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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由于布洛克不幸于1944年被德国纳粹杀害；战后初期年鉴派的主要领导人是费弗尔。费弗尔于1947年在已黎设立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第六部成为年鉴派的主要基地，培养了许多人才。1956年费弗尔逝世后，布罗代尔接任第六部主任和《年鉴》主编，他于1968年创建“人文科学中心”。1975年，第六部独立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些研究机构事实上是以新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基地。新史学派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而且广泛深入各大学和学院。例如，1949年第二代年鉴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任法兰西学院近代欧洲文明讲座教授，后又于1973年让位给第三代年鉴派核心人物之一勒胡瓦拉杜里（E．Le Roy Ladurie ）。该学院的中世纪史讲座也于1970年由年鉴派著名史学家杜比（G Duby）任主讲教授。其他一些新史学家也进入了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逐渐改变了传统史学长期占据优势的局面。外省大 学、学院和研究机构的清况大致也是如此。此外，新史学派还在许多重要的委员会中担任要职。例如，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都在国家会考委员会中主持过对教师的历史类国家会考；肖努（P: Chaunu）担任过大学咨询委员会历史部主席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类主席；莫拉泽（C Moraze）任过人文科学中心、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和法国国际关系学院行政主管人员等。以上情况表明，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在战后已逐步成为主流，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新史学派还通过办杂志、编辑大型系列丛书、出版大量研究著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报刊、电视、电台等），在社会上扩大影响，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观念，使史学走出纯学术的象牙塔。这不仅贯彻了新史学使历史研究更适合同时代人们需求的宗旨，而且巩固了新史学的地位。一般认为，从战后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和第六部主任是年鉴派发展的第二阶段。如前所述，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第二代年鉴派的重要史学家还有古贝尔P Goubert）、维拉（P Vilar）、芒德鲁（R Mandrou）等。作为这一阶段核心人物的布罗代尔对年鉴派史学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继承了费弗尔和布洛克的总体史概念，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实践上发展了它。布罗代尔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长时段”（La longne duree）的概念，确切些说，是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论。简言之，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单一的，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不同的事物及其运动都置于单一的时间背景中。历史时间有三种，分别表达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第一种是几乎不动的历史时间，反映了人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近乎自然史的时间，或称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这也就是长时段。在这之上的是中时段，反映一种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这种历史常表现为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人口的变动等。这是社会史的时间。最后是短时段，是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或称个人、事件史的时间。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时间反映历史的不同层次，表现历史的不同节奏。短时段时间只能反映历史表层的运动，具有短促的、快速的历史节奏。这种事件转瞬即逝，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而长时段历史，即结构，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布罗代尔按照自己的理论于1949年发表了他闻名遐迩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67年，布罗代尔出版了他另一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一卷，1979年又出版了这部书的第二、三卷，同时重版第一卷（修订本），这两部巨著不仅奠定了布罗代尔个人在法国乃至西方史学界的地位，并且用出色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年鉴派的史学理论和范型。随着50、60年代新史学逐渐成为主流以及于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新史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对年鉴派来说，自1968年第三代年鉴派代表人物勒高夫（JLe Goff）、勒胡瓦拉杜里和费罗（M、Ferro）接替布罗代尔担任《年鉴》主编从而开始年鉴派发展的第三阶段以来，年鉴派本身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其中之一是年鉴派不再像第一、第二代那样有一、两个主要的核心代表人物，而是群雄纷起；表现在理论、方法、主张上也不再有统一的特征，而是五光十色，纷繁多样。年鉴派逐渐丧失其严格的学派性，更无法全面概括一切新史学潮流。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名称，用以概括已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新潮。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年鉴派的消失。“新史学”无疑是年鉴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反映年鉴派的成功和变化。 在西方新史学中，除了年鉴学派以外，较有影响的还有马思主义历史学派。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迈出最初的步伐。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大都出自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如梅林、饶勒斯、葛兰西等人的笔下。到20世纪30年代后，一批职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涌现出来，如1938年出版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人民英国史》的莫尔顿（A C Morton）。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主要是在战后，尤其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他们中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大多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接受的。他们并不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中，英国的影响较大；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帕尔默关于这个问题说道：“我想毫无疑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以二次大战后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为开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聚集在这个团体周围，他们大多数致力于研究英国史中形形色色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英国过去历史的看法。在长期以来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界，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框架，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他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能够产生丰富多彩的经验性作品。他们的成果向国际历史学界展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威力。”[2]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通过1952年他们参与创办的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而得以进一步扩大。他们中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如希尔（J Hill）、希尔顿（RHilton）、威廉斯（R Williams）、莫里斯（J Maurice）、萨维尔（J Saville）、萨缪尔（R Samuel）、多布 （M Dobb）等。最有影响的当推汤普森（E P Thompson ）和霍布斯鲍姆（E·Hobsbawm）。汤普森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他对“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不能静态地、概念化地来考察阶级。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在时间中演变的关系，是一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共同具有的经历；而阶级意识是一种历史爱展，是特殊经历的产物。他还强调应在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中寻求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往往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被一些人说成是抹杀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但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帕尔默就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始终未忽视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作者是“在经济发展框架中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3]。汤普森本人在1993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反对经济主义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希望把更为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但是，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随心所欲的。历史的发展要受物质因素的限定”[4]。汤普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家》（1955年）、《18世纪英国下层民众的道德经济》（1971年）、《理论的贫困》（1978年）、《约定俗成》（1991年）等。霍布斯鲍姆的主要著作有：《劳工的转折点》（1948年）、《早期农民造反》（1959年）、《工业与帝国》、（1968年）、《革命家》（1973年）、《传统的创新》（1983年）、《19世纪三部曲》（1962、1975、1987年）、《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年）等。霍布斯鲍姆不仅著作等身，而且研究领域广泛。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他和汤普森一样，对英国新社会史的创立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明确提出了“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的号召，主张建立范围围广泛的“社会历史”，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霍布斯鲍姆始终认为自己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依旧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在1992年5月2日的谈话中强调“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名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仍然是研究历史的最好途径”[5]。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传统的。二战前就已产生了布吕阿（Jean Bruhat）、科尔尼（A Cornu）、索布尔（A 5oboul，1914——1982年）等著名学者。二战后更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伏维尔（M Novelle）的心态史研究，布吕阿、儒日里（J Rougerie）、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Vilar）的巴黎公社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等，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如伏维尔还身兼两任：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又是年鉴学派。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有传统的，二战后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性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经济史（尤其是农业发展史和人口史）等是他们关注的研究课题，并相应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比西欧国家要弱。除了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福斯特（W Foster，1881——1961年）的历史著作外， 还应提到职业历史学家丰纳（P S Foner）、阿普特克（H Aptheker）等人。 在西方新史学中另一位较有影响的国际性历史学派——计量历史学派（或译数量历史学派），则可以美国为主要代表，总的说来，计量历史学派主要是在二战后5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数量方法进入历史领域虽然始于19世纪末，但是直到20世纪中都始终没有越出算术统计的范围。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美国起了重要的作用。5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史学流派——“新经济史”学派，也可叫做克莱奥学派 （Cliometricians）。狭义地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主要就是指新经济史学派；可是广义说来，稍后产生的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运用计量方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也可指上述三个学派（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统称：“新科学历史学派”或“社会科学派”。美国计量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康拉德（AHConrad）、迈耶（yer）、福格尔（RFogel）、恩格尔曼（SEngerman）、戴维斯（LEDavis）、诺斯（DNorth）、本森（L Benson）、塞恩斯特鲁姆（S Thernstrom）等。1957年是美国计量历史学形成中值得记载的一年。在这一年，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创始人的两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耶和康拉德在美国经济史协会年会上作题为《经济理论——统计学推论与经济史》[6]的发言，竭力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同年，本森提出应把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列入史料范围。也在这一年，经济学家戴维斯、J·休斯、S·赖特等人，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历史数据方面获得成功。除了理论上的论证外，一系列运用计量方法的研究作品的发表更扩大了影响。这类作品很多，如被视为“新经济史”第一部代表作的康拉德和迈耶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学》一文（1958年），被看作“新经济史”最初的“宣言”之一的诺思的《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一书（1961年）、福格尔的呢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1964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编的《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戴维斯等人合编的《美国经济的成长：经济学家的美国史》（1972年）、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两卷本著作《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1974年）、被视为新政治史典范的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1961年）、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一个19世纪城市中的社会流动》（1964年）等。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发展很快。60年代末，新经济史学派已接办了很有影响的《经济史杂志》，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学派也相继创办了《社会史杂志》（1967年）、《历史方法》（1967年）、《跨学科历史杂志》（1970年）等。1975年，社会科学史协会成立。从1972年起，美国数量社会科学部设立的历史咨询委员会赞助出版《历史学数量方法研究丛书》。美国历史学会也设有历史计量资料临时委员会，专门从事数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在70年代，美国的计量史学迅速发展。计量方法已列为高等学校历卑教学的内容。美国计量史学在扩大影响、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遭到很多反对和批评。可以说，从美国的计量史学产生时起，对其功过得失，在史学界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整个60年代，就计量历史方法的应用范围和程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70年代以后，计量历史方法的热潮已逐渐降温。让量史学在美国崛起以后，最先传播到早有数量经济史研究传统的英国和法国。60年代以来，力量方法在英国已被广泛应用。1964年成立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是英国最主要的计量史学研究机构。法国从60年代起逐渐对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作出反应，并为引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过许多年鉴派历史学家，从他们自身的范型出发，对美国新经济史的弱点也很敏感。他们更看重的是计量历史方法本身。他们运用计量方法在历史学许多领域做出了成就，还创立了系列史（histoire serielle）。肖努创建了法国第一个计量史学研究中心。联邦德国，由于兰克史学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堡垒。在那里，新史学潮流和计量方法的传入晚得多。迟至70年代中期，才使用计量历史方法。1976年在联邦德国成立了计量历史研究会。在历史学的变革方面，虽然60年代初已发生了延续10年之久的著名的“菲舍尔争论”，矛头直指保守派史学家，但这次争论终究是围绕着德国对两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与德国历史传统的联系这些具体历史问题展开的。直到70年代初，在另一场有关历史科学的作用和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原则的讨论中，才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其代表人物为韦勒尔（H U Wehler ）和柯卡（JKocka）。1975年，该派创办了《历史与社会》杂志。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页。[2]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3]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页。[4]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页。[5]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页。[6]载于美国《经济史杂志》195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