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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签vi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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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然回首千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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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不过,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许多篇,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却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体味。  首先,《咏怀诗》中显然有一部分忧愤伤时之作。如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前人多以为此诗暗喻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正直之士难以自保的忧患,大约是不错的。此外,凭吊战国魏都遗址的第三十一首,诗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云云,表面是怀古,真意却在于讽今。  还有一些诗,表现了作者不甘碌碌无闻,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第三十九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学一样的慷慨激昂之气。只是这一类作品在《咏怀诗》中为数甚少。  《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  在这方面,同《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一样,《咏怀诗》中也反复发出诸如“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之类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不过,在《古诗十九首》中,追求现世的享乐,追求友谊和爱情,被当作解脱途径来歌咏;在建安诗歌中,追求不朽的功业,被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换言之,阮籍以前的诗歌,是把自然规律视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而阮籍则不同。他虽然也看到自然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生的压迫。  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至覆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样,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虚幻无价值。建功立业,确实是阮籍所向往的,但这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道路。“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遇与不遇,为命运的偶然所决定,生活在不幸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家庭、朋友之情诚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随时可以夺走它们,愈加唤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中虽多种写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但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作者并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长生,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还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因而是极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  我们应当注意到,阮籍虽然厌恶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是从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权的一边来反对他们。如果说司马氏夺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虚伪而卑劣的,那么过去曹丕登上皇帝宝座,还不是用了同样的手段?作为哲学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所以,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除了这一首外,还有好几首类似的诗篇。如第十七首,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效果十分强烈。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  阮籍是特定时代中的悲剧人物。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却并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确实,从未有人像他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沉闷、孤独、阴冷,但这并不纯然是消极的东西。它比前人的文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本质。而且,人们从《咏怀诗》中,同时也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执着的爱恋。它对生命的哀叹,也是对生命的歌颂。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此以前,诗歌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涵通常是比较单纯的,所表现的大多是具体的问题。阮籍则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入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在表现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索。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阮旨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咏怀诗》的感情也极为真诚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诗品》说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以组诗方式来抒发心理深层的情绪的形式,也为后人所重视。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从这一路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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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la198501

阮籍(210~263) 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生平阮籍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像南朝墓砖画 赋、文创作阮籍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近是。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第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响及作品流传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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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比特來來

由于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阮籍之诗大多隐晦曲折。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书法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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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风kiki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直写不寐弹琴之事,中间似有一段忧愁。幽独不寐原来在《诗经》中就是君子忧时忧世的表现,如《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但此诗全无一字明说忧愁为何,只是在明月清宵之中发散着一片忧愁的气氛。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月清风的明亮清爽,是中宵实景,正衬出诗人弹琴的高致。一片心境如明月的澄澈,又如清风的舒爽,寄托于夜半琴声之中,此中原无忧愁可以寻绎,但后面四句的徘徊忧思,却写出夜中不寐的根由,而使如此明亮的夜晚,如此高洁的琴声,都似弥漫着无穷的“忧思”。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由室中之景而移到户外,可看到听到外野北林之间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孤鸿、翔鸟的飞翔鸣叫,也许另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在明月清宵之中飞鸣,正隐隐提示夜里耸动的一种不安。诗人与飞鸟,都在这种不安之中徘徊而不寐。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人与鸟的中夜徘徊,最后只是拥有满怀忧思而已,意望中的事物既不可得见,而只是让忧思淹没自己,触痛心弦而已。这忧思是什么?作者没有具体明言,但整个明月清宵,中夜鸣琴的情境,都由此而似沉浸在一种忧愁里面,那种生命中的忧思,就在明月之中,在清风之中,随月照临,随风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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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味无穷aa

绝望的排遣——阮籍《咏怀》其一赏析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因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在“竹林七贤”中最具诗名。《咏怀》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并非一时所作,本诗是其中的第一首,写了一种欲排遣而不能的绝望。开头两句写半夜不能入眠,于是起来弹琴。“不能”即是说不是主观上不想眠,而是客观上不得眠,那么是因为什么以致于诗人夜深都不得眠呢?诗人没有回答,而是荡开笔墨写弹鸣琴。诗人的这种回避一是主观上的畏惧,面对司马氏残酷的政治清洗,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诗人想说而不敢说。《昭明文选》中李善注解阮籍《咏怀》组诗时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又多隐避。”其实不隐避不行啊,稽康不就是因《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激烈而罹谤遇杀身之祸吗?二是客观上的无法言说,藏得太深太久的情感在“夜中”突然涌出,诗人情难自禁,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来表情达意。如此,便只能用琴声来渲泄了。可想而知,这琴音里藏着诗人多深的感慨!“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目之所见,身之所感。明亮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射进来,月光本来是静的,但经过纱样的窗帘的折射,便有了动态的朦胧感。这里隐约朦胧的月光很像唐宋词中缥缈迷蒙的烟,极易唤醒心中的哀情,勾起人生变幻无常的伤感。又因是“夜中”之月,“夜吟应觉月光寒”,月光给人以寒意,清风吹来,这层寒意便随之加深加重。据鲁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考证,魏晋名士都“宽袍大袖”,如此看来,寒风极易透过衣襟直达肌肤,继尔全身,这种无处逃循的寒冷感,正是诗人身处乱世,孤零无所荫蔽,饱受惊惧侵袭的生动传达。“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写耳之所闻,目之所见。一只离群之雁在野外号叫,惊恐的鸟儿在林子里窜飞不停。从写景状物来看,孤鸿凄厉的号叫,鸟儿遇惊在月光下乱飞的影子,这一声动,一形动,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上衬托出了夜的死寂。从摹情表意来说,孤鸿乃失群之雁,是诗人自喻。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迅速崩化瓦解,诗人便似孤鸿,既是身之失群,更是心之失群,诗人的感慨无处诉说。而那在月光下如鬼魅般飞来飞去的鸟儿,更暗示如影随身的惊惧感让诗人难有一时一刻的安宁。可又偏偏身处夜之笼罩之下,夜自是喻指司马氏专权制造的恐怖氛围,在无边际的惊惧中,诗人的承受力已达极限,犹似惊弓之鸟。最后两句写诗人最终未能释去心中之事,而要徘徊,但在徘徊之后,依然找不到一点光明与温暖,终于绝望而“独伤心”。此情此境很容易让人想起古诗《明月何皎皎》:“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阮籍也曾“志意宏放”过的,少年时曾登上广武山(楚汉战争遗址)叹息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指项羽与刘邦)成名。”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但终因生不逢时,而无法一展抱负,甚至于不得不“终日履薄冰”式地战战兢兢度日,内心凄苦可想而知。史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表面上的佯狂,实质上是悲情郁结于胸而无法排遣的无可奈何的发泄。《诗品》评阮籍《咏怀》组诗时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其实这是诗人为避祸害而采取的曲折幽隐的表达方法。竟管读完全诗,我们也无法探寻出“夜中不能寐”的具体原因,但它集听觉、视觉及肤觉集中传达的欲排遣的孤独、惊惧和哀伤却感人至深。同时诗人欲说而又不说的巨大矛盾及痛苦也在诗中通过一系列动,“起坐”“明月”“清风”“翔鸟”及人的徘徊表现了出来,这些动正是诗人欲排遣而不能的焦躁、惊惧不安的外化。虽然一切的排遣最终以绝望而告终,但从诗人对梦魇式处境逃离的强烈欲望中,我们看到了深藏在绝望背后的对生活无比眷恋的目光。法国作家谬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这可以作为这首名诗最好的注释,正是因其眷恋之深沉,才有绝望之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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