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杂志

1　丘晨波，陈新谦．植物化学成分提炼法．广州：丘晨波药师事务所，1949．2　陈新谦．新编药物学．第1～5版．济南：华东医务生活社，1951年6月，1951年11月，1952年1月，1952年10月，1952年11月，第6～1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1957年，1960年，1963年，1974年，1981年，1985年，1992年；第11版增补版．1983年．3　陈新谦．药物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4　陈新谦．《本草纲目》及其后续性著作．药学通报，1982，17（9）：550．5　陈新谦．中国药学期刊简史．药学通报，1982，17（10）：610．6　陈新谦．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药学会．药学通报，1984，19（4）：239．7　陈新谦．建国以来的中国药学会．药学通报，1984，19（5）：302．8　陈新谦．记解放前的药科“改院”斗争．药学通报，1984，19（11）：689．9　陈新谦．山楂药用简史．中国科技史料，1985，6（4）：18．10　陈新谦．中国近现代药学史文献概述．药学通报，1985，20（7）：437．11　陈新谦．太平天国药史拾零．药学通报，1985，20（10）：620．12　陈新谦，张天禄．《本草纲目》与现代药学研究．见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24－354．13　陈新谦．清末至解放前的药学教育概况．中华医史杂志，1986，16（1）：53．14　陈新谦．中国现代抗肿瘤药发展简史．中国科技史料，1986，7（2）：37．15　陈新谦．简记解放前上海及内地的制药业．药学通报，1986，21（3）：170．16　陈新谦．阿片史话．中华医史杂志，1986，6（4）：238．17　项隆周，陈新谦．上海西药商业的发展过程及特点．药学通报，1986，21（8）：479．18　陈新谦．中国近代药学大事年表（1840－1949）．中国科技史料，1987，8（2）：57．19　陈新谦．本世纪20－40年代国人对中药的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7，17（2）：107．20　陈新谦．鸦片战争以前的药店和药市．药学通报，1987，22（3）：166．21　陈新谦．中药界在日中国受到的迫害及其抗争．药学通报，1987，22（8）：487．22　陈新谦．中国药学会八十年纪要（1907－1986）．药学通报，1987，22（11）：645．23　陈新谦．中国近代药学书刊的出版工作．中国科技史料，1988，9（1）：20．24　陈新谦．一本最早介绍西方药学的著作《内科新说》下卷．药学通报，1988，23（3）：174．25　陈新谦．中国近代药学史给人的启示．中华医史杂志，1989，19（2）：102．26　陈新谦．两晋以前药学大事记．中国药学杂志，1989，24（8）：485．27　陈新谦．两晋至五代药学大事记．中国药学杂志，1990，25（2）：113．28　陈新谦．两宋金元药学大事记．中国药学杂志，1990，25（5）：304．29　陈新谦．明代至清鸦片战争以前药学大事记．中国药学杂志，1990，25（6）：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

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除了法国以外，新史学在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例如有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等。前者是运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后者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年），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 上述新史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的耕耘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然而，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以法国《年鉴》杂志为主要基地的西方新史学潮流，已经不仅是初露头角，而且正在迅速发展，代表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