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化论文

唐宋词的发展流程由小而大：由晚唐西蜀的艳情之作，而至李煜、冯延巳“士大夫之词”的堂庑渐开。是一大；柳永由小令而大量创作慢词，由抒情而叙事，由院落笙歌而市井、羁旅，是二大；苏轼以诗为词，开拓题材、提高意格、提升词境，融理趣而人，是三大；辛弃疾以文为词，驱遣古人、使事用典、敛雄心豪气而成温婉悲凉，是四大。伴随着这些由小而大的变化．亦有破体与遵体、越律与守律的纠缠。但唐宋词始终未曾背离美文与美听的原则。未离异其起始之时所奠定的“缘情”传统，未丢弃其“体物”之长。唐宋词一直为人所爱。词可以溯源于隋代，而发展繁荣于唐宋，其中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词的流派也在不断地更替，无论是花间词派、南唐词派、北宋前期的晏欧柳，还是婉约词宗秦观和北宋后期的大晟词人周邦彦、贺铸，以及南宋的李清照、辛弃疾等词人，在他们的词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出“愁”的滋味，或浅或深。唐宋词善于言愁，有友人爱侣间的离愁别恨；有深闺少女少妇的怀人的幽愁；有怀才不遇的寒士的叹贫嗟悲的哀愁；有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深愁。一部唐宋词史可以说是一条用“愁”与“悲”编织而成的关于人间悲苦之事的长卷。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标志着词学研究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兹后的30年间词学研究和词学批评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针对了唐宋词特别擅长表现“审悲心理”的“本源”问题作了一番研究，王国维说“李后主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又说晏殊、冯延巳词有“忧生”、“忧世”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些实际上就是针对唐宋词关于审悲的“本源”的一个触及。唐宋词人既从前代文学那里传承了原本就已经积淀了十分丰厚的忧患心理的精神负担，又“吸收了”本朝新释放出来的忧患心理的势能，于是便形成了唐宋词特别喜欢抒写“苦闷”与“伤感”的另一种内容特色。在建国后30年里，前15年由于过分注重词体外部规律的探讨，单纯以论诗论文的方式论词，专门的唐宋词学批评范畴与术语几乎没有增加，相反，原有的多被忽略了。后来随着词学批评走向多元化，产生了一些专门的唐宋词学批评范畴与术语，如杨海明的《唐宋词史》首次在词学批评中引进“忧患意识”，用以阐释唐宋词的感伤色彩，其他像“狭深文体”、“心绪文学”、“类型风格”、“多重人格”、“以悲为美”、“以艳为美”、“以柔为美”等术语都能恰如其分表达某些词学观念。纳兰性德说过：“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及忧患作。”（《饮水诗·填词》）这就揭示了“词”与“忧患（心理）”间的密切关系。20世纪80 年代的唐宋词研究表现出宏观的视野和鲜明的学术品格，现代化思潮的涌动导致了学术思想的变异，方法热、寻根热和文化热的潮汐，使唐宋词研究产生了多元的视角和多样化的方法，新老研究者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彰显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对唐宋词审美特别是审悲意识方面，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在质的方面，中青一辈的研究学者在吸收和继承老一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出现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的新的研究理论，如叶嘉莹的《迦陵论词丛稿》中作者把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词学理论进行了成功的对接，并用西方理论来观照中国传统词学理论，还有杨海明、邓乔彬、刘尊明、王兆鹏等新生代，取得许多超越前人的成果，尤其是“以悲为美”理论的提出，更是体现了“质”的飞跃；在量的方面，对于唐宋词审悲意识的研究者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也在不断地增加，老一辈如吴梅，她的《词学通论》、《霜崖词录》，还有吴梅的学生万云骏和唐圭璋，万云骏例如《伤春伤别是唐宋词的主旋律》，本文章追溯伤春伤别题旨的产生源头，《诗词曲欣赏论稿·总论》中以悲剧性的美这一古典诗词中的普遍问题进行评论，还有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词学论丛》；年轻一辈的如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史》、《论唐宋词所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乔力的《“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刘乃昌的《论李清照的文化性格及审美趣向》等等。尤其是先生他在《唐宋词史》针对唐宋词的感伤色彩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而在1987年发表的《论唐宋词所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一文中，他以一个唐宋词读者和研究者的角度来阐述他对唐宋词中“悲”的色彩的审视，他说这是一种“悲美的褶褶色彩”，杨海明将唐宋词这种词体比喻成为一种特异的“光谱分滤器”，只从特殊的角度吸收外界的光和色，而这种光和色便是以“悲”为主的两大词境：一类是悲伤，一类是悲愤。在他看来，整个唐宋词所抒写的“悲哀”内容又是复杂的。当代对唐宋词审悲意识的研究，出现了多方法、多角度、多侧面的态势，如有以流派的转变更替为切入口，进行对唐宋词审悲意识的探索；有从民族心理与时代大背景结合为角度而进行研究，有的是从唐宋词审悲意识的内涵进行发散式的研究等等。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研究风格，其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深度也在不断地推进。其中成果卓著的有许多，如邓乔彬从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和美学因子的溯源开始，探求词文学美感形态的特质和表现，揭示其悲剧性内美的存在状态及原型意味；如吴惠娟《唐宋词审美观照》，邓乔彬《唐宋词美学》，杨伯岭的《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还有童庆炳发表的一些关于唐宋词审悲方面的研究以及阐释等。如在教授的《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中既扎根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又能超越这个传统，是一部既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又能真正贴近词作文本，既有深刻精细的分析又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中西文化交融的综合性著作。在这本著作里面作者以开阔的文化视野，纵横捭阖，既阐释唐宋词的审美文化特质又能延伸到唐宋词审美文化观念的演变和接受史，特别是在针对唐宋词的审悲意识的阐述这一章中，作者对于唐宋词审悲意识的艺术特征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结合唐宋词文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并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一、唐宋词中的审悲意识与时代忧患心理的交融；二、唐宋词词体与人生境遇变化的关联；三、唐宋词审悲意识对于生命感动的辨析；四、唐宋词塑造的孤独形象的悲感艺术特性，加深了我们对于唐宋词艺术特征和风格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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