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日本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且影响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佛教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死观。众所周知，日本四面环海，地理位置上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因此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以及一些次生灾害频繁发生，这导致日本人时常缺乏安全感，时常感到所处环境动荡不安，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以及人类的渺小。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日本人不得不经常面临生离死别，更能平静地接受生死。所以有时候看新闻，你会发现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民众都是习以为常并且井然有序。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应对机制与措施非常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直到6世纪佛教被传入日本以后，佛家的超然思想使日本人的生死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佛教中“诸行无常”的无常感传到日本之后，被上升到一种无常观，本来无常感表达的是一种哀伤，但是无常观是一种主张、一种观念，这是这两者质的区别。无常观影响日本人时常感觉生命像花一样刚绽放就面临凋谢，人的一生短暂且充满戏剧性，坎坷不断，似梦一场，如同日语词汇中的「まぼろし」表达的一样。所以，这种佛家的无常观使日本人更加的看淡生死，同时也让日本人更加敬畏生命。正是因为生命虚幻、短暂、时不待我这种佛家思想，使日本人更加敬重生命、生与死，让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升华。因为无常观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短暂，所以加剧了日本人的紧迫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快节奏、更加勤勉，敬业。其次，对饮食产生的影响。佛教禁食荤腥。根据佛法，吃肉会堕入畜生道。 织田信长因为痛恨比睿寺的僧人支持他的敌人，就放火少了比睿山，还杀了三千多人，其中一项罪名就是吃肉。到公元 8世纪时，笃信佛教的嵯峨天皇首发「肉食禁令」，此后历任天皇又多次下诏禁止吃肉，在一道道禁令之下，日本贵族们都远离了肉食，养成了食素的习惯。佛教提倡不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不衣食无着、极度拮据。应选择中道，在维持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学会知足少欲，不要纵容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虽然日本是岛国，海产丰富，但无论贵族还是武士，都不会放开了任意吃海鲜。他们正餐的荤菜一般只会有一条小鱼，或者几片腌渍的贝类。而且鱼和贝类基本上不会同时出现，一餐的荤菜只能出现一种。 这与日本人严守禅宗「不妄食」的戒喻有关，他们鄙视贪吃者。当然日本古代也没有丰富的食物供人们饕餮，所以也只能遵守这一戒喻并以此为荣。由于佛教信众不食荤腥，寺院大多有过午不食的规定，食素菜难以抵饿，因而面食成了好选择。面食由于产量高价格低，又是素食，比蔬菜耐饿，因而僧侣众多食用面，面的制作技术以及花样也越来越丰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拉面在日本如此盛行的原因。现在的拉面被极致的发挥了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做到精致美味，让全世界的人都喜爱上这样的食物。当然这也离不开现在影视业的发展与传播。《火影忍者》里面鸣人最喜欢的拉面叫「一楽ラーメン」一乐拉面，甚至被搬到了上海。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名，武田信玄，他的法宝就是刀削面。这东西很方便，作战休息时，战士们只要抽出刀，把面团一块块削到锅里煮熟了，拌着咸菜就能吃。日本烹饪也一直以清淡为主，讲究原汁原味。其中豆腐被发展成为豆腐料理，被做到极致，利用大简若繁的料理技巧与创意征服各国人士。那种极致，淡雅、细腻，处处体现出一股禅意。最后，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美学上。佛教信仰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生。佛教建筑中的佛塔，如印度佛塔、其他东亚国家的佛塔以及富有日本特色的五轮塔，都体现了这样的佛学思想。五轮塔可能是日本民族以建筑的形式将深奥的佛法具象化的最好体现。另一方面，生命短暂无常，因此方显可贵。这种观念已深植于日本造型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之中。在众多描述此类情感的词汇中，“物哀”是最为古老的一个，后来出现且直接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侘寂”一词，延续了“物哀”的审美情怀。日本的散文与诗歌中充满了表达“物哀”之感的意象，常见的有某些特定的植物，甚至用一些象征季节的颜色来隐喻生命的凋零。像大家熟知的‘’一期一会‘’这个词，就是生命无常请珍惜的完美体现。寺庙的建设融入了佛教精神，京都岚山西芳寺，这座禅寺庭园被公认为日本苔园的典范，庭园绕池水而建，园中弥漫着一种神秘的佛教气息。这些充满哀伤情愫的词汇令艺术家们对于大自然的想象与描绘更加生动精微，特别是对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季节性主题。樱花作为日本的国花，其花期短暂，逢春绽放，充满生机与喜悦，与它短暂的花期在人们心中形成冲突，令观者体味到生命的无常。这和我们的《红楼梦》中黛玉葬花体现出的生命无常感相似。在佛教“无常观”与禅宗思想的影响下，日本传统美意识的“物哀”“空寂”“闲寂”共同表现出日本审美观“主客统一”的精神性与虚无色彩，培养了日本人崇尚悲哀、幽玄、风雅、虚幻的审美气质。
日本古代文化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多依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摄取与消化。其中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审美的发展。与日本驻华大使陈永华合影作为佛教文化的伟大倡导者、支持者的圣德太子（574—622）在其摄政期间，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诣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在604年，钦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圣德太子还身体力行亲自书写《法华义疏》草稿，成为日本最早的名人墨迹。同友人邹涛一块佛教寺院，它不仅仅是作为守护佛界、镇护国家的作用，同时也肩负着政治外交的中枢和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使命。在奈良建立的法隆寺，以东院伽蓝和法隆寺一起形成了以飞鸟文化为中心的斑鸠宫，供奉着与圣德太子等身的本尊救世观音像最负盛名，人们由此寄托对太子笃信的佛教精神的深切缅怀和崇高的敬意。另外，法隆寺大宝藏殿所藏的宝物最值得夸耀，即“法隆寺献纳宝物”，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分管。法隆寺有许多与书法相关的资料。著名的墨迹有《法隆寺献物帐》，金文铭文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广目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多闻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药师像光背铭》《法隆寺藏僧德聪等造像记铜板铭》《法隆寺戊子释迦小像光背铭》等，这些铭文与中国北魏书风相类似，堪称日本金石铭文的宝库。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17年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08年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尽国铜以铸象，削大山以构金堂”。决意在奈良兴建东大寺，筑金堂（大佛殿）以安置卢舍那大佛。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寄托大佛与宇宙中心融为一体，构筑理想的佛教国家精神。东大寺的大伽蓝和卢舍那大佛，成为平城京最大的寺院，与当时的法华堂（三月堂）、转害门、正仓院宝库一并构成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群。天平时代的雕刻宝库，堂内洋溢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彻底地释放出古典的静谧之美和诠释出天平时代写实性雕刻的真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十日，圣武天皇御崩，在其“七七祭”的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其遗爱品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以求冥福，国泰民安。这些献纳品做成目录五卷，书有《东大寺献物帐》的题签。《国家献物帐》即是其一。在《国家献物帐》里边，有光明皇后书写的《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各一卷，王羲之书法二十卷。文书中押有489颗“天皇御玺”。据说现存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及《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可能就是嵯峨天皇时期佚出东大寺正仓院二十卷中的断简（双钩填墨本）。题笺上署有《大小王真迹帐》一卷文物，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即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简称神道。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5～6世纪之际，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大体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信仰多神，号称有八十万神、八百万神或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皇统就是神统。祭祀的地方称神社或神宫，神职人员称为祀官、祀掌等。明治维新（1868）以前，佛教盛行，神道教处于依附地位，二者结合形成两部神道、天台神道等神道学说。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一部分神道学者把崇拜天照大神的神道教义与中国宋代朱熹理学相结合，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独立；从而出现吉川惟足的吉川神道、山崎暗斋的垂加神道等学派。德川后期，由荷田春满倡导，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至平田笃胤，逐渐形成复古神道；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典籍阐述神道教义，反对神道教衣服儒、佛，并利用部分儒佛学说和某些西方神学思想来解释神道教义，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同时，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后称为教派神道。明治维新后，为了巩固皇权，实行神佛分离，以神社神道作为国家神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据日本新的宗教法令规定其为民间宗教。 神社神道 神道教的主体。因以神社为主要祭祀场所和宗教活动中心而得名。又因重视对天地神祗和祖先神的祭祀，亦称祭祀神道。崇信皇祖神天照大神，主张神皇一体、政祭一致。明治维新以后居于国教地位，被称为国家神道。在行政和教育上与国家密切结合，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尊皇教育。全国有大小神社八万多个，其中重要的有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祭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供奉明治维新以后一百多年来在内战和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官兵名册，其中包括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 主要经典 《古事记》三卷。 元明天皇时太朝臣安万侣著于和铜五年（712）。上卷为“神代”（神世列代），记载开天辟地至神武天皇诞生（一说神武天皇即齐人徐福的），其中包括天地初开、国土生成、天照大神、天岩户屋、大国主命献让国土及天孙降临等神话；中卷记载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记载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的种种传说。 《日本书纪》 也称《日本纪》，三十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命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撰。第一、二卷是神代，第三～三十卷记载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传说和史实。 主要神祗 造化三神。 《古事记》中记载天地形成后最早出现的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此三神创造万物，并谓天御中主神是天地初分时天上最高的元始神，与皇祖神天照大神受到特别尊崇。 伊奘诺尊（亦作伊邪那歧命）。 日本神道教所说神世七代中最后一对配偶神中之男神，与女神伊奘册尊（亦作伊邪那美命）一起成称为日本国土的生成神。谓此二神受天神之命造成八大洲（日本国土）、山川草木以及主宰万物的各种神灵，其中包括天照大神、月读命、素盏鸣尊等神。 国常立尊。 天地开辟后最初出现的神，即神世七代的第一代神。《日本书纪第一卷载称：“天地开辟生成之初，于时天地之中生成一物，状如苇芽，便化为神，号国常立尊。” 大国主命。 也作大国主神、国造大神，又名苇原丑男、八千戈神、大己贵命。为国土营造神。据《古事记》载，大国主神奉天神之命，与出云国的少彦命共同经营国土，开垦田亩，兴修水利，开拓山林，发展畜牧，除灾医病。后把国土让给天孙琼琼杵命，而专司“幽界”之事。 天照大神。 亦称天照大御神、天照大日[这个字找不到，为雨字头中间并排三个口下为女字底]贵、大日[同前]贵，伊势神宫称之为天照坐皇大御神；是太阳女神，日本天皇尊奉为祖先神。《日本书纪》称伊奘诺尊和伊奘册尊生出大八洲及山川草木后，“共议曰：吾已生大八洲国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欤？于是共生日神，号大日[又是那个什么什么字，同前]贵”。后派天孙琼琼杵尊下治“苇原中国”（日本），于是，天照大神后裔世世代代作为天皇统治日本。 琼琼杵命。 亦作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神道教谓其为天照大神之孙（天孙或皇孙），奉天照大神之命降世统治日本。《日本书纪》载，天照大神与高皇产灵神议，派琼琼杵命君临苇原中国。 神社和神宫 祭神的场所。原为各地农村共同举行农耕仪礼之所，称作神篱（周围植常青树，中间清净土地为祭神之所）或磐境（周围置以石头，以岩石充当神座），后来发展为建造屋舍、神殿，按时祭神。历来数目很多，据平安（794～1192）中期《延喜式神名帐》载称，当时国家承认的神社有2861个。明治末年有十一万余个。根据1975年的统计，全国尚有神社八万余。 神宫是神社的一种，其地位一般比神社高，据据平安中期《延喜式神名帐》载，当时允许称“宫”的神社有伊势国（今三重县）的皇大神宫、丰受大神宫，以及作为这两宫别宫的荒祭宫、泷源宫、伊佐奈岐宫、月读宫、高宫，还有下总国（今茨城县）的香取神宫等，共十一座。其中以伊势神宫最有影响。 学说和学派 九世纪初至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佛教极为盛行，神道教由于没有严格的教义体系和完备的组织，一时成为佛教的附庸。佛教把本地垂迹说应用到对神道教所奉之神的解释方面，谓佛或菩萨是本或本地。而日本神道教的诸神是佛或菩萨为应机说法而显现的化身（或分身），称为垂迹；有时也把日本诸神作为佛教的护fa神。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先后形成两部神道和天台神道等。 两部神道。 亦称两部调合（原文作习合）神道或真言神道。两部指佛教真言宗所说的金刚界、胎藏界，调合指佛教、神道融合一体，如日本《罗山文集》卷六十九：“所谓两部习合神道，乃最澄、空海等只沙门，以佛法合于佛道，以金刚、胎藏两界合于阴阳，遂以为神佛本迹一体。”这种神道学说是以本地垂迹理论为指导，用真言宗“金胎（金刚界和胎藏界）不二”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认为世界万有的基本要素是金刚界（智、心、识）和胎藏界（理、色、地、水、火、风、空），而大日如来是统一金、胎两部的本体，一切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伊势神宫内宫所祀天照大神为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所祀丰受大神为金刚界的大日如来。从镰仓到室町时期（约十三～十五世纪），教理逐渐系统化。主要文献有《丽气记》、《中臣祓两部钞》等。 天台神道。亦称日吉神道（因所奉山王在日吉神社）、山王一实神道。以天台宗空、假、中三谛圆融教义为基础建立。认为释迦牟尼是一切神、一切存在的本体，也是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保护神山王的本体；山家（天台宗）的山字的竖三画即空、假、中三谛，横一画即一字，这是三谛即一之意；同样，山王的王字的横三画为三谛，竖一画为一，也是三谛即一。日本天台宗用这种学说来论证身佛同体之义。主要文献有《山家要略记》、《三宝住持集》等。 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以后，确立了以封建领主经济为基础的武士统治体制。宗教界旧有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真言宗等日见衰微，而新成立的净土宗、真宗、日莲宗以及新从中国传入的临济宗、曹洞宗正在迅速传播，在神道界也出现了反对神道教依附佛教的神道学派，其中影响大的有：①伊势神道。十四世纪由伊势神宫外宫祀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等创立，故亦称外宫神道或度会神道。否认本地垂迹说，提出系统的以神道为主体，以儒、佛、道为从属的神道理论。认为宇宙的本原神是国常立尊，其创造万物的神妙称做天御中主神，二神共为一体。宇宙本原神具有五行之首的水德，而伊势外宫所奉的丰受大神是水神和食物神，与天御中主神也是同体；伊势内宫所奉的天照大神是日神，具有火德，与丰受大神互相依存；并强调神皇一体思想，认为“大日本者，神胤也。……神者君之内证，垂慈悲而同尘；君者神之外用，昭俭约而治国”。他们还注重封建道德的宣传。主要文献是《神道五部书》。②吉田神道。由室町时期文明年间（1469～1487）京都吉田神社的祀官吉田兼俱（祖姓卜部，说明是巫师的后代，家传的职业）创立，也称卜部神道、唯一神道（谓日本自古唯有神道，“纯一无杂”）。反对“佛主神从”的神道学说，认为宇宙的根本神是太元尊神，《日本书纪》中称之为国常立尊，它是万物的本体；不是神为佛的化身，而是佛为神的化身；神道是安人心、防鬼神之道；人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个机能，人身有生、长、病、老、死五种机能，而要使这些机能表现正常，就应作“内外清净”的修行。自称所创神道是无本宗源神道、大日本国固有之神道。主要文献有《神道大意》、《唯一神道名法要集》。 江户时期（1603～1867），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速发展，一些神道学者吸收儒学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朱熹理学，创立了神儒调合的神道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①吉川神道。亦称理学神道。创立人吉川惟足先从伊势外宫度会延佳学度会神道，又从吉田兼从学吉田神道，并吸收朱熹理学而建成。认为朱熹理学中的太极即日本的国常立尊。一切神皆为太极的具体表现。把一般神社神道称为行法神道并予以批评，称自己的神道为治天下的神道，推崇儒家伦理，特别强调君臣之道，谓人伦之道以君臣之道为最高，以此忠道贯于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而“君臣之道，万古不易”。五行中土是万物之母，金是五行中最重要的，就人心讲它是义，是“敬之用”；敬义一体，此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主要文献有《神代大意讲谈》、《神道大意注》、《日本神道学则》、《神代卷惟足抄》等。②垂加神道。山崎暗斋创立。暗斋名嘉，字敬义，暗斋是号，幼曾出家为僧，后习朱子学，还俗为儒，晚年从度会延佳和吉川惟足学神道，把朱熹理学与神道教结合起来创立垂加神道。垂加两字取自吉川惟足所授垂加灵社之号，原出自度会神道的经典《倭姬名世纪》：“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不知道这是不是《犬夜叉》里冥加老祖名字的出处]。暗斋常以“神垂祈祷，冥加正直”为座右铭。其神道学说主张“道即大日[还是那个不认识的字]贵之道，教则猿田彦神之教”，猿田彦神即迎天孙下治人间之神；并以朱熹的理气说和五行说解释神世列代的神话，以阴阳五行配天神七代；鼓吹尊皇忠君，大义名分，宣传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主要文献幼《神代卷风叶集》、《中臣袚风水草》、《垂加草》等。 从江户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3）到明治维新，由国学者荷田春满倡导，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至平田笃胤完成复古神道的学说体系，反对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古典和神道[其实日本古典还不是移民日本的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传说结合受从朝鲜半岛传入的儒家思想影响而完成的，真反到根上去了]，主张依据日本经典《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来探明日本神道教的本义。认为宇宙万物的创造神是天御中主神，世界分为显（现世）、幽（死后世界）两界[呀，很多日本动漫、游戏都接受这个学说呀，有时名字不一样了，《月华剑士》里称作常世和现世]，现实世界由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统治，而死后的世界由大国主命统治[咦，安彦良和的《大国主》好象不是讲这个的]。人死后要在幽界接受审判。根据生前的不同行为得到不同的结果；为善成神者将长生不死。认为伦理纲常中孝道最重要，广义的孝包括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当统治世界，其国体皇位尊严无上。其思想对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有很大影响[尊王派的理论导师……]，也是近代神社神道的主要理论依据。主要文献有荷田春满的《创学校启》，本居宣长的《直毗灵》、《玉鉾百首》、《百事记传》，平田笃胤的《古道大意》、《俗神道大意》等。 教派神道 江户末期荷明治维新以后，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十三派，统称教派神道。这些教派虽然主要信奉神道教义，但各派各有教祖、独立的教义荷比较严密的宗教组织；而一般又不以某一神社为活动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教派中又陆续分离出许多新的神道团体。 神道大教 原称神道本局，1940年改称此名。明治维新后，曾设大教院，向全国派遣神道宣教使，传布神道教；后在要求信仰自由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解散大教院。1875年一部分神道教神职人员联合组成神道事务局，以联络全国神社神宫并宣传神道教理。1876年黑住教、神道修成派脱离神道事务局而独立，1882年神道事务局脱离国家行政机构成为民间独立的一个教派，即神道本局。教义与一般神社神道略同。 黑住教 十九世纪初黑住宗忠创立。明治维新后曾一度被并入神道事务局，不久独立。以黑住宗忠谓教祖，以其所著《黑住教教书》为经典。认为天照大神不仅施国家的本原，皇室的祖先，而且施宇宙万有的“大元灵”；人若体验道它的神德，就可以达到神人合一境界，获得不生不死的伟大生命。天照大神通过“诚”显现出来，诚的本体，即天照大神的意志，也就是所说的天；因此，信天乐命，也就是尽诚。设七条神诫，要求信徒虔诚、谦顺、勤劳等。 神道修成派 也称神道信成派。明治初年新田邦先创立。以复古神道的理论谓基本教义。认为人心谓神灵所赐，本无邪恶；修道之要施勿使善心丢失。修身之根本是“修理固成”，即各守本分，勤勉其业。谓军士者精于武艺，为国尽忠；为农工商者尽力本业，行为端正。 出云大社教 明治初年千家尊福创立。以大国主命为主神，同时奉祀造化三神和天照大神等。认为造化神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虽殊，其本则一；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教合一体制符合神意；宣称应上报皇室国家，下尽臣民本分。 扶桑教 江户初期穴[本来是宝盖头下一个六字，字库无有]野半创立。奉室町合安土桃山时期（十六世纪后半叶）的长谷川角行为教祖，教典是《神德经》合《神理大要》。奉天御中主神等造化三神为主神，同时奉祀天照大神等神。称神道即国法，其本质是祖宗建国精神德延长和体现。该派所说的神道实际指复古神道、古道或大道。 神习教 明治十四年（1881）芳村正秉创立。奉祀天御中主神等造化三神，以芳村的《教义大要》等为经典。宣称复古神道为“大中至正的天地自然之道”，它贯通天地上下、古今中外。传此道者应内修精神，外修教义，研究神之奥义，以感动天地。有十条教规，大意是敬神爱国，为君尽忠义，为亲务孝养，为人谦逊，勤于业务等。 御岳教 明治初期下山应助创立。以国常立尊、大己贵命、少彦名命三者为主神。主张“发扬三神之神德”，“宣明尊皇爱国之大义”，小则使人尽天赋之性，各尽所能；大则辅翼国政，使国安宁。 神理教 明治初年佐野经彦创立。原属神道本局，后归御岳教统辖，1894年独立。奉祀天御中主神、天照大神诸神，以政府提出德《三条教令》为基本教则（即体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宣传遵奉天然固有的理法，以此安心立命为宗旨，认为百难万病自心生，只要心正行直，百难自消，万病即愈；并提倡忠君孝亲的儒家纲常，大义名分等。还认为语言中有神灵存在，传授所谓“言灵学”。 金光教 江户末、明治初川手文治郎（亦称赤泽文治，后改称金光大神）创立。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传入日本后，在民间兴起金神（五行之一金的精灵）崇拜，说金神掌兵戈、丧乱、水旱、瘟疫，按时沿不同方向游行天下，若人的行动触犯其方位，将受崇遭灾。川手因家人和牲畜连续丧亡，认为使金神作祟，对金神的信仰越来越深，后自称金神传授其“生神金光大神”之号，从而创教。把一向被认为是凶神的金神改造为慈悲神，称之为金乃神或天地金乃神，并宣称是宇宙的本体神，人类的祖先；由于它的神德，万物得以生长化育。谓人们应当感谢神德恩典，信奉金光教。鼓吹敬神爱国，认为信、忠、孝三者共谓一体。 禊教 江户末年井上正铁创立。日本神道教自古认为人有罪秽，课灾河海水中洗干净，称之谓“禊”，广义的禊还包括祓，即向神祈祷悔罪，以消除身上德罪秽。因该教以传布禊祓之神教谓本旨，故名。宣称通过至诚德禊祓修行，可与神同灵；并要信徒敬神尊皇，勤业报国。 大成教 明治初期平山省斋创立。奉祀天御中主神等天神地祗之外，还奉祀教祖平山省斋，尊之为素山彦弘道命。强调崇敬天皇，彰明纲常。修行方法使静坐调息，向神立誓，以达到“内外清静”。 实行教 明治初期柴田花守在扶桑教基础上创立。尊扶桑教教祖长谷川角行为教祖。主张“惟神之大道”（即复古神道）。反对“空理空论”、“虚文虚饰”，注意“实行”，要求信徒宣传神道教义，祭祀祈祷，遵守伦理道德，按时登富士山致祀，以祈祷国家安宁，宝祚无穷等。 天理教 江户末期中山美伎子创立。中山原是奈良县一地主家庭之主妇，后自称天理王明神（原称天轮王明神）而创教。把日本神道教信奉的国常立尊等十神统称为天理大神或天理王尊，作为主祀神。该教于1970年退出神道教派联合会，自成系统，成为日本新兴教派之一。 大本教 教祖出口直原是京都府的农妇，生活贫困，信奉金光教。52岁时，长女和三女精神错乱。她自称金神附身，写出《神谕》，宣称要靠金神之力改建“三千世界”。1897年脱离金光教独立，在农民和市民中获得迅速发展。出口直死后，其婿出口王仁三郎掌握教权，大本教有更大发展。在教义方面吸收佛教的若干思想，并吸收某些民俗信仰。宣称现实世界已经没落，必须加以改建，理想的弥勒世界就会到来[弥勒世界？这家伙抄袭真言宗的啊]，并批判现实社会和西方文化。出口王仁三郎会“安魂”方术，对出口直的《神谕》作新的解释。谓金神即国常立尊，时机一到将再次出现。打倒恶神而建立真正的皇道。由于教派迅速发展，而教义中又包含否定现实社会的因素，引起当局疑惧，曾于1921年和1935年两次遭到镇压（国内某功的日本版，哈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用世界语和罗马字，提出人类爱善，万教同根的口号，积极向国外开展活动。1925年成立“人类爱善会”，与亚洲、欧、美一些神灵团体合作，呼吁世界和平和人类相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建，积极参加世界联邦运动和反核反战运动；对内主张维持和平宪法，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经典有出口直的《神谕》、出口王仁三郎的《灵界物语》[听上去内容应该和《幽·游·白书》差不多……]等。 从大本教分立出来的新兴宗教团体有：①生长之家。教祖谷口雅春，出身农家，曾就学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后信奉大本教，并任大本杂志《神灵界》编辑，从1929年开始出版《生长之家》（后改称《生命的实相》）杂志，吸收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创立教义和教派。认为宇宙是无限流动的生命体，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生命，佛教传入欧洲形成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它们与《古事记》的“纯日本哲学”是一致的（真会扯，我不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而用国家神道解释教义，说大宇宙即天御中主神，千差万别的现象是天皇生命的显现，一切宗教，皆从天皇发源，宣称日本“皇军”是天皇创造宇宙的股*，当永远存在；按照天照大神的旨意，日本当统治全世界。战后，吸收美国的心身医学，对教义进行修改。主张恢复帝国宪法，天皇当国家元首，国家经营靖国神社，反对堕胎等。1964年成立生长之家政治联合会。②世界救世教。教祖冈田吉茂，曾经营商业，信奉大本教，并任支部长。后认为大本教以*勺子“灵能”医病的方术不灵验，采取指压疗法，并脱离大本教，另设大日本观音会（后称大日本健康协会），实施冈田式神灵指压疗法，进行传教医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药品和化肥短缺，冈田提出毒药论和自然农法，宣称病本身式身体内调整无秩序状态的净化作用，借助自身的抵抗力就会痊愈，无需服药；谓药有毒，服药对身体有害；任的手心含有灵波，用灵波不仅可以把体内毒素排出，害能增加体力。还说化肥也有毒，用了会妨碍农作物生长，而借助灵波会促进农作物生长。战后改组称今名。冈田还提出建立没有病、贫、争的地上天国，为此在根箱设立美术馆，在热海设水晶殿和庭园作为这一设想的初步措施。1955年冈田死后，其妻继任第二代教主，对教义有所改革，强调日常生活伦理规则，去掉毒药论和灵界说中明显荒谬的部分，并积极向国外传教。③自由教团。自称PL教团。PL是英语Perfect Liberty的缩写，意为完全自由。也曾称人道德光教或人道教。创始者御木德一，出身商人家庭，9岁时因家庭破产，入佛教黄（木字底一个辟字，不认识）宗寺院为僧，39岁还俗，后成为从属御岳教的德光教的信徒。御木在1924年自立人道德光教，后改称人道教团。认为唯一的神是天照大神，以天皇《教育敕令》为教典，要求信徒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妻和睦，勤于本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PL教团。第二代教主御木德近宣称神是使宇宙按一定秩序和法则运动的原动力，人是创造神之子，是神的一种表现。人遵循神的法则才能生存，一切不幸和疾病都是从脱离法则的“我”而生，舍弃“我”才能自由快乐；人生一切是自己的表现，而以自由意志进行创造性的生活；“人生是艺术”。在社会方面，注重长幼有序之道、男女之道等道德说教。 民俗神道 日本民间流行的一般神道信仰，如对土地神、屋神的信仰以及重视崇神祭祖的仪式和占卜、咒术、巫医等方术习俗等。实际上与神社神道无严格区别参考资料：
佛教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因此，在印度的自然风土文化等基础上，佛教文献必然强烈反映着印度独特的哲学、宗教、文艺等性格。欧洲学者对于印度思想的研究，虽然仅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他们以优异的语言学研究成绩为基础，进而作梵文文献的研究，接着在印度文化的探究上留下许多成绩。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各种领域中，彼此之间具有密切不离的关系。因此，欧洲学者的研究方式，是以梵文文艺作品的校订出版、翻译、研究作为梵文文献研究的主轴，而以宗教、哲学、文学等文献作为广义的梵文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韦伯（A Weber）、弗格哈（J N Farguhar）、温特尼玆（M Winternitz）等人的著作。温特尼玆的著作即中野义照与大佛卫合译成日文本的《佛教文献》（《印度佛教文学史》中之一册，1923）。此书为二十世纪学术界，检讨印度佛教文献及文学的重要著作。欧洲人将所有佛教教典视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去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的学术界也大体依循此法去研究，并开始使用‘佛教文学’这一语汇。例如前引温特尼玆的《印度佛教文学史》，或深浦正文的《新稿佛教文学物语》二卷（1952），即其显例。由于大乘佛教的‘非佛说’论争，促使大乘经典的成立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有了急速的进步，甚至将大乘经典视为文艺作品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如佐佐木月樵的《华严经の新しき见方》（《月樵全集》卷五所收，1928）、和哲郎《法华经の考察》（《心》十卷一～七号所收）等即是其例。被视为学术用语而使用的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佛文学等词汇，也是依据欧洲学者所采那处理佛教文献的态度。以佛教文学闻名的佛教文献是︰譬喻、本生、因缘（nida^na）等类作品。这些作品是以世俗信徒为对象，具有教训譬喻意义的故事类文献。此外，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教典，也是佛教文学的重要内容。其中，就狭义的譬喻文学而言，有《撰集百缘经》（Avada^nas/at-aka）、《Divya^vada^na》，以及《本生鬘》（Ja^takama^la^）。就编辑佛陀前生故事的‘本生谭’而言，有巴利所传的本生故事等多种；而称为‘Nida^nakatha^’的一群圣典也是承袭‘本生谭’而编撰的故事集。这些名为譬喻、因缘、本生的故事类，几乎皆与佛传有关，因此，也都属于佛传文学的素材。佛传文学的代表作除了有《大事》、《方广大庄严经》等书之外，还有佛教诗人马鸣所撰的《佛所行赞》。在大乘佛教以前的赞佛文学方面，有马鸣的《孙陀利难陀》、摩咥里制吒（Ma^tr!cet!a）的《一百五十赞颂》（S/atapan~-ca^s/atkastotra）、《四百赞佛颂》（Catuh!s/atakastotra），以及戒日王所作的戏曲《龙喜记》等书。大乘兴起以后，从赞佛乘的立场而编纂的大乘经典，其编纂意趣迥异于向来的出家佛教与学派佛教所传承的圣典。大乘经典使譬喻文学等系统形成更为进展的赞佛乘文学，因而开拓了以戏曲、文学为基础的宗教文学的新领域。如般若、华严、法华、涅盘、宝积、诸经集等各经类皆属之。除了这些佛教教典被称为佛教文学外，论及佛教思想或大量引用佛教教典的文学作品，也被称为佛教文学。佛教文学作品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描写了城市社会的各方面生活，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活动，具体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面貌。二是发展了梵书、奥义书里已经出现的诗文并用的文学形式，以及同样流行很久的用譬喻说理的诗歌体裁。前一方面是这类作品的一个重要成就。后一方面虽然是史诗等许多作品的共同特点，但是佛教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和内容。这两方面的特点都是出于民间文学，正是从佛教早期的社会基础产生的。佛教文献中的寓言、传说、故事显然来源不一，艺术加工的程度也不齐。有的只是附在经律说教中的简短的插入成分，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可以独立的作品。在比较完整的插话或独立作品中，有的叙述简略，词句公式化，只是为了说明某一教条的例证的提要。有的却已经是文学创作，把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加以渲染，词句经过修饰，结构也费过工夫。整个说来，这些作品都没有脱离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和史诗一样，只是对前一时期说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的作品达到了当时本类型的最高艺术水平。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面貌，而且可以用我们的观点看出作者所宣传的思想的反面。在艺术上，它们虽往往不及后来的古典作品精致，但保留了古典作家所不及的民间文学的朴素风格，而且有些优秀的部分是后来的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过或没有赶上的。我们要承认这些佛教作家对于印度古代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肯定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类作品译成汉语是从三国到唐代初叶的许多印度和我国的和尚的功劳。他们所译的原本并不是巴利语的传本，因此编订和叙述等等互有不同。巴利语文献中许多故事内容都分别有大体相当的汉译，而汉译文献中还包括了一些另外的作品。这些译文反映了汉语文体的时代特征，也或多或少保留了原作的主要风格，成为我国的文学遗产。佛教早期经典中的诗歌在汉译的五言（也有四言或七言的）无韵诗中失去了原诗的许多文学技巧特点，往往成为佶屈聱牙词不达意的歌诀。但是在印度，这些说理的诗句却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些佛教国家里曾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诗章的内容是腐朽了，不再能吸引人了，但是在当时却带有清新的气息。这种广泛使用譬喻的格言式的诗，用简单明了的词句表达在当时是新鲜的道德思想，正和婆罗门的一些那时已经陈腐而且难懂的诗句成为对照，而与史诗里的一些格言交相辉映。这样的体裁显然是出于民间的歌谣、谚语，到后来一直是古典文学中几乎不可缺少的成分。形式单纯而且音调和谐因而便于记诵的，巴利语经典中的一些诗句，当时必然产生过很大的宣传效果，至今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等佛教国家里为人们口头传诵。在巴利语文献中，这类诗中最流行的是编在《小部》里的《法句经》和《经集》。这是佛教徒经常诵读的一些经文的编集。三国时（三世纪）开始汉译的《法句经》有四种不同译本，内容比巴利语本多，但有些巴利语的诗汉译中却没有。《经集》有五部分，前四编共有五十四篇经，第五编是包括十六部分的一篇长诗，全书共七十二篇诗体经文和部分说明背景的散文。汉译的经由于派别不同，没有这一个集子，但是其中多数诗散见于汉译许多经、律、论中。这证明了它们是佛教早期流传的作品，各派都保留了一些。《法句经》是在上座派佛教徒中最受尊崇，传播最广的。巴利语本共有五二三节诗，分编入二十六品。除个别诗节外，每节是‘颂’体的四句诗。内容是基本教义和道德教训。在我国新疆曾发现《法句经》梵语本的一部分。这说明古时各传本的语言也有不同。巴利语本开始便是确立唯心主义和业报的两节说心是主要的，幸福和痛苦随善心、恶心而产生，正像车轮跟随着牲畜的蹄子，而且如影随形。汉译的《法句经》有三十九品（章）。开始却是说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有生就有灭，像陶器一样。‘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常者皆尽，高者亦堕，会合有离，生者有死。’这些含有素朴辩证法思想的诗句在巴利语本中却不见。《法句经》在巴利语文献中有详细的注释，里面说了许多故事。汉译的《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也是包含了散文注释的本子。由于派别不同，《法句经》在我国佛教徒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经集》的第十六篇《吉祥经》，共十二节诗，是斯里兰卡佛教徒经常诵读的。这里面扼要表达了这一派佛教关于立身处世道德要求的要点。汉译《法句经》的最后一章〈吉祥品〉大体上相当于这一篇经，但是有所不同。汉译本中有这样带进步倾向的两节，巴利语本却没有︰‘若不从天人，希望求侥幸，亦不祷祠神，是为最吉祥。’‘一切为天下，建立大慈意，修仁安众生，是为最吉祥。’可是巴利语本的强调出世的一节，汉译本却没有︰‘世间法所触，而能心不动，无忧、染，安隐，是为最吉祥。’显然是派别不同，思想有异，经文也就不一样了。看来汉译的经文包括得更广一些。此外，佛教文献的文学成分中还包括一些神话性质的作品。这在巴利语文献中较少，而在汉译文献中很多。这是关于佛陀和菩萨的一些传说的加工发展。从内容性质和文学体裁说，这和另一些非佛教书籍是同类著作。在文学领域方面，佛教的诗歌散文混合体裁，对我国文学有很深的影响。在形式方面，佛教经典多是用白话翻译，因此促进了白话的使用。例如禅宗的语录，就是用一种简单，直接的通俗流行语言写成。更重要的是，使我国文学，加添了丰富想象的题材。道家的文学如《庄子》，显示出中国人不乏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传统居主流地位的儒家经典，总是比较规矩、拘谨和着重实用，因此影响所及，这种神秘的想象便渐渐减色了。儒家所著重的是日常的道德伦理及社会责任，历史意识很强，涉及神话、故事时便有所不足。自印度大乘经典译出，由于印度人在文学方面具有极大的创作自由和丰富的想象力，天堂、地狱、世界，数量之多有如恒河沙数；时空之广大，简直不可思议。对于一般比较重现实关系的中国人来说，确能令他们眼界大开，惊异不已。佛经中的这种想象，我们可引《法华经》中的一段第七品为代表︰‘佛告诸比丘，乃经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中略）彼佛灭度已来，甚大久远。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有人磨以为墨，过于东方千国土乃下一点，大如微尘；又过千国土复下一点。如是展转尽地种墨。于汝等意云何︰是诸国土（中略）能得边际知其数否？彼佛灭度以来，复过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面对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中国人乐于重新运用。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明代的长篇巨著《西游记》和《封神传》。《西游记》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内容描述唐僧往西天取经之惊险历程，幸得其弟子孙悟空、猪八戒等沿途保护，力伏群魔，几经艰苦，才安然到达目的地。《封神传》是叙述武王伐纣的故事，并有诸神参与，各自使用其精巧非凡的武器。这些故事如此奇妙，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中国人有句谚语叫‘大话西游’。另外，有些人认为若看过《封神传》一书，他一生都会说谎话。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文学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的头脑亦变得丰富、浪漫、自由起来，从而产生明、清两代的神魔怪异小说。
1。该论在中国影响很大，曾依其建立中国汉传佛教十宗之俱舍宗。后虽归入法相宗，但其在法相宗内仍是非常高。亦是藏密格鲁派五大论之一。2。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中论。肇论。金刚般若论
佛教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因此，在印度的自然风土文化等基础上，佛教文献必然强烈反映着印度独特的哲学、宗教、文艺等性格。欧洲学者对于印度思想的研究，虽然仅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他们以优异的语言学研究成绩为基础，进而作梵文文献的研究，接着在印度文化的探究上留下许多成绩。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各种领域中，彼此之间具有密切不离的关系。因此，欧洲学者的研究方式，是以梵文文艺作品的校订出版、翻译、研究作为梵文文献研究的主轴，而以宗教、哲学、文学等文献作为广义的梵文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韦伯（A Weber）、弗格哈（J N Farguhar）、温特尼玆（M Winternitz）等人的著作。温特尼玆的著作即中野义照与大佛卫合译成日文本的《佛教文献》（《印度佛教文学史》中之一册，1923）。此书为二十世纪学术界，检讨印度佛教文献及文学的重要著作。欧洲人将所有佛教教典视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去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的学术界也大体依循此法去研究，并开始使用‘佛教文学’这一语汇。例如前引温特尼玆的《印度佛教文学史》，或深浦正文的《新稿佛教文学物语》二卷（1952），即其显例。由于大乘佛教的‘非佛说’论争，促使大乘经典的成立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有了急速的进步，甚至将大乘经典视为文艺作品的态度也开始出现。如佐佐木月樵的《华严经の新しき见方》（《月樵全集》卷五所收，1928）、和哲郎《法华经の考察》（《心》十卷一～七号所收）等即是其例。被视为学术用语而使用的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佛文学等词汇，也是依据欧洲学者所采那处理佛教文献的态度。以佛教文学闻名的佛教文献是︰譬喻、本生、因缘（nida^na）等类作品。这些作品是以世俗信徒为对象，具有教训譬喻意义的故事类文献。此外，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教典，也是佛教文学的重要内容。其中，就狭义的譬喻文学而言，有《撰集百缘经》（Avada^nas/at-aka）、《Divya^vada^na》，以及《本生鬘》（Ja^takama^la^）。就编辑佛陀前生故事的‘本生谭’而言，有巴利所传的本生故事等多种；而称为‘Nida^nakatha^’的一群圣典也是承袭‘本生谭’而编撰的故事集。这些名为譬喻、因缘、本生的故事类，几乎皆与佛传有关，因此，也都属于佛传文学的素材。佛传文学的代表作除了有《大事》、《方广大庄严经》等书之外，还有佛教诗人马鸣所撰的《佛所行赞》。在大乘佛教以前的赞佛文学方面，有马鸣的《孙陀利难陀》、摩咥里制吒（Ma^tr!cet!a）的《一百五十赞颂》（S/atapan~-ca^s/atkastotra）、《四百赞佛颂》（Catuh!s/atakastotra），以及戒日王所作的戏曲《龙喜记》等书。大乘兴起以后，从赞佛乘的立场而编纂的大乘经典，其编纂意趣迥异于向来的出家佛教与学派佛教所传承的圣典。大乘经典使譬喻文学等系统形成更为进展的赞佛乘文学，因而开拓了以戏曲、文学为基础的宗教文学的新领域。如般若、华严、法华、涅盘、宝积、诸经集等各经类皆属之。除了这些佛教教典被称为佛教文学外，论及佛教思想或大量引用佛教教典的文学作品，也被称为佛教文学。佛教文学作品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描写了城市社会的各方面生活，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活动，具体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面貌。二是发展了梵书、奥义书里已经出现的诗文并用的文学形式，以及同样流行很久的用譬喻说理的诗歌体裁。前一方面是这类作品的一个重要成就。后一方面虽然是史诗等许多作品的共同特点，但是佛教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和内容。这两方面的特点都是出于民间文学，正是从佛教早期的社会基础产生的。佛教文献中的寓言、传说、故事显然来源不一，艺术加工的程度也不齐。有的只是附在经律说教中的简短的插入成分，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可以独立的作品。在比较完整的插话或独立作品中，有的叙述简略，词句公式化，只是为了说明某一教条的例证的提要。有的却已经是文学创作，把作者所要强调的内容加以渲染，词句经过修饰，结构也费过工夫。整个说来，这些作品都没有脱离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和史诗一样，只是对前一时期说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的作品达到了当时本类型的最高艺术水平。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面貌，而且可以用我们的观点看出作者所宣传的思想的反面。在艺术上，它们虽往往不及后来的古典作品精致，但保留了古典作家所不及的民间文学的朴素风格，而且有些优秀的部分是后来的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过或没有赶上的。我们要承认这些佛教作家对于印度古代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肯定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类作品译成汉语是从三国到唐代初叶的许多印度和我国的和尚的功劳。他们所译的原本并不是巴利语的传本，因此编订和叙述等等互有不同。巴利语文献中许多故事内容都分别有大体相当的汉译，而汉译文献中还包括了一些另外的作品。这些译文反映了汉语文体的时代特征，也或多或少保留了原作的主要风格，成为我国的文学遗产。佛教早期经典中的诗歌在汉译的五言（也有四言或七言的）无韵诗中失去了原诗的许多文学技巧特点，往往成为佶屈聱牙词不达意的歌诀。但是在印度，这些说理的诗句却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些佛教国家里曾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诗章的内容是腐朽了，不再能吸引人了，但是在当时却带有清新的气息。这种广泛使用譬喻的格言式的诗，用简单明了的词句表达在当时是新鲜的道德思想，正和婆罗门的一些那时已经陈腐而且难懂的诗句成为对照，而与史诗里的一些格言交相辉映。这样的体裁显然是出于民间的歌谣、谚语，到后来一直是古典文学中几乎不可缺少的成分。形式单纯而且音调和谐因而便于记诵的，巴利语经典中的一些诗句，当时必然产生过很大的宣传效果，至今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等佛教国家里为人们口头传诵。在巴利语文献中，这类诗中最流行的是编在《小部》里的《法句经》和《经集》。这是佛教徒经常诵读的一些经文的编集。三国时（三世纪）开始汉译的《法句经》有四种不同译本，内容比巴利语本多，但有些巴利语的诗汉译中却没有。《经集》有五部分，前四编共有五十四篇经，第五编是包括十六部分的一篇长诗，全书共七十二篇诗体经文和部分说明背景的散文。汉译的经由于派别不同，没有这一个集子，但是其中多数诗散见于汉译许多经、律、论中。这证明了它们是佛教早期流传的作品，各派都保留了一些。《法句经》是在上座派佛教徒中最受尊崇，传播最广的。巴利语本共有五二三节诗，分编入二十六品。除个别诗节外，每节是‘颂’体的四句诗。内容是基本教义和道德教训。在我国新疆曾发现《法句经》梵语本的一部分。这说明古时各传本的语言也有不同。巴利语本开始便是确立唯心主义和业报的两节说心是主要的，幸福和痛苦随善心、恶心而产生，正像车轮跟随着牲畜的蹄子，而且如影随形。汉译的《法句经》有三十九品（章）。开始却是说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有生就有灭，像陶器一样。‘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常者皆尽，高者亦堕，会合有离，生者有死。’这些含有素朴辩证法思想的诗句在巴利语本中却不见。《法句经》在巴利语文献中有详细的注释，里面说了许多故事。汉译的《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也是包含了散文注释的本子。由于派别不同，《法句经》在我国佛教徒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经集》的第十六篇《吉祥经》，共十二节诗，是斯里兰卡佛教徒经常诵读的。这里面扼要表达了这一派佛教关于立身处世道德要求的要点。汉译《法句经》的最后一章〈吉祥品〉大体上相当于这一篇经，但是有所不同。汉译本中有这样带进步倾向的两节，巴利语本却没有︰‘若不从天人，希望求侥幸，亦不祷祠神，是为最吉祥。’‘一切为天下，建立大慈意，修仁安众生，是为最吉祥。’可是巴利语本的强调出世的一节，汉译本却没有︰‘世间法所触，而能心不动，无忧、染，安隐，是为最吉祥。’显然是派别不同，思想有异，经文也就不一样了。看来汉译的经文包括得更广一些。此外，佛教文献的文学成分中还包括一些神话性质的作品。这在巴利语文献中较少，而在汉译文献中很多。这是关于佛陀和菩萨的一些传说的加工发展。从内容性质和文学体裁说，这和另一些非佛教书籍是同类著作。在文学领域方面，佛教的诗歌散文混合体裁，对我国文学有很深的影响。在形式方面，佛教经典多是用白话翻译，因此促进了白话的使用。例如禅宗的语录，就是用一种简单，直接的通俗流行语言写成。更重要的是，使我国文学，加添了丰富想象的题材。道家的文学如《庄子》，显示出中国人不乏丰富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传统居主流地位的儒家经典，总是比较规矩、拘谨和着重实用，因此影响所及，这种神秘的想象便渐渐减色了。儒家所著重的是日常的道德伦理及社会责任，历史意识很强，涉及神话、故事时便有所不足。自印度大乘经典译出，由于印度人在文学方面具有极大的创作自由和丰富的想象力，天堂、地狱、世界，数量之多有如恒河沙数；时空之广大，简直不可思议。对于一般比较重现实关系的中国人来说，确能令他们眼界大开，惊异不已。佛经中的这种想象，我们可引《法华经》中的一段第七品为代表︰‘佛告诸比丘，乃经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中略）彼佛灭度已来，甚大久远。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有人磨以为墨，过于东方千国土乃下一点，大如微尘；又过千国土复下一点。如是展转尽地种墨。于汝等意云何︰是诸国土（中略）能得边际知其数否？彼佛灭度以来，复过是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面对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中国人乐于重新运用。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明代的长篇巨著《西游记》和《封神传》。《西游记》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内容描述唐僧往西天取经之惊险历程，幸得其弟子孙悟空、猪八戒等沿途保护，力伏群魔，几经艰苦，才安然到达目的地。《封神传》是叙述武王伐纣的故事，并有诸神参与，各自使用其精巧非凡的武器。这些故事如此奇妙，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中国人有句谚语叫‘大话西游’。另外，有些人认为若看过《封神传》一书，他一生都会说谎话。由此可知，在大乘佛教文学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的头脑亦变得丰富、浪漫、自由起来，从而产生明、清两代的神魔怪异小说。
体现在美学、饮食、生死观等方面，比如美学中类似于佛教的建筑。
日本古代文化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多依赖于对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摄取与消化。其中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式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艺术审美的发展。与日本驻华大使陈永华合影作为佛教文化的伟大倡导者、支持者的圣德太子（574—622）在其摄政期间，发出兴隆佛教的诏书，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学，营造四天王寺诣开展各种慈善事业。并在604年，钦定《十七条宪法》，其第二条就明文规定“笃敬三宝”。圣德太子还身体力行亲自书写《法华义疏》草稿，成为日本最早的名人墨迹。同友人邹涛一块佛教寺院，它不仅仅是作为守护佛界、镇护国家的作用，同时也肩负着政治外交的中枢和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使命。在奈良建立的法隆寺，以东院伽蓝和法隆寺一起形成了以飞鸟文化为中心的斑鸠宫，供奉着与圣德太子等身的本尊救世观音像最负盛名，人们由此寄托对太子笃信的佛教精神的深切缅怀和崇高的敬意。另外，法隆寺大宝藏殿所藏的宝物最值得夸耀，即“法隆寺献纳宝物”，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分管。法隆寺有许多与书法相关的资料。著名的墨迹有《法隆寺献物帐》，金文铭文有《法隆寺金堂释迦像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广目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多闻天光背铭》《法隆寺金堂药师像光背铭》《法隆寺藏僧德聪等造像记铜板铭》《法隆寺戊子释迦小像光背铭》等，这些铭文与中国北魏书风相类似，堪称日本金石铭文的宝库。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17年韩天雍 大篆斗方 68cm×68cm 纸本水墨 2008年天平十五年（743），圣武天皇“尽国铜以铸象，削大山以构金堂”。决意在奈良兴建东大寺，筑金堂（大佛殿）以安置卢舍那大佛。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寄托大佛与宇宙中心融为一体，构筑理想的佛教国家精神。东大寺的大伽蓝和卢舍那大佛，成为平城京最大的寺院，与当时的法华堂（三月堂）、转害门、正仓院宝库一并构成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群。天平时代的雕刻宝库，堂内洋溢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彻底地释放出古典的静谧之美和诠释出天平时代写实性雕刻的真髓。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十日，圣武天皇御崩，在其“七七祭”的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将其遗爱品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以求冥福，国泰民安。这些献纳品做成目录五卷，书有《东大寺献物帐》的题签。《国家献物帐》即是其一。在《国家献物帐》里边，有光明皇后书写的《乐毅论》《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各一卷，王羲之书法二十卷。文书中押有489颗“天皇御玺”。据说现存的《丧乱帖》（日本宫内厅藏）及《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会藏）可能就是嵯峨天皇时期佚出东大寺正仓院二十卷中的断简（双钩填墨本）。题笺上署有《大小王真迹帐》一卷文物，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即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
佛教对日本人的生死观，以及饮食文化，还有美学的认识上都有深刻的影响。
你好象都没有提问题吧?叫我们怎么回答
佛陀说：诸比丘，像荷花生长在水中，立于水面之上，不被水所淹没。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生长在世间，住于世间之上，不与世间同。[i]他没有任何人或神的帮助，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和知识境界。他是悲智双运的体现者，悲和智是他教义中的两项指导原则。通过他个人的体验，他懂得人的优越性。他发现“超自然”神统治下界众生的观点，那只是一种错觉。佛陀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救世主，也没有试图通过“天启”宗教的办法，拯救“灵魂”。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证明无限的希望潜伏于人中，必须由人的努力来揭示和发展这些潜伏的希望。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明菩提和解脱，完全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佛陀是这样的告诉和示范作为一个勤奋生活的倡导者，并鼓励弟子们要依靠自己修行。他说：自己是你们的皈依处，还有别的什么人能作你们的皈依处呢？[ii]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佛陀第一次这样教导说，独立于外力之外，能够证得解脱。苦的解脱，必须依靠每个人自己的行动。只要求解脱而自己却不努力的人，是无人能够批准他解脱的。别人对我们可能间接地帮一点忙，但是无上自由的获得，只能通过自己来实现。对真谛的领悟，也是如此。只有毫无障碍地自由思考自己问题的人，才能自我证悟，每个人应当作出适当的努力，打碎束缚自己的枷锁，通过坚持、努力和智慧，从枷锁中赢得自由解脱。佛陀警告弟子们，反对将负担转移到外界力量救世主、上帝或梵天，指示他们分析研究的方法，建议他们为发展内在的力量和品德而精进不息。他说：我已向你们指出解脱的方法。法──真理要自己来证悟。[iii]佛教比丘不是举行祭祀的祭司。他们不举行圣餐礼，不宣布赦免。一个合格的佛教比丘，不在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充当中间人。因为佛教教导每个人单独为自己的解脱负责，所以没有必要赢得中间祭司的欢心。佛陀说：你们自己应当精进，如来只能指示你们道路。[iv]这道路是同一“古道”，是历劫诸佛都走过和指出过的，这就是成就菩提和证得无上妙果的八正道。区别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佛陀从来不自私，不保留他的最高知识。对佛陀来说，这样的自私观念，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圆满觉悟，四真谛的发现和证悟（成佛），并不是由上天选择授与某个人的特权。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再出现的事件。任何为圆满清净和真智而热心努力的人，并以坚定的意志勤修八正道，这种成就，对他们是公开的。那些修道并得到解脱，最后证得更高阶段阿罗汉果的人，佛陀庄重地宣布他们同他一样从染污中得到了清净，得到了解脱。他说：彼等实如我胜利，赢得染污尽消除。[v]但是佛陀对他的弟子们也清楚地说明了佛陀与阿罗汉之间的区别：啊！众弟子，如来是阿罗汉时[vi]，已是无上正等正觉，是他宣布得未曾有之道，他知道，他解道，他悟道[vii]。现在，他的众弟子是赶路人，步其足迹走。众弟子，此即是区别，是明确区别如来之特色。如来为阿罗汉，是无上正等正觉，区别于由智慧得解脱之弟子。[viii]佛陀向弟子们说法时，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没有特别选定喜爱的弟子。他的弟子都是离欲阿罗汉，都断了流转生死的诸缚，都一样圆满清净，但是其中也有突出的人物，他们精通各种不同的知识和修持。以及他们的精神天赋，获得了不同的地位。然而，佛陀从不偏袒谁。例如优波离，出身于理发匠种姓，持戒第一，许多贵族和武士阶级出身的阿罗汉都欢喜他。佛陀逝世以前，没有表示将教义委托给任何特殊的弟子，甚至也没有委托两位首席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他没有任命什么人是他的继承人。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和有趣的事是：佛陀逝世以前，对弟子们清楚地表明他从来没有控制僧团的思想。佛陀临终时对病床周围的诸比丘说：我已为汝等说法制戒，我走以后，应以法、戒作为汝等之师。[ix]佛陀甚至在生前，就是以法和戒来管理僧团和指导比丘的。但他不是统治者。佛陀的古道──八正道，是教导自由人的。佛陀是在印度盛行专制政治的时期出现的，他的教义对这样的专制政府有些威胁。但是他不干涉国家政治和政府。因为干涉也是无补于事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干预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民主思想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声音。佛陀的教义，明确宣布民主思想和成立民主组织。佛陀虽然明智地不干涉当时的政府，但是他使比丘的团体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僧伽组织。印度从前的总督泽特兰侯爵说过：自治倾向，各种形式的共同活动显示新的动力，有可能是从佛教身份的权威抵制以及它的平等教义对种姓制度批判的示范作用而来。并于佛教典籍结集的方法，我们需要一种说明。在此方法中，这些古代事情的典范，就已经实行了代议自治制度了。许多人会感到惊奇，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印度的佛教结集，就初步实行了我们现在的议会制。结集大会的威严，由被任命的一位特殊人物──我们下议院“议长先生”的胚胎──来保持。任命第二个人检查需要得到的法定人数──我们议会制度的主要督导员典型。一个成员以议案的形式提出的事，公开讨论。在某些情况下，只讨论一次，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则要讨论三次。这样，议会要求在成为法律以前，法案要三读。如果讨论中有不同意见，就用投票来表决，由多数来决定，投票是无记名投票。[x]另外的特点是：佛陀说法教化的方法。佛陀不赞成那些自称有秘密教义的人。他说：秘密就是虚伪教义的标志。佛陀对他自己的侍者阿难尊者说：阿难，我说之法，无显密之区别。因为在法方面，阿难，如来未作“握拳”之师，对弟子隐藏某种重要知识，如来未如此。[xi]他说法是自由平等对待一切人的，他没有保留任何东西，从不希望其弟子对他和他的教义盲目服从和相信。他经常主张要鉴别，要考察，要明智地询问。他在一部经中答复提问的迦罗摩人，毫不含糊地建议要调查。正确地说，这部经被称为“自由思想的第一部宪章”。下面是《迦罗摩经》的概要：羁舍子是乔萨罗王国一个小镇，该镇居民被称为迦罗摩人。他们听说佛陀来到了他们镇上，就到佛处请求开示，说：世尊，有些行者与婆罗门来到羁舍子，依自所见，为人宣说；但其他人则亦依自所见予以谴责、诋毁、贬斥。另一些行者与婆罗门来到羁舍子，亦复如是。世尊，我等犹豫，怀疑难决，彼等所说，谁真谁伪？善哉，诸迦罗摩，汝等对值得怀疑之事生起疑心，怀疑正确。来，诸迦罗摩，不要被流言或传统所引，不要被传闻动摇，不要被典籍所误，不要只是推论，不要只在表面，不要因某种被称赞之理论所影响，不要被似有可能所引，不要考虑“此行者是我等之师。”但是，诸迦罗摩，汝等当自知，此等事于身心有害，此等事应受非难，无益。确实，汝等即应拒绝……。汝等自知，“此等事于身心有益，无可非难，有益。”汝等应即接受并遵守。接着佛陀这样问他们：──现在汝等作何想？诸迦罗摩啊！有人起贪、嗔、痴，于彼有益抑有损？应与非难抑不应非难？──世尊，于彼有损，应非难。──现在，诸迦罗摩，有人无贪、无嗔、无痴，汝等作何想？此无贪、无嗔、无痴于彼有益抑有损？应非难抑不应非难？──世尊，于彼有益，不应非难。──如是，诸迦罗摩，我现在对汝等所说，亦复如是。汝等不要被报导所引──盲从。此即为我要说之理由。[xii]轻信，不是佛教的精神。所以，我们发现佛陀与弟子之间有这样的对话：──现在，若如此，并保存此，汝等是否会说：“我等尊敬佛陀，由是我等尊重彼之教导？”──不，世尊。──众弟子啊！汝等肯定之事，只是汝等承认、见到与掌握之事否？──是，世尊。[xiii]一篇推理的佛教文献中说：聪明人试金，用火烧，用刀砍，并（在试金石上）磨。所以汝等是否在考察我所说之话后才接受，并非仅是因尊敬我而接受？佛教不强迫勉强、不用高压手段，不要求信徒盲目信仰。在一开始的时候，抱怀疑态度的人，听说佛教号召调查研究，很高兴。佛教教义对一切用眼看、用心领会的人始终是公开的。有一次，佛陀住在那烂陀芒果林中，尼乾子（耆那教的大雄）[xiv]的一名得意弟子优波离怀着与佛陀辩论的唯一思想来到佛所，并想在辩论中击败佛陀。辩论的主题是有关“业”的理论问题。虽然在“业”这个问题上，佛陀和大雄有不同的看法，但双方都是承认的。在友好讨论的末尾，优波离被佛陀的辩论所说服，同意佛陀的看法，当即准备作为一名在家信徒。但是佛陀告诉他说：关于真理，要作彻底调查。像你这样的有名人物作彻底调查是有好处的。然而优波离对佛陀这样的告诫，使他更加感到满意和高兴，他就皈依了佛、法、僧三宝。[xv]佛陀从不干涉别人的思想自由。因为思想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强迫别人放弃与他的性格、心理和爱好相一致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强迫，都是不对的。一个对信仰无兴趣的人，硬要他生吞下去，要他信仰，那是强迫中最愚昧的办法。这样强制性的喂养，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佛陀的唯一意图是使别人如实看到事物的真象，使其清楚，这不仅仅是信仰的结果，不是某种人、超人或者低于人的外力而对他恐吓的结果。理解事物的真象，在佛教和思想信仰中，恐吓不起任何作用。掌握法的真理，只能是智慧，而不是由于盲目的信仰，不是由于知道的或尚不知道的某种有情的恐吓。宗教历史表明，人害怕陷入愚昧制造出一种全能的外力的想像，此种想像一旦被制造出来，对他们自己，有时也对别人带来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伤害。佛陀告诫诸比丘说：只相信我，对我有感情之人，肯定会生活得愉快（但不能证得究竟解脱──最高阿罗汉果），为法而努力之人，专心于道，肯定会成就菩提，证得阿罗汉果。[xvi]这些清楚地表明，佛陀不要求他的弟子不加区别地和没有理由地承认任何事物。佛陀不仅不鼓励盲目的信仰，而且认为对“全能力量”的恐惧，不适宜于接近真理的理解。因此，他不但不鼓励宗教仪式，而且谴责违害社会的宗教仪式。因为仅仅是在形式上从事禁食、河中沐浴、动物祭祀以及其他相似的行动，并无助于一个人的净化，并不能使人神圣和高贵。我们发现佛陀与孙陀利迦．婆罗堕奢婆罗门之间有这样的对话：有一次，佛陀对诸比丘详细解说一个解脱以后的探求者自己应该如何，并进一步说心里断了烦恼的人，他的清净生活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些任务，就能够称为内心里沐了浴的人。当时婆罗堕奢坐在佛陀旁边，听到这些话，他就问佛陀：──尊敬之乔达摩，是否去婆胡迦河沐浴？──婆罗门，婆胡迦河有何益处？──尊敬之乔达摩，确实，许多人相信，婆胡迦河是圣河，众多人之罪恶已在婆胡迦河中洗净。接着佛陀使他懂得在河中沐浴，并不能洗净一个人的罪恶污垢，于是指示他说：婆罗门，就在此处（法戒中）沐浴，此对一切众生都安全。若汝不妄语、不杀生、不偷盗；若汝确信、不自私，汝到伽耶（佛时印度一河名）何益？汝家中之井亦即伽耶。[xvii]佛陀指引的道路，是光明的坦途，也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信徒，并不允许以任何方法违害众生幸福的行为。他禁止一切压迫、抢劫和掠夺。那么，什么是佛教呢？有些人欢喜称佛陀的教义为宗教，另外一些人则称为哲学。但是称它为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更正确一些。然而那并不意味着佛教除了伦理道德制度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了，但它远不止此。它是道德的模式，是导致心地完全自由、精神和知识修养的教义。佛陀自己称他的教义为“法──毗奈耶”，即法与戒，但是佛教，按照这个字的意义讲，严格说，不能称为宗教。因为宗教，意为“表示信仰的仪式或行为。对一种神圣的统治力量表示尊敬，并期望使它高兴，……在人方面，承认某种较高的看不见的力量控制他的命运，它作为有资格要信众服从，受到敬重和礼拜的对象。”[xviii]佛教决不是这样的宗教。在佛教思想中，不相信有任何形式的创造者以及对他的创造物的善恶行为进行嘉奖和惩罚。一个佛教徒皈依佛陀，不是希望佛陀会拯救他，佛教没有这样的保证。佛陀只是一位指示道路的老师，指导信徒们走向他们各自解脱的道路。例如，岔路口的指路牌，只指示方向，要行路人自己的脚步去沿着这条路走，指路牌本身决不会带着他到达所希望要去的目的地。医生诊断病情，并开出药方，要病人自己去试用那个处方。佛陀对信徒的态度，就像一位理解和富于同情心的老师或医生一样。最崇高的敬意是对最尊敬的人，这就是那些伟大和具有勇敢精神的人，他们用广泛而深入的真实体验，扫除了愚昧，根治了污染。看到了真理的人，是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人，但是佛教徒不向他们祈祷，他们只尊敬那些指出达到真正幸福和解脱道路的启示者。幸福必须靠自己去取得，没有什么人能使别人苦与乐。净与不净，依靠自己，无人能使别人净化，也不能使别人污染。[xix]佛陀八十岁在拘尸那的娑罗双树间，躺在临终的病床上，看到向他供的鲜花，便对阿难尊者这样说：阿难，依法而住之人，生活正确，此为彼等对如来最为之真正的尊敬与供养。阿难，所以你应当依法而住，过正当生活，培修自己。[xx]佛陀就这种依法而住的教导，明白地开示最重要的是清净身、语、意三业，不仅对证菩提的人以鲜花为供养为满足，尤其在生活上，应以正当的生活方式为生存准则。现在佛教徒在佛前或一个神圣对象前供养香花或灯烛，颂念佛陀的无上功德，他不是在向什么偶像祈祷，这些行为都不是仪式或礼拜的目的。花很快就会枯萎，灯焰很快就会熄灭，向他（供花、供灯的人）说话，告诉他：一切缘生法都是无常的。佛像是作为他集中思想修定而为他服务的对象。使他得到鼓励，努力仿效佛陀的品德。那些不懂这种简单供品意义的人，就匆忙作出结论说：“这是偶像崇拜。”再没有什么比这不真实的了。J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在阿努拉德普勒，[xxi]我很喜欢一尊古代坐像。一年以后，我在台拉登监狱时，一位锡兰朋友送给我一张这尊佛像的照片。我将它保存在我的室内小桌上，它成为我一个宝贵的伴侣。佛像庄严、安详的表情，给了我力量，帮助我克服了很长时期的消沉。[xxii]PD奥彭斯基在斯里兰卡的拉维尼亚山一所寺院中看到佛像，写道：佛像的面容很生动，他未直接看我，但他在看我。最初，我未感到什么，只是惊奇，我不曾预料到，也不能预料到任何这样的事。但是很快，在新的和惊奇的感觉中，奇怪和其他一切感觉与思虑都没有了。佛陀在“看”我，看到我自己都不能看到的我的内部隐藏秘密的灵魂深处的一切。在他的凝视之下，就这样过去了，我开始看我自己的这一切。每一件事觉得都微小，都是多余，不自在和困惑的情绪，在这种眼色之下，就都表现出来了。佛陀的面容是很安静的，但不是无表情，而是有深刻的深思和丰富的感情。他躺在这里深思，我来了，开了门，并站在他面前，现在他是不自觉地在审视我。但是在他的眼神里，没有谴责。他的眼神非常严肃、安祥和充分理解。但是当我试图询问我自己佛陀的面容表示什么时，我发现自己不能回答。他的面容既非冷淡，也非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说他表示热心、同情，则是很错误的。描写他的所有这一切，太不够了。与此同时，说佛陀的面容表示了神秘的崇高或神圣的智慧，也会是错误的。不，那是一副人类慈祥的面容，但这种面容，人们是不会有的。我感到我能够使用的字眼，如果用来对这种面容的解释，将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里是“理解”。同时，我开始感到佛陀的面容对我产生了奇特的效果。所有从我灵魂深处生起的忧郁都将一扫而空了，好像是佛陀的面容对我传授了安静。直到现在，使我烦恼的每一件好像那么严重和重要的事，现在都变得那么微小，那么不重要和那么不值得注意了，我只是奇怪它是怎样能够影响我的。我感到一个人，不管他如何激动、烦恼、矛盾或经受煎熬，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来到这里时，就会沉着、安静、觉悟和理解。[xxiii]关于佛教是不是哲学，那就要取决于这个词的含义。对这个词可能下的定义，是否包含所有哲学思想体系，那是值得怀疑的。就语源学讲，哲学的意思是爱智，“哲学是智慧的追求和追求的智慧两重意义。”在印度思想中，哲学被称为真理之见。简言之，就是哲学的目的，应当是发现最后的真理。佛教也主张追求真理。但是它不仅仅是思辨推理，只是一种理论结构，仅仅是知识的获得和储存。佛陀强调他的教义的实践性，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洞察生活的内涵，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就佛陀而言，他的全部教义，只是对一切存在痛苦现象性质的了解以及修道，以摆脱此种痛苦，这就是他的“哲学”。在佛教中，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清净是通过智慧，通过证悟而来的。[xxiv]但是，佛陀从来不光是称赞才智。按照他的意见，知识应当与心地净化，与智德之人携手并进。智慧由证悟、心地净化而得，心的品德发展而得修所成慧。这是储存知识，而不仅是推理。所以，很清楚，对佛教，既不光是讲爱，也不光是为了智慧去追求，更不只是有热心（虽然这些有重大意义，而且关系到人类）就算了事的，而是一种具体实践教义的鼓励，引导信徒达到无欲，成就菩提和最后获得解脱。虽然我们称佛陀的教义为Buddhism（佛教），这样将它包括在“ism”（表示“学说”、“主义”）或“ologies”（表示“…学”、“…论”）之中，但是它确实不是我们贴标签的那么一回事。你可以叫它为宗教、哲学、佛教或其他你所欢喜的名称。这些标签对追求真理、得解脱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邬波底沙和拘利陀（他们二人后来成为佛陀的两位主要弟子舍利弗和大目犍连）正在游行寻求解脱真理时，邬波底沙看到了马胜尊者（佛陀最初的五弟子之一）目光视地沿门托钵乞食，遂被这位长老悠闲的举止所感动。他想现在贸然向他咨询或请教还不是时候。于是他就跟随马胜长老到达他的休息处。马胜尊者前，向他问好，询问关于他老师的教导。[xxv]马胜尊者有点不愿意讲话，遂谦逊地说道：我不能向你说许多教导和戒律，我只告诉你简单的意义。邬波底沙的回答是有趣的。他说：好，朋友，多少说一点，我所需要的只是意义，为何要说那么多呢？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如来大沙门，常作如是说。[xxvi]邬波底沙当即领悟了这则因缘生灭的意义，并证得了初果，理解了“生的性质就是灭的性质。”[xxvii]没有谈话和讨论并不影响我们对解脱的下确理解。需要的是正确的指导和正确的体验。我们甚至可以从自然界的树木的荣枯，花卉的开落、石块的静态有及河流的动态等等中得到启示。有许多事例，人们由于看到一片树呆落下，水的流动、森林的火、吹灭一盏灯就得到菩提和断除烦恼。因为这些已触动了他们的心弦，领悟到诸法无常的法则，他们就获得了解脱。是的，荷花等待阳光，阳光一照射，荷花就开了，为所有的人带来欢乐。关于此则教义，并没有试图探讨人和物的关系以及生灭状态──探讨的问题是：“宇宙是永恒的还是非永恒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佛陀从不关心这类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使人产生混乱，导致人的心理不能平衡。如纠缠这类戏论，肯定不能使人类从苦难和烦恼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默不回答这类问题的原因。更何况这些问题总是错误地公式化，佛陀所以不作解释。佛陀是讲求实际的老师，他的唯一目的是详细说明生命的普遍事实──苦的问题，使人们感觉它有充分的力量，并使他们确信这种力量。他明确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有些学者不赞成佛陀的这种态度。他们甚至怀疑他的悟道，说他是自我标榜为不可知论者。学者们这些争论和推测，不是今天或昨天的问题，早在佛陀时代，有人就已经提出过。例如甚至游行者善生优陀夷还曾问佛陀关于过去和未来，佛陀的答复是明确的：不管过去，不管未来，我现在教汝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xxviii]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这是佛教的缘起教义，[xxix]它是构成佛教的中心思想四真谛的基础。注释：[i] 《相应部》第三卷第一八三页。[ii] 《法句》第一六零偈。[iii] 《中部》第三八经。[iv] 《法句》第二七六偈。[v] 《中部》第二六经。[vi] 梵文的阿罗汉是“圆满者”?********************”，是专门用于佛陀和弟子们圆满证得果位的称呼之一，正如书上所说的，首先是佛陀用这个名字自称，那是佛陀从伽耶到波罗奈为五位苦行者第一次说法的旅途中，在离开伽耶不远的路上，遇见了苦行者优波迦（Upa-ka）。优波迦被佛陀的安祥外表所感动，就问他：“谁是你的导师？你欢喜谁的教导？”佛陀用偈文回答说：“我实世上阿罗汉，无上导师我自己。”他向五位苦行者说法时，第二次用这个名字称呼自己。他说：“我是阿罗汉，是如来，是圆满觉者。”这个名字，只用于完全断除诸漏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佛陀是世界上第一位阿罗汉，就像他对优波迦所表示的那样。[vii] Maggannu（道之知者）、Maggavidu（道之解者）、Maggakovido（道之悟者）。[viii] 《相应部》第三卷第六六页。[ix] 《长部》第一六《般涅槃经》（Parinibbana-sutta）[x] GT加勒特（GTGarratt）编《印度的遗产》第一O页到一一页。（1931年牛津版）。[xi] 《长部》第一六经。[xii] 《增支部》第一卷第一八八页第六五经。参看《增支部》第一卷第六六经和《增支部》第二卷第一九三《拔提经》（Bhadiya-sutta）。[xiii] 《中部》第四七经。[xiv] 所谓六师“外道”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人。关于这些人的故事，阅《长部》第二《沙门果经》（Samannaphala-sutta）或此经译本《佛陀的对话》第一部分。[xv] 《中部》第五六《优波离经》（Upali-sutta）。[xvi] 《中部》第二二经。[xvii] 《中部》第七经。[xviii] 《简明牛津英文词典》（1956）。[xix] 《法句》第一六五偈。[xx] 《长部》第一六经。[xxi] 在斯里兰卡（锡兰）。[xxii] J尼赫鲁《自传》第二七一页。[xxiii] PD奥斯彭斯基（PDOspensky）的《全人类的新模式》第三版第三六O──三七二页（1938年伦敦）。[xxiv] 《相应部》第一卷第二一四页。[xxv] 将这与迦叶波（Kassapa）的故事作比较。[xxvi] Ye dhamma hetuppabhava*********************gato ahaTesam ca yo nirodhoEvam vadi maha S[xxvii] 《毗奈耶》第一卷第四O页。[xxviii] Imasmim sati idamhoti,Imassuppada idami uppajjati,Imasmim asati idam na hoti,Imassa nirodha idam
圣严师父《印度佛教史》[5] 、《西藏佛教史》、《日韩佛教史略》等三册大作，原本为一合订精装钜着，书名《世界佛教通史》(上)，由法鼓文化的前身，东初出版社於一九六九年发行问世。由於师父精严的学术背景，厚实的修证工夫，广博的教育理念，与深切的菩提悲愿，成就了本书的涵盖面与独特性。其内容深入浅出，史料完整丰富，考证精确详实，文笔优美流畅，普遍受到教内外大众的喜欢，并且也深获学术界的重视好评，在同类着作中，诚为相当稀有难得。因之本书也多次再版，并於一九九三年收录於《法鼓全集》当中。《通史》原书严谨有序，条理井然，即使分章阅读，也可视为三本结构完整的着作。法鼓文化一方面因应众多读者的热烈回响，另一方面也鉴於时代的变迁以及阅读的方便，於是将之重新整理编订，依地区分为三册，以平装本的面貌与大众见面，务求满足读者阅读上的多元需求。圣严师父曾说，要想对这个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的宗教做宏观性的了解，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是最好不过了。佛教发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在因缘的变化流转中，有部派佛教的分裂、大乘佛教的开展，有与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结合后所呈现出的特色。这不仅只是一个宗教的发展过程，它真正的意义在於这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从丰富的客观史料着手，加上师父独特的文笔见地，这是一套结合了历史、哲学、宗教与文学的好书。全书以社会环境与时代变迁为背景，以教团活动及教理思想做经纬，不但有佛教徒必须具备的智识，也适合社会各阶层人士研究阅读，不论是任何背景的读者，相信都将有满意会心的收获。
文献法比较研究法综合归纳法等等加油哦，我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
敦煌的藏经洞里一定是藏了历史的文献这都很珍贵的
敦煌的藏经洞里藏着各个朝代的文献以及经书，被很好的收藏着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