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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葱吵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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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五言诗的发展成为诗坛的主流。在正始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应推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籍有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抒写一生的志向、感触,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写夜中不寐,独自弹琴的情境。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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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家藏书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2、《明清藏书家印鉴平议》,《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6期;3、《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4、《阮元与编刻书籍》,《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5、《阮元与诂经精舍》,《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6、《敦煌学书林新结硕果》,《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7、《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8、《发掘与开拓》,《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9、《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10、《中国古籍索引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11、《古籍分类中增设“方志部”的探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12、《古籍丛书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13、《阮元与学海堂》,《文史》第41辑(1996年4月);14、《试述古汉语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15、《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16、《〈古逸丛书〉与中日汉籍交流》,《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0卷第3期(1996年12月);17、《关于古籍索引工作的若干思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18、《〈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19、《中国古籍丛书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20、《古籍丛书所蕴涵的中日典籍交流》,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21、《阮元与〈十三经注疏〉》,《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22、《浅谈清代档案的价值》,《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23、《〈皇清经解〉辑刻始末暨得失评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24、《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25、《略论〈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文教资料》1997年第6期;26、《论〈经籍籑诂〉的编纂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27、《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文献》1998年第1期;28、《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文献》1998年第2期;29、《〈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30、《〈宛委别藏〉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31、《中日典籍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32、《日本的汉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2卷第3期(1998年12月);33、《试论阮元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34、《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35、《由训诂以明义理——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三》,载《’98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6、《试论阮元在金石文字学领域的成就》,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7、《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38、《关于图书馆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思考》,载《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9、《杭州诂经精舍教学效应》,《杭州研究》2000年第2期;40、《对〈四库全书〉厥功至伟的清代华籍韩人金简》,《故宫文物月刊》(台湾)2001年第5期;41、《阮元与〈皇清经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42、《关于〈支那学入门书略解〉》(日文),《日本国立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纪要》(2001年12月);43、《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44、《长泽规矩也与和刻本丛书》,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45、《〈经籍籑诂〉与汉语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46、《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文献》2003年第4期;47、《〈经籍籑诂〉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8、《类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49、《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述》,《中国索引》2004年第1期;50、《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扬州史志》2004年第3期;51、《章学诚与索引学》,《书目季刊》(台湾)第38卷第3期(2004年12月);52、《评王章涛〈阮元年谱〉》,《书品》2004年第6期;53、《〈经籍籑诂〉对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助益与启示》,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3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4、《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兴盛与私家藏书发达之关系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55、《试论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文献》2005年第2期;56、《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57、《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58、《长泽规矩也〈支那学人门书略解〉之得失》,《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9期;59、《阮元与朝鲜学人交往考略》,载《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学苑出版社,2005年;60、《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61、《中日学术交流与古汉语文字学研究》,《东北亚学刊》2005年第4期;62、《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文献》2006年第2期;63、《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64、《俞樾与中日韩文化交流》,《韩国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2月)65、《20世纪上半叶“四库学”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第25卷第2期(2006年6月);66、《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兼论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东华汉学》(台湾)第4期(2006年9月);67、《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68、《经世致用与宏博会通——钱穆治学精神之精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日藏汉籍珍本的调查与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4期;70、《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71、《阮元与朝鲜学者金正喜之交往》,《扬州史志》2006年第2期;72、《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载《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73、《俞樾对中日文化交流之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4、《从〈揅经室集〉看阮元的治学方法——以训诂学为中心》,载《汉语史学报》(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75、《关于古文献学的十大思考》,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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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这个人我觉得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里介绍的最好,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以下为百科资料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籍尝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世志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人善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玄远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讥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竦计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参考资料: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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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都有评传,电子版的网上都找得到的。入门的话,鲁讯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也写得相当精彩,也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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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210-263),魏晋交替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嗣宗,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在这些记录诗人政治感慨的诗中,阮籍用隐约曲折的形式表现了寓藏于内心的、无由发泄的痛苦与愤懑,情绪往往愤激,辞旨往往隐晦。其中,《咏怀诗》(其一)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作为阮籍全部“咏怀诗”的序曲,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写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不能平静的苦闷心情。那么,作者何来这种苦闷的心情呢?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政治异常黑暗险恶。司马氏全面夺取了曹魏政权后,为巩固统治,肆行杀戮,铲除异己,与曹魏宗室及其它司马氏的敌对力量有牵连的社会名流很难有幸免。例如,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所以,“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残酷的屠杀与迫害,造成了魏晋文士对自身前途、社会命运的迷茫和恐怖,他们的生存和心灵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一苦衷含蓄的流露。本篇作为其中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给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夜深人静,诗的主人公起而弹琴。无疑,这深夜象征着昏乱的社会。诗人多才多艺,善弹琴瑟,好酒会啸。而鸣响的琴音,又寄托着诗人什么样的思绪呢?还有那窗外的明月,徐徐的清风,难道不是诗人内心一片希望的所在吗? 接着,诗人的注意力由近及远,听到了孤鸿的鸣叫,看到了月光下鸟的飞翔。诗人此时除了忧愁、苦闷和彷徨,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如果把“孤鸿”比作魏王,“翔鸟”当指司马氏;如果把“孤鸿”比作诗人自己,“翔鸟”当为司马氏的爪牙。不管如何比喻,处于昏暗的社会之中,自己如何是好?作者似乎苦无知心可言,因而便有“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感叹。透过诗人“徘徊”的身影,我们不是似乎可以看到魏晋易代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苦闷、焦虑、孤独的灵魂在天地之间“徘徊”吗? 其实,阮籍年轻时曾胸怀儒家的济世之志。诗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志气豪放。阮籍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他经受了建安时代的积极精神的洗礼,因而“本有济世志”(《晋书》卷四九本传)反映在作品中的,是一股渴望为国建功立业、气吞山河的豪情。在《咏怀诗》(其三十九)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壮士驱车远行、受命自忘、义无反顾的精神:“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这些,正是阮籍青年时期不甘寂寞、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慷慨磊落的情怀的倾情表白。 但是,由于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早期的济世志向渐趋破灭。阮籍的父亲阮瑀是隶属于曹家的文人小集团“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幕中任亲随吏员多年,是曹家的门生故吏,并深得曹氏父子的赏识。因此,阮籍在感情上是偏向曹魏政权的。他对司马氏的阴谋弄权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在道家思想中寻求精神依托,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超然态度,躲避矛盾,不问世事。或者闭门读书,或者观山玩水,或者借酒佯狂,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与一些文人相继陷入权术的罗网而丧命相对照,阮籍则以谈玄纵酒、佯狂放荡等方式来寻求生存之道。《世说新语》中记载着他的许多轶事,例如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传说,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联亲时,阮籍由于很难明拒,曾大醉达六十天之久,使司马昭无从进言而止,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阮籍是正始时期很多政治理想落潮的诗人的一个典型。在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之后,魏晋隐逸思想特别盛行,阮籍也与左思、陶渊明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阮籍等正始诗人本有较进步的政治思想,不满现实的腐朽。针对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他们以老庄的“自然”与之对抗。出于这种隐逸思想,虽然没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但追求逍遥、自我超脱难道不也是一种默默的抗争? 虽然也曾有过痛苦地徘徊、消沉,虽然也曾有过对人生短暂的哀叹,然而阮籍等正始诗人并没有逃避社会现实,没有丧失生存的勇气,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一方面老庄思想浸润着他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们在隐逸生活中仍然守正不阿,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其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这些也使得其执着的生命在隐逸中具有令人敬仰的亮色。 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有时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曾长期混迹于司马氏的官场之中,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阮籍的出仕,是迫不得已的,他做了官也是虚于周旋。身在官场又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其消极的反抗更为艰难。阮籍如此才得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 究竟是什么使诗人忧愁伤心,夜不能寐?诗中并没有明说。但是,只要知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消灭异己,许多仁人志士受到牵连和迫害,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切地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在诗中采用“孤鸿”、“翔鸟”、“夜中”等比兴、寄托、象征手法,使诗中的形象含蓄而隽永;我们也可以理解,这首诗为什么会以景衬情,感物兴叹,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咏怀诗》在艺术上的魅力正在于此。诗人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象征手法,并加以玄学性的创造发展。阮籍《咏怀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或以求仙访道、香草美人作比喻,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用历史典籍、神话传说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这就形成了浑朴、洒脱、隐约曲折的风格,而且创造了黑暗政治下文学斗争别具一格的形式。 凶险的世态,使得诗人不得不在外表上装饰得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其实诗人的内心仍在强烈地执着于人生。他的诗那么隐而不显,闪烁其词,其中的矛盾和孤苦是欲写又不能写的。如此隐约曲折的风格,无疑有一种深沉苍凉、自然飘逸的美丽,因而赢得了后人如此的评价:“阮旨遥深”(刘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鲁迅)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开创了五古咏怀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成组的咏怀之作,都不难看出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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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看一下《隐姿梦咄》,是写嵇康、阮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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