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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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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小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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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字应该不是论文吧,就是一段话呀,如果你是要写论文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历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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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99sunny

[1] 吴家豪铁路工业编组站和工厂编组站设计研究全国铁路科技论文集北京:铁道部,[2] 吴家豪编组站设计北京:人民铁道出版社,[3] 吴家豪国外铁路编组站北京:人民铁道出版社,[4] 吴家豪自动化驼峰峰高及线路纵断面设计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论文集北京:铁道部科学研究院,1979(2):20-铁道学报[5] 吴家豪中国铁路自动化驼峰及编组站发展方向铁道学报,1979(2):44-[6] 吴家豪加速驼峰现代化的几个问题人民铁道报,1979-6-[7] 吴家豪现代化驼峰加速坡、推送坡及峰顶竖曲线半径极限值研究铁道运输与经济(创刊号),1979(1):12-[8] Wu JDevelopment of marshalling yards in Chinese 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铁道建设研讨会”,1981,[9] Wu JModen hump yards for higher 《IRJ》1981(9),56-[10] 吴家豪我国铁路编组站现代化探讨人民铁道报,1981-3-[11] 吴家豪国外铁路编组站(修订本)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2] У цзэхаоРазвитие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сортировочных станцийвКНР《БиллетеньОСЖД》1982(2):6-[13] Wu JRationalization of lo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facilities for marshalling 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提高铁路运输运营效率研讨会”,[14] 吴家豪减速顶调速系统在我国铁路的发展与展望铁道科技动态,1985(1):4-[15] 吴家豪铁路既有线改造必须同步搞好点线能力协调铁道运输与经济,1987(1):6-[16] 吴家豪重载和高密度运输条件下的编组站改造与设计:[中国铁道学会1987年优秀论文]北京:中国铁道学会,[17] 吴家豪现代化驼峰线路设计创新—马鞍形溜放纵断面及调速设备系统设计减速顶与调速技术,1988(1):1-[18] 吴家豪国外铁路枢纽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 吴家豪高速铁路行车安全保障系统研究东京—上海中日专家向高速进军城市轨道交通研讨会,[20] Wu JOptimized design of marshalling yard for heavy haul 第五次国际重载铁路学术研讨会,[21] 吴家豪铁路编组站系统设计优化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2] 吴家豪建设和强化铁路大通道是当务之急:[中国铁道学会1997年一等奖优秀论文]北京:中国铁道学会,[23] Wu JDiscussion of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assengers traffic in Chinese metropolises in 21st 国际城市交通运输研讨会,[24] 吴家豪21世纪我国铁路枢纽站场建设和研究设计的发展方向:[中国铁道学会1999年优秀论文]北京:中国铁道学会,[25] 吴家豪新世纪中国西部大开发呼唤铁路大建设大发展西部铁路网建设研讨会,[26] 吴家豪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的战略目标与对策青藏铁路建设研讨会,[27] 吴家豪加强新世纪铁道运输科学的研究中国铁路,2002,(10):49-[28] 吴家豪新世纪呼唤中国铁路大发展大进步第七届科技动态信息论文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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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笨的2003

首先写这个贴子是具有一定压力的写这篇贴子并不是在为共产党说话,也不是在为那一个人说话而是从一个历史的全局系统的分析一个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在建国后为什么要与苏联建交 近代中国的矛盾是什么 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的灾难史于1840的鸦片战争深究这场战争的原因可能有的人会说,英国人太坏清政府太腐败无能而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但是其根本原来如何这是要从系统上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全面分析的当然不能说清政府就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形成了两种社会根本矛盾即:1资本主义与国内买办构结的势力与普通民众的矛盾不法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历史上的矛盾人民也就无从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民也就不会有民主民权民声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与这两大势力做斗争的力量无论是清时的小刀会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甚至是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谭嗣同他们从根本上只想到的是赶走外来入侵者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利益也就是分别代表着广大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皇权 那么历史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对立宪就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对任何有可能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任何变革所抱的态度就是杀无赦 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是不是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答案是否这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这种悲剧就发行过 孙中山先生做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丰功伟绩是后人所不能够抹杀的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在进过无数次的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历史便是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近代的两大根本矛盾有没有结束呢,答案肯定是否的,为什么呢``因为封建王朝是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又出现了``那就是军阀主义再加上中国资本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一味的与国外帝国主义妥协忍让而结果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更加的放肆出现了军阀或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为代表的某些有权有势力的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加害普通民众而不受任何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阶级他必然要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要与不法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做斗争而这种新的阶级的诞生 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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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语莹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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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zhsm13579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中国人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以中国人的智慧回报世界。今天,国际社会正在思考:中国的发展将带给世界什么?我们最概括的回答是两个词:“和谐、和平”。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理想追求,都决定了“和谐”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也是我们的根本价值选择;“和平”既是一种理想境界,也是我们的国际行为准则。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追求和谐、维护和平。 中国的发展就是集中精力实现中国现代化,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许多强国的兴起以向外扩张为常态,与扩张连在一起的是战争,世界和平进程多次被这种战争所打断。与这种大国兴起的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本国内在发展为起点和归宿,所有变革的宗旨都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大约3亿贫困人口,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这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一个突出证明。 各国现代化过程都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传统融入现代化、本国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特色。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内敛、中庸、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潜在影响将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中一些价值和理念经过扬弃和改造后,可以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创新概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传统文化的古老哲理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与“和”。其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和政治的价值核心。儒学经典之一的《尚书》就倡导“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涵义是民众应明白事理,各国应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尽管,这里所谓的“百姓”并不是今天的人民,所谓的“万邦”也不是今天的世界,但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萌芽。“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尚书》以“协和万邦”寄托天下太平,其要义在于“和平、和谐”。另一部儒学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明确地以“讲信修睦”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相辅相成,需要守信,需要责任,需要宽容。历史上的中国虽历经曲折兴衰,但这些价值和理念一直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锻铸了中国人的品格。现实的发展唤醒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倡导和谐世界的思想渊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经济规模和社会结构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发展的动力、主体和目的应当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利益调节;社会保障,扶助贫弱;环境保护,安居乐业;政务公开,公民参与等,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在微观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国内各地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比较协调、比较均衡的宏观和谐,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发展战略。这是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复杂更艰巨的发展目标。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只有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发展,才是可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才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发展。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相互贯通,在国际上我们追求的是“和谐世界”。如果说“和平”是国与国之间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那么“和谐”则是国际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共同发展的价值尺度,是从国际关系的和平朝着“天下和谐”方向的发展和深化。当代中国人首创“和谐世界”的观念,其内涵并非来自突发奇想,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权宜之策,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一贯原则的升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从文化深处向往和平,坚信和平,全力维护和平。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方,需要更高尚、更深入、更宽广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和谐世界”由此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今天,“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凝聚成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愿景,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指向。这些价值观和品格一旦转化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做负责任的、担当信义的大国。在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多边贸易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来自于我们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心愿。 无需讳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在一个并不那么和谐的世界里倡导并致力于和谐,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同处于一个地球家园中;是因为我们坚信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价值之间,可以互相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相互欣赏;是因为我们坚信人类有共同的未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终极关怀。 从一个不那么和谐的世界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国先哲就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我们将弘扬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世界,以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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