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除了法国以外，新史学在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例如有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等。前者是运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后者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年），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 上述新史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的耕耘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然而，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以法国《年鉴》杂志为主要基地的西方新史学潮流，已经不仅是初露头角，而且正在迅速发展，代表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
姓 名：李建民（Jianmin Li） 学 历：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助理(8-1)，助研究员(1-9)，副研究员(9-3)，研究员(3-)史语所人类学门召集人(7-10)《新史学》杂志社常务社员中国出土资料学会（东京）会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8)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01)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客座副教授(2002-2003)台北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2003)、合聘(2005)、教授(2009)长庚大学医学院传统中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2005)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06-2009)长庚医学院「中医始信社」社员(2007- )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中医药杂志》编辑委员(2008-)《校园》（基督教福音派杂志）编辑委员(2009-)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2010) 中央研究院「年轻研究人员著作奖」(1998)。「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奖」（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2001）。第三届「大象优秀科技史论文奖」（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2001）。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研究讲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2007 -2008）。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98年度「杰出研究奖」(2010) 旅行者的史学我的硕士论文以汉代的「乐舞百戏」为题，后来修订出版《中国古代游艺史》。1990年代初，我阅读了张舜徽的《爱晚庐随笔》，内容有论古代武术，他认为「武术包括甚广，由健身强体之法，发展而为杂技、百戏」等，内容涉及了马王堆帛画《导引图》及医家华佗五禽戏等。我对中国医学史最早的兴趣即是从马王堆出土的医学书入门的。出土医书在考古挖掘、整理拼复的过程实际已经历经了羼乱（disturbance）的结果；如何就考古数据的扭曲情况进行解读，并置入传世文献的秩序中，修复出比较合理的医疗史图像，无疑是史学家极具冒险又辛苦的工作。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见于《死生之域》、《生命史学》及《旅行者的史学》三本专著。在我研究中国医学史的历程里，没有注意中医外科史的问题。目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主流，基本上是针灸、内科倾向所建构出来的身体观（感）及技术史，不少医学史研究者以学习针灸做为入门，甚至本身即是针灸医生。然而，如果回顾历史，外科的起源无疑早过内科；人类在环境受刀伤，皮肤有溃疡，易受感染，甚至各种原因造成体表的肿胀，或者骨伤脱臼等等，无疑占绝大部分。内科的成立需要在经络学说、脏象学说等条件成熟后，才逐渐与外科有所区隔。最早医学的目光所凝视的身体是皮肤、肌（筋）肉、骨骼，而不是相对抽象的气、经脉等概念吧！未来十年，我将从事中医外科史的相关课题的探讨。例如：中医外科的分流；中医内科的扩大化，以及外科的「内科化」的原因为何？如果我们重新从外科构思中医的身体观及技术史，将会与现行医学史的既有研究成果有什么不一样的新面貌等等。我也想在研究的基础上，将成果影像化。我也极有兴趣行有余力撰写历史小说，并在CP Snow的The Masters的启示下，反思及回顾什么是学院生活。据说有一种称为「旅行者的史学」。历史学者彷佛远途的客旅相见，虽然不知其姓名，但忻忻论学终日而不觉困倦；就让我们与我们之前的世代，及一同寻道的同侪保持合一性的对话，并等待我们之后来到的求道者。
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新叙述史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转引自《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3～34页）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
历任《食货》月刊编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傅斯年图书馆主任、第一组主任、副所长、兼所长，汉城大学访问学人，哈佛大学访问学人，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中研社区协进会理事长，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协调委员会召集人，台北县顾问，中国史学副主编，新史学杂志社社长等。2001年任国家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工作小组研究委员兼内容发展组组长，中研院学术交流及合作委员会人文暨社科组委员，中研院亚太研究计划咨议委员会委员。2002年任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及东海大学历史系评鉴委员，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编辑委员，清华大学、台北大学暨东吴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现任长庚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黄先生长年致力于历史学及人文学之跨领域研究，尤专研宋史，特偏重于南宋史，近年亦大力推动唐宋史学界跨朝代国际研究合作。先后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南宋史研究论文。
新史学（New history） 一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反对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倡于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合作，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等。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新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由于布洛克不幸于1944年被德国纳粹杀害；战后初期年鉴派的主要领导人是费弗尔。费弗尔于1947年在已黎设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第六部成为年鉴派的主要基地，培养了许多人才。1956年费弗尔逝世后，布罗代尔接任第六部主任和《年鉴》主编，他于1968年创建“人文科学中心”。1975年，第六部独立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以新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基地。新史学派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而且广泛深入各大学和学院。例如，1949年第二代年鉴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欧洲文明讲座教授，后又于1973年让位给第三代年鉴派核心人物之一勒胡瓦拉杜里（E．Le Roy Ladurie ）。该学院的中世纪史讲座也于1970年由年鉴派著名史学家杜比（G Duby）任主讲教授。其他一些新史学家也进入了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逐渐改变了传统史学长期占据优势的局面。外省大 学、学院和研究机构的清况大致也是如此。此外，新史学派还在许多重要的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例如，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都在国家会考委员会中主持过对教师的历史类国家会考；肖努（P: Chaunu）担任过大学咨询委员会历史部主席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类主席；莫拉泽（C Moraze）任过人文科学中心、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和法国国际关系学院行政主管人员等。以上情况表明，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在战后已逐步成为主流，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新史学派还通过办杂志、编辑大型系列丛书、出版大量研究著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报刊、电视、电台等），在社会上扩大影响，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观念，使史学走出纯学术的象牙塔。这不仅贯彻了新史学使历史研究更适合同时代人们需求的宗旨，而且巩固了新史学的地位。一般认为，从战后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和第六部主任是年鉴派发展的第二阶段。如前所述，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第二代年鉴派的重要史学家还有古贝尔P Goubert）、维拉（P Vilar）、芒德鲁（R Mandrou）等。作为这一阶段核心人物的布罗代尔对年鉴派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继承了费弗尔和布洛克的总体史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实践上发展了它。布罗代尔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长时段”（La longne duree）的概念，确切些说，是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简言之，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不同的事物及其运动都置于单一的时间背景中。历史时间有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第一种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这也就是长时段。在这之上的是中时段，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人口的变动等。这是社会史的时间。最后是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表现历史的不同节奏。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这种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布罗代尔按照自己的理论于1949年发表了他闻名遐迩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67年，布罗代尔出版了他另一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1979年又出版了这部书的第二、三卷，同时重版第一卷（修订本），这两部巨著不仅奠定了布罗代尔个人在法国乃至西方史学界的地位，并且用出色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年鉴派的史学理论和范型。随着50、60年代新史学逐渐成为主流以及于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新史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年鉴派来说，自1968年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勒高夫（JLe Goff）、勒胡瓦拉杜里和费罗（M、Ferro）接替布罗代尔担任《年鉴》主编从而开始年鉴派发展的第三阶段以来，年鉴派本身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其中之一是年鉴派不再像第一、第二代那样有一、两个主要的核心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纷起；表现在理论、方法、主张上也不再有统一的特征，而是五光十色，纷繁多样。年鉴派逐渐丧失其严格的学派性，更无法全面概括一切新史学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名称，用以概括已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新潮。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年鉴派的消失。“新史学”无疑是年鉴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反映年鉴派的成功和变化。 在西方新史学中，除了年鉴学派以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马思主义历史学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迈出最初的步伐。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大都出自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如梅林、饶勒斯、葛兰西等人的笔下。到20世纪30年代后，一批职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涌现出来，如1938年出版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人民英国史》的莫尔顿（A C Morton）。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主要是在战后，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他们中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大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的。他们并不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英国的影响较大；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帕尔默关于这个问题说道：“我想毫无疑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以二次大战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为开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聚集在这个团体周围，他们大多数致力于研究英国史中形形色色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2]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通过1952年他们参与创办的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而得以进一步扩大。他们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希尔（J Hill）、希尔顿（RHilton）、威廉斯（R Williams）、莫里斯（J Maurice）、萨维尔（J Saville）、萨缪尔（R Samuel）、多布 （M Dobb）等。最有影响的当推汤普森（E P Thompson ）和霍布斯鲍姆（E·Hobsbawm）。汤普森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他对“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不能静态地、概念化地来考察阶级。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在时间中演变的关系，是一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共同具有的经历；而阶级意识是一种历史爱展，是特殊经历的产物。他还强调应在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中寻求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往往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被一些人说成是抹杀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帕尔默就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始终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作者是“在经济发展框架中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3]。汤普森本人在1993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但是，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随心所欲的。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4]。汤普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家》（1955年）、《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1971年）、《理论的贫困》（1978年）、《约定俗成》（1991年）等。霍布斯鲍姆的主要著作有：《劳工的转折点》（1948年）、《早期农民造反》（1959年）、《工业与帝国》、（1968年）、《革命家》（1973年）、《传统的创新》（1983年）、《19世纪三部曲》（1962、1975、1987年）、《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年）等。霍布斯鲍姆不仅著作等身，而且研究领域广泛。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他和汤普森一样，对英国新社会史的创立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明确提出了“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号召，主张建立范围围广泛的“社会历史”，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霍布斯鲍姆始终认为自己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依旧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在1992年5月2日的谈话中强调“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名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仍然是研究历史的最好途径”[5]。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传统的。二战前就已产生了布吕阿（Jean Bruhat）、科尔尼（A Cornu）、索布尔（A 5oboul，1914——1982年）等著名学者。二战后更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伏维尔（M Novelle）的心态史研究，布吕阿、儒日里（J Rougerie）、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Vilar）的巴黎公社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如伏维尔还身兼两任：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年鉴学派。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有传统的，二战后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性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经济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和人口史）等是他们关注的研究课题，并相应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比西欧国家要弱。除了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福斯特（W Foster，1881——1961年）的历史著作外， 还应提到职业历史学家丰纳（P S Foner）、阿普特克（H Aptheker）等人。 在西方新史学中另一位较有影响的国际性历史学派——计量历史学派（或译数量历史学派），则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总的说来，计量历史学派主要是在二战后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数量方法进入历史领域虽然始于19世纪末，但是直到20世纪中都始终没有越出算术统计的范围。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美国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史学流派——“新经济史”学派，也可叫做克莱奥学派 （Cliometricians）。狭义地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主要就是指新经济史学派；可是广义说来，稍后产生的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运用计量方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也可指上述三个学派（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统称：“新科学历史学派”或“社会科学派”。美国计量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拉德（AHConrad）、迈耶（yer）、福格尔（RFogel）、恩格尔曼（SEngerman）、戴维斯（LEDavis）、诺斯（DNorth）、本森（L Benson）、塞恩斯特鲁姆（S Thernstrom）等。1957年是美国计量历史学形成中值得记载的一年。在这一年，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创始人的两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耶和康拉德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年会上作题为《经济理论——统计学推论与经济史》[6]的发言，竭力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同年，本森提出应把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列入史料范围。也在这一年，经济学家戴维斯、J·休斯、S·赖特等人，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历史数据方面获得成功。除了理论上的论证外，一系列运用计量方法的研究作品的发表更扩大了影响。这类作品很多，如被视为“新经济史”第一部代表作的康拉德和迈耶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一文（1958年），被看作“新经济史”最初的“宣言”之一的诺思的《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一书（1961年）、福格尔的呢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编的《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戴维斯等人合编的《美国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的美国史》（1972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两卷本著作《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1974年）、被视为新政治史典范的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1961年）、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中的社会流动》（1964年）等。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发展很快。60年代末，新经济史学派已接办了很有影响的《经济史杂志》，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学派也相继创办了《社会史杂志》（1967年）、《历史方法》（1967年）、《跨学科历史杂志》（1970年）等。1975年，社会科学史协会成立。从1972年起，美国数量社会科学部设立的历史咨询委员会赞助出版《历史学数量方法研究丛书》。美国历史学会也设有历史计量资料临时委员会，专门从事数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70年代，美国的计量史学迅速发展。计量方法已列为高等学校历卑教学的内容。美国计量史学在扩大影响、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遭到很多反对和批评。可以说，从美国的计量史学产生时起，对其功过得失，在史学界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整个60年代，就计量历史方法的应用范围和程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70年代以后，计量历史方法的热潮已逐渐降温。让量史学在美国崛起以后，最先传播到早有数量经济史研究传统的英国和法国。60年代以来，力量方法在英国已被广泛应用。1964年成立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是英国最主要的计量史学研究机构。法国从60年代起逐渐对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作出反应，并为引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过许多年鉴派历史学家，从他们自身的范型出发，对美国新经济史的弱点也很敏感。他们更看重的是计量历史方法本身。他们运用计量方法在历史学许多领域做出了成就，还创立了系列史（histoire serielle）。肖努创建了法国第一个计量史学研究中心。联邦德国，由于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堡垒。在那里，新史学潮流和计量方法的传入晚得多。迟至70年代中期，才使用计量历史方法。1976年在联邦德国成立了计量历史研究会。在历史学的变革方面，虽然60年代初已发生了延续10年之久的著名的“菲舍尔争论”，矛头直指保守派史学家，但这次争论终究是围绕着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与德国历史传统的联系这些具体历史问题展开的。直到70年代初，在另一场有关历史科学的作用和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的讨论中，才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其代表人物为韦勒尔（H U Wehler ）和柯卡（JKocka）。1975年，该派创办了《历史与社会》杂志。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页。[2]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3]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页。[4]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页。[5]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页。[6]载于美国《经济史杂志》1957年第4期。
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除了法国以外，新史学在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例如有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等。前者是运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后者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年），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 上述新史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的耕耘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然而，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以法国《年鉴》杂志为主要基地的西方新史学潮流，已经不仅是初露头角，而且正在迅速发展，代表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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