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的编辑家案例

经纪人。经理人杂志一本为CEO及准CEO阶层提供商业思想和解决方案的高端杂志。《经理人》提供全球领先的商业思想，提供对商业实践行之有效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思维；针对CEO及准CEO阶层在经营管理中遭遇的困惑、难题、挑战，提供包括战略、理念、策略、路径、方法、工具等系统的解决方案。强大的编辑队伍，以独特的“问题+答案”的编辑原则，提供高价值的本土原创产品，挖掘新闻、事件、案例、人物背后的商业思想、规律、新知，特别注重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并独创“最具创新力公司排行”、“表现最佳企业家排行”。“表现最差企业家研究”、“中国EMBA排行”、“CEO痛苦榜”、“经理人薪酬大调查”、“高层经理健康指数”等品牌产品。2009年独创性的每期邀请中外卓越企业家/CEO，担任“客座总编辑”，共同策划高峰对话，解决中国CEO面临的“普遍、棘手和典型”难题。

推出新人新作。“有远见的编辑和文艺部门的领导者，他们的目光决不会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位名家，他们高瞻远瞩的眼光更多地注视着蓬勃成长的、有一定潜力的青年一代，给文学青年以更多的信任、关怀、扶植、帮助，他们这样做是有战略意义的。”在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期间，公开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他也是这一口号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的努力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颗颗耀眼的明星。路遥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先后投寄给当时几乎所有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后投寄给《当代》。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了《当代》主编秦兆阳的长信，对稿件给予热情肯定。在秦兆阳指导下，路遥对这篇小说进行修改，并最终发表，并在秦的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由秦兆阳发现、培养的当代作家，经秦兆阳之手发表的优秀作品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审慎修改稿件。编辑作为一个“把关人”，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对作者的稿件进行加工和修改，秦兆阳对稿件加工修改的仔细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是一般编辑难以比拟的，而且他始终把尊重作者权益放在第一位。他修改稿子，往往愿意花费时间与作者当面交谈，具体指导，实在不能面谈，或者是外地作者来信询问什么事情，他常常亲自复信。在叶文玲所写的悼念秦老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再过十年八年乃至瞑目谢世，我都忘不了兆阳老师您在《心香》稿末的批注，忘不了您让朱盛昌同志殷殷转告的修改意见，就是您倾心注血的扶掖，《心香》终于问世，并且得到了文学界的嘉许。”他20世纪50年代编《人民文学》时，若干篇稿子实际上是改出来的，否则是不够发表水平的。对中篇小说《代价》的修改和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老编辑家尊重作者著作权益的谦虚与高贵品格。《代价》发稿之后，秦兆阳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详细说明哪些地方他做了改动，还说明由于发稿时间匆促，改动时来不及预先和作者商量，表示歉意，他说，如果作者对改动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到出版单行本时还可以按作者的意见改过来。在《代价》单行本三校已完毕，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即将付印之时，陈国凯赴京参加文学讲习所学习，秦兆阳又热情地约请他到家里谈《代价》的进一步修改问题，该不该再作较大幅度的修改？陈国凯颇有顾虑。秦兆阳坚决主张修改，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位老编辑家的风范和气派。 白羊山蜿蜒百里，是团风县回龙山镇最大的山脉。1916年，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就诞生在山脚下这个宁静的小湾子———枣树店。12月的山风透着寒意。看着满山起伏的苍茫松涛，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兆阳的一句诗：“参天树为什么要深深扎根，是为了繁茂它绿色的生命。”不过，少年秦兆阳在白羊山的怀抱中勤奋读书时，大概也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竟会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湾子里有一个小池塘，牛儿在塘边悠闲地吃着草。我向70多岁的张春华打听秦兆阳的故居，可巧她正是秦兆阳的侄媳。张春华指着临塘的两层楼房告诉我，秦兆阳当年的故居就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房子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他们只好拆掉，盖起了现在的楼房。秦兆阳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12岁时到汉口求学，1934年考入湖北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州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1938年，青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几十年，秦兆阳曾有几次来湖北，1985年他思乡情切，带病来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并感慨赋诗：“四十余年风月，八千里路云烟。归来双鬓皤然，今夕故乡大变。”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在1954年回过一次枣树店。张春华至今还记得，那年秦兆阳进村时坐的是两轮推车。对于秦兆阳的生平事迹，张春华是知道一些的，老伴秦波成常向她谈起这位叔叔。然而在她看来，自家并没有沾上多少名人的光：家里过的日子还有些穷，年过古稀的老伴仍每天挑着剃头担子穿街走巷，儿子则在家种田。张春华说：“大文学家又咋了，可没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78年的生命中，却留下了太多值得后人评说的东西。———秦兆阳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女儿的信》、《洁白的风帆》、《回首当年》、《在田野上，前进！》、《大地》等大量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以及《论概念化公式化》、《文学探路集》等论文集，诗歌、散文创作也颇有成就。———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和他帮助修改、发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一事，成为他被打为“大右派”的两大罪状。秦兆阳因而在文坛消失了长达22年。———1979年，秦兆阳“右派”改正后，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次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他列举“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揭露“文革”的罪过和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希求、时代的需要。多年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黄冈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