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论文成果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20项，社会应用课题18项，其中，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课题《住房金融风险防范机制》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一等奖，《上海发展个人消费信贷研究》获二等奖，出版专著《不动产金融论》 、《中国住房金融资金筹集机制研究》等三部。主编《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营销》等教材六本， 其中《房地产经济学》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王洪卫：三次采油领域的第二帅哥出生日期：19750101毕业院校：大庆石油学院所学专业：矿场地球物理测井从事专业：三次采油职务：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试验大队副大队长参加工作14年来，王洪卫始终把科技兴油作为不变的理想，把大部分时间和心血都花在油田开发的科研实践中，在开发方案设计、方案跟踪调整和三次采油技术攻关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技术成果，完成国家级项目2项，集团公司、油田公司项目20余项，发表国际SPE论文1篇，国家级论文2篇。其中，国家级课题《大庆油田开发关键技术研究》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大庆油田“二三结合”水驱控水挖潜技术》获集团公司技术创新特等奖。这些科研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开发方案编制及跟踪调整过程，为大庆油田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王洪卫先后被授予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和“杰出员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

大庆重组改制几年效果究竟怎样？一直为外界广泛关注的资源问题落实了吗？有着光荣传统的铁人精神还在延续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报组织报道组奔赴大庆，对大庆地区的石油、石化和炼化企业进行了系统采访和调研，力求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用跳跃性的笔法，对大庆地区重组改制以来的成果以及今后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全方位扫描，对大庆的发展、未来以及所面临的机遇和困难进行深入思考。 本系列报道分为8个部分：分别从大庆的历史贡献、整体协调发展、时代赋予重任、油气并举战略、外部市场开拓、铁人精神弘扬、百年油田创建以及机遇期内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报道。 历史选择了大庆，大庆没有愧对历史。审视大庆油田45年所走过的辉煌历程，人们不禁要问：大庆到底给历史贡献了什么？大庆到底为现实书写了什么？大庆将给未来留下什么？ 在前不久《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名中，中国石油集团位居第52位。从中国石油集团内部来看，大庆油田是支撑起中国“石油大厦”的顶梁柱。大庆油田的现实奉献，大庆油田的历史功绩，也将伴随中国石油的发展进程，载入世界石油的史册。 大庆油田是中国的“聚宝盆”。自1959年发现以来，大庆油田共发现油田25个、气田10个，累计生产原油17亿多吨。如果把这些原油用60吨的油罐车装满，连接起来可绕赤道近10圈。 一位老大庆人说，读懂大庆的历史不容易，因为它深邃、丰厚、博大。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政治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才能诠释它。大庆的历史是一部物质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精神文明的历史。 时光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悄然崛起的国民经济期盼石油。但摆在国人面前的石油基础是如此薄弱：建国初期，全国只有玉门老君庙等3个小油田以及四川圣灯山、石油沟2个小气田。“中国贫油”似乎已成定论，偌大的国土真就没有石油吗？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石油勘探重点由西部向东部的大转移”的战略决策，松辽盆地成为重点“突出方向”。以李四光为代表的石油地质工作者，以全新的理论引导千军万马，进军松辽。1959年9月26日，松基3井的突破，宣告大庆油田的发现。随后进行的大庆石油会战，则彻底改变了中国石油“贫困”的局面。 《亚洲财经》杂志上曾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石油自给自足这个功劳，主要归功于王进喜。他正是毛主席派到北大荒找石油的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那个时代伟大精神的缩影。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王、马、段、薛、朱“五面红旗”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大庆精神大庆人。大庆给我们的历史贡献就是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内涵。 经历了劫难的人们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大庆油田发现后的十几年间，一批新油田相继投入开发，中国石油产量跃居世界第八位。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此前的两年，大庆油田就开始进入年稳产5000万吨的历史。 这一稳，就整整稳了27年！ 大庆油田从1976年到2003年稳产5000万吨以上27年间，正是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步入正轨，国家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石油工业的地位愈显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大庆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业，被历史推到了前台。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在随后的5年间，国际石油政治风云突变，时时刻刻考验着中国石油。党中央适时提出，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独立法人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石油大家庭。 在这个脱胎换骨的重组改制大潮中，生存在松辽盆地的“一奶同胞”分开分立，大庆石油管理局、大庆油田公司分开运行。大庆油田面临新的考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的机遇也是新的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大庆局、大庆油田公司与时俱进，探索持续有效发展之路，谋求建设“百年油田”之道。重组改制至今，大庆局实行“三改一调整”，拓展外部市场。目前大庆局外部市场收入已占总销售收入的1/4以上，并发展接续产业，实现了平稳过渡，打牢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大庆油田公司全面实施“持续有效发展，创建百年油田”发展战略，主营业务发展势头强劲，2003年成为中国第一纳税大户。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地区石化产业在松辽盆地壮大起来。 “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一位老石油人无比骄傲地说。45年来，大庆油田共取得各类科研成果600余项，其中“三低”油藏滚动勘探、三次采油技术发展和运用、聚合物驱等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有些还是世界绝对领先。如水平井技术的突破，使得大庆的钻头现在能沿薄至7米的油层前进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伴随着大庆油田的发展，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也在发展。胡锦涛同志曾经说过，大庆不仅为国家生产了十几亿吨原油，还为国家造就了一支英雄的工人阶级队伍，培养输送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科技骨干。 大庆用石油支撑了共和国经济大厦，其前进的动力就是大庆精神。以新时期“铁人”王启民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牢记“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王启民说，“铁人”精神是不朽的。理解大庆精神，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中，“铁人”精神也要不断创新发展。 大庆的历史是大庆人写的，大庆的历史是中国石油人写的。在国际油价风起云涌中，在油田科学调产的战略选择中，在重化工格局的建设过程中，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实施中，大庆油田更感到历史的重任。 让历史告诉未来。

20世纪初，一些外国地质学家来到中国陕北延长：美孚公司的富勒（MLFuller）和克拉普（FGClapp）在延长钻探失败后，便认定那里不能聚集成油藏。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回去后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发表在《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报》上。其文章归纳了三个原因大意是：中国的中、新生代缺乏海相沉积；古生界又不是含油类型；除西藏、西北某些地区外，各时代地层都遭受了较强的褶皱、断裂以及火成岩的侵入。于是他断言：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不会有大量的石油。”从此，这篇无视中国地质实际的论文就变成“中国贫油论”，像瘟疫一样向世界流传开来。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在《燃料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1932～1935年间，潘仲祥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就先后到过陕北延长地区和四川巴县等进行石油调查，多次见到油气苗、油页岩和采集到丰富的植物化石标本，经他确认这些地层是属于晚三叠纪和侏罗纪，都是陆相地层。1940年夏，潘仲祥去美国留学，先后在堪萨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学石油地质。当时许多教科书上写的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都是说海相才能生油，陆相不能生油。潘仲祥回想他在国内时勘查过的几个油田，四川自流井层石油，陕北三叠统及侏罗系石油，都是在陆相地层中，而且又不可能是从下面海相地层中运移上来的。于是，他就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一期上，发表题为《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地层的陆相生油》的论文，大胆地提出了陆相生油说，向传统的唯海相生油说进行挑战。他回国后，看到中国西部很多中生代和新生代油田都是陆相油田，于是又写了《中国西北部陆相生油问题》，对“陆相生油说”作进一步的阐述。1940年，黄汲清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于次年和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波等率地质队去新疆进行石油资源地质考察，曾先后调查了北疆乌苏独山子油田、南疆库车铜厂油田、温宿塔克拉克油田等。于1943年，黄汲清写出《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并于1947年地质调查所第21号《地质专报》发表。报告中提出了“多期多层含油论”（后来演变成多旋回成矿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生油层，竭力主张陆相侏罗纪地层，是新疆的重要生油层之一。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王仰之同志，对我国早期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陆相生油说”，作过客观而公证的评论。他说：“从时间上说，潘钟祥是在1941年，黄汲清是在1943年；而提出这一学说的地点，黄汲清是在中国，潘仲祥则是在美国，而且处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在发表这一学说之前，据说两位学者彼此并没有联系，更谈不上研究讨论和互相影响。只是由于中国陆相油田几乎到处都有，他们在进行地质调查时，都曾多次地接触过，才使他们几乎在同时产生了同一的认识，因此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陆相生油说”。黄汲清在晚年时又提起此事，那是1977年7月18日，国家地质总局在北京召开“找大庆”座谈会，张同钰副局长主持，塞风同志和黄汲清、潘仲祥、孙殿卿、关士聪等领导和老地质学家应邀参加，吕华同志和我对座谈会都作了详细记录。黄汲清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大庆油田的发现。他说：“旧中国从光绪末年到国民党撤出大陆几十年时间里，请来了日本技师在延长打钻；美国学者来中国说：中国的石油地质储量只有几百万吨，而中国的地质工作者的才志却得不到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来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这真是奇迹。虽然过去日本人也在东北打过钻，但始终没有找到油。我衷心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我们建立起来的陆相生油论，大庆油田的发现就得到证实。”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建立，还得追朔到潘仲祥以前。我国老一辈的许多著名地质学家，如严爽、孙健初、翁文灏、谢家荣和张人鉴等，他们先后都到玉门一带进行地质调查，观察到的陆相地层常见含油。其工作实践和成果积累，为陆相生油说打下了基础。玉门油田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陆相油田之一。从陆相生油说到理论的形成，是经过石油工业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地质、石油院校以及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通过反复实践和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以大庆油田的发现才奠定了陆相生油理论基础。大庆油田的发现和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建立，是中国油气勘查史上的伟大创举和里程碑，这在世界石油勘探史上也是罕见的，无疑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根据李四光的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理论，松辽与华北盆地同处在第二沉降带上，大庆油田的发现，对正在开展的华北油气勘探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