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峡文化的论文

研究三峡文化，必然要涉及到与巴文化、土家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三峡文化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从民族来看，它主要指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当然也不排除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从地理来看，它是指长江三峡及其周边地区；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主要指土家先民巴人所创建的巴国的历史演进，当然也包括三峡文化的当代形态。三峡文化、巴文化、土家文化三者既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各自侧重之别。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讲的长江三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文化，它们在民族、地理环境等方面是共同的。而区别则在于巴文化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讲的土家文化；土家文化则主要是从当代角度讲的民族文化；三峡文化则主要是一种充分体现其长江三峡地理特征的区域文化，在民族上具有更大的融合性。从民族来看，土家族及其先民巴人是三峡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土家族是中华民族之林中唯一超过百万人口都生活在祖国内陆的一个单一民族，特别是潘光旦先生已在他的著名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有力地证明了土家族就是当年巴人的后裔。当年的巴国奠定了巴文化和三峡文化厚实的文化底蕴。我们还可以从西汉刘向所撰《世本》等书中，大致地看到巴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追述，从而知道长江三峡的巫山和鄂西长阳一带是迄今为止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巴人或土家族的发源地。从自然环境来看，包括物化自然和人化自然两个方面，并且这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自然环境既是文化的生存依托，又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同时它还是该文化的加工对象。物化自然主要包括生态、地貌、地质、气候等等。生态环境是民族成员生存的基础，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在此基础上去建构文化，再凭借其文化去获取生存物质。从三峡地区来看，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大片的竹林和草原盆地，这里雨水充沛，阳光充足，属亚热带气候，温暖而湿润。充足的动植物资源和适宜的气候环境，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也许这里就是人类的摇篮，是古猿迈向人类的起点，也许在三峡地区能够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由于生态的差异，必然会制约不同的文化。如三峡地区几乎全是高山大川，因此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游牧文化。三峡地区的地貌，必然会影响到三峡文化的认知特点和认知取向，人们就很少关心客观的天文方位，但却相当重视物候周期。地质环境是造成三峡文化突变和专门化的基础。气候环境既制约三峡文化中的消费习俗，又影响巴人的生活节律和社会组织。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我们讲的地理环境与三峡文化的关系，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是把地理环境统一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之中，并且，地理环境只是生产力中的一个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明了人与环境相互决定、互为因果的关系。应该说自然环境对文化的作用还必须透过社会环境才能实现其影响力，因此，三峡文化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巴人社会的产物。从社会环境来看，包括外部社会环境和内部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外部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其他并存民族、行政隶属和其它跨族性社会机构几个部分。在三峡地区，主要是汉、土家、苗等民族并存，因此，各民族间的文化必然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行政隶属上，除“巴国”相对独立之外，从秦灭巴以后，所有的并存民族就一直归属于中华民族了。我们还可以从《华阳国志·巴志》中看到，“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说明了即使在巴国时代，巴国与周也有某种归隶关系。在跨族性社会组织上，如汉民族的儒教、道教乃至于佛教，都直接影响了三峡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内部社会环境主要指巴人已有的一切社会组织及其相互关系，诸如阶级、结社、家庭、宗教组织等等及其相互关系，这些因素形成了三峡文化内部矛盾的动力群。归结起来，正是巴人在自己的民族繁衍和发祥的历史进程中，在三峡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中，以及在三峡地区与外界的社会环境和内部的社会环境等合力之中，以民族为主体，自然环境透过社会环境实现其作用力，最终创造出了灿烂的三峡文化。

与朱元思书 作者：吴均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写三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