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历史论文2000字数是多少

1．《新安理学》（独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2．《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独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3．《中国十大商帮》（合著），黄山书社1993年版4．《徽商研究》（合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中国理学大辞典》（合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安徽百科全书》（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徽商与经营文化》（第一作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8．《中国文化史》（合著），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9．《当代社会科学大词典》（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0．《安徽文化史》（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1．《中国历史大事典》（合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中国文化史纲》（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3．《以德治国——历代先贤启示录》（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4．《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合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5．《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6．《历史教学论》（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寄园寄所寄》校注（第一作者），黄山书社2008年版18．《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 《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3期《宋元明清时期的新安理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论明季黔案》，《学术界》1993年第3期 《从控制论看明代的通货膨胀》，《社会科学家》1986年第1期 《论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转变》，《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明初“工部造钞屡不就”考》，《安徽金融研究》1989年第2期 《南宋新安理学略论》，《徽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宋元之交与元代的新安理学》，《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论多尔衮—多铎联盟与顺治初年的政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期 《论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朱升与郑玉》，《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2期 《论程大昌的理学思想》，《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玩世自放的才子祝允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 《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货殖》（中国商业史学会主办）第2辑（1996年） 《新安理学源流考》，《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夏之卷 《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历史档案》1997年1期 《唐寅与“己末科场案”》，《江南晚报》1997年11月5日 《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的衰落》，《江海学刊》1998年6期 《论新安理学家赵汸的春秋学说》，《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4期 《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转变》，《学术百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郑玉调和朱陆》，《学术百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论新安理学家赵汸》，《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 《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2期 《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安徽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论新安理学家赵汸的春秋学说》，《’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赀产清簿剖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读本中国古代文化简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国内徽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黄山高专学报》2002年第2期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安徽史学》2003年5期 《张海鹏与安徽地方文化史研究》，《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 《明人程敏政<道一编>评议》，《古籍研究》2003年第4期 《略论明清徽商的经营理念》，《孔孟月刊》（台）42卷5期 《南宋徽州人文环境的变迁与新安理学的形成》，《江淮论坛》2003年第5期 《近十年大陆明史研究述评》，《中国史学》（日本）第13辑（2003年） 《近十年明史研究述评》，《明史研究》2003年8辑（2003年） 《试论新安理学长盛之因》，《孔孟月刊》（台）42卷11期 《试论朱熹在徽州的理学教育活动及其影响》，《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2004年第3期《徽州学术文化理念的历史变迁》，《安徽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刍议》，《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评<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史学》2006年第5期《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播及其特点》，《安徽师大学报》2006年第6期61．《晚清在华传教士与英汉科技词典编撰》（第二作者），《辞书研究》2007年第4期62．《<道一编>序》，《道一编闲辟录》，安徽人民出版社3007年7月版63．《试论徽州学术文化区形成的地理基础》，《历史地理》2007年辑，上海人民出版社64．《试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区的区域表征》，《区域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65．《从<坤舆万国全图>看利玛窦西学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策略》（第二作者），《安徽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66．《徽文化与民族素质提高》，《徽文化新论》，黄山书社2007年10月版《明代归有光<三吴水利录>述评》，《安徽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选择、顺应、翻译——从语言顺应论角度看利玛窦西学译著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第二作者），《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东莞黄旗山公园： 东莞黄旗山公园位于东莞大道和东城中路交汇处，占地面积243公顷，园内有黄旗山顶灯笼、黄旗古庙等景点古迹，及新建旗峰公园广场、门楼、旗峰湖景点、餐厅等设施。 东莞黄旗山又名祖山、主山、镇山、文笔峰、朝山。唐以前，曾是岭南第一名山。唐一后，一直是东莞人民春游、踏青、登高的圣地。明以后为东莞八景之一。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家玉九岁凳黄旗山顶，誓作第一流人，并一自己的生命实现这一诺言，鼓励东莞人民上进、奋发、图强，为国争光，走向时代的前列。 宋代以后，黄旗山修筑了廉泉、廉泉亭、廉泉亭寺、泉亭庵、廉泉亭水成了"神仙水"。民间传说，人民喝一口廉泉水会保持廉洁。人们游黄旗山后，都爱汲一壶泉水回家，与家人分享，以求共同富裕。同时，提倡廉洁奉公，提倡保护廉泉、发扬饮廉泉水、追求全家廉洁的好风俗。 观音庙、寺、遍及全国各地，但从宋代创建、重修、保存至今的却不多，黄旗观音古庙实属凤毛粼角值得东莞人民珍惜、保护。 黄旗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亦是历代农民起义军进攻东莞城区的根据地。东江纵队游击队，也是先在唤起山设立据点。然后进军、解放东莞县城，使东莞县城免遭土匪的洗劫。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北接广州，南连深圳，毗邻香港。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东莞有港澳台同胞70多万，海外侨胞20多万，是广东著名的侨乡。1985年撤县建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 东莞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果之乡”。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国民经济保持年平均增长20%以上，2004年综合经济实力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12位、地级市第1位，并先后荣获十大“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和十大“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等称号。 东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鸦片战争古战场以及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是东莞最著名的旅游景区。近年来，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快使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增添了无限魅力。2004年由市民评出的“东莞新八景”和“东莞文物八景”集中展现了东莞悠久的历史和恢宏的现代气派，成为中外游客和市民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而绿色世界、同沙生态旅游区、黄旗山城市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等一大批生态旅游区的陆续建成又使东莞这座生态绿城更充满了生机，集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大型主题购物公园华南MALL和将于2005年底建成开放的岭南风格的古典园林——粤晖园为东莞旅游更添吸引力。 东莞经济发达，交通便捷，长年商务繁忙，会展不断。酒店业发展迅猛，全市现有星级酒店88家，其中五星级13家、四星级22家、三星级28家。商务会展、休闲度假和购物娱乐是东莞旅游的三大产品，东莞的城市休闲产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正在逐步发展。 目前，东莞正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向着现代制造业名城、生态绿城和文化新城的目标迈进。

安徽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淮河文化、庐州文化、皖江bai文化、徽文化四大文化圈。 安徽与江苏、上海、浙江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安徽的历史沿革夏商周安徽分属不同的部落（扬越、百濮）和诸侯国。西周出现了吴国、六国、舒国3个诸侯国。东周出现了越国、楚国、吴国、萧国、桐国5个诸侯国。春秋期间（前770年－476年），分属宋国、楚国、蔡国、徐国。秦代实行郡县制，境内长江以南属会稽郡、九江郡，以北分属泗水郡、砀郡、陈郡。秦末至楚汉相争期间，增置鄣郡、衡山郡、庐江郡，并为九江、西楚、衡山等诸侯国分领。西汉，安徽先后分属为淮南国、庐江国、衡山国、六安国、荆国、淮阳国、梁国。东汉，省境长江以南属扬州，以北属徐州、豫州。三国鼎立期间，分属孙吴、曹魏二国。东晋时期，淮北地区分属“五胡十六国”中的刘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等国，常守旧制，仍为徐、豫（含东豫）2个州分领。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均先后收复过淮北地区，领有江南地区，并长期以江淮地区为南北纷争的战场。陈朝后期则以长江为限，江淮及以北地区分属北齐、北周。南朝后期，安徽长江以北先后分属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隋统一中国后，境内分置庐江、谯郡、汝阴、淮南、钟离、戈阳、同安、宣城、新安、历阳。唐分中国为十道，安徽分属河南道、淮南道、江南东道。五代十国时期，淮北地区先后分属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南方（含江淮、江南地区）先后分属吴国和南唐国。宋元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分属江南东路、京西北路、京东西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5个路。宋室南渡，宋金对峙，金人据有淮北，南宋据有淮南、江南。元代实行行省制，安徽先后分属江浙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江淮行省。明朝，属南直隶，安徽分属庐州府（合肥）、凤阳府、安庆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徽州府、徐州府、滁州府、和州府、广德府。凤阳府为明朝的陪都明中都。清初灭南明，废南京，以南京原辖区域改设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省为江苏（含上海）、安徽二省，安徽省（巡抚衙门驻安庆）辖庐州府（今合肥）、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凤阳府、徐州府、广德府、和州府、滁州府。这是安徽建省之始，取安庆、徽州二府的首字而得名，简称“皖”。太平天国在安徽境内占领区建政是采取省、郡（州）、县三级管理体制，改清代的府为郡。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