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献研究日本文化

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校长落合俊典教授日前携日本鹤见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池丽梅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定源法师等一行五人访问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受到北京广化寺方丈怡学法师、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执行副所长、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圣凯法师及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定明法师、监学法雨法师、能仁法师等热情接待。　　落合俊典教授是日本文部省东亚佛教写经研究工程的负责人，是享誉国际的佛教文献学家，他曾领导日本七寺、金刚寺、岩屋寺，以及中国和韩国等多处佛教古籍的调查研究工作，是日本古写经方面的研究专家。池丽梅教授和定源法师是落合教授日本古写经国际研究团队的重要合作成员，池丽梅教授近年来主要专攻道宣《续高僧传》的文献与历史研究，定源法师主要专攻僧佑《高僧传》的文献与历史研究，二人是目前佛教僧传研究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　　日本古写经，是指以唐代流行经录（《开元录》入藏录1076部，5048卷）中所收佛教经典为底本、在日本抄写的古代佛教文献。历史上古写经卷帙浩繁，目前保持下来的奈良时代古写经大约有2000卷上下，而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复抄的古写经则多达5万卷。许多中国散失的珍贵佛教文献以古写经的形式在日本留存下来。日本古写经对于深化佛教文献本身研究、大藏经的发展及各种表现形态研究、佛教历史与思想研究等领域，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上午，落合俊典教授应邀在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闻思堂作了“日本古写经研究的现状及问题”的专题讲座，介绍了日本古写经的研究现状与国际学界对《马鸣菩萨传》、《安般守意经》、《十二门经》等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下午，池丽梅教授在研究所作了“佛教文献研究的方法与实例——以《续高僧传》为中心”的专题讲座。

日本古代文化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多依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摄取与消化。其中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审美的发展。与日本驻华大使陈永华合影作为佛教文化的伟大倡导者、支持者的圣德太子（574—622）在其摄政期间，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诣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在604年，钦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圣德太子还身体力行亲自书写《法华义疏》草稿，成为日本最早的名人墨迹。同友人邹涛一块佛教寺院，它不仅仅是作为守护佛界、镇护国家的作用，同时也肩负着政治外交的中枢和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使命。在奈良建立的法隆寺，以东院伽蓝和法隆寺一起形成了以飞鸟文化为中心的斑鸠宫，供奉着与圣德太子等身的本尊救世观音像最负盛名，人们由此寄托对太子笃信的佛教精神的深切缅怀和崇高的敬意。另外，法隆寺大宝藏殿所藏的宝物最值得夸耀，即“法隆寺献纳宝物”，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分管。法隆寺有许多与书法相关的资料。著名的墨迹有《法隆寺献物帐》，金文铭文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广目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多闻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药师像光背铭》《法隆寺藏僧德聪等造像记铜板铭》《法隆寺戊子释迦小像光背铭》等，这些铭文与中国北魏书风相类似，堪称日本金石铭文的宝库。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17年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08年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尽国铜以铸象，削大山以构金堂”。决意在奈良兴建东大寺，筑金堂（大佛殿）以安置卢舍那大佛。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寄托大佛与宇宙中心融为一体，构筑理想的佛教国家精神。东大寺的大伽蓝和卢舍那大佛，成为平城京最大的寺院，与当时的法华堂（三月堂）、转害门、正仓院宝库一并构成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群。天平时代的雕刻宝库，堂内洋溢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彻底地释放出古典的静谧之美和诠释出天平时代写实性雕刻的真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十日，圣武天皇御崩，在其“七七祭”的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其遗爱品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以求冥福，国泰民安。这些献纳品做成目录五卷，书有《东大寺献物帐》的题签。《国家献物帐》即是其一。在《国家献物帐》里边，有光明皇后书写的《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各一卷，王羲之书法二十卷。文书中押有489颗“天皇御玺”。据说现存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及《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可能就是嵯峨天皇时期佚出东大寺正仓院二十卷中的断简（双钩填墨本）。题笺上署有《大小王真迹帐》一卷文物，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即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

体现在美学、饮食、生死观等方面，比如美学中类似于佛教的建筑。

佛教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因此，在印度的自然风土文化等基础上，佛教文献必然强烈反映着印度独特的哲学、宗教、文艺等性格。欧洲学者对于印度思想的研究，虽然仅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他们以优异的语言学研究成绩为基础，进而作梵文文献的研究，接着在印度文化的探究上留下许多成绩。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各种领域中，彼此之间具有密切不离的关系。因此，欧洲学者的研究方式，是以梵文文艺作品的校订出版、翻译、研究作为梵文文献研究的主轴，而以宗教、哲学、文学等文献作为广义的梵文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韦伯（A Weber）、弗格哈（J N Farguhar）、温特尼玆（M Winternitz）等人的著作。温特尼玆的著作即中野义照与大佛卫合译成日文本的《佛教文献》（《印度佛教文学史》中之一册，1923）。此书为二十世纪学术界，检讨印度佛教文献及文学的重要著作。欧洲人将所有佛教教典视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去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的学术界也大体依循此法去研究，并开始使用‘佛教文学’这一语汇。例如前引温特尼玆的《印度佛教文学史》，或深浦正文的《新稿佛教文学物语》二卷（1952），即其显例。由于大乘佛教的‘非佛说’论争，促使大乘经典的成立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有了急速的进步，甚至将大乘经典视为文艺作品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如佐佐木月樵的《华严经の新しき见方》（《月樵全集》卷五所收，1928）、和哲郎《法华经の考察》（《心》十卷一～七号所收）等即是其例。被视为学术用语而使用的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佛文学等词汇，也是依据欧洲学者所采那处理佛教文献的态度。以佛教文学闻名的佛教文献是︰譬喻、本生、因缘（nida^na）等类作品。这些作品是以世俗信徒为对象，具有教训譬喻意义的故事类文献。此外，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教典，也是佛教文学的重要内容。其中，就狭义的譬喻文学而言，有《撰集百缘经》（Avada^nas/at-aka）、《Divya^vada^na》，以及《本生鬘》（Ja^takama^la^）。就编辑佛陀前生故事的‘本生谭’而言，有巴利所传的本生故事等多种；而称为‘Nida^nakatha^’的一群圣典也是承袭‘本生谭’而编撰的故事集。这些名为譬喻、因缘、本生的故事类，几乎皆与佛传有关，因此，也都属于佛传文学的素材。佛传文学的代表作除了有《大事》、《方广大庄严经》等书之外，还有佛教诗人马鸣所撰的《佛所行赞》。在大乘佛教以前的赞佛文学方面，有马鸣的《孙陀利难陀》、摩咥里制吒（Ma^tr!cet!a）的《一百五十赞颂》（S/atapan~-ca^s/atkastotra）、《四百赞佛颂》（Catuh!s/atakastotra），以及戒日王所作的戏曲《龙喜记》等书。大乘兴起以后，从赞佛乘的立场而编纂的大乘经典，其编纂意趣迥异于向来的出家佛教与学派佛教所传承的圣典。大乘经典使譬喻文学等系统形成更为进展的赞佛乘文学，因而开拓了以戏曲、文学为基础的宗教文学的新领域。如般若、华严、法华、涅盘、宝积、诸经集等各经类皆属之。除了这些佛教教典被称为佛教文学外，论及佛教思想或大量引用佛教教典的文学作品，也被称为佛教文学。佛教文学作品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描写了城市社会的各方面生活，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活动，具体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面貌。二是发展了梵书、奥义书里已经出现的诗文并用的文学形式，以及同样流行很久的用譬喻说理的诗歌体裁。前一方面是这类作品的一个重要成就。后一方面虽然是史诗等许多作品的共同特点，但是佛教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和内容。这两方面的特点都是出于民间文学，正是从佛教早期的社会基础产生的。佛教文献中的寓言、传说、故事显然来源不一，艺术加工的程度也不齐。有的只是附在经律说教中的简短的插入成分，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可以独立的作品。在比较完整的插话或独立作品中，有的叙述简略，词句公式化，只是为了说明某一教条的例证的提要。有的却已经是文学创作，把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加以渲染，词句经过修饰，结构也费过工夫。整个说来，这些作品都没有脱离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和史诗一样，只是对前一时期说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的作品达到了当时本类型的最高艺术水平。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面貌，而且可以用我们的观点看出作者所宣传的思想的反面。在艺术上，它们虽往往不及后来的古典作品精致，但保留了古典作家所不及的民间文学的朴素风格，而且有些优秀的部分是后来的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过或没有赶上的。我们要承认这些佛教作家对于印度古代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肯定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类作品译成汉语是从三国到唐代初叶的许多印度和我国的和尚的功劳。他们所译的原本并不是巴利语的传本，因此编订和叙述等等互有不同。巴利语文献中许多故事内容都分别有大体相当的汉译，而汉译文献中还包括了一些另外的作品。这些译文反映了汉语文体的时代特征，也或多或少保留了原作的主要风格，成为我国的文学遗产。佛教早期经典中的诗歌在汉译的五言（也有四言或七言的）无韵诗中失去了原诗的许多文学技巧特点，往往成为佶屈聱牙词不达意的歌诀。但是在印度，这些说理的诗句却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些佛教国家里曾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诗章的内容是腐朽了，不再能吸引人了，但是在当时却带有清新的气息。这种广泛使用譬喻的格言式的诗，用简单明了的词句表达在当时是新鲜的道德思想，正和婆罗门的一些那时已经陈腐而且难懂的诗句成为对照，而与史诗里的一些格言交相辉映。这样的体裁显然是出于民间的歌谣、谚语，到后来一直是古典文学中几乎不可缺少的成分。形式单纯而且音调和谐因而便于记诵的，巴利语经典中的一些诗句，当时必然产生过很大的宣传效果，至今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等佛教国家里为人们口头传诵。在巴利语文献中，这类诗中最流行的是编在《小部》里的《法句经》和《经集》。这是佛教徒经常诵读的一些经文的编集。三国时（三世纪）开始汉译的《法句经》有四种不同译本，内容比巴利语本多，但有些巴利语的诗汉译中却没有。《经集》有五部分，前四编共有五十四篇经，第五编是包括十六部分的一篇长诗，全书共七十二篇诗体经文和部分说明背景的散文。汉译的经由于派别不同，没有这一个集子，但是其中多数诗散见于汉译许多经、律、论中。这证明了它们是佛教早期流传的作品，各派都保留了一些。《法句经》是在上座派佛教徒中最受尊崇，传播最广的。巴利语本共有五二三节诗，分编入二十六品。除个别诗节外，每节是‘颂’体的四句诗。内容是基本教义和道德教训。在我国新疆曾发现《法句经》梵语本的一部分。这说明古时各传本的语言也有不同。巴利语本开始便是确立唯心主义和业报的两节说心是主要的，幸福和痛苦随善心、恶心而产生，正像车轮跟随着牲畜的蹄子，而且如影随形。汉译的《法句经》有三十九品（章）。开始却是说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有生就有灭，像陶器一样。‘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常者皆尽，高者亦堕，会合有离，生者有死。’这些含有素朴辩证法思想的诗句在巴利语本中却不见。《法句经》在巴利语文献中有详细的注释，里面说了许多故事。汉译的《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也是包含了散文注释的本子。由于派别不同，《法句经》在我国佛教徒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经集》的第十六篇《吉祥经》，共十二节诗，是斯里兰卡佛教徒经常诵读的。这里面扼要表达了这一派佛教关于立身处世道德要求的要点。汉译《法句经》的最后一章〈吉祥品〉大体上相当于这一篇经，但是有所不同。汉译本中有这样带进步倾向的两节，巴利语本却没有︰‘若不从天人，希望求侥幸，亦不祷祠神，是为最吉祥。’‘一切为天下，建立大慈意，修仁安众生，是为最吉祥。’可是巴利语本的强调出世的一节，汉译本却没有︰‘世间法所触，而能心不动，无忧、染，安隐，是为最吉祥。’显然是派别不同，思想有异，经文也就不一样了。看来汉译的经文包括得更广一些。此外，佛教文献的文学成分中还包括一些神话性质的作品。这在巴利语文献中较少，而在汉译文献中很多。这是关于佛陀和菩萨的一些传说的加工发展。从内容性质和文学体裁说，这和另一些非佛教书籍是同类著作。在文学领域方面，佛教的诗歌散文混合体裁，对我国文学有很深的影响。在形式方面，佛教经典多是用白话翻译，因此促进了白话的使用。例如禅宗的语录，就是用一种简单，直接的通俗流行语言写成。更重要的是，使我国文学，加添了丰富想象的题材。道家的文学如《庄子》，显示出中国人不乏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传统居主流地位的儒家经典，总是比较规矩、拘谨和着重实用，因此影响所及，这种神秘的想象便渐渐减色了。儒家所著重的是日常的道德伦理及社会责任，历史意识很强，涉及神话、故事时便有所不足。自印度大乘经典译出，由于印度人在文学方面具有极大的创作自由和丰富的想象力，天堂、地狱、世界，数量之多有如恒河沙数；时空之广大，简直不可思议。对于一般比较重现实关系的中国人来说，确能令他们眼界大开，惊异不已。佛经中的这种想象，我们可引《法华经》中的一段第七品为代表︰‘佛告诸比丘，乃经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中略）彼佛灭度已来，甚大久远。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有人磨以为墨，过于东方千国土乃下一点，大如微尘；又过千国土复下一点。如是展转尽地种墨。于汝等意云何︰是诸国土（中略）能得边际知其数否？彼佛灭度以来，复过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面对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中国人乐于重新运用。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明代的长篇巨著《西游记》和《封神传》。《西游记》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内容描述唐僧往西天取经之惊险历程，幸得其弟子孙悟空、猪八戒等沿途保护，力伏群魔，几经艰苦，才安然到达目的地。《封神传》是叙述武王伐纣的故事，并有诸神参与，各自使用其精巧非凡的武器。这些故事如此奇妙，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中国人有句谚语叫‘大话西游’。另外，有些人认为若看过《封神传》一书，他一生都会说谎话。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文学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的头脑亦变得丰富、浪漫、自由起来，从而产生明、清两代的神魔怪异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