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家的编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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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与作者、编辑与读者的关系，是经常影响编辑工作进程的重要因素。能不能正确地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关系到编辑工作的成果和质量。一、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作者是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精神生产第一线上的劳动者。没有作者不断提供各种作品，编辑劳动就会成为“无米之炊”。一个出版单位能够提供多少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所提供的作品。因此，作者劳动是编辑劳动的前提，编辑是离不开作者的，必须认真依靠作者。当然，作者也离不开编辑。作者个人劳动的产品要经过编辑的劳动，才能变成社会产品；没有编辑劳动的投入，作者的劳动产品就只是个人的精神成果，无法通过社会传播实现其社会价值。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是出版工作者和著译者共同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们是中国编辑》一文说：“我们是作者的知音。了解作者才能帮助作者，懂得作品才能加工作品。作者是作品的创作者，我们是作品的组织者、发现者、加工者。在把优秀作品转化为优秀出版物的过程中，我们是作者最亲密、最忠实的伙伴。”[刘呆．我们是中国编辑．中国编辑，2002(1)]这实际上是对“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具体解释。我国老一辈的许多编辑家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要通过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建立。作者撰写稿件，是为了读者的需要；编辑向作者组织稿件并把稿件制作成出版物传播，也是为了读者的需要。双方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为了这一个共同目标而互助合作。编辑与作者在合作过程中常常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相异的主张，产生某些分歧或矛盾。譬如，对作品的看法或评价不同，相互的工作风格、交际方式不相适应，等等。如果双方都能从“一切为了读者”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就有坚实的基础，就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互助合作也容易通过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为了维护编辑与作者之间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编辑要牢固树立作者观念，尊重作者的人格、学术观点和创作风格；向作者全面地介绍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善于以读者代表的身份向作者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努力与作者一起建立“一切为了读者”的共同目标；尊重作者的劳动，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严格按质量标准取舍稿件，对各种作者一视同仁；经常向作者学习，热情为作者服务；与作者产生分歧时，要及时交换意见，平等协商讨论，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二、编辑与读者的关系读者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者，是作者和编辑的劳动价值的实现者。没有读者的需要和接受，作者与编辑的劳动就没有服务的目标和创新的动力，不可能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为读者服务，实际上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中国编辑》一文说：“我们是读者的知己。想读者之所想，急读者之所急。读者的正当需求是对我们的无声命令。满足读者的正当需求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读者的正当需求竭诚服务，是我们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这段话生动地阐述了编辑与读者之间应有的关系。编辑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以满足读者的正当需求为基础的。因而，编辑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是：一方面要了解读者、适应读者，一切从读者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又要引导读者、提高读者。为读者服务的重要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损害读者的利益。读者总是希望用比较低廉的价格买到比较优秀的出版物。如果编辑能够本着热诚为读者服务的方针不断为读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出版物，读者与编辑的关系自然就比较和谐、协调；如果编辑一味追求高额利润而不顾及读者的购买能力，甚至把质劣价高的出版物推向读者，就会使读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如果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而把含有精神毒素的出版物塞给读者，更是对读者的坑害。读者一旦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少买或不买出版物。有的出版单位产品积压、经营困难，甚至难以生存，常常是这一原因造成的。可见，损害读者利益的行为最终也会损害出版者的利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编辑只有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摆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位置，才能正确处理与读者的关系。把“为读者服务”作为编辑工作的根本宗旨，并非意味着消极地迎合读者的各种需求。编辑应该本着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原则，对读者需求作具体分析，自觉抵制某些读者追求低级趣味的不健康需求，即使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指责也决不放弃原则。因为这关系到读者身心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进步。编辑必须始终坚持既为读者服务、又对读者负责的原则，把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读物提供给读者，而不去迎合某些读者不健康的需求。三、编辑是沟通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桥梁作者与读者之间难免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矛盾。因为作者多是分散的个体，他们进行写作常常是按照自己的特长、爱好来介绍和阐述个人的认识成果，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很难完全了解并切合读者的需要。读者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层次，又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更不可能统一地向作者提出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因此，不断地从各方面调节作者与读者的矛盾，对编辑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或者说，编辑就是沟通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桥梁、中介。矛盾关系中的中介总是处于矛盾双方的中间，经常与矛盾双方有着双向互动的联系，而本身却并不是任何一方的派生物。所以，它有可能避免两极的某些局限，吸收两极的许多长处，从而形成自己的某种优势。编辑就是这样，既离不开作者和读者，又有与他们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从而形成了比作者更了解读者需求、比读者更熟悉作者特点的职业优势。为了充分地发挥桥梁、中介作用，编辑要不断了解和研究读者需求，并据此策划优秀的选题；同时也要不断向作者介绍读者的需求，向作者组织读者迫切需要的作品，并为作者出谋划策，协助作者创作出既能满足读者需求，又能引导、提高读者的作品。

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白羊山蜿蜒百里，是团风县回龙山镇最大的山脉。1916年，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就诞生在山脚下这个宁静的小湾子———枣树店。12月的山风透着寒意。看着满山起伏的苍茫松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兆阳的一句诗：“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不过，少年秦兆阳在白羊山的怀抱中勤奋读书时，大概也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竟会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湾子里有一个小池塘，牛儿在塘边悠闲地吃着草。我向70多岁的张春华打听秦兆阳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阳的侄媳。张春华指着临塘的两层楼房告诉我，秦兆阳当年的故居就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他们只好拆掉，盖起了现在的楼房。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汉口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州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来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张春华至今还记得，那年秦兆阳进村时坐的是两轮推车。对于秦兆阳的生平事迹，张春华是知道一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谈起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来，自家并没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里过的日子还有些穷，年过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着剃头担子穿街走巷，儿子则在家种田。张春华说：“大文学家又咋了，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