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阮籍的论文

阮籍(210～263) 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生平阮籍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像南朝墓砖画 赋、文创作阮籍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近是。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第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响及作品流传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其三十二）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记。” （其三）“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其十二）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其五十三）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中，特别是春生秋死的蟋蟀、蟪蛄，成为诗人反复歌咏的对象（如其十四、其二十四、其七十一）。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如少年之忽成丑老（如其四、其五、其六十五），功名富贵之难保（如其十三、其五十三、其五十九），以女色事人之不可靠（如其二十、其二十七、其三十）。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咏怀诗》其一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此末尾两句可视为全部《咏怀诗》。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又如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仅为孤鸟、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诗人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　　《咏怀诗》其十九以佳人喻理想，写诗人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其八十命意亦相似，只是又多了一层生命短促之悲。其七十九写凤凰的悲剧，凤凰立身高洁，志向远大，但羽翼为秋风所伤，已无法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简直是阮籍的自况。《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阮籍的《咏怀诗》有不少篇章写游仙和隐居，有些则是仙隐结合。他在诗中常常赞美巢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阮籍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晋书》本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所以他在写愤懑与出世之情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自己的怀抱。如《咏怀诗》其三十一，批评曹魏政权荒淫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官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则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常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有的诗则抒发自己的壮志，如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阮籍诗的风格隐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写美人香草寓写怀抱。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但就诗歌精神而言，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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