机斜切式进刀，采高2.6m，放煤高度平均2.9m。利用采煤机螺旋滚筒配合刮板输送机铲煤板装底煤，后部刮板输送机运顶煤，前后两部刮板输送机平行运煤集中到顺槽运输机外运。采用工艺流程：拉后溜→割煤→移架→推前溜→放煤。工作面共安装ZF4000/16/28型支架66架；安装ZF4600/17/28型过渡支架6架，其中机头和机尾各3架。

[4]张星久.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J].政治学研究，2006(4).

[5]黄杰.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下的君主制与国家治理——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分析[J].兰州学刊，2010(7).

[6]参见：韦伯(Max Weber)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64-69页；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64页；马良怀.秦汉之际皇权合法性理论的探寻与建构[J].哲学研究，2012(1)；杨松禄.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任剑涛.道德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欧阳祯人.先秦儒家君权合法性论证浅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2(5).

[7]参见：徐燕斌，吴莹.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曾德雄.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J].浙江学刊，2005(3)；葛荃.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J].文史哲，2009(6).

[8]参见：丁四新，邹啸宇. 从上博楚简看早期儒家对君权合法性及相关问题的阐释[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张星久.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江红义.从“雍正五年条例”看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J].江汉论坛，2012(3)。

推荐理由:Lonely Planet撰稿人黎瑾和摄影师纪韩驾驶中国牌照小车，331天，行驶5.8万公里，穿越亚欧25个国家和地区，只为寻找和遇见。如同古丝路上的探险者、20世纪梦想着爱与和平的欧美青年，他们驾车行走在探险的道路上，去窥探每个人、每件物品、每场典礼、每道饮食后面隐藏的故事，它们都是人类命运的一个切面，甚至更小，只是一点余光散影。

[9]张星久.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J].武汉大学学报，2005(4).

[10]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刘瑞芳.中国皇帝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

[12]梁均平.企业组织中的“圈子文化”——关于组织文化的一种假说[J].经济科学，1998(5).

[13]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14]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3]君主权力的合法性与君主政体的合法性虽有某种联系，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在韦伯的研究中尚未将二者分开，因此在这里我们参考韦伯对合法性的定义重新界定了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有关这一分别的具体研究，请参见：张星久.论帝制时期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层次[J].政治学研究，2006(4).

[16]罗家德，周超文，郑孟育.组织中的圈子分析——组织内部关系结构比较研究[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10).

[17]参见：蔡宁伟.圈子研究——一个聚焦正式组织内部的文献综述与案例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8(3)；文丰安. 论领导干部“圈子文化”的负面影响及有效防范[J].观察与思考，2015(10).

[18]由于“圈子”体现了朋党关系的组织原则，同时也为了分析的方便与统一，下文一律以“圈子”替代“朋党”。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登基不久，突厥就以十多万大军进犯。为了平息干戈，唐太宗亲自带领高士廉、房玄龄等人来到渭水河边，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26](P501)此次战役，太宗之所以不敢开战，而是以物质财富换取政治的苟安，[27]其原因如下：一方面大唐立国不久，实力空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虽初步夺取君位，但是高祖旧部、隐太子余党仍在，[14](P88)唐太宗对整个官僚系统的控制与支配能力不足。一旦开战，很可能造成局势的动荡。因此，自玄武门之变以来，唐太宗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获取其在官僚系统内的君权合法性。

[20]于显洋.组织社会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1]Nathan,A.J.A Factionnalism Model for ccppolitics[J].China Quarterly,1973(1).

[22]郑伯壎.华人领导——理论与实际[M].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

在实际生产中故障的发生发展往往具有“蝴蝶效应”，由于管道设计存在的缺陷，引发冷冻水泵汽蚀；水冷塔液位波动、水冷塔内水气比失衡导致水冷塔冷却效果差，冷冻机、分子筛净化系统和主换热系统负荷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仔细分析找到故障源头，从而制定有效措施——降低循环水温、改善循环水质、更换合适管径管道、更换故障压缩机，极大地提升了空气预冷系统的工作能力。目前在预冷系统冷冻机不运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空冷塔出口温度维持在12℃左右，不仅确保空分系统的稳定运行，而且节约了运行成本。

[23]杨中芳.“顺从”与“反叛”：中国人真是具有权威人格的吗？[C]//.杨中芳.如何理解中国人.台北：远流出版社，2001.

[24]王辉，刘雪峰. 领导—部属交换对员工绩效和组织承诺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5(2).

[25]张田.圈子:中国工作环境中的关系格局与组织行为[D].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论文，2015．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9.

[27]牛致功.李绩墓志铭的有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0(6).

[28]唐初确立了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掌执行的三省制度，三省长官并为宰相，并以他官掺杂其间，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决策集团。贞观时期，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常年空缺，仅有两个副长官，即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而左、右仆射通常兼衔，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可以出席政事堂会议，因此三省都是真宰相。在中央行政系统中，尚书省六部是政令机关，六部又可分为二十四司。九寺、五监是事务机关，分别接受尚书六部的政令。就地方行政体制来说，其时地方行政体制采取州县两级制，州的行政长官为刺史，主要僚属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县级行政人员包括县令、佐官三人(丞、主簿、尉各1人)。而朝廷又以派监察使职的方法监察地方，以此增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总的来说，在武德九年到贞观四年的官僚制度规定下，按权力分配的差异，整个官僚系统呈现出以君主为核心，从宰相到六部，从六部到九寺、五监，从九寺、五监到州级官员，再到县级官员的差序结构。

首先正如桂大使所言，使领馆的职责和重要任务，就是保护中国公民在境外的生命、安全和尊严，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就是通常所谓“领事保护”。

[2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0]刘后滨.说唐太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31]黄永年.唐史十二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2]刘源.唐太宗为何不用秦府旧将[J].历史教学，1996(5).

查询概率矩阵，可以预测出下一个可能出现的状态，得到灰色马尔科夫预测模型计算值分别为0.501、0.474 7、0.482 2、0.508 1、0.531 8、0.560 9、0.569 7、0.540 7、0.529 4。

[33]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当前，由于本体自身的复杂性，本体的全自动化构建还无法完全实现，在具体应用领域，本体的构建还需要专家的人工参与，为了减少建模过程中繁琐的人工操作，就必须借助本体构建(工具)软件完成某些半自动的构建过程。截止到2004年，已有的本体构建工具共有96种，包括了本体的合并工具、本体的评价工具、本体的标引工具、本体的集成工具等 [11-12]。

[34]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

[35]黄中业.唐太宗李世民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3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7]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隋唐五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8](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39]李君.从潜邸幕僚到贞观重臣——李世民功臣集团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

[4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1]胡戟，刘后滨.唐代政治文明[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3.

[42]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43]吴宗国.唐代科举指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4]俞荣根，徐燕斌.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认证[J].法学家，2007(6).

[45]邓燕芹.贞观时期的官德及其实践——以《贞观政要》所见官德为中心[D].武汉：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06.

[46]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47][美]詹姆斯G.马奇(James G. March)、[美]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著，邵冲译.组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