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历史文献

有《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也是规模最大的写本文献可全文检索数据库。该库收录了主要来自浙江南部的处州、安徽南部的徽州、江西的鄱阳湖区、福建，以及湖南、广东、云南、辽宁、山西、湖北、河北等地的地方历史文献，总量约35万件，150万页。一期入库3。5万件，近10万页。该库适合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门学科研究者使用，也适合对地方文献感兴趣的个人。《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是迄今为止馆藏文献最丰富的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本库所收录的地方文献（馆藏于上海交通大学）形成于2006-2013年间，主要来自浙江南部的处州、安徽南部的徽州、江西的鄱阳湖区、福建，以及湖南、湖北、广东、云南和辽宁等地。总量约35万件，150万页。一期入库3。5万件，近10万页。目前利用契约文书进行的研究，多是利用大量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契约，《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不仅数量巨大，文书之间也具有关联性，以地域为单位，如石仓、徽州等，尽可能将一个区域中的所有地方历史文献，完整、有序地纳入同一数据库中。

佛教 小乘佛教：几乎是傣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全民信仰。西双版纳、孟连、耿马等地。 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迪庆州等藏区，云南最有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是香格里拉县的噶丹松赞林寺（“小布达拉宫”）。 大乘佛教：汉族、部分白族。 伊斯兰教： 回族穆斯林几乎遍布云南全境，共约62万余人，清真寺810处。基督教： 信奉基督教的主要有：西北部怒江僳僳族自治州的僳僳族以及怒族、独龙族；东北部昭通市、武定县等地的苗族以及彝族；西南部中缅边境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思茅市澜沧县（有著名的糯福教堂）的拉祜族和佤族。（景颇文、苗文、拉祜文、佤文、西僳僳文和东僳僳文等的创制都与基督教传播有关）。 道教 汉族和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部分白族。 天主教 与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基本相同。东巴教 丽江的纳西族中曾流行过东巴教。 其他还有白族、彝族、佤族等民族自己的民间宗教信仰。

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其文化呈现出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的特征，其文化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影响，使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的发展相互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由于云南本身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山高峡深的地形导致其交通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并不发达，对外界的联系早期并不充分。因此当时的地方民族文化呈现出一定的边缘化。因此造成了云南民族人口流动性小，社会开放程度低，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育程度的参差不齐。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自然资源又较为丰富，很容易形成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样，其文化形态都较少发生重大变革，决定了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边缘化。同时，边缘性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少数民族有语言交流的问题，很多人不会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文化信仰、管理方法、技术，与汉族不同，和现代技术完全不一样。因此对于内地的主流文化来说，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种边缘文化。在后期，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崛起，汉文化影响力逐渐提升，随着人口迁移，贸易以及俘虏等流入，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因为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云南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即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开放性、亲近自然的本源性和文化生态的和谐性，体现着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蜀身毒道”、“茶马古道”等都经由云南通往各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点和包容性。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族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南诏大理国中后期也颇为频繁，在文化领域里，如耕作文化、食文化、茶文化、青铜文化各个领域二者都有充分交流，同时，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同化，而是相互补充，融合发展，也因为汉文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思想观念，也促进了云南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了云南与中原的联系，给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注入活力。总而言之，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文化的互补融合发展，给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活力，云南，不但是亚洲各民族文化系统网络最重要的节点，也是人类文化遗产最珍贵的共生宝库，各族文化的乡土性、边缘性、包容性，终催生出了今日洋洋大观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浓重而有力一笔亮彩。而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化冲击更是使文化交流加深，给云南后世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云南地方与中原各地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云南文化历史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滇王之印、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群猴环边青铜扣饰。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这一"滇王之印"。这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关于“滇王之印”的意义，有一点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就是说，一颗金印，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西汉七牛虎耳铜贮贝器是一件西汉的文物，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口沿处有一方形凹入榫槽，盖内侧有一凸方形榫槽，器身两侧有对称虎形耳，平底。底足四个，作爪形。盖中央立一铜鼓，其上立一牛，作昂首鸣叫状，环周有六牛，大角长尾，肩瘤突起，状极生动。贮贝器的西汉时期滇人中的统治者贮存贝币的用具。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西汉群猴环绕圆形扣饰，直径5厘米，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内圈为铜镜形圆板，圆板中央嵌红色玛瑙为乳钉，乳钉周围以漆绘出八角光芒。外圈为十只通体 鎏金、首尾相连的猴子，猴子间生动滑稽地以长尾互相缠绕。除了圆形环绕扣饰，方形环绕扣饰也常见于云贵高原地区。