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写这个贴子是具有一定压力的写这篇贴子并不是在为共产党说话,也不是在为那一个人说话而是从一个历史的全局系统的分析一个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在建国后为什么要与苏联建交 近代中国的矛盾是什么 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的灾难史于1840的鸦片战争深究这场战争的原因可能有的人会说,英国人太坏清政府太腐败无能而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但是其根本原来如何这是要从系统上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全面分析的当然不能说清政府就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形成了两种社会根本矛盾即:1资本主义与国内买办构结的势力与普通民众的矛盾不法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历史上的矛盾人民也就无从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民也就不会有民主民权民声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与这两大势力做斗争的力量无论是清时的小刀会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甚至是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谭嗣同他们从根本上只想到的是赶走外来入侵者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利益也就是分别代表着广大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皇权 那么历史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对立宪就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对任何有可能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任何变革所抱的态度就是杀无赦 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是不是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答案是否这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这种悲剧就发行过 孙中山先生做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丰功伟绩是后人所不能够抹杀的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在进过无数次的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历史便是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近代的两大根本矛盾有没有结束呢,答案肯定是否的,为什么呢``因为封建王朝是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又出现了``那就是军阀主义再加上中国资本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一味的与国外帝国主义妥协忍让而结果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更加的放肆出现了军阀或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为代表的某些有权有势力的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加害普通民众而不受任何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阶级他必然要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要与不法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做斗争而这种新的阶级的诞生 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中国人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以中国人的智慧回报世界。今天，国际社会正在思考：中国的发展将带给世界什么？我们最概括的回答是两个词：“和谐、和平”。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理想追求，都决定了“和谐”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也是我们的根本价值选择；“和平”既是一种理想境界，也是我们的国际行为准则。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追求和谐、维护和平。 中国的发展就是集中精力实现中国现代化，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许多强国的兴起以向外扩张为常态，与扩张连在一起的是战争，世界和平进程多次被这种战争所打断。与这种大国兴起的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本国内在发展为起点和归宿，所有变革的宗旨都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大约3亿贫困人口，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这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一个突出证明。 各国现代化过程都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传统融入现代化、本国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特色。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内敛、中庸、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潜在影响将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中一些价值和理念经过扬弃和改造后，可以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创新概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传统文化的古老哲理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与“和”。其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和政治的价值核心。儒学经典之一的《尚书》就倡导“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涵义是民众应明白事理，各国应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尽管，这里所谓的“百姓”并不是今天的人民，所谓的“万邦”也不是今天的世界，但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萌芽。“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尚书》以“协和万邦”寄托天下太平，其要义在于“和平、和谐”。另一部儒学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明确地以“讲信修睦”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相辅相成，需要守信，需要责任，需要宽容。历史上的中国虽历经曲折兴衰，但这些价值和理念一直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锻铸了中国人的品格。现实的发展唤醒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倡导和谐世界的思想渊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经济规模和社会结构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发展的动力、主体和目的应当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利益调节；社会保障，扶助贫弱；环境保护，安居乐业；政务公开，公民参与等，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在微观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国内各地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比较协调、比较均衡的宏观和谐，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发展战略。这是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复杂更艰巨的发展目标。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只有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发展，才是可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才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发展。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相互贯通，在国际上我们追求的是“和谐世界”。如果说“和平”是国与国之间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那么“和谐”则是国际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共同发展的价值尺度，是从国际关系的和平朝着“天下和谐”方向的发展和深化。当代中国人首创“和谐世界”的观念，其内涵并非来自突发奇想，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权宜之策，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一贯原则的升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从文化深处向往和平，坚信和平，全力维护和平。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方，需要更高尚、更深入、更宽广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和谐世界”由此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今天，“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凝聚成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愿景，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指向。这些价值观和品格一旦转化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做负责任的、担当信义的大国。在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多边贸易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来自于我们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心愿。 无需讳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在一个并不那么和谐的世界里倡导并致力于和谐，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同处于一个地球家园中；是因为我们坚信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价值之间，可以互相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相互欣赏；是因为我们坚信人类有共同的未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终极关怀。 从一个不那么和谐的世界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国先哲就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我们将弘扬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世界，以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摘要：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文章阐述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回顾了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城市化的几种模式，并探求适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最后指出中国应走多样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关键词：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主要是指乡村变成城市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居住区的逐渐扩大，非农业活动的转移和聚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改革开放使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城市化的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不相协调，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战略等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将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研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世界城市化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纪以来，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的水平，截至#$$%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几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近几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年的0"(1$*提高到!""0年的&"(’0*，城市数量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个增加到目前的%%"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达&%个，城市经济对中国的贡献率已超过)"*。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年内，若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于#*的增长率计算，到!"!"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大概要达到’’4%"*，城市人口大概可达14$个亿。城市化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56789:;(<=>?@>A8）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城市发展报告（!""04!""&）》统计显示，!""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B%$&亿元（人均超过#"""美元），其中全部地级城市（不包括辖县）创造的约占全国的%0*，超过#"""亿元的城市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杭州、沈阳、南京、佛山、大连、重庆、成都#0个城市。+!,可见城市发展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龙头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据世界银行统计，!""#年，全世界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而中国是0%()*。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0$个百分点。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统计，#$%’年到!"""年，中国工业化提升幅度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倍，而城市化提升幅度仅为这些国家的&%*。!"""年城市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0个百分点。+0（,%"）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未来!"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是畸形的、没有后劲的。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化。!"#$%&’&(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战略的演变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主要是由政府发动和引导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年为起步阶段。)*"*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市人口只有,-’,万人，城市化水平仅为)/’0，不仅远远低于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0，而且还低于当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0。经过2年时间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又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这个阶段城市化是一个与工业化同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城市人口比重稳定上升，每年增加城镇人口"",万，年均增长率-/’0，所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机械增长占了,’0。1年间城市化水平由*/,0上升为)2/10。设市数量从)2,个增加到)-1个。)*,1+)*--年为反复和停滞阶段。具体又可以分为)*,1+)*’年的过度城市化、)*’)+)*’,年的第一次反城市化和)*’’+)*-’年的第二次反城市化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推行“大跃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0，城镇人口比重从)*,-年的)2/10猛增到)*’年底)’/’)0。!,#$%)*+)))(增加的人口大大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国家不得不精简职工，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反向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下降到)"/&0。在)年文革时期，城市化处于倒退停滞状态，城市人口继续负增长，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了)&/1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及其比重上升。从)*年到)**,年的),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二是由于受到各种政策和体制的作用，上世纪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国小城镇迅速发展。我国的财政税收、出口创汇和34%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52。但上世纪*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入了一个总爆发期，被迫进入调整。&世纪*年代以后，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目前约有&亿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但加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城市化战略的几经摇摆，举棋不定。)*-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年)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年，国家又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并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此后)多年间，学术界曾有过几次关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谁是重点的争论。城市发展方针从“控制大城市规模”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表明国家对大城市规模的控制不仅不打算放松，反而力图加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五’计划纲要》对城镇化发展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一直倾向于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主张，尽管如此，实践的发展却偏离了设想的轨道。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抑制。从&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年代深圳建设和*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地位，中国沿海地区大城市通过设置各类开发区，也使城市的用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城市规模与政策制定关系不大，城市规模不能作为城市发展方针制定的依据。三、对目前几种城市化道路模式的分析在要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认识上，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但在重点发展哪种类型的城市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多年间，争议颇多。)/大城市模式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中国的管理部门，虽然总是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实践上看，大城市发展的速度最快。近年来，人们提出了应优先发展大城市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年全国#""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个，有!%个是省会城市。它们绝大多数都是该省区的首位城市，几乎都是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及新型的开放城市。其次，中国的大城市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既是组织区域专业化分工和经济联合的强大的生产中心，也是组织物资集散的商品流通的中心。再次，中国大城市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发展潜力大。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电讯业、电子信息产业、国际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第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向中期集中化阶段转变。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都对规模化、集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产生高效益的关键，其发展有明显的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水平的人才和充足的劳动力。大多数认同规模经济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第四、大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将遵循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走上大城市的发展道路。&%(*+!%,-长期以来，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往往抱有忧虑和恐惧，一些学者也对大城市发展持批评态度。认为发展大城市，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无序、资源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跟不上等“大城市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宜把“大城市病”看得过重，它在社会经济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可以得到治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说，在大城市聚集大量人口更合理。分散式居住对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更不经济，更缺乏效益。相反，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小城镇病”，如农村中出现的乡镇工业分散、小城镇建设无序化等现象，比一般的“大城市病”更难于治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城市提出做“强”做“大”的目标，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却没有跟上。要想强大城市，不是搞圈地运动，不在于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关键是提高城市的实力和竞争力，完善城市功能，真正把城市发展好。!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等城市处于即将升为大城市的特殊地位，发展潜力巨大而且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与大、小城市相比，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会更大，同时中等城市也易于吸引大城市中结构性剩余的科技力量、设备和资金。这种对上对下的强大吸纳能力，使大城市富余科技力量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这里进行有效地配置，有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其二，中等城市往往是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大城市辐射的中转站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转站。其三，中等城市的经济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差。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中等城市不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与农村交流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国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出路，并且不会带来较大的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小城镇模式赞成发展小城镇者认为：小城镇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点，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具有为周围乡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工业品的功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还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村资源的转化，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从国情出发，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有效减轻大城市压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差、资金短缺、大量占用耕地、环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单一低下、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差、吸纳劳动力能力逐年下降等问题，成为发展的极大障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赞成者认为，小城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产生的，发展小城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题。关于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还和对“城市化”及“城镇化”概念的模糊认识有关。国际上通行“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我国，从中央领导人谈话到一些重要文件却以“城镇化”的叫法更为普遍。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与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本质含义是一样的，就像现代化和近代化都是“!"#$%&’()*+("’”的中文翻译一样，“城市化”和“城镇化”也都是“,&-*’()*+("’”的中文翻译，是通用语言。城市化和城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城市”还是“城镇”都包括“市”和“镇”两个组成部分。然而有研究者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上作不同的解释，认为城市化就是发展城市，城镇化就是发展小城镇。他们提出，“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国际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采用城镇化的提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作用”。“我们在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经常看到‘城镇化’而少用‘城市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市’和
300字应该不是论文吧，就是一段话呀，如果你是要写论文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历史学研究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自从人类走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这种开化状态以后，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三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形态的演进，一方面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都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的，因而事情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从15世纪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上面的，它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都是对内靠剥夺农民、剥削工人，对外通过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的。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是一条新路，是因为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和国家战略。在国际上它表现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它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曾经在《中国，世界经济的灵丹妙药》一文中说：“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使整个世界而不仅中国自身受益”，“中国与全世界共同分享其进步，这与过去截然不同。欧洲以往向全球扩张，导致产生了几十个殖民地，并让欧洲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民痛苦不堪。过去，日本和德国的兴起，引起了血腥战争，但发展中的中国却为全世界提供了机遇”。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就使中国在与经济全球化接轨、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作为追求目标，因而就正如德国的贝特霍尔德所说：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
。。。不会是为了应付形势政策的论文吧。。。
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一 删的文明与我们的传统篇享差三妻蓦 道 ，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多义，分别对于中国文化，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曾为 为：本原 、 法则、方向、方法、真理、规律。探索此充满热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 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 国人的共识是30年来的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 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成就了A'fr-~的一代伟国家”。狄德罗则在法国《百科全书>的《中国> 业。而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分析便会发条目中，赞美“中国民族，其历史悠久，文化、 现：在中国崛起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为深刻和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 广阔的文化与精神因素。族之上”。 当代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 但她其中国长达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带来的 实并不是从“一穷二白”中崛起的，她更不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一直 一个新兴的暴发户。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经康乾盛世，维持到乾隆末年。其时，中国 史使她底蕴深厚，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其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第一位，人口占世界 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由于中国所处的独 超稳定地发展，终于成为古老文明中硕果仅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 存者 ， 其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以来一直是东亚国家和民族中最先进的，文 本身。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兴起时的古巴比伦 、 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古 古埃及 、 古希腊、古印度相比，还是与后来的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形成了 罗马甚至近代的西文明相比 ， 中国文化与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 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 理解为什么在17 、 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然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正面临 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当世界上其他古文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革命。18世纪中 明相继衰亡以后，她却生生不息。那么，这个叶，从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工 从未断续 、 硕果仅存的文明的灵魂又是什么业化革命浪潮，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浪潮使工 呢?业生产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中外文化之交流，可以上溯到东历史上空前的繁荣。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 汉末年的佛学传入中国，而西方和中国的直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 接接触，则大概要到唐宋时期。其时，无论是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 学术文化，还是经济贸易，中国都要比西方世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界发达得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曾中国自被迫开启了国门，一直到艰苦卓 经对中国文化心向往之，侣世纪的欧洲人喜绝的八年抗战，最终“唤醒了酣睡的巨人“，所 欢中国的东西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不仅对合谓近代的救亡与启蒙的主题即由此而生。本 乎理性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政府的开明专制制来，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个短暂时期的落后， 度加以理想化，而且还狂热地喜爱中国的艺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 术风格，喜爱中国建筑、瓷器、家具和装饰的“五四”时代，就像我们今天感恩于改革开放 风格。所以，就学术文化而言，在18世纪以3O年的伟大实践一样，因为正是“五四”首先将古老的中国引入了现代。 “五四”是中国学术与文化史上空前 的大时代，她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干多年的 儒家传统，并使其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 她开创了现代中国的多元学术与文化时 代，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她将马克思主义 引进到中国，创造性地同中国文化与革命 相结合：她促成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 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近二个世纪的沉沦与 屈辱，重新昂首走向了世界的前列。首先， 正是“五四”的～代思想领袖和知识精英 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人类 的基本价值传播到了中国，他们是那个时 代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伟大的 思想和不懈的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走出了 泥潭；其次，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 学的输入，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 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从更加深厚和 广阔的思想资源中吸取了人类精神的养 料，在传统几乎断裂时重新获得了新生。 二、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事业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巨变，一个在30年前经济濒临 崩溃的大国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 点。如果说，20世纪曾经是美国梦的世纪， 那么21世纪将是造就“中国梦”的世纪， 人们不分种族、性别、信仰，只要你努力奋 斗，在你的晚年都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过 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对于“中国梦”以及中国的世界意义， 早在1975年，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即有 先见之明。面对当时还是贫穷落后的中 国，他说：“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 要起什么作用呢?……我所预见的和平统 一 ，一 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 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 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在汤 因比看来，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 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 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 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 的成功经验。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 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 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 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中国的发展之道之所以是和平的发 展，乃是由其文化、文明的本性与特性所 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当代全 中国人的事业，她的横空出世，既是中国 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实践的继承，更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 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与当代中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她蕴涵了中国五 千年伟大文明的智慧，也凝聚了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全球眼光和世界胸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体现 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历史，即找到了 一 个符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发展的 道路：这个“中国之道”的价值目标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 三、我们的困难与我们的未来 尽管当代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恢复了中华民族以往的光荣，但是我们仍 然有太多的困难与问题。这其中有些是发 展的不足，如资源的禀赋、技术的落后；有 些是发展的不当，如环境污染、人口失控； 还有更多的则是我们认识的不够。 与GDP等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相比， 我们还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我们对市场 经济不足的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一个时 期内过分地强调GDP的增长而轻视了精 神家园的建设，忽视了文化与道德的意义 与价值。尤其是贫富分化和严重腐败，足 专家讲坛I2009．髹11隶TIo 以对我们的事业构成威胁。发达国家的历 史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完全能够自发地形 成公平与正义，这既要完备的制度建设和 相当的监督机制的形成，也需要必要的意 识形态批判。 与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引发的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急 剧变化相比，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 有相当的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 人为本”以及党的十七大将人民民主提升 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深刻表明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越发展的道理。 与国力的逐年大幅增长相比，我国国 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藏 富于民、国强民富、共同富裕是我们事业 的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 不是社会主义。 就不断出现的腐败案件和我们的反 腐败政策而言，我们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 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没有监督的权力必 然产生腐败”，在体制、机制和舆论监督方 面着手，同时要依靠教育和道德的力量。 腐败对于我们事业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毒瘤，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 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相比 较，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更需要与时俱 进。必须强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变硬 诉求为软诉求，变传统诉求为现代诉求， 变概念性诉求为人格诉求。当代中国，已 经进入到一个各种文化与社会思潮相互 激荡的大时代，如何重建理想信念和与时 代生活相适应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当代中 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构；如何体现全 民族的共识，凝聚全民族的理想，从世界 优秀文明和中国古代传统资源中撷取精 华，以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伟大的时 代，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课题。 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以和 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影响世界，成为 多元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 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中 国对未来世界的特殊与杰出的贡献。满意请采纳
中国工业化发展与农村环境问题 [摘要] 中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应对环境问题，乃至由环境问题引发的风险问题。农村日益成为污染的聚集地，在环境权益保护方面，农村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笔者认为，在应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问题之时，必须更加重视保护好农村居民的环境权益；同时，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行为要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积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关键词] 工业化 农村 环境污染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一、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 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我们以他者即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时候，我们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然而，依凭这种“落后—进步”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得不应对另外一个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有时是风险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发展时段上的不同，也就出现了中国自身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解决是没有他者经验可以借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依次进入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然而，中国必须同时面临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难题。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进程，在制度和结构及其后果方面为当下的“世界结构”对中国发生影响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国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进入“工业社会”；二是中国在西方价值的“裹挟”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运动，尽管它的展开极其艰难；三是中国发展所形成的贫富差距结构导致了环境危险与科技——工业危险并存，而这一情形与近年来所建设的众多核电站叠加在一起，则标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了第二现代世界的风险社会。”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之际，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工业社会的逻辑与风险社会的逻辑是不同的，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过来。 他又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性代替了需求的共性。” 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中国对这两难问题的处理。由于作为后发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其发展道路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试错”的方式前进的。同时又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等诸多问题又增添了这一两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亦或风险防控——问题的复杂性。 二、企业效益与农村环境保护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已不容忽视。正如前述，中国需要在世界格局之下，处理好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不同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一挑战之中，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及其结果将会与每一位中国人的利益相关，也与企业的效益相关。一般来讲，处于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在这一挑战之中却处于弱势地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国家由于地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村居民在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无疑的是，某些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应的防治污染的技术手段、法规及相关制度，使得该地区的环境处于受破坏状态或是危险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乃至生产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糟。农村居民这种弱势地位可能来自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用于农村环保建设的基金投入不够，工业生产的特点使得污染性企业集中于市郊或偏远乡村，民间缺乏非政府环保组织，等等；二是，源于农民自身的原因，环保维权意识不充实、农业生产劳动量大用于维权的时间和经历少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妨碍农村居民对于自身正当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 对农村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化发展方式的改变。在笔者看来，企业的效益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而且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长久获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效益，如果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影响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话，那么企业的声誉很难被社会认可，企业也难以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提高技术含量，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资源，减少排污量。同时，政府要给于大力支持，制定可行性办法和标准，为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良好的外部空间。简言之，改变工业化发展的方式，必将增进企业的长远效益并为有效地保护农村居民环境权提供了可能。 三、结语 在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于当下时段的特性——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双重挑战的前提下，要想有效地保护农村环境和农村居民环境权，必须改变工业化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
首先写这个贴子是具有一定压力的写这篇贴子并不是在为共产党说话,也不是在为那一个人说话而是从一个历史的全局系统的分析一个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在建国后为什么要与苏联建交 近代中国的矛盾是什么 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的灾难史于1840的鸦片战争深究这场战争的原因可能有的人会说,英国人太坏清政府太腐败无能而或者是其它什么原因但是其根本原来如何这是要从系统上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全面分析的当然不能说清政府就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形成了两种社会根本矛盾即:1资本主义与国内买办构结的势力与普通民众的矛盾不法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历史上的矛盾人民也就无从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民也就不会有民主民权民声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与这两大势力做斗争的力量无论是清时的小刀会还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甚至是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谭嗣同他们从根本上只想到的是赶走外来入侵者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利益也就是分别代表着广大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皇权 那么历史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对立宪就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对任何有可能侵害到其自身利益的任何变革所抱的态度就是杀无赦 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是不是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答案是否这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这种悲剧就发行过 孙中山先生做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丰功伟绩是后人所不能够抹杀的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在进过无数次的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历史便是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近代的两大根本矛盾有没有结束呢,答案肯定是否的,为什么呢``因为封建王朝是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又出现了``那就是军阀主义再加上中国资本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一味的与国外帝国主义妥协忍让而结果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更加的放肆出现了军阀或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为代表的某些有权有势力的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加害普通民众而不受任何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阶级他必然要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要与不法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做斗争而这种新的阶级的诞生 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所以，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不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与苏联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开创性的革命道路，被后人称之为“井冈山道路”。但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却不是在井冈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思考，不断提炼，进行理论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密切相关，是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结晶。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始于井冈山，但未能在井冈山完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全党都在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苏联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无产阶级是首先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革命政权的。受这一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正确地对待苏联革命经验，而是机械地把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效仿苏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都先后归于失败。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模仿苏联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于思考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杰出为代表。 1927年秋，毛泽东等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进攻长沙周围的几个城市遭受挫折后，他没有附和大多数人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而是说服其他的起义领导人，毅然将起义部队带到罗宵山脉中段农村，保存革命力量。接着，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冈山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帮助，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随即在井冈山区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实践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山村正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工农武装和革命力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进一部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和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科学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问题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此时，毛泽东尚未摆脱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当初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还不是自觉的行动。他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仅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为将来配合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重要因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在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地说过：“我们对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①他认为，赣南地处赣江上游的偏僻山区，只能影响江西一省，政治影响远不如井冈山，对夺取中心城市政权的帮助不大，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红四军是不到赣南去的。这证明，在井冈山，毛泽东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还未确立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思想。 二、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行攻势防御。红四军1月14日离开井冈山，经遂川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1月20日，占领大余县城。因与尾追之敌交战失利，原定“围魏救赵”的计划被打破，红四军只得向赣粤边境山区撤退，后在平顶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数次与追敌交战，皆失利，红四军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军速度摆脱敌人的追击，转战于信丰、定南、安远、寻乌、会昌、瑞金等县山区。2月9日，红四军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设伏，利用当地的有利地形，全歼追敌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多支，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并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宁都党组织的帮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补充。2月18日抵达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在东固休整一星期，体力得到完全恢复。因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原定内外线结合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已不能实现。红四军吸取红二、四团的经验，取道广昌、石城向赣闽边界挺进。于3月14日在长汀西南部的长岭寨歼灭闽西土著军阀郭风鸣的第二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并进占闽西重镇汀州。在汀州城筹措了大批给养，完成了部队的改编，红四军又恢复到3600多人，还帮助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政权。 从1月14日下山到3月14日进占汀州，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转战整两个月，转了一个大圈，对赣南、闽西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状况，革命基础，敌人兵力等情况都有了切身的全面的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发展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即“（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在这一地区都基本具备，特别是东固根据地“用打圈子”对付敌人跟踪穷追的办法，使毛泽东深受启发，他强烈地感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完全能够建立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根据地。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相连接”战略决策，会议还特别强调，不管形势如何发展，“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③ 当时，蒋桂战争即将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新形势。红四军按照前委的这一战略部署，利用敌人无暇顾及红军的有利时机，在长汀工作一段时间后，于4月1日，返回瑞金、于都、兴国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并帮助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革命政权。毛泽东还亲自指导兴国土地革命训练班，并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极大地推动了赣南土地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和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同年5月和9月，红四军两次入闽，通过三打龙岩城，基本上消灭了闽西的军阀势力，极大地促进了闽西土地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在红四军的帮助下，赣南闽西广大贫苦农民已广泛发动起来，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红色政权象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至1929年底，闽西的长汀、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和赣南的瑞金、于都、兴国、赣县、宁都等县都先后建立了革命政权。1930年春，以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为标志，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1年9月，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以“一苏大会”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标志，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前景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1929年4月毛泽东在瑞金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已有了很高的评价。他针对党内一些人轻视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问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④在这里，他第一次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随即，他在认真分析了当时江西的敌我态势后，认为赣北、赣西、赣东、赣南等处，革命势力都在向前发展，这些地区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就造成了包围南昌的形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城市政权联系起来，初步闪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重要思想火花。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使他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 三、东固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对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有很大帮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受到湘赣两省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这是毛泽东深感头痛的问题。这次红四军下山向赣南游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出路问题。但2月18日，到达东固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发现这里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严重摧残的境遇完成不同，这里“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⑤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在东固休整期间，他认真考察东固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详细询问了东固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认真听取了李文林等关于东固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介绍。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使毛泽东深受启发。 在1927年至1929年2月南方白色政权转为暂时稳定，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遭受敌人接连不断的进剿和“会剿”，普遍受到严重损失或挫折之时，东固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由东固、延福等小块地方，发展到东西达34公里南北达60公里的广大范围，革命武装也由25支枪起手，稳定地发展到500支枪。这块根据地所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适应敌强我弱客观条件的根据地建设策略。这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的形式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⑥“他们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⑦这在敌我力量悬殊，革命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灵活策略。这与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学习、总结他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群众又没有完全发动的情况下，不能象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而应象东固根据地那样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武装割据，要用“变定不居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来对付敌人的进攻。这使毛泽东找到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有效方法，增强了他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了他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 四、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对毛泽东确立这一革命道路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听取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后，于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信中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要求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而且还充分肯定“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⑧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来信的正确指导下，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胜利召开。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决议在军队建设方面，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会议决议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的办法。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内达到空前的团结，战斗力大大加强。 中央的指示信和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进一步清除了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思想障碍，使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加快革命力量发展的问题。他回顾在赣南、闽西地区一年时间革命斗争过程，看到这一地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看到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无穷力量，看到当地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赣南、闽西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屡屡遭受挫形成鲜明对照。这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已开始形成。 1930年新年伊始，他在给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复信中明确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实情不适合的。”⑨这是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革命斗争路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强调“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知，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⑩这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以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党内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发表为标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已从实践上升为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没有创建中央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就不会有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也就不会有中国正确革命道路产生。她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理完全正确。 注释： ①《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0日），见1948年东北书店发行《毛泽东选集》第511——5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④《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⑤⑥⑦《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1929年6月6日），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⑧《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7页。 ⑨⑩《毛泽东选集》第97——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上几种经济成分演变过程：1、封建自然经济特点：（1） 表现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2） 具有分散性、封闭性和保守性、是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态。（3） 是晚清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经济基础。/2、演变过程：（1） 开始解体：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东南沿海纺织业受到很大冲击，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2） 进一步解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获得更多的特权，商品输出规模扩大，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自然经济解体已由沿海扩展到内地，中国日益沦为西方原料产地及商品销售市场。
找几本书抄抄就可以了
。。。不会是为了应付形势政策的论文吧。。。
哈哈，我也要写啊，这么巧啊，你大二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中国通过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我们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 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包含着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飞跃为标志的,这样一个带有民族复兴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中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这个任务已经很重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决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当然,在这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仍然要始终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也是列入100年不动摇范畴的。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中国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努力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第五,中国这条道路的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与庄严承诺。 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源于中国核心领导层治国理政科学理念作出的理性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曾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更谈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对持久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积极倡导并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在维护国际安全上,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对外,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深邃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已经体现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部署之中。 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作出的自觉选择。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始祖孔子,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这一思想,表现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就是“布恩信,怀远人”,实现“以德服人”;表现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可以讲,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关于“和”的思想生发得最早、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第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作出的科学选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农村尚有2300万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近2400万人就业,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关爱和帮助,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 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政府对全球化进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从而选择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积极主动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 第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融汇于当今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发展大潮流作出的明智选择。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机遇,世界各国也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惠、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汇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在深刻认识时代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永远地走下去。 三、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这一发展模式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一发展模式的理念独一无二。纵观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与战争扩张如影随形,战争崛起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模式、基本道路、通常选择。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保证。 第二,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政府已使大约2亿人初步摆脱了贫困,为2205万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对6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目前,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9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作出了贡献。 第三,这一发展模式的方式独一无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中国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正因为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事实上也已经有机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进程,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成了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直接贡献。 第四,这一发展模式对国际共运的贡献独一无二。中国既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有益探索。只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成功了,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无疑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第五,这一发展模式的影响独一无二。随着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全世界,尤其对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既不对外输出革命、意识形态,也不输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只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绝对化、固定化,否则就会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要打破僵化的“模式论”,对他国模式,该借鉴的要借鉴,当汲取的要汲取,不能横竖挑错,更不能照搬照抄;对本国模式,该坚持的要坚持,当调整的要调整,不能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到处推销,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希望你满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自从人类走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这种开化状态以后，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三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形态的演进，一方面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都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的，因而事情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从15世纪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上面的，它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都是对内靠剥夺农民、剥削工人，对外通过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的。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是一条新路，是因为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和国家战略。在国际上它表现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它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曾经在《中国，世界经济的灵丹妙药》一文中说：“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使整个世界而不仅中国自身受益”，“中国与全世界共同分享其进步，这与过去截然不同。欧洲以往向全球扩张，导致产生了几十个殖民地，并让欧洲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民痛苦不堪。过去，日本和德国的兴起，引起了血腥战争，但发展中的中国却为全世界提供了机遇”。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就使中国在与经济全球化接轨、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作为追求目标，因而就正如德国的贝特霍尔德所说：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