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数字图书馆帐号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中，最璀璨夺目者当推“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敦煌遗书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清末从敦煌运京的那批敦煌遗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全国各地及散佚于民间的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长期由旅顺博物馆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调拨北图收藏。不少社会人士出于繁荣祖国文化的爱国之心，也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敦煌遗书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图；国家图书馆亦四处搜求购买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遗书。凡此种种，日积月累，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收藏，使其总数达到一万六千余号，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了大量整理、编目和修复的工作。开始编目时，最初的编号按照《千字文》的顺序，逐一用字排号，编纂出国家图书馆第一部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编纂出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二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1935年编纂成更为完备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避战火，1935－1936年北京图书馆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八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编纂成《敦煌劫余录续编》。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的支持下，涵盖全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编纂工作开始起步。国家图书馆极其珍视所藏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长期废置的中古文献，年代悠远达千年之久，大多残阙支离，或粘结或脆碎，若不加细心修复，则根本无法编目、拍摄，更谈不上借阅使用。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在修复工作中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妥善处理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从前无法使用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重见天日，能够为广大敦煌学研究者有效利用。在国家图书馆的精心维护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遗书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将会完好无损地流传给子孙后代。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之精华部分已然被外国“探险家”们搜刮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皆是价值不大之弃余糟粕，正所谓“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列举大量事例，着重批驳了这种不实说法，指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有散落的敦煌遗书回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文选》等抄本；如公元417年（西凉建初十二年）写本《律藏初分》，是馆藏敦煌遗书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历经近1600余年仍完好如初；《舞谱》、摩尼教经典等为国内硕果仅存之资料，其珍贵稀有不言自明；《辩亡论》、《姓氏录》、《法华经玄赞》、五代前蜀大复二年的血书《观音经》等皆为敦煌遗书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绝对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内容质量方面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较毫不逊色。

1870年（明治3）　1岁　10月18日出生在金泽市下本多町，本名贞太郎。父亲铃木良准，母亲铃木增。铃木夫妇共有四儿一女，贞太郎排行最末。铃木家族世代为医，即加贺藩家老本多家的侍医。1875年（明治8）　5岁　金泽，进入本多町小学学习。1876年（明治9）　6岁　11月，父亲铃木良准去世（54岁）。1882年（明治15）　12岁　本多町小学未毕业，进入私塾就学，随后入石川县专门学校附属初等中学科。1885年（明治18）　15岁　与友人藤冈作太郎等共同创办《明治余滴》，担当该刊物编辑。1887年（明治20）　17岁　2月，石川县专门学校附属初等中学科毕业。是年因学制改革，石川县专门学校改为第四高等中学校，铃木被编入该校预科3年级，在这里认识了西田几多郎。1888年（明治21）　18岁　入第四高等中学校本科一年级，不久因家庭原因而退学。1889年（明治22）　19岁　任石川县珠洲郡饭田小学校高等科英语教师。1890年（明治23）　20岁　4月，母亲去世（61岁）。取得英语科教员的临时执照。5月，被任命为石川郡高等科美川小学校训导。开始对禅感兴趣，随富山县国泰寺雪门禅师参禅。1891年（明治24）　21岁　辞退小学校训导的职务，赴东京。在东京结识同乡安宅弥吉。若干年后，安宅对铃木多有资助。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7月，因同乡前辈早川千吉郎的介绍，随镰仓圆觉寺今北洪川参禅，以后专门致力于禅的修行。1892年（明治25）　22岁　1月，今北洪川圆寂（77岁）。4月，释宗演继住圆觉寺。铃木从此随宗演继续参禅。从这一时期开始，广泛阅读佛典、禅籍及西方哲学著作等。因西田几多郎的推荐，9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选科（1894年结业）。1893年（明治26）　23岁　宗演作为日本代表之一出席芝加哥万国宗教会议。铃木将宗演的会议讲演稿译为英文。1896年（明治29）　26岁　宗演受访美经验的启发，写出《新宗教论》一书并出版。1897年（明治30）　27岁　3月，前往美国。由宗演推荐，进入伊利诺斯州拉萨尔的欧朋·柯特出版社编辑部，协助保罗·凯拉斯从事有关东洋学的论说、批评、校正工作，如将老子《道德经》及其他道教典籍翻译成英文等，另外还从事该出版社的杂志编辑工作。直到1908年2月，在伊利诺斯州的拉萨尔共住了11年。1900年（明治33）　30岁　出版《大乘起信论》英译本（欧朋·柯特出版社），引起学界注目。1905年（明治38）　35岁　宗演再次访美。担任宗演的讲演翻译，在美国各地巡游。1907年（明治40）　37岁　英文著作《大乘佛教概论》在伦敦出版。在缅因州的古利恩诶卡第一次举行关于佛教的讲演。1908年（明治41）　38岁　2月，在EC黑格拉（欧朋·柯特出版社的经营者）的热心支持下前往欧洲，游历英、法、德等国。7月，作为日本代表出席伦敦的斯维登堡大会（创立百年纪念）。后受英国斯维登堡协会之请，将斯维登堡（18世纪瑞典宗教思想家）的《天界与地狱》译成日语。9月，在牛津召开的万国宗教史学会上被选为东洋部副会长。1909年（明治42）　39岁　4月，返回阔别12年的日本。8月，由藤冈作太郎、吉田好久郎推荐，担任学习院讲师。10月，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1910年（明治43）　40岁　4月，任学习院教授（至1921年为止）。8月，《禅道》杂志创刊。该杂志由禅道会发行，宗演为该会会长，铃木为该会主干。《天界与地狱》出版，是为第一次向日本介绍斯维登堡。1911年（明治44）　41岁　12月，在横滨与比亚特利斯结婚。比氏出身于美国外交官家庭，二人在美国既已相识。1912年（明治45）　42岁　4月，应斯维登堡协会之邀再次赴英国，8月归国。1914年（大正3）　44岁　开始在英国的《新东方》杂志上连载禅学论文。1916年（大正5）　46岁　担任学习院寮长。自7月中旬始，率学习院学生前往中国、朝鲜旅行。此次旅行大约为期一个月。8月，随宗演赴日本东北地区旅行。9月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职务。1919年（大正8）　49岁　11月，释宗演圆寂（60岁）。1921年（大正10）　51岁　3月，由佐佐木月樵、西田几多郎推荐，辞去学习院职务，就任真宗大谷大学教授（至1960年为止）。其时南条文雄为真宗大谷大学校长。该校后更名为大谷大学。5月，在校内成立东方佛教徒协会，创办英文佛教杂志《东方佛教徒》。铃木夫妇共同编辑，使该杂志持续了将近20年。1924年（大正13）　54岁　6月，泰戈尔到日本。为泰氏在京都市内各处的讲演担当翻译。1926年（大正15、昭和元）　56岁　3月，佐佐木月樵逝世（51岁）。6月，任大谷大学第三（哲学）研究室主任。是时大谷大学校长为村上专精。1927年（昭和2）　57岁　英文《禅论集》第1卷在伦敦出版。1928年（昭和3）　58岁　任灵智学会京都大乘支部负责人。1929年（昭和4）　59岁　6月，与夫人比亚特利斯在镰仓共同开办动物爱护慈悲园。1930年（昭和5）　60岁　8月，赴朝鲜讲学。其间与泉芳璟进行梵文《楞伽经》的合作研究。1933年（昭和8）　63岁　8月，与常盘大定同赴宫城县的青根温泉。11月，在横滨港迎接胡适并会谈。是年英文《禅论集》第2卷在伦敦出版。1934年（昭和9）　64岁　3月，以主论文《楞伽经的研究》（英文）、附篇《楞伽经》（英译）以及《楞伽经梵汉藏对译语汇索引》，被大谷大学授予文学博士称号。自5月初至6月下旬，赴中国（包括当时所谓的“满州”）和朝鲜进行佛教实地考察。此次中国之行，铃木一行由南向北，先后到过上海、杭州、宁波、奉化、普陀山、苏州、南京、镇江、北京等地，访问的佛寺道观及文教机构有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佑圣道观、雪窦寺、瑞光寺、戒幢律寺、报国寺、清凉禅寺、金山寺、白云观、雍和宫、观音寺、北京大学、中国学院等，会见的中国僧人居士及知名人士有王一亭（画家兼商人）、何耀光、鲁迅（时在上海）、阮鉴光（公大第二纱厂顾问）、褚民谊（行政院官员）、常惺（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时在杭州灵隐寺）、太虚（时在雪窦寺）、圆瑛（天童山住持）、昌桂（峨眉山寺住持，时在阿育王寺）、兴慈（苏州戒幢律寺住持）、印光（时在苏州报国寺闭关）、蒋梦鳞（北大校长）、祁大鹏（中国学院总务长）、安世霖（白云观总理）、梅雪明（白云观道士）、觉先（北京观音寺住持）、宽祥（北京万寿寺住持）、胡鸣盛（北京图书馆）、杨维新（同上）、钱稻孙（清华大学教授）、胡适（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同上）、徐鸿宝（东方文化图书馆主任）等。8月，完成《支那佛教印象记》长文，记述此次访华的印象。是年，英文《禅论集》第3卷在伦敦出版。1936年（昭和11）　66岁　6月，与姊崎正治、贺川丰彦一同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信仰大会。 7、8两月，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敦煌文献资料。10、11月间，作为日本外务省委派的日英交换教授，先后在剑桥、牛津等多所大学做《禅与日本文化》等日本佛教文化的讲座，并在牛津大学开设坐禅会。11月赴美，先后在美国中部和东部诸大学讲演，并在洛山矶的西本愿寺说法。翌年1月归国。1939年（昭和14）　69岁　7月，夫人比亚特利斯在东京去世（61岁）。《什么是无心》出版。此后，直到战后长期留美为止的大约10年间，每年刊行五、六册日语著作（主要为禅方面的，但是也有《净土系思想论》等）。1940年（昭和15）　70岁　4月，设立禅文化国际研究会。1942年（昭和17）　72岁　成为大谷大学教学研究所所员。1944年（昭和19）　74岁　3月，由于安宅弥吉的资助，建筑在圆觉寺塔头东庆寺山上的松冈文库书库、阅览室、住宅落成。松冈文库的书籍主要由铃木夫的藏书合并而成。10月，任大谷大学教学研究所东亚教学部部长。是年，《日本的灵性》出版。1945年（昭和20）　75岁　6月，西田几多郎逝世（75岁）。12月，财团法人松冈文库的设立获得批准。1946年（昭和21）　76岁　在友人RH布莱苏的协助下，英文杂志《文化的东方》在松冈文库创刊。12月，任大谷大学教学研究所顾问。1947年（昭和22）　77岁　为纪念喜寿（77大寿），《佛教的大意》出版。1949年（昭和24）　79岁　1月，成为日本学士院会员。6月，赴夏威夷，出席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8月，喜寿纪念论文集《禅的论考》出版（久松真一编、岩波书店出版）。从9月到翌年2月，在夏威夷大学讲学。11月，获得文化勋章。《临济的基本思想》亦于是年出版。1952年（昭和27）　82岁　2月，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在哥大期间，先后讲授《华严哲学》、《禅的哲学与宗教》等。1953年（昭和28）　83岁　6月至9月，在欧洲各地旅行及讲演。1954年（昭和29）　84岁　7、8月，在欧洲各地旅行及讲演。1955年（昭和30）　85岁　1月，因《铃木大拙选集》（由古田绍钦编辑）而获得朝日新闻社颁发的朝日文化奖。10月，被举为日本宗教学会名誉会长。1956年（昭和31）　86岁　8月，赴墨西哥，在墨西哥市大学讲演。任财团法人西藏大藏经研究会会长（该研究会后改名铃木学术财团）。1957年（昭和32）　87岁　1月，由廓内里亚斯·克雷因资助，成立纽约禅研究会，并任会长。7月，再赴墨西哥。其间与弗罗姆共同参加关于禅与精神分析的讨论。9月，与当时正在访美的久松真一共同在哈佛等大学讲授禅学。1958年（昭和33）　88岁　4月，赴欧洲。5月，作为远东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万国博览会宗教部会议，并做关于“灵性”的讲演。11月，归国。1959年（昭和34）　89岁　6月，赴夏威夷，出席在夏威夷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8月，被夏威夷大学授予法学博士的名誉学位。同时被授予名誉学位的还有印度的拉达克里希南和中国的胡适。1960年（昭和35）　90岁　10月，大谷大学为铃木举办90大寿庆贺宴会，铃木学术财团出版祝寿纪念论文集《佛教与文化》。辞去大谷大学教授职务，成为该大学名誉教授。在大谷大学供职期间，铃木担当的教学门类主要为佛教学和宗教学，以及演习（类似于原著精读课）。先后讲授的课程有：《禅宗学概论--关于中国禅宗的发生》、《禅宗哲学》、《楞伽经的研究》、《从宗教心理学所见之禅及净土教》、《关于般若经的主要思想》、《惠能时代禅思想的诸方面》、《念佛与禅》、《禅宗思想史的初期》、《禅宗思想史》、《中国禅与净土的交涉》、《禅与净土》、《净土系思想》、《禅》、《般若的理论》、《禅思想与神秘思想》、《宗教与近代思想》（以上属佛教学系列）；《宗教经验中的“一”》、《宗教学概论》（主要根据WKWright: Student's Philsophy of Religion）、《从宗教心理学所见之禅及净土教》、《海拉的祈祷论》、《宗教本质论》、《通过维摩经所见的佛教神秘思想》、《法华经的宗教意识》、《东西方神秘论--佛教特别是禅与普罗丁》、《宗教概论》、《鲁道夫·奥托的宗教观》、《般若的宗教》（以上属宗教学系列）；鲁道夫·奥托的《祈祷和信仰的宗教》（Rudolf Otto: Religion of Grace and Christianity）、鲁道夫·奥托的《神秘主义，东方和西方》（Rudolf Otto: Mysticism,East and West）、亨利·伯格森的《道德与宗教》（Henri Bergson: Morality and Religion）、《佛教与基督教的宗教经验比较研究》、威廉·詹母士的《宗教经验种种》（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威廉·詹母士的宗教论》（以上属演习系列）等。主要作品《铃木大拙禅学经典：铃木大拙禅学入门》《铃木大拙禅学经典：禅与心理分析》《铃木大拙禅学经典：禅生活》。）12月，受印度政府邀访问印度。1961年（昭和36）　91岁　将亲鸾的《教行信证》英译完毕（草稿）。1963年（昭和38）　93岁　《东洋的看法》出版。1964年（昭和39）　94岁　4月，获得印度亚细亚协会颁发的第一届泰戈尔诞生百年奖。7月，出席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65年（昭和40）　95岁　将停刊的《东方佛教徒》英文杂志复刊。1966年（昭和41）　96岁　7月12日在东京圣路加医院逝世。戒名“也风流庵大拙居士”。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艳丽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时候，在一座景色秀丽的山中，有一只鹿，双角洁白如雪，浑身是九种鲜艳的毛色，漂亮极了！人称九色鹿。 这天，九色鹿在河边散步。突然，一个人抱着根木头顺流而下，在汹涌的波浪中奋力挣扎，高呼：“救命啊，救命！”美丽善良的九色鹿不顾自己安危，跳进河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落水人救上岸来。惊魂未定的落水人名叫调达，得救后频频向九色鹿叩头，感激他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对天起誓，永做你的奴仆，为你寻草觅食，终身受你的驱使……” 九色鹿打断调达的话头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救你并不是让你来做我的奴仆。快回家与亲人团聚吧。你只要不向任何人泄露我的住处，就算是知恩图报了。” 调达又起誓说：“恩人请放心，如果背信弃义，就让我浑身长疮，嘴里流脓！”说完，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个国家的王妃，妩媚动人。有一天梦到了毛色九种、头角银白的九色鹿。心发奇想：如果用此鹿的皮毛做件衣服穿上，我定会显得更加漂亮！于是，她娇嗔地对国王诉说了美梦，要国王立即捕捉九色鹿。不然，就死在他面前。 国王无奈，只好张贴皇榜，悬重赏捕鹿，有知九色鹿行踪或捕获着，赠国土一半，并用银碗装满金豆，金碗装满银豆作为重赏。调达看了皇榜，心中暗喜：我当国王、发大财的机会到了。虽然我对鹿立下誓言，但它毕竟是个畜牲，怕什么？于是揭了榜文，进宫告密，说自己知道九色鹿居住的地方。国王闻言大喜，调集了军队，由调达带路，浩浩荡荡地前来捕捉九色鹿。 山林之中，春光明媚。九色鹿在开满红花的草地上睡得正香。突然，好友乌鸦高声叫喊道：“九色鹿，快醒一醒吧，国王的军队捉你来了！”九色鹿从梦中惊醒，起身一看，已处在刀枪箭斧的包围之中，无法脱身。仔细一看，调达站在国王旁边，便明白了。心想：即使死也要把他的丑恶嘴脸公布于众。于是，毫无俱色地走到国王面前，问：“大王，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 “是他告诉我的。”国王指着调达说。 “你知道吗？”九色鹿说，“正是这个人在河中快要淹死时，是我救了他，并发誓不暴露我的住地。谁知道他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圣明的陛下，你竟然同一个灵魂肮脏的小人来滥杀无辜，岂不辱没了你的英名？” 此时，调达无地自容，身上长满了烂疮，嘴里流出了脓血，臭不可闻，遭到了报应。 明白了事实真相，国王非常惭愧，责斥调达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传令收兵回宫。并下令全国臣民不许伤害九色鹿。 王后没有得到九色鹿的皮毛，又羞又恨，最后活活气死了。 此故事绘于257窟的西壁，是莫高窟最完美的连环画式本生故事画。画面从两头开始，中间结束。线索清晰，中心突出，全次分明，构图严谨，是北魏的经典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